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北国知青路（连载）

大乌珠

桥工涛哥

谢谢大乌珠互动鼓励！下面我继续发正文。

桥工涛哥

沾光进了好学校
　　1956 年夏，哥哥初中毕业，秋季将升入高中，但杭四中在高中部不再安排杭州本市学生住校（“浙江杭初”已更名为“杭州市第四中学”并开设高中部），哥哥就选择离家最近的位于环城西路上的杭州市第十二中学（原私立中山中学）。原来的免费待遇改为甲等减免费，即学费全免，因为走读，助学金就取消了。
　　我就读的松木场小学也在此时并入保俶塔小学，就是我们躲避台风的洋房里，该校管理优良，教学、体育活动设施齐全。我在这里学习了将近两年半，也算是我们平民子弟沾了省级机关干部的光，直到被株连遣送下乡。
　　进入三年级，我满九周岁了，第一件高兴事是加入少年先锋队，仪式是在宝石山上保俶塔旁的草坪上举行的，全班同学围坐成一个大圆圈，辅导员（班主任魏巧丽老师）宣布新队员名单，我们都走到圈中站成一列横队，由老队员为我们每一位戴上红领巾，举右拳宣誓；接着全体队员起立，右手高举过头顶行队礼，并呼号——辅导员：“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全体回答：“时刻准备着！”非常严肃庄重的。
　　学校大了，一个年级就分成两个班，我所在的甲班有六十多位同学，大部分都记不住了，能完整留存在我记忆里的只有三位。一位是同我一起从松木场小学并过来的平民子弟，叫赵子龙，我称他为三国时蜀国的五虎上将（赵云，字子龙），家住在河西离八字桥小桥不远的小巷里。我在班里个子矮小总坐第一排，他要比我大两岁，个子差不多要比我高大半个头，所以总坐在最后排。我俩相当要好，下课和放学后大都在一起玩耍，每天的家庭作业和寒暑假作业也基本在一起完成。
　　我们家在 1958 年被遣送下乡是很突然的，我跟老师和同学都没来得及告别就消失了。
　　从我哥哥早几年从网络上查询来的《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历届校友名录》里能找到我的名字这一点，证明他们是一直为我保留着学籍的。因为我 1958 年 11 月五年级上半学期还没结束就离校了，而我的名字还保留在 1960 届毕业班里。
　　1961 年 3 月，我到哥哥所在农场参加工作后，曾找到赵子龙家，算是与同学接上了联系。那时他已是中学生，后来没等初中毕业他就参了军，属于浙江省军区通讯营，部队驻地离我们农场就隔开几个山头，绕着走也不过十几里路。我俩通过信，但一直没有见面。文革开始后，我怕我这家庭成分不好的朋友会连累他进步，就再也没敢给他去过信。

　　待到我从黑龙江归来后，那地方早已没有驻军。他家早先住址也已消失，经拆建以后根本无从辨认，再也联系不上了。
　　第二位是女同学席玉莲，和我同一个学习小组的组长，也是我入队时为我戴红领巾的小队长。也许是我在班里学习成绩拔尖吧，颇受老师青睐，曾让我在她手下当过两年小队副。
　　第三位是从上海转学插班进来的史美庆，一个个头比我略高的俊俏男孩，也不知怎的，一来就跟我挺投缘。他有一只从上海带来的花皮球，不舍得给别的同学拍，就愿意跟我玩儿。还加入了我们的航海模型兴趣小组，我还去过他住在宝石一路的家里用大脚盆装水玩自制的航模……
　　我母亲会吹笛子，我哥和我也都学会了。班里成立课外兴趣小组，我就参加了笛子小组。没有名师指点，吹得也不怎么好，只能算是吹出完整的乐曲了。记不清是哪一年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中，与组里的小伙伴们也曾上台表演过笛子合奏。
　　在体育方面我的兴趣也很广泛，曾是班里的小足球队员，但仅是训练和玩耍，从没打过正式比赛；我爬竹竿身手也很敏捷，因为我家屋后就有大片竹林，经常爬着玩儿的；有一届西湖区小学生运动会放在我校召开，我报了两项个人项目——短跑和跳远，也算是背上别着号码布上过场的运动员。但是毕竟个子矮小没有优势，都没获得好名次，只是响应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重在参与罢了。
　　我们学校还搞过与杭州师范学校（那时还是中专）班与班结对交朋友的活动，我们三甲班对应的是他们的 585 班，多次交流联谊；有一回我们小学生去他们学校（在文一路上）参加联欢晚会，散会后有一位大朋友让我跟他去宿舍取本书，我也没跟老师同学打招呼，等我出来他们都走光了，我就一个人回家。
　　那时候的文教区还都是狭窄的砂石路，路灯也较暗，而文教区与松木场之间还没有公路，只有一条沿着松木场河而且没有路灯的小路（要经过铜佛寺墙外），我走到文三路即将拐入小路时有点胆怯和犹豫，毕竟是才 10 岁的孩子啊。
　　正在我进退维谷时，走过来两位像是中学生的大姐姐，到我身边和气地问我：“小朋友，是不是有点害怕不敢走啊？”我腼腆地点点头，她们问清了我家住址后笑着说：“不用怕，我们送你回家！”并且告诉我，她们是幼儿师范的学生，正要进城呢（当时从文教区进城走这条路最近），顺路的。当时我心里感到好温暖，当走过八字桥大桥到河东，街上已经有路灯，往北约百米远就到我家了，她们进城该往南走，我向她们道谢、告别，这两位不知名的好心大姐姐，我心里感恩她们一辈子！

