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大乌珠

《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全册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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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9 11:03:17 | 显示全部楼层
                                                                            海 宁 下 乡 记
     周祖德

                                                                                  退学下乡
       1957年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根据部署,浙江省委开展反右派斗争。1957年 9月,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源时奉命到杭州一中作整风动员报告。
此时,杭州一中57届的唐寅,在观看赵丹和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之后贴出一张大字报:毕业=失业。我的一位邻居积极声援,写大字报说:“阶级路线”乃歧视人。同样,我班同学陈怀源也支持唐寅。而我当时的观点是:新旧社会本质不同,故“毕业≠失业”。
       就在辩论“毕业是否等于失业”时,我以“和尚”为笔名写了章回小说《沙和尚游记》,想学历史老师咸信那样,远离政治。然而,我还是被卷进政治旋涡。在学校举行元旦文艺汇演前,爱好话剧的我,把“毕业是否等于失业”这场辩论写成剧本,想真实地反映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杭州一中学生的状况。后来,审查节目的学生会干事告诉我:团委书记不同意演出。当我问这位团委书记“剧本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时,他避而不答。
       1957年底,浙江团省委到杭州一中搞整风试点。班级团支部加大了对有“错误言论”学生的批判力度。第一天,班里对陈怀源批判时,我说了一句:“当时劝你,你就是不听。”第二天,有一同学向我发难,说我对陈怀源讲话是“劝告为假,支持为真”。他还说:你曾说过失学青年25斤粮票不够吃的问题,实质就是反对统购统销。幸好剧本一事,知晓人不出声,就没成为批判的重磅炮弹。这样,直到1958年2月初学期结束,我始终是团支部批判的对象。
       此时,好朋友张海鹏、俞育龙、贺百年等对批判我保持沉默,沈加宁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胆地与我接触。在那么寒冷的冬天,我们俩在小北门旧城墙上,在六公园西湖边的长凳上,侃侃长谈,难舍难分,探究“前途”……在无奈的环境下,我们俩决定:退学支农。
       我为什么要“退学支农”呢?一是新学期里,我的减免费和助学金全部取消,家里无钱供我读完高三下学期;二是我在高二年级考试中十四门课有十一门五分、三门四分,又是班干部,一天内就被批得名誉扫地,实在无脸抬头;三是3月初拿到的成绩报告单上,操行评定“丙等”给了我当头一棒;四是读大学已无望,那么高中毕业与否,也无关紧要了。
       恰好,担任居民区主任的母亲,正在动员1956年下乡返杭的闲散人员重回农村。我的三舅于1956年去海宁县许村区沈墅乡荣丰高级农业社务农,母亲就把我和大弟秉德委托给三舅。这样,我和秉德就一起到街道办事处报名下乡。
       鉴于居民区主任的儿子支农在街道有影响,街道办事处领导一定要我介绍“先进思想”。真正的想法怎么能说呢?我硬着头皮唱高调,说自己是“向杭州一中57届陈寅同学学习”。1957年10月,陈寅高考落榜,到半山石桥乡插队落户,杭州一中老校长金亮曾紧急集合全校学生,亲自主持欢送会。他说:陈寅是一中的光荣和骄傲,是有知识的青年人的学习榜样。
       1958年3月初,我和大弟秉德到教导处提出退学。一位老师问清情况后,沉重地拿起钢笔,十分惋惜地写上“支援农业生产”,贴上照片,盖好公章,交给我们两张退学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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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9 11:08:41 | 显示全部楼层
                                                                            填埋钉螺
       1958年3月24日下午,我和秉德乘车从杭州到许村站。下车后,我俩轮流挑着行李往许村镇走去。镇上离车站有三里地,我们边挑边走边歇,向着沈墅乡荣丰高级农业生产社前进。
       快到荣丰社地界时,一位穿着旧军装的干部从后面赶上来,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说:“到荣丰高级农业社三大队十五小队去。”一听是同路,他主动帮我们挑行李。在路上,他说自己是志愿军,名叫屠天倚,到这里搞血吸虫病防治,还拿出志愿军军功章给我们看。跟着他抄近路,我们很快到了癞狮坝。
