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入狱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

那时雪

解说：他曾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却因为一首诗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王雄骥：我似乎仅仅是一个被抛弃了的人或者说被忘却的人。

解说：王雄骥今年63岁，家住陕西延安，1992年所在的工厂停产，他靠着搭楼板，运砖坯维持生计，数十年间延安市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却仍旧独自住在不到20平米的旧窑洞里。

王雄骥：1986年或是1987年北京市政府颁发的，这是光荣的北京人，志在边疆，建功立业，这是一个纪念币。

解说：今年62岁的杨泽芳是延安一家油矿的退休职工，和老伴结婚35年育有两个孩子，杨泽芳很健谈，却从不提及自己的过去，在他的心里，深藏着一段隐秘的往事。

记者：你那些原来老照片为什么烧了？

杨泽芳：说起来就是，我把那些烧了，没留下。

陈晓楠：这两名老人都已经年过六旬了，在延安生活了有四十多年，他们走在大街上看起来穿着打扮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可是一说起话来满口的京腔京调，平日里这两位老人其实很少和别人往来，认识他们的街坊邻居总觉得他们好像举止有点怪异，有点神秘，而这两个在当地人眼中所谓的怪人，他们彼此并不熟悉，他们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命运，而且惊人地相似，他们都是当年从北京插队而来的知青，而当大批知识青年随着历史的风暴席卷回城的时候，他们又都是被城市坚定而无情地拒绝，被回城的列车抛下来的人。

对于这两个命运归宿何其相似的老知青来讲，他们命运的起点却又是看起来天壤之别。

解说：据统计当年总计有两万八千多名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最终因各种原因遗留下来的有两百人，王雄骥和杨泽芳是这当中非常特殊的两位，杨泽芳北京96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52年出生于一个高干家庭，父亲是部队的将军，母亲是总政歌舞团的作曲家，生活条件十分优越，作为家中的独苗，杨泽芳从小无忧无虑受尽宠爱。

杨泽芳：那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奶妈、保姆就是这些，我在小学二年级我母亲天天背着我就那样，今天我跟我母亲要月亮她不敢摘个太阳，要什么就是什么，从小对我特别的宠。

王雄骥：这箱子是当年我插队的时候知青每人都有。

记者：这是知青的箱子啊？

王雄骥：这是知青插队的箱子，一切向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

解说：王雄骥北京64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家里还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从小性格内向、木讷，不爱和小伙伴打打闹闹，总是一个人看书。1966年受“文革”冲击学校陷入停课状态，独自逡巡于大街小巷的王雄骥转而迷上了另一样东西大字报。

王雄骥：我的知识基本都是来自漫天遍野的大字报，通过阅览大字报了解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里边的内容主要是一种对于人性的解剖性的文章，短小精悍，鞭辟入里。

解说：1968年为了给红卫兵运动刹车，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因为“文革”一开始，王雄骥在供销社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为了不给父亲加重罪行，16岁的王雄骥注销了自己的北京户口，报名下乡，按照政策，作为家中独子杨泽芳本可以免于插队，但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同学萧红却因为父亲是“黑五类”，成了再教育的对象，萧红的父亲曾是一位高级军官，和杨泽芳的父亲是最要好的战友，所以父亲希望杨泽芳能陪她一同下乡，好有个照应。

彼时上山下乡的动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成为年轻一代追求的时尚，父亲的一番话令杨泽芳浮想联翩，他旋即兴奋地报了名，他甚至憧憬着和青梅竹马在千里之外开始一段风花雪月的浪漫。

