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全册连载

大乌珠

在黑龙江的春夏秋冬

hudsh

       三十七年前的今天，离开了那熟悉的、伴我生长了十四年的运河。经过四天三夜的颠簸，来到向往的、又很陌生的地方――黑龙江省依兰县平原公社一个叫新民大队的屯子。

       记得到那屯子的当晚，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天是那般的黑；那地、那房顶是那样的白；还有不停的刮着夹着雪的风。当时的我，又饿又困，坚持听完那大人们的一个接一个的充满热情的欢迎词和年长的知青大哥大姐们的充满信心的豪言壮语……当时的我可能有点狼狈样，被一个领导模样的大人拽到一间冒着热气的屋里，连扶带推把我整到炕上。直到我睡觉时，嘴里的饭还没咽下去。

       第二天，一阵阵马的嘶叫使我一打滚地跳下炕冲出门，在太阳的照耀下，连跑带奔跟着马群在春天的原野上一起撒野。好玩！过瘾！像是现在的度假。过不久，几个人骑着马赶来。结果是要我跟大队里干部回去安排到小队农家入户，当然啰，他们同意我学骑马。那天的骑马使我终身难忘。摔倒了不可怕，可恨的是小屁股被马颠得都烂了，害得我在炕上趴了几天。

       转眼到了夏季，大田里的稻子长势喜人。这是咱知青不怕刺骨的春水光着脚播种的结果。记得那几天一直下着大雨，知青点里可热闹了，有唱歌的、有吹口琴的、有看书的、有写信的，我们几个正在炕上打牌。突然，队里姓郝的队长来招呼知青们去抗洪排涝，他边挑选着一批知青边对我说：老疙瘩（东北人对家里最小的称呼）就呆在屋里帮着烧姜茶，别乱跑。我嘴巴答应着却毅然跟在后面。到了稻田一看：只见一片汪洋！没有动员，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思考，我连拽带拉两个化肥袋一头扎进水渠的缺口。至今我还记得那水渠里的鱼直往我衣服里钻。

       秋天的黑龙江既迷人，还馋人。一天午休，我溜到了果园，帮着刘大爷挑了一担水后就上树玩耍。那沙果真的很香，吃了几个就听郝队长那大嗓门喊上了：老疙瘩！开会了。我答应过几个伙伴带果子回去的，于是就赶紧又摘了一些果子往上衣里塞并准备往树下跳……“小心！给你梯子”。哈！被队长堵个正着。当我的脚刚落地，郝队长一把拎起我的上衣，藏在用腰带扎起的上衣里沙果一个接一个像调皮孩子到处乱蹦。此时的队长用他那宽大用力的手帮我整理衣服并唠叨着：你这孩子，今儿开会要给你发奖状，别迟到啰。地上的沙果让刘大爷找面粉袋给装上送到知青点去。当时的我，只能不停地点头。当我在会场上用双手接过奖状时，也不停地向台上和台下的人们点头致谢。

       几年后的冬天，我已成为一个大小伙子了。在那里入了共青团，又要准备被发展为共产党员的时刻，我却报名入伍了。队里领导要留我，县里工作组的干部支持我当兵。当时的我也很犹豫。当年因为好玩我主动来北大荒，我在北大荒得到了锻炼，我更应该再走出去看世界。在支书和老队长做我工作时，我狠心摇了头。在公社欢送新兵的大会上，“决不辜负第二故乡人民养育之恩！”是我代表新兵发言的结束语。

       三十七年后的今天，我对第二故乡人民的感恩之情，仍久久不能忘怀……

大乌珠

我们都是过客，匆匆的过客

哲思者

       在近些年大规模的知青下放纪念活动中，我们开会、写书、撰写回忆录，我们在倾诉，我们在宣泄，我们也大声控诉，要求补偿，喊出“我们没有自愿”，“还我青春”，要追回那些“蹉跎岁月”，我们回忆当年打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城”的标语静坐示威、上街游行，一些知青的带头人被称为英雄、领袖，受到尊重……作为1968年下放的“老三届”知青，我完全理解、赞同，也参加过一些这样的活动。

