02、1966年3月文革前夕,陶斯亮与父母在杭州。 在父亲被冤屈,被侮辱,被谩骂的那些个日日夜夜,“打倒刘邓陶”的口号不绝于耳,而且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这时对父亲的爱除了刻骨铭心的思念外,更多的是信任。我变得坚强起来。为了维护父亲的尊严,我常常会做出一些无疑于是挑衅的举动。如我刚分配到甘肃临夏解放军七院后,常有人对我指指点点,特别是那些家属,三五成群的,一看她们的眼神就知道在议论我。我径直走过去,若无其事的对她们说:”我就是陶铸的女儿,你们看够了吗?”反倒是让那些妇女挺尴尬的。
一天我收了一个脑外伤的病人,因为七院是野战医院,条件有限,故而连夜请兰州解放军第一医院的专家来会诊。那个时候没有专家餐,吃饭的时候他也在食堂打菜。因为我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吃饭,总是拣没人坐的僻静地默默地吃。这位专家端着菜和饭,放眼在食堂看了一圏后,竟坐到我旁边来了。他知道我是从上海二医大分配到这儿来的,对我有些好奇,问这问那的,就是想搞清我是谁?我放下筷子,直视着他脱口而出:“我叫陶斯亮,我是陶铸的女儿!” 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解除了我浑身扎起的刺儿,我们成了朋友。有次去兰州,送走了来看望我的妈妈及两个孩子后,我哭的不能自已,有种断肠人在天涯之感,是他和他夫人给了我温暖和安慰。他叫陆庄樵,虽然几十年未曾相见,但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1971年我调到陕西临潼解放军第26医院当医生,一年后当我准备调回北京时,科室给我开了个鉴定会。参会的有个小护士叫胡小力,后来成为大学教授,前些年她写了一篇文章叫《无花时节》,其中对这场鉴定会有非常细致的描述。她的记录如下:鉴定会上,教导员汇集了战友们对陶斯亮的最高评价:“认真学习马列,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能够和陶铸划清界线,工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关心集体、热爱同志……”“陶医生,你的意见呢?”陶斯亮的脸微微泛红,深沉的大眼晴涌出一股泪水,倔犟的嘴唇轻轻咬着,半天不出声。“谈谈吧,陶斯亮医生……”教导员郑重地说,声音里竟有几份伤感。陶斯亮微微垂下头,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关心,这一年多,我真的没做什么。鉴定最好不要这么写,特别是……”她犹豫了片刻,抬起头来,“我……我没有和我父亲划清界线,也不可能这样做,我和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他把我抚养成人的……”她的目光坚定而热烈,饱含着期待和恳求:“请原谅……请理解我。”会场哑雀无声。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偷偷地瞥了一眼四周,理解、埋怨、茫然……什么都有又好象什么都没有。还是教导员打破了沉默:“你向党说了真话,你的意见组织会考虑的。”……理直气壮的对人说“我就是陶铸的女儿”,这是我当时唯一能表达的对父亲的爱。如今我真是感激这位教导员,他并没有因为我的不和当时政活标准的发言而为难为我。1972年随母亲回到北京,分配到空军总医院,除了上班以外,我所有的心思和时间都花在为父亲的平反上。我抄材料写申诉,联络那些与父亲共同坐南京监狱的人,还到图书馆查阅三十年代旧报纸。写申诉信到处寄,永远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但我从没气馁过,不停地写申诉;不停地找人;不停地寄信……这个时候对父亲的爱,就是一心想洗刷掉泼在他身上的污垢,还他一个清白。再后来父亲平反了,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亿万人民用泪水涤荡了强加在父亲身上的罪名和耻辱,我用笔将对父亲的爱送上了顶峰。此后,我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了28年,把以往对父亲的爱逐渐转移到母亲身上。再后来发生了两件事,使我开始思考——父亲的错误。一次是王任重叔叔在广州设宴,把我和古大存的孩子都请了来,王叔叔的小儿子四龙真挚的希望我和古家后代能放弃恩怨,握手言和。 再一次是叶帅110周年的时候,请了很多红二代去梅州。叶向真在宴会大厅,把古大存的孩子、冯伯驹的孩子、还有方方的孩子,以及我唤到台前,让我们手挽手做大团结状。无论是四龙还是向真,他们的善意我都心领神会,我开始认真思考,父亲在广东土改和反地方主义等运动中是有过失错误的,我曾多次通过报纸和广东的党史杂志,一再向在运动中受到打击的的干部群众表示歉意。这时我对父亲的爱已经上升到理性层面,我认识到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知错认错是唯一可以弥补人性缺陷的智慧之举。2008年是父亲百岁诞辰,广东省委决定出一部纪录片,一本画册和一本纪念文集。我随广东电视台黄若青导演去访问了当年“四清运动”时父亲的试验点——花都炭步村。令我欣慰的是父亲在这里没有大搞阶级斗争,而是带领村民移风易俗,修旱厕,修道路,修田埂,大力种树,减免摆渡费,而且没有一个基层干部被整。40年过去了,炭步村的农民始终念念不忘陶铸。为了这份不忘之情,我自掏腰包,让几位当年父亲的老农朋友做了次北京游。我还去参观了湛江的青年运河,电白的防风林,以及海陵岛大堤……这些当年父亲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工程,让我更加确信父亲是一个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好官。有了这样的自信,我对党史办替中央领导人撰写纪念会发言稿的李主任说:“这是一次中央对我父亲功过是非的总评价,希望功绩摆够,错误也要提,因为这样才会使我父亲显得更加真实和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