大乌珠

代发：我和大妹妹都曾就读过的保俶塔小学。




代发：很感谢，虽然我不告而别，但学校仍然一直保留着学籍，并视我为毕业生。

月雅湖

涛哥读书成绩很好，但命不好小学都没读到毕业。

桥工涛哥

月雅湖 发表于 2022-3-28 21:17
涛哥读书成绩很好，但命不好小学都没读到毕业。

谢谢大乌珠帮我上传图片！谢谢月雅湖关注鼓励！小学是读到毕业的，只不过是在乡下头毕业的，后面会写到。下面我继续发正文。

桥工涛哥

隐隐风雷声
　　1956 年冬天，我的小妹妹出生了，取名松青。
　　我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有深切体会。平日里我总能看到同学向家长讨要零花钱好在放学路上买零食吃，我家穷，从来没有这个待遇，我不但不会要零花钱，还会帮家长攒零钱。
　　那几年，母亲一直让我帮家里买米，每次买十斤，当时的粮价籼米是每斤一角一分七，十斤就是一块一角七分，母亲每次总给我一块两角钱，每买一次米能找回三分钱，她从来不向我要回这三分钱，也不问我钱花了没。而我也不会花掉这些钱，用一个小纸盒攒起来。
　　终于有一回米桶见底的时候，母亲因拿不出买米钱而发愁，我说用我攒的钱买米吧，母亲很惊喜，搂着我的头一面夸我，一面眼里闪着泪花……
　　那几年，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工商业公私合营啦、农业合作化啦、粮食统购统销啦、反右派啦等等，我们少先队员主要是参与公益活动，新的交通规则颁布了，我们就打着小旗上街宣传，遇着老人过马路就护送；绿化祖国了，我们就上宝石山、葛岭采集树种（主要是松球和麻栎果）；除四害了，我们就拍苍蝇、在粪缸外围泥地上挖苍蝇蛹，将肥皂水涂在脸盆里粘蚊子，还将它们的尸体收集起来上交，要计数竞赛的；家里要是打死老鼠了，赶紧把尾巴剪下来交到学校里去。
　　最可笑的是全民轰麻雀：定好一个日子——全民参与，敲锣打鼓、摇旗呐喊，能发出响声的东西都用上了，真可谓惊天动地啊，还真有麻雀受到惊吓无处落脚飞不动了掉下来的！多年以后才弄明白，这麻雀是蒙冤受屈了，才换成了蟑螂。
　　到 1958 年竖起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真是轰轰烈烈，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哥哥自下半年开学起一直参加炼钢铁，没日没夜地，最多近四十个小时不睡觉。
　　我们保俶塔小学设立了初中部，学校大门口添了一块校牌——杭州第十四初中，校园里也建起了小高炉，由老师带领中学生负责炼铁，还是五年级小学生的我也经常要在校园里敲矿石（将大块的铁矿石用手捶敲成小块）或组织去校外捡拾废铜烂铁运回来作为炼铁原料。
　　1958 年初，母亲被调到刚建立的西湖弹簧厂，地点在保俶路上。上班的路是近多了，但是工作性质和内容是大变了。当时制作弹簧还是半机械操作，设备和厂房条件都很差，工作当然也是挺辛苦的。在大跃进的气氛下，加班加点是常态，怕苦怕累都是不允许的。因此，母亲在家的时间不是因路近而多了，反是更少了。
　　此时母亲又有了身孕，再生下来实在是养不起了。那时医院里是没有人工流产一说的，于是就到处打听能促成流产的方法。听说奎宁有一定作用，就买来吃。药物的反应使她胃口全无，再加工作十分繁重，应该也不利于胎儿成长。折腾了几个月，母亲的身体大受影响，孩子没有足月就生下来了，时间是 10 月 16 日。因为不足月，初生体重很小，奶水也少。当时真怀疑是否能养得大，父亲给取名松奇，期望出现奇迹。
　　1957 年下半年，大妹妹已到上学年龄了，为了带妹妹而推迟了一年，1958 年下半年终于与我做了校友。然而只过去了两个多月，运动的阴影就笼罩到我们家，上一年发生的反右运动后果还在扩散，政治朝左转的风向波及全社会，一场城市大清洗正悄然来临。
　　11 月初，父亲到居民区开了几次会，带回来要下乡的消息。说是无固定工作的人都要下乡，而且是全家下，爷爷、奶奶都将和我们一起去。母亲因为正在坐月子，无法向单位同事打听和商量，一时没了主意。当时又听说农村办起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对因吃口增加后生计犯愁的我们而言，感到这也是一条出路。事发突然，时间紧迫，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全家下乡的安排。