但在我们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却独独缺少了“他们”！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我们插队时的农民，是兵团、农场中我们走后仍然坚守在那里的人员，老农工、老军工……

       几年前，我抽空回了一次插队时的农村，在村口遇见一个锄地的老农，我跟他谈了好久，他知道我，但我却始终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回来后，在一个偶然的时间，我突然想起来在农村割高粱时的情景，那是东北最累的农活之一，每人几条垄往前割，刚开始齐头并进，但后来就拉开差距了，割得快的人一马当先，在满是高粱的大海中开出一条大路来，而割得慢的人就被甩在后边，像拖着一条大尾巴。我虽然身体不错，但由于缺乏技术，所以总被甩在后边，作为身高马大的男子汉，我很汗颜。而几乎每次都是那位老农——其实他年纪跟我一样大，而且也是初中毕业——他来帮助我、接应我，使我不至过于难堪，想到这里，我真应该好好感谢他。但现在，我连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真的太惭愧、太对不起他了。现在终于想起来了，他叫李敏，是富农的孙子，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他的境况可以想见。其实他很聪明，农活干得很好，是个年轻的“把式”，人也很善良，好学上进，他读过初中，喜欢跟我们知青聊天，可以看出，他向往着知识和文明，但他摆脱不了那与生俱来的“出身”，也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农村。对他来讲，这就是宿命。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成家了，但都在城里打工，生活是过得去，但毕竟他老了……

       我离开插队的地方已经30多年了，现在生活在南方。我的工作体面、轻松，我每个月的收入，可能比他一年到头从土里刨出来的还要多。作为有点年纪有点经历的人，我经常回忆起下放的那些年月，但我却把他给遗忘了，而且遗忘得如此彻底……离开村子的时候，我望着那些低矮的农舍，那些刻满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不禁想到：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来说，我们都是过客，匆匆的过客。我们在农村受到的苦难、遭到的委屈、经受的历练，比之他们，都算不了什么。

　　无论怎么说，我们绝大多数都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兵团或农场，我们回到了城市，回到了温暖的家。因为我们有家可回，我们拥有城市户口，我们是属于城市的。城市属于我们，但却不属于他们，他们在城市里只能是打工，而且他们的孩子也只能是打工，等老了以后，他们还要回到农村，回到那个生他养他的农村。

　   今天，我们纪念知青下放40年，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在心底里都会感到庆幸，庆幸我们终于脱离了那个贫瘠、落后的农村。我们在报纸里，在杂志上，在影视中，在网络上写着，放着，拍着，我们向孩子们描述着……是的，我们有文化，我们掌握了话语权。而他们呢？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被我们所遗忘，而且遗忘得如此彻底。

　　我和那个老农李敏的区别，经济学家说，那是社会分工，我说，不！这是社会不公。对于探讨、纠正这样的社会不公，我想，也许比纪念知青下放更加重要。

大乌珠

待续51

大乌珠

记二十年前美国记者柯达德对我的采访

通桥老乡

       看标题，也许有人会以为我是一个有来头或是有背景的人物。其实这仅仅是一次西方记者与一个普通中国公民——一个下乡十年，又做工十年的中国知青的交流。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时间倒流到1984年，一天上班时间，县办主任和我厂的厂长把我找去，通知我三天后将有美国广播公司[ABC Ｎews]北京记者处首席记者柯达德（Todd Carrel）要对我采访。初听这个消息，我觉得非常惊讶，但少顷，我就镇定了，我向县办主任提出三点想法，即本次采访非我主动寻上对方，记者主要采访内容要事前告知我，我不接受别人为我制定回答采访的方式、方法和内容。这三条立刻得到县办主任的同意。

       随后三天，很平静。外人并不知道将有美国记者采访我的事，其间，有关领导建议将我家的１４吋彩电换成１８吋的，被我谢绝了，我只是同意将我的住房内部重新粉刷了一次。

       三天后的下午，我家楼下开来两辆小车。轿车下来的是银川市外办干部陪同的柯达德和他的两个助手（摄像和录音，一对比利时夫妇），北京吉普下来的是县委书记、县长和县办主任。（这是我事先未曾想到的）我迎出去将这浩浩荡荡的一行人引进家里，顿觉寒舍蓬荜生辉。我这套不算太大的单元房从未聚集过这么多人，因此略显拥挤。大家简单寒暄了几句。