杨泽芳：感到还挺有趣味的，就是凑热闹，就抱着那种情况，反正就想咱家里边的条件一直特优越，至少我要回去的，那么个情况，我不可能在陕北待一辈子。临走的时候我母亲送我，我母亲哭得很厉害，我只是过来安慰一下我母亲，我说去看一看，不行再回来吧，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解说：母亲的眼泪并没有影响到杨泽芳心中的乐观，1968年底到1969年初，王雄骥和杨泽芳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先后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们中很多人的人生轨道从此彻底转换了方向。在辗转30多个小时到达延安后，王雄骥被分配到黄陵县苍村公社，住进了黄土地深处的一个农家窑洞，在这里一呆就是7年，7年间他干过统计、当过生产队长，学会了碾米磨面，做饭烧炕，也学会的耕地除草，下圈掏粪。当在大院长大的杨泽芳踏上这片黄土地时，从小没吃过苦的他震惊不已，但由于父亲的关系，相较于其他知青，杨泽芳这位特殊的知青自由散漫，艰苦的下乡生活在他那里却成了田园牧歌。

杨泽芳：把我们那管得挺严的那时候，就那时候我呢就不理他们那一套，中途我还回了几次北京，我买了小白兔奶糖，那时候回来以后就是大包小包，就跟陕北农民的背柴似的，一弄弄了几包就载回来了，给他们带回来。

解说：习惯了农村生活后，王雄骥除了劳动之外，其余的时间全部用在攻读各种书籍上，平时一有空就往新华书店跑，尽管条件艰苦，农活繁重，但王雄骥“两耳不闻窗外事”，整日沉浸在书本中，他成了村里人眼中的“书呆子”。

记者：这个箱子上面那个马列都是你贴的是吗？

王雄骥：是我贴的，两个图像是我最敬重的，白天照样劳动，只是利用间歇的时间打个盹，眯瞪一下，就是一到晚上下工之后点上小煤油灯，一看就看半宿，三四点钟天快亮了才睡觉，躺一会又起来了，那时候精力特别旺盛。

那时雪

回京恰逢国家巨变 知青因“反革命”锒铛入狱
2014年12月24日 13:58
来源：凤凰卫视


因为爱情 女知青赌气离世男知青被送劳改

解说：当王雄骥和其他知青们挽着裤腿，挥舞着铁锹在田间低头挥汗如雨，修理地球时，杨泽芳正惬意地享受着爱情的甜蜜。1970年，萧红被延安歌舞团录取，成了一名专业演员，随后为了离萧红更近一些杨泽芳通过父亲的秘书调至延安民航站工作，两个年轻人相互照顾，感情迅速升温。

杨泽芳：就我们自己开的小灶那时候觉得挺幸福，我们原本打算计划说在延安再待两年，看一看，玩两年，上年龄以后咱们再回北京，咱们回去以后再定下婚事。

解说：下乡之初，因为自己高干子弟的身份，杨泽芳没有像其他知青一样辛苦劳作，反而像他一开始想象的那样过上了伊甸园般的二人世界。而王雄骥一边劳动一边看书，简单的乡村生活似乎更适合他孤僻的个性，此时二人没有料到接下来等待他们的会是命运无情的嘲弄。

1974年杨泽芳结识了另一位北京女知青，由于两人有共同的爱好，接触开始频繁起来，这一切被萧红看在眼里，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杨泽芳：她说你要跟她接触，咱们以后各走各的道，你走你阳关道，我走我独木桥，就不让我跟她接触，我说你看既然是老乡，她来了，我不能撵人家走。

解说：这一次争吵两个人不欢而散，粗心的杨泽芳觉得萧红只是一时赌气，对她激烈的情绪并未放在心上，1974年4月21日，那名女知青又来到杨泽芳的宿舍，向他请教拉小提琴的技术，恰好被上门的萧红看见，第三天正在上班的杨泽芳突然得知一个噩耗，就在前一天晚上萧红自杀了。

杨泽芳：给她父母写了一封遗书，给我写了一封，把我们过去的童年时代怎么怎么的回味了一下，给那女的写了一封遗书是臭骂了一顿。她服了乐果农药，喝的量也小，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过来，最后她就双手把那电线剪断以后双手击电，是电击死的。

解说：萧红的离世犹如一记重锤，砸得杨泽芳天旋地转，第二个月他主动调往天津民航工作，想离开这片伤心之地，谁知刚到天津不足两个月，几名公安干警突然出现在杨泽芳面前，宣布他被逮捕了。

