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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知青经历留下的不只是记忆
用三只眼看世界
2020-12-24 10:25
历史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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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台湾人, 十七岁只身离家到大陆谋生。我上山下乡的时候, 年满十八岁。母亲对我说, 现在家里极为困难, 你必须自食其力了。于是, 1969年1月28日, 我随泉州第一批知识青年赴德化县插队落户, 走进广阔天地, 开始独立生活。
昔日知青点
认识郝海庭, 在北京。当年, 她是泉州一中的高中生。我们都是各中学以十比一的比例民主推荐出来的学生代表, 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至今, 我依然清晰记得1 9 6 6年国庆节, 那一片红色浪潮漫涌进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宋建惠是海庭辅导班的小同学, 听说海庭报名上山, 她来搭伙。我们三人走到了一起。那时, 我们的父亲都处在干部学习班的隔离审查中。四十年后, 我才了解到, 我们的父辈共同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 是在1949年革命战争的硝烟中, 从太行山解放区走出来的南下干部。
我们葛坑公社葛坑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知青点, 就在公社驻地对面的小山包下。小山包北靠着大山, 南边有一条小溪流从狭长山坳的层层梯田间穿过。
泉州长途抵达葛坑知青点后, 我与知青点的另两名男知青Y和C第一次见面认识。随后, 一名落单的男知青S也匆匆赶到。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六位知青在同一屋檐下, 开始了共舀一锅饭的生活。
在葛坑三队, 我们的住屋不搭左邻右舍, 独自伫立在小山包后山通往葛坑墟集小街的小路上。住屋与德化山区所有农民的敞篷式柴埕厝一样, 十分破旧, 门面裸露的老屋中堂堆放着柴草与杂物, 屋的东头住着东家, 西头就是我们的住处。
踏进西头住屋的南向小柴门, 是面积约十几平方米的厨房。厨房的三分之一空间被砖砌的柴灶占据, 四壁熏烟焦黑。房东的猪圈紧挨着厨房, 时不时传来群猪刨食争抢发出的咆哮声;遇到猪群磨牙争斗, 免不了撞得那薄薄的间壁板哗哗直响。
男知青住在厨房东侧的楼下, 房门正对着厨房那张凑合挤下六人的小餐桌。小屋约八平方米, 曲尺型搭着大小两张床。知青Y和C合睡一张大床, S独自睡小床。屋内昏暗, 南头有小窗。有时男知青厌烦厨房外间嘈杂时, 就会关上门, 自个儿对着南窗眺望。
女知青住在阁楼上。阁楼是男知青小屋及与小屋相连的后外廊的上夹层。西头屋进门, 抬眼便瞧见厨房里架在阁楼西侧的狭窄小木梯, 梯子就架在厨房屋瓦的边沿上。不知是为了采光, 还是为了通风, 阁楼与厨房的错层是露空架构无外墙挡板, 站在阁楼的梯头, 一片青山绿水映入眼帘, 厨房的屋顶就在脚下, 下雨的时候, 雨花就从上下两层屋瓦的错开空间飒飒飘进, 整架木梯湿漉漉的。但奇怪的是, 即便是滂沱大雨, 雨水也不会直接落入或流入厨房, 总是顺着厨房屋瓦往下流。记得一个雨天, 正准备下楼, 只见眼前一道闪电, 有股重锤般的气体从下膝与脚板中间撞击而过, 我的双腿倏地发软, 身子向前趔趄。这时, 听到了雷声, 怵然一惊:那股沉重的气体撞击感是落雷的冲击波。从此, 我们有了警觉, 电闪雷鸣之际, 不敢轻易上下楼。
我们的小阁楼, 看起来像是比男知青的住屋宽敞。实际上, 扣除阁楼层顶斜面局促的部位, 可以让人挺腰直立的空间不足四平方米。阁楼里挤着两张拼靠在一起的小床和一张简易桌。别看阁楼小, 曾经创下九位女知青共榻两张小床过夜的纪录。
