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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27 23: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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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光进了好学校
1956 年夏,哥哥初中毕业,秋季将升入高中,但杭四中在高中部不再安排杭州本市学生住校(“浙江杭初”已更名为“杭州市第四中学”并开设高中部),哥哥就选择离家最近的位于环城西路上的杭州市第十二中学(原私立中山中学)。原来的免费待遇改为甲等减免费,即学费全免,因为走读,助学金就取消了。
我就读的松木场小学也在此时并入保俶塔小学,就是我们躲避台风的洋房里,该校管理优良,教学、体育活动设施齐全。我在这里学习了将近两年半,也算是我们平民子弟沾了省级机关干部的光,直到被株连遣送下乡。
进入三年级,我满九周岁了,第一件高兴事是加入少年先锋队,仪式是在宝石山上保俶塔旁的草坪上举行的,全班同学围坐成一个大圆圈,辅导员(班主任魏巧丽老师)宣布新队员名单,我们都走到圈中站成一列横队,由老队员为我们每一位戴上红领巾,举右拳宣誓;接着全体队员起立,右手高举过头顶行队礼,并呼号——辅导员:“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全体回答:“时刻准备着!”非常严肃庄重的。
学校大了,一个年级就分成两个班,我所在的甲班有六十多位同学,大部分都记不住了,能完整留存在我记忆里的只有三位。一位是同我一起从松木场小学并过来的平民子弟,叫赵子龙,我称他为三国时蜀国的五虎上将(赵云,字子龙),家住在河西离八字桥小桥不远的小巷里。我在班里个子矮小总坐第一排,他要比我大两岁,个子差不多要比我高大半个头,所以总坐在最后排。我俩相当要好,下课和放学后大都在一起玩耍,每天的家庭作业和寒暑假作业也基本在一起完成。
我们家在 1958 年被遣送下乡是很突然的,我跟老师和同学都没来得及告别就消失了。
从我哥哥早几年从网络上查询来的《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历届校友名录》里能找到我的名字这一点,证明他们是一直为我保留着学籍的。因为我 1958 年 11 月五年级上半学期还没结束就离校了,而我的名字还保留在 1960 届毕业班里。
1961 年 3 月,我到哥哥所在农场参加工作后,曾找到赵子龙家,算是与同学接上了联系。那时他已是中学生,后来没等初中毕业他就参了军,属于浙江省军区通讯营,部队驻地离我们农场就隔开几个山头,绕着走也不过十几里路。我俩通过信,但一直没有见面。文革开始后,我怕我这家庭成分不好的朋友会连累他进步,就再也没敢给他去过信。
待到我从黑龙江归来后,那地方早已没有驻军。他家早先住址也已消失,经拆建以后根本无从辨认,再也联系不上了。
第二位是女同学席玉莲,和我同一个学习小组的组长,也是我入队时为我戴红领巾的小队长。也许是我在班里学习成绩拔尖吧,颇受老师青睐,曾让我在她手下当过两年小队副。
第三位是从上海转学插班进来的史美庆,一个个头比我略高的俊俏男孩,也不知怎的,一来就跟我挺投缘。他有一只从上海带来的花皮球,不舍得给别的同学拍,就愿意跟我玩儿。还加入了我们的航海模型兴趣小组,我还去过他住在宝石一路的家里用大脚盆装水玩自制的航模……
我母亲会吹笛子,我哥和我也都学会了。班里成立课外兴趣小组,我就参加了笛子小组。没有名师指点,吹得也不怎么好,只能算是吹出完整的乐曲了。记不清是哪一年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中,与组里的小伙伴们也曾上台表演过笛子合奏。
在体育方面我的兴趣也很广泛,曾是班里的小足球队员,但仅是训练和玩耍,从没打过正式比赛;我爬竹竿身手也很敏捷,因为我家屋后就有大片竹林,经常爬着玩儿的;有一届西湖区小学生运动会放在我校召开,我报了两项个人项目——短跑和跳远,也算是背上别着号码布上过场的运动员。但是毕竟个子矮小没有优势,都没获得好名次,只是响应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重在参与罢了。
我们学校还搞过与杭州师范学校(那时还是中专)班与班结对交朋友的活动,我们三甲班对应的是他们的 585 班,多次交流联谊;有一回我们小学生去他们学校(在文一路上)参加联欢晚会,散会后有一位大朋友让我跟他去宿舍取本书,我也没跟老师同学打招呼,等我出来他们都走光了,我就一个人回家。
那时候的文教区还都是狭窄的砂石路,路灯也较暗,而文教区与松木场之间还没有公路,只有一条沿着松木场河而且没有路灯的小路(要经过铜佛寺墙外),我走到文三路即将拐入小路时有点胆怯和犹豫,毕竟是才 10 岁的孩子啊。
正在我进退维谷时,走过来两位像是中学生的大姐姐,到我身边和气地问我:“小朋友,是不是有点害怕不敢走啊?”我腼腆地点点头,她们问清了我家住址后笑着说:“不用怕,我们送你回家!”并且告诉我,她们是幼儿师范的学生,正要进城呢(当时从文教区进城走这条路最近),顺路的。当时我心里感到好温暖,当走过八字桥大桥到河东,街上已经有路灯,往北约百米远就到我家了,她们进城该往南走,我向她们道谢、告别,这两位不知名的好心大姐姐,我心里感恩她们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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