陈晓楠：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初期，各地的农村发生了任意批斗，吊打知识青年的事件，然而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女知识青年被侮辱、奸淫的事件云南建设兵团曾经曝出了几起恶性强奸女知青的事件，从而引发了知青群体的骚乱，这些问题震惊了中南海，1971年和1973年，中央曾经先后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坚决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凡是强奸女知识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此后各地纷纷举行了大规模宣判会，对奸污女知青的罪犯进行了惩治，而在这一特殊时期女知青萧红的死让杨泽芳成为了众矢之的，在严打的风声之下，贵为高干的父母对于儿子的事情也无能为力，最终杨泽芳以伤害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四年，送往陕北姚家坡劳改农场。

回京恰逢国家巨变 王雄骥因“反革命”锒铛入狱

解说：1975年高干子弟知青杨泽芳正在劳改农场搬砖，普通知青王雄骥对此并不知情，那时的他已经离开乡下通过招工当了一名司炉工人，次年3月，他请了20多天的探亲假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那时的王雄骥丝毫没有料到这个国家即将面临一场巨变。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引发了全国性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抗议浪潮，清明节期间北京市上百万群众不顾重重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写下了大量革命诗词，史称“四五运动”。

1976年4月4日，就在“四五运动”爆发的前日，王雄骥在街上闲逛时看到一大群人涌向天安门，出于好奇他随着人流走了进去，就在王雄骥在广场上东张西望之际，几行毛笔字突然吸引了他的目光。

王雄骥：手工编织的一个花篮，用的是松柏枝，上面中间是一个白纸，上面写着这么几句，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后边的是一系列的删节号，就点的点点。

解说：短短的几句诗令王雄骥心潮起伏，生性内向，不善言辞的他自小离家，漂泊在外，平日里专心读书很少和人交流，而父母又在他插队期间相继离世，虽然这首诗的真正含义王雄骥似懂非懂，但诗句中炙烈有力的情感却一下刺痛了他封闭已久的心。

王雄骥：作为我来讲的话书本上的那种知识方面的感情相对的多一点，但生活用的语言来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无法就是将内心的感受表述出来。这首诗词把一个压抑在内心当中十分痛苦而又无奈的那么一种感情给写了出来。

解说：回到延安后，王雄骥的脑海中始终盘桓着这首诗，在一个失眠的夜晚，他将它默写在笔记本上，之后将本子随手放在了床头，熟料这一无意之举却为他招来横祸。一天前来串门的保卫干部看到了笔记本上的内容，立刻向上级反映，随后厂里成立专案组，调查王雄骥的反革命事实材料，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1976年11月王雄骥以“现行反革命”的罪状被捕入狱，在党委决议当中，赫然写着八个字，思想反动，行为反常。


王雄骥：所谓的思想反动就指的是那首诗词，所谓的行动反常就是我比较孤独的一个人和厂里的工人、干部没有在一起谈谈心，拉拉话，或者说议论议论，给社员记好公分，这是我唯一和社员接触的时间，然后呢就是闷下头看书。

陈晓楠：阴差阳错之下知青王雄骥和杨泽芳分别以两个荒诞的，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无论来延安之前两个人是何种身份、地位、等级，在时代的洪流之下，他们都无法挣脱命运的牢笼，那个时候在狱中接受改造的他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国家召开会议，允许知青返城，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了城市，而这一刻也成为了很多知青命运的分水岭，而这个时候身陷囹圄的王雄骥和杨泽芳却没有能赶上返程的末班车，他们成了遗落在黄土高原上的几粒黄沙。

那时雪

回京恰逢国家巨变 知青因“反革命”锒铛入狱
2014年12月24日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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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满回乡 杨泽芳沦为孤家寡人  