记得当年, 德化县城往返葛坑公社, 每天只有一趟班车, 大山深处的知青们往返家乡, 无论认识或不认识的, 都常常像大部队似的来我们这里歇脚借宿。那时, 我们的口粮特别紧张, 每月总有杂薯野菜充饥和有上餐没下顿的日子。虽然大山远途而来的知青大都自带口粮, 有的甚至还把口粮余留一点给我们, 但总归还是难以收支平衡。最危难的一次, 竟然在上半个月就断了炊, 我们一筹莫展中效仿起旧社会北方老家的逃荒——知青S腼腆, 留守知青点, 其余人分成男女两拨进深山“化缘”。我们三个女知青一走就是一个月, 不仅化解了饥荒, 还体验了一把大山深处知青们的另一番生活情致。
昔日知青点, 有一块小菜地, 就在屋西头的稻田中。可惜, 我们没学会破竹削篾的手艺, 围不成菜园子的篱笆栏, 辛辛苦苦的劳动果实时常被附近的家禽糟蹋, 更经不起山里野猪的一夜暴殄。
知青点的饮用水源离小溪很近, 被包围在农田中, 视线距离约莫二十来米, 只是田间小路弯曲, 得费十来分钟才能把水挑到家。挑水的活是六位知青轮流分担。记得男知青Y勤快, 发现大缸缺水, 只要农活不忙, 他会主动去挑水。水源处是石头堆砌的小方池, 有一米多深, 周边杂草丛生, 遇到有人铲除池边的杂草, 拖带的泥浆往往搅浑了池中的水。倘若春耕时节, 方池里的水常常变得污浊不清。如今回想:其实那一口“泉”, 只是溪头田里渗透的水。
三位女知青
在葛坑, 同为知青命运把海庭、建惠和我紧紧地拴在一起。我们知青点实行男女知青同工劳动, 每人都必须上山砍柴割草, 大家轮流值勤做饭。国家供应的个人粮油采取集中管理使用, 每月每人缴纳统一标准的伙食费用, 账目由男知青C负责管理。
生活在山区农村, 滚爬在田头泥间, 我们几乎是在一夜间, 完全抛开了粗浅文化带来的所有幻想。怎样才能生存?虽说我们三个都是经过家庭劳动锻炼的女孩, 可是到了葛坑, 我们的劳动能力不仅不如同龄的山村姑娘, 甚至不如女娃。山区农活没有一件是轻松的, 光是风吹雨打日晒、翻山越岭去耕作、水田烂泥没过大腿等都是城里人不曾经历的。就连日常生活中的砍柴割草、种菜浇肥, 这对山里人来说, 不过是农忙后的休闲, 而我们则是劳动重担。
上山的第一年, 每天, 我们都是挣扎着睁开沉重的眼皮, 拖着散架似的身躯坚持出工。最不争气的是这双手, 第二年依然起泡, 起泡的伤口被田头泥水渍浸, 巴掌肿得像馒头, 握起锄柄钻心得疼。记得, 每年最艰苦的是春耕锄田, 我累得下肢浮肿, 时不时抽筋, 双手更是一片血肉模糊。上山的第一年, 由于国家每月经济补贴八块钱, 并且还没弄明白山区农村生存的基本规则, 三个女知青全年人均出工收入不足二十元人民币。
当年, 德化山区普遍种的是单季稻。我们生产队平均水稻亩产180斤, 全年劳动生产需要出工天数在160天到180天。全劳力每天最高工分评定为10分, 每工分分红一角人民币。我们女知青第一年工分评定为全劳力的二成五, 第二年为全劳力的三成五。也就是说全年出满勤, 我们分红收入最高只能达到63元人民币。
插队的第二年, 我的生活极为艰难。这一年, 我不仅必须出满勤, 还必须设法补足全年尚缺的生活费用。亲朋好友虽然知道我的困境, 但大家都很穷, 无法给予太多的帮助。一天, 一位山里的姑娘瞅着海庭身上穿的衣裳, 很喜欢。于是, 海庭就把衣裳卖给了她。我也学着卖掉了上山学校补助发的大棉衣和一件八成新的冬装, 还灵机一动, 用蚊帐布包裹棉被絮, 退换下那床半新旧的棉被套, 让朋友帮着裁剪成两件衣裳, 也卖给了农民。为寻找谋生之路, 我们给供销社挑运货物。一次, 供销社派工挑盐到尤溪, 再从尤溪挑担回葛坑。我们第一天拂晓出发, 第二天清晨才回到家, 一宿挑着货物翻越在黑魆魆的崇山峻岭间。知青挑夫队伍中, 唯我们三个女知青。一路上, 我们没掉泪, 回到家, 一头栽倒床上便睡。醒来后, 我们抚摸着红肿破皮的肩头和不听使唤的腰腿, 放声大哭。
尽管, 我们常有宣泄性地落泪, 然而由于年轻人的乐观天性, 我们总是对生活充满了憧憬。我们从不错过葛坑山花烂漫的春天, 每每山中归来, 不忘采撷山里的杜鹃来装扮自己的小屋。夏日, 我们兴致勃勃地跳进屋前小溪里学游水, 惊得山里人目瞪舌结, 就连溪边的那条小水蛇也吓得眼巴巴地贴在坝石上, 探着信子抻长身子观望。我们还参加了公社文艺宣传队, 唱歌跳舞、自导自演小话剧。当建设兵团二十三团来招兵时, 三个女知青高兴得几乎要发狂。然而, 希冀的彩虹, 转瞬即逝。失望之际, 海庭说:“走!找招兵的人磨去。”我们磨了两天, 不见起色。到了最后一天, 有位兵团的招兵人似乎有所动。那天傍晚, 我正准备洗米下锅, 仿若听到远处的呼唤声。到门口一看, 葛坑街的坡头, 那位公社秘书正频频招手喊叫我。