       接下来的一幕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美国人很礼貌的向县委书记为首的一行人做了一个手势，就把他们请进了我的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屋，并关上了门。转身，他用纯熟的汉语对我说：“我们开始吧。”当时我唯一的感觉是我们县的两位领导暂时被“软禁”在我家的小屋中了。

       我的客间里剩下三个外国人和我们夫妇共五个人，柯达德单刀直入向我阐明了本次采访的两个主题。一，中国的户口制度。二，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有千百万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从南方，从城里迁移到北方边远地区上山下乡，时间已过去十几、二十年。现今，世界各国有许多人对他们的过去、现状、将来很关心。为此他从东北黑龙江省出发沿我国北部省份一直到西北的新疆，用几个月的时间对亲历者进行采访。

       对这次采访所涵盖的两个主题，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１９８４年绝对是非常敏感的，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分析是难以说清道明的。

       柯达德是个貌似相声演员大山的年轻人，他自我介绍在北京大学进修过汉语。听他说中国话，与北京人无异，普通话水准绝对在我之上，简单的开场白后，我们谈话就切入正题。

       柯达德首先要求我取出户口本，他将每一页都摄了像，仔细地看了户口本上的各项栏目，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问答大致是这样的：

       问：户口是怎么一回事？

       答：是一项制度，是国家管理人口的工具和方法。

       问：户籍和户籍管理是怎么一回事？

       答：户籍就是人口档案，户籍管理就是档案管理，也就是人口管理．有专门的管理条例。

       问：户口本是干什么用的？

       答：是记载户籍资料的，大多以家庭为单位，记录了家庭成员的最基本情况，它的内容和国家公安部门留存的档案是一致的。

       问：户口有什么用？

       答：表明户口持有人的真实身份，有些场合可作为证件使用。

       问：知道身份证吗？

       答：知道，我们国家目前没有身份证制度，听说不久的将来会实行。

       问：户口和身份证相同吗？

       答：有相同点，更多的是不同点。

       问：怎么不同？

       答：身份证是随人流动，户口基本上是固定的，人随户口。

       问：户口不能流动？

       答：也不全是，但得符合一些特定条件，比如，上学，招工，参军，工作调动，上山下乡等等，总之先动户口后走人。

大乌珠

       我不曾专门学习和研究过户口知识，可我认为我对柯达德第一个主题的应答是及格的。

       随后采访进入第二个主题－－过去，现在和将来。经过第一个主题的交谈，我们的交流轻松融洽多了，不再显得枯燥机械，交谈也不再拘于一问一答。

       １９８４年是我们从杭州到宁夏的第二十个年头，我和柯达德谈及了许多活生生的生活经历，劳动经历，谈及风土人情，谈及生离死别，谈及爱情，我们曾有过激情，承受过痛苦，我们怀疑过，抗争过。可一方土地养育一方人，几年后，我们逐渐在语言上，生活习惯上，甚至许多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但人总是这样的，当人们对某一事物存有期望时，他有动力，当期望破灭，人们就会唾弃、逃避这个事物。随着文革的后期直到结束，社会的价值取向变了，随着招工，上学，回杭，尽管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多年，最终大多选择了离开。

       柯达德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发展，终结所表示的兴趣，我以一个亲历者朴素的肤浅的个人认识给予这样一个归纳：当年全国城镇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除去其鼓舞人心的口号外，实际是当局寻求缓解众多城市剩余人口的就业压力，作为权宜之计，等待（或寻找）某个契机。可是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及他们的推行者低估了青年人对实现自身价值的期望值，同时高估了青年人的忍耐力。当契机迟迟没有出现时，运动最终不得不以失败收场。政府付出了政治的、经济的代价，我们牺牲了大好年华。但我们这些人，无论是自愿或不自愿，毕竟是经历了。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够我们受用一生。