解说：1978年杨泽芳刑满释放，被分到了劳改农场的砖瓦厂工作，走出蹲了4年的监狱，外面的世界已然天翻地覆，杨泽芳身边的知青或已返城，或正在为回城做各种努力，此时杨泽芳第一个念头便是赶回北京向父母求助。

杨泽芳：回到家里边，大门敞开着，原来我们家有警卫岗，有门卫，门敞开着，家里边没人了，我回去是找到田大妈，就我那个保姆，田妈就说你回来了，回来以后，你回来了我该把你家的事情该给你交个底。

解释：原来在得知杨泽芳出事后，虽然老两口极力想为儿子脱罪，但是在当时严打的形势下，他们也无计可施，儿子的事情令他们深受打击，不久杨泽芳的母亲突发脑血栓引发半身不遂，不到一年便撒手人寰，两年后身为中将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

杨泽芳：我脑子都是麻木的，浑身四肢都是麻木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母亲的影子一直在我脑海里会出现，我这四年先后失去了两个亲人，就包括萧红，包括她就等于一年一条人命，而且说就是先后老人为我，最后都是为我，过早地就走了。


解说：杨泽芳没有想到一次插队竟然改变了萧红自己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至亲、挚爱接连离世，杨泽芳彻底沦为孤家寡人，而更令他备受打击的是因着一场场变故，他永远丧失了留在北京的机会。

杨泽芳：对于北京来说我没有选择了，在我父亲上面那一代人，我虽然跟你的老爷子、老父亲，过去战争年代出生入死，闹革命啊，生里来死里去的，跟你这毛孩子有什么交情，现在的人就是说抱着一种什么态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躲我而去，躲得远远的。

解说：直到此刻杨泽芳才真正体味到什么叫做世态炎凉，如今的他地位一落千丈无家可归，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杨泽芳只得再度回到延安的砖瓦厂，以下苦力求生。

杨泽芳：新生以后不能让你漂流在社会，国家就，所以劳改局系统就业单位成立那么个企业，能给你一碗饭吃，咱们就觉得好像抬不起头来。

记者：你就觉得在那里面你始终是带着个枷锁。

杨泽芳：就带着个枷锁，不是完全一个正常人。

解说：由于砖瓦厂是劳改局的下属单位，在这里工作杨泽芳一直要背负着劳改释放犯的阴影，这让他难以接受，他下定决心摘掉扣在他头上的罪名，1980年，杨泽芳回到当年插队的农村，与此同时他每天骑车一百公里往返于村子和延安信访局，踏上了上访之路。此时的杨泽芳不再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北京高干子弟，而成了一个为活着而挣扎的陕北农民，死去的恋人萧红这时反而成了他挣扎下去的动力。

杨泽芳：因为那个人给了我精神，我必须为她而活着，一定要活着，从哪栽倒从哪爬起来，我就是之么想的。

记者：自从她离开你，离世那一刻起，此后你的生命实际也包含着她的生命是不是？

杨泽芳：我是这么认为，我如果再跌下去，如果我再栽倒，那不是，确实对不起。

全国纠正冤假错案 王雄骥却再入狱

解说：80年代初，全国开始大规模纠正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经过多方奔走，1982年，陕西劳改局宣布杨泽芳无罪，并由一名前科犯改为正式职工，此后他被安排到一家油矿当了一名井下作业工人。

而王雄骥却没有杨泽芳那么幸运，1979年王雄骥刑满出狱回到了原单位，先后干过勤杂工，图书员，钳工，1983年为了锻炼身体，他利用废钢料打的三把剑，一天王雄骥在宿舍休息，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叫他的名字。


王雄骥：我一出去有三四十人，有一半穿白警服的，下边是蓝裤子，白警服的，还有一半是绿军装的武装警察，将我五花大绑地绑起来，绑起来就将我箱子里边的和这个墙上挂着两把剑没收了，三把，我车间里还有一把，没收了三把剑，就将我拘捕了。