大乌珠

       “终于有一回米桶见底的时候，母亲因拿不出买米钱而发愁，我说用我攒的钱买米吧，母亲很惊喜，搂着我的头一面夸我，一面眼里闪着泪花……”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哟！
       看完了这一段，涛哥的苦日子真正的将来到了。下面这张照片是1958年全国获奖作品——除四害·全民赶麻雀。

桥工涛哥

谢谢大乌珠互动鼓励！这幅照片真实记录了那个荒唐闹剧的场景，也只有在那种年代才会获奖。下面我继续发正文。

桥工涛哥

仓促下乡的“历史反革命”
　　1958 年 11 月 11 日——我永远忘记不了这个日子，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
　　这一天，可怜我的小弟弟出生才 25 天，妈妈坐月子还没满月啊！凌晨天还没亮，拉行李的人力车就来了，全部家当装了两车，先行出发。天亮后，下乡的人们乘汽车到凌家桥，接收的社队干部已经在等候。在他们的带领下步行走了约莫一个小时，来到上泗区廻龙人民公社麦岭沙大队，即现在的西湖区双浦镇。
　　上泗区的行政中心在转塘，位于杭州市的西南面，东和东南面隔钱塘江与萧山相望，西和西南面与富阳接界，北面是西湖区。境内除西部、北部有些山地，其余多为滩涂平地，以种植大米、小麦、油菜、蚕豆、黄蔴、紫云英等作物为主。我们所在的麦岭沙大队就是沿钱塘江的一个村，隶属于廻龙管理区。
　　民居全部都是草屋，没有一间瓦房，包括大队的食堂、仓库、碾米房。草屋顶部、四周都用草片遮盖，只留很小的窗，屋中显得很暗，却是冬暖夏凉。我们称呼房东为宝康奶奶，她这栋草舍一共三间，她只留一间自住，为我们腾出两间。我们一家包括爷爷、奶奶共九口人，住得非常拥挤。安置完毕，每家派人到食堂打饭，开始了下乡后第一天的生活。
　　当晚，父亲等下乡人员被集中到大队部开会，会上规定了此后一系列的管理规则、劳动纪律、生活须知，宣布被戴上各种“帽子”。父亲为“历史反革命”，明确是下乡来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
　　这群人统称为“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　派分子”。前三类和后一类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归不上这四类的都算“坏分子”，所以“坏分子”数量最多，如出过一次修车事故的汽车修理工、爱打抱不平的码头搬运工、杂货店小老板，甚至庵堂的尼姑都冠以“坏分子”。
　　在随后的岁月中，像我们这样被株连的孩子们时常会被人歧视性地蔑称为“小五类”，并受到一些人的欺凌。受到不公正遭遇的幼小心灵被自卑和委屈折磨着，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倒霉，脑子里是始终存着疑惑的。
　　祖父和父亲对他们的历史问题当然从来不会跟孩子们说起，我们也不敢问。我曾经偶然看到过父亲填的一张表格，职务一栏是“上尉通讯员”，那时我隐约知晓一些划成分的政策规定：在国军里当过上尉以上军衔的军官就够定为反革命的格了，或许就是因为这一条？而且知道上尉在普通陆军部队里都可以当连长了，但是通讯员不可能再有部下了呀？也许他所在的是个没有兵全是官的高阶机构，上尉兴许已是最低军衔了吧？因为在我眼里他怎么看都不像个军官，听说他只会搞收发报呀！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又知道了更多的政策界限——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服务于国军，且没有打过内战的人不属于敌我矛盾。而我父亲正是 1938—1941 这几年没有在家，说得好听点都可以说成是“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去的呢。
　　为了活命，父亲与我们划清了界限，从此少有来往。听说他自我了断于 1966 年，我们也不敢打听。祖父母都于六十年代相继故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以后，我哥告知我们几个弟弟妹妹，西湖区政府给农场发来公函，大致意思是：父亲于 1958 年的运动中被错划为敌我矛盾，现在予以改正（还不肯说平反，也没有道歉和补偿）。
　　人都没了，改正还管用吗？他们这一错，害了我们全家一辈子啊！不过想到我们全国这几十年来的冤假错案何其多也，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在劫难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