1970年9月23日, 我离开了葛坑。海庭和建惠送我到县城。临走时我向生产队预支十元钱, 把余下的分红留给她们。让我欣慰的是:三个月后, 郝海庭和宋建惠同时被调往建设兵团农业师。约莫两三年光景, 海庭和建惠又各自随父亲回到了河北老家。
1992年的一天, 一早上班就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带北方口音的女性, 她要寻找一位失散了十九年的朋友。话音未落, 我已经对着话筒惊呼:“郝海庭!”此时, 海庭已成为广西柳州广播电视大学的副教授, 后来升任为该大学的副校长。退休后, 她被国家公派到菲律宾从事华人教育。在长江支队入闽六十多年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一位河北研究会的朋友发来一条大家一直都在探寻的信息——宋建惠的手机号码。手机接通, 当建惠带着浓浓北方口音的话语从远方传来时, 我百感交集。这四十来年, 建惠默默地守在河北高邑县大夫庄村的老家, 两个女儿给她添了第三代。
我为郝海庭和宋建惠寄去了泉州知青纪念上山德化45周年的文集——《岁月知青》, 宋建惠也发回了一组保存完好的当年葛坑知青老照片, 这些珍贵的老照片都被征集在德化籍知青出版的《我是知青》的画册中。
两位葛坑农民
我们读书的年代, 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局面, 学校的学生也努力试图把阶级斗争分析法, 应用到自己所认知的各个领域去。“文革”把这种倾向性推向登峰造极的阶段。
在葛坑的劳动生活中, 我发现周围农民的阶级斗争观念十分淡化。在农民群众中, 我能看到的只是愿意劳动和不愿意劳动、有很强的劳动能力和一般的劳动能力两者之间的差别。一位叫做“阿察”的大叔, 就是属于这种热爱劳动、有很强劳动能力的农民。
我们插队时期, 葛坑三队劳动力划分为三个生产小组。女知青全都分配在察叔小组。小组有八九个男性全劳力, 其中包括一位大队队委和本小队副队长, 察叔是组长。当时, 生产队劳动力工分评定基本上处于大锅饭状态:十分满分的全劳力固定四五个, 其余劳力在九分至十分之间浮动。妇女和青少年参加劳动, 同知青一样按全劳力的成数评定。
起初, 我对工分评定有异议, 随着劳动实践和对劳动认识的深入, 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劳动与农民的劳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劳动, 不仅存在劳动量上的差别, 还存着劳动质量上的更大差别。察叔人高个大, 干活又快又好, 一人几乎顶上两人的份, 但在组里也只能评为满分。察叔不计较, 而且还似乎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小组里所有的难活、苦活、别人不愿干的活, 如犁田、筑田埂、看水、扛打谷桶等等。有时遇到农民们耍起小心眼, 时候不早了, 还留着一点收尾的活相推诿, 他二话不说, 自己三五下搞定, 然后笑着招呼大家收工。农民们亲近并尊重他, 评定记分的账交他保管。
最令人难忘的是插队第一年的秋收, 亲身经历了春播夏耘之劳累, 当田野慢慢变得一片金黄璀璨时,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收获喜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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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25 09:24:50
楼主
发表于 2022-8-26 09:2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