       当柯达德关心我对今后有什么打算时，我很坦率地告诉他，虽然我在宁夏下乡十年，做工十年，工作稳定，生活平静，但内心从没断过回故乡的念头。俗话说亲不过爹娘，好不过家乡，中国人的故土情难断难了。我向这个年青的美国记者做了一个比方：你从老远的美国来中国工作，甚至来到我国西北边远地区采访，工作之余，你肯定思念远在美国的亲人，几年后你肯定会回美国，回到你的亲人跟前，这是人之常情。更何况我们中华民族，从来讲究的是忠孝仁义，我们十六七岁离家几千里，失去了那么多我们本来应该享有的，我们的父母亲人承受了那么多他们难以承受的。如今我们人近中年，他们已年老多病，难道我们不应该待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还他们天伦之乐吗？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非常形象的老话－－叶落归根。就是这个理－－我们也该给自己寻一个归宿。

       访谈至此，柯达德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回到你的家乡，你会有户口吗？这是在这次访谈中我唯一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今后会怎样。

       二十年前的这次采访在我的记忆中已渐渐淡薄，但有一个场景我却记得特别深刻：采访结束后，柯达德在领导们陪同下驱车参观纳家户清真寺，当车经过纳家桥时，他下车站在古老的汉延渠边，背对历史悠久的清真大寺，录下了这么一段话：“在中国，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有千百万青年离开家乡、亲人，到北方边远地区上山下乡，如今，他们中大都已回归原地，对于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中国政府正在解决之中。”

大乌珠

待续52

大乌珠

       看了以上这篇回忆文，很想知道如今作者又是怎样一个状况。因为，在八十年代初，能有这种水平面对外国记者的知青，不多见！

月雅湖

大乌珠 发表于 2021-5-25 10:53
看了以上这篇回忆文，很想知道如今作者又是怎样一个状况。因为，在八十年代初，能有这种水平面对外 ...

作者既然是到宁夏去的杭州知青，去问一下忆衣大姐不就知道了呀！

大乌珠

月雅湖 发表于 2021-5-29 09:13
作者既然是到宁夏去的杭州知青，去问一下忆衣大姐不就知道了呀！

       问过忆衣大姐了，她说——这个人我不熟悉，甚至不知道他的实名。但可以肯定是个实在人。他与古朱很熟悉的可以问问古朱。那就算了吧！

大乌珠

2/千里之外

回家的故事

二妹子

       记不得是哪个年份了。为欢度春节，连队排了几个小节目，在大年二十九演出，我们几个“演员”就在年三十的中午乘汽车赶往火车站。由于早晨起来忙着收拾东西，也没顾得吃上吃早饭，准备到了镇上再吃。车到镇上已过中午。我们急忙就近找了一家饭馆准备吃饭，被告知不营业了，要放假了。我们急忙转身奔向另一家，情况和上家一样。那时除了国营饭店，没有别处可吃饭。

       我们饥肠辘辘地来到火车站，在候车室里买了一点瓜子，想用那小小的仁心来垫垫我们的空肚子。可一直吃到舌尖发麻，肚子还是咕咕直叫。这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快快赶到佳木斯，到那里就能有吃的了。

       火车到达佳木斯已是傍晚时分，下车后我们一行人直奔站前饭店。虽说是大年三十，但在外面往家赶的人还不少。站前饭店里熙熙攘攘，座无虚席，每人吃的都是热气腾腾的饺子，开票的队伍也排得长长的。

       我们一阵兴奋，排队的排队，等座的等座。看着他们吃得那个香呀，更觉得肚子饿得不得了。也是啊，我们已经一天水米没粘牙了。看着离开票的台子越来越近，我们都高兴了，可就在这时，出来一个服务员报了一个数，说只有这么多了，卖光了就没有了。我们的高兴劲一下子全没了，伸长脖子点着人数计算着我们有没有可能买到。

       忐忑中终于轮到我们了。服务员说：“只有半斤了”。那时这可是我们一个人的饭量，可我们有五、六个人呐！但有半斤总比没有强，我们每人吃了个把饺子，连什么味道都没尝出来就下肚了，然后每人要了一碗饺子汤，喝完赶到火车站，踏上回家的旅途。

       这就是我知青岁月中的一段经历。这个饿了一天肚子的年三十，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