解说：最终他以私造凶器的罪名被判了一年半的劳动教养，第二次稀里糊涂地成了罪犯。1985年，王雄骥再次刑满释放，成为一名装卸工人，两次入狱，王雄骥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患上了肾炎、胆结石、糖尿病，工厂停产后仅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至今仍旧孤身一人。截至1980年9月，文革中被错判为“反革命的十八万人基本得到了平反，1999年“反革命”一词已经从宪法中被剔除，但时至今日，王雄骥却依旧没有讨来任何说法，一辈子书呆子气十足，与世无争的他有可能成为全中国最后一位“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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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4日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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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雄骥：我感觉就是说这首诗不是我写的，但却伴随了我这三十多年的状态。

记者：那四句诗所影响的改变的你这一生，你怎么来看待你的人生呢？

王雄骥：白来世间走一回，因为只有学的东西和社会实践是脱钩的，当时说如果说不被这个政治事件所左右的话，过一个平平常常的生活，对于我来讲应当会是有所作为，我似乎仅仅是一个被抛弃了的人，或者说被忘却的人。

解说：2013年，杨泽芳将萧红的遗骸迁出，移葬于延安知青墓园，每年清明节他都要来萧红的坟前坐一坐，在当年插队延安的119名干部子弟中，杨泽芳成了唯一留下的一位。

杨泽芳：人常说人死了不如赖活着，而这个人她毕竟把她的青春年华，年纪轻轻的就把命送了，而且永远长眠在黄土高原上，所以我的内心属于一种内疚，作为我的心我陪伴她。


解说：曾经在一孔孔土窑洞当中，两万多名北京知青伴着黄土、北风、锄头、油灯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如今40多年过去，这两万人当中还有200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留在这片土地，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因为消息闭塞错过了返城的末班车，有的是已经成了家，不忍心抛下妻儿，还有的甚至是在回了北京之后又主动选择回来，因为比起北京他们觉得这儿更像是他们的家，这里更为熟悉，而对于杨泽芳和王雄骥来说，其实他们早已经接受了面前属于他们的这个现实，只是唯一遗憾的是，在当年在那个巨大的命运的十字路口，当时代的列车滚滚而去，他们像两个慌忙赶来的迟到的人，从未真正拥有过选择的权利。

大乌珠

那时雪

截至1980年9月，文革中被错判为“反革命的十八万人基本得到了平反，1999年“反革命”一词已经从宪法中被剔除，但时至今日，王雄骥却依旧没有讨来任何说法，一辈子书呆子气十足，与世无争的他有可能成为全中国最后一位“反革命”分子。

那时雪

那时雪 发表于 2022-2-16 13:46
回京恰逢国家巨变 知青因“反革命”锒铛入狱
2014年12月24日 13:58
来源：凤凰卫视

天安门事件已平反多年，王雄骥冤案为何还不平凡？他应获得国家赔偿。

那时雪

陈毅元帅诗，应知天地宽，何处无风云？应知山水远，到处有不平。——极富哲理啊...........人生漫漫，很难坦途一片..........

那时雪

陈毅《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诗词赏析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更新于：2020-02-21 13:40:54 手机版

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

1961年7月

一九六一年七月，小丹远行就学，余适因公南行，匆匆言别，不及细谈。写诗送行，情见于辞，不尽依依。望牢牢紧记，并告诸儿女。

其一

小丹赴东北，升学入军工。

写诗送汝行，永远记心中。

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

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

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

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

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

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

身体要健壮，品德重谦恭。

工作与学习，善始而善终。

人民培养汝，报答立事功。

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

试看大风雪，独立有青松。

又看耐严寒，篱边长忍冬。

千锤百炼后，方见思想红。

其二

深夜拂纸笔，灯下细沉吟。

再写几行诗，略表父子情。

儿去靠学校，照顾胜家庭。

儿去靠组织，培养汝成人。

样样均放心，为何再叮咛？

只为儿年幼，事理尚不明。

应知天地宽，何处无风云？

应知山水远，到处有不平。

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

尤其难上难，锻炼品德纯。

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

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