       癞狮坝在报国村北,是上下河交汇处,凡是上河的船到下河去,或者下河船要到上河去,都在此过坝。我三舅住在坝北,我们到家后,向他介绍了屠天倚,当晚请他留下来吃饭。
       荣丰高级农业社在解放初属报国小乡,后为报国村。社办公室处在整个农业社的中心位置,它原是一地主的房屋,没收后作办公室和蚕种场。农业社社长是莫家塘的叶有兴,四十五六岁,身材魁梧,待人热情,办事认真;党支部书记是庙前的张兆根,五十多岁,身材矮小;副书记也是庙前的,叫康柏清,四十五六岁,是区供销社下放干部。当时,办公室旁边的蚕种场被当成治疗血吸虫病的临时病房。
       杭嘉湖地区是全国血吸虫病重灾区。1957年底和1958年初,荣丰高级农业社作为治疗血吸虫病的试点,从嘉兴地区(包括湖州市地域)调来医生和防疫人员治疗病人,又动员农民深埋钉螺。而屠天倚则是海宁县防疫站的员工,此时恰好在癞狮坝,组织农民采取土法埋灭钉螺。
       填埋钉螺在血防工作中非常重要。血吸虫是人畜互通的寄生虫,主要传染源为病人和患病耕牛、受感染的羊、猪、狗、马、鼠类等。血吸虫通过钉螺传播血吸虫病,从而形成原发性疫源地。
       农民把钉螺集中后放入深沟用厚土填埋,效果较好。荣丰农业社的领导高度重视血防工作,积极配合地区防疫站要求,放下田里的活,用补贴工分的办法,把生产小队的劳动力都调过来,采用五氯酚钠、血防-67糊剂、石灰氮等药物进行喷洒,让疫情得到一定的控制。
       血防工作除了深埋钉螺外,就是安排生血吸虫病的人住院治疗。我们到达荣丰社后,看到许多病人住在生产社蚕种场里治疗,一切费用都由国家承担。患病的人往往有头重脚轻之感,不能随意下地和外出。家属中传言,如果不小心摔倒,病人就有死亡的危险。听说在江西新余县就有过这事。
       完成这里的血防任务后,屠天倚就回县防疫站去了。再见他时,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中的1962年。他到杭州看我,一见面就说我瘦了,要增加营养,愿意帮助我买便宜的鸡蛋,并说用军功章作为抵押。出于对“最可爱的人”的敬重,我在负担小弟读书的艰难条件下,拿出买饭票的五元钱给他,并送他到城站上车。此一去,就真的杳无消息了。直到文革后期,秉德告诉我:屠天倚已患癌症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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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学农活
       到达癞狮坝的第二天,生产小队决定挖三舅家的地脚泥做肥料。于是我和秉德参加挑土,先把挖出的泥挑到指定地点,再从其它地里把不肥沃的土挑回来。就这样整整挑了一天下来,我们肩膀肿了,腿乏了,腰酸了,人也困了,真希望早一点休息。
可是晚上小队里要讨论我和秉德的工分问题。开会时,年长的农民吸着旱烟,叭嗒叭嗒,悠闲自在,一个个都不急于吭声。但从表情看得出,他们不欢迎我们的到来。因为,我们来要“抢”他们的“工分”,让他们受损。后来在屠天倚的干涉下,小队里定下我的一天工分为六分,秉德为四分。这时我们才脱身回家,连脚都没洗就睡了。
       当时一个正劳力一天的工分为十分,一个工分只值一分六厘钱。如果一个月全勤的话,不含按户口可分到的口粮、菜油和燃料等外,我只能拿到二元八角八分钱,秉德只能拿一元九角二分钱。
       荣丰农业社是一个粮食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作物区。此时正值春光明媚,田里长着大小麦、油菜,旱地上长着桑树,种着洋灰萝卜(即胡萝卜)和蔬菜。四月的一天,参加的劳动是挖洋灰萝卜。大家拿一张小凳,一把挖刀,边挖边谈,在挖掘的速度上,我们两兄弟与大妈、大嫂和姑娘们是无法比的。到休息时,她们用挖刀把洋灰萝卜表面的泥刮干净后,就放在嘴里吃起来。我们也学她们的样,吃得津津有味。
       四月底五月初,络麻露出两片叶子,旁边杂草丛生,我们跟着妇女,每人带一把刮子,到络麻地除草;有时也用刮子削路边草,用火烧焦泥灰——土制钾肥。有时到水稻田里拔早稻秧苗,到水稻田耘田;休息时则在坝东的上河里,看青壮年农民捻河泥。五月下旬,成片的油菜花开,美不胜收,让人心旷神怡。六月带着大镰刀,开始收割油菜和大小麦。天热了,一到傍晚,男男女女到上河洗澡。大妈、大嫂们和我们男人一样,赤膊上阵,这是嘉兴地区的旧风俗之一。
       在荣丰社的旱地上,到处生长着绿色的桑叶,在一些田里还种着嫁接的广禾——桑树幼苗。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对农民而言,春季产茧量约占全年的40%,所以夺取春蚕丰收非常重要。这一年,我和秉德亲眼看到了癞狮坝的大妈、大嫂们养育春蚕且喜获丰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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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中执教
       1958年4月初,荣丰高级农业社叶有兴社长、张兆根和康柏清书记与新胜高级农业社陈昌泉社长协商,决定在报国完小创建早读班的报国农中,请我担任教师。
       报国完小在解放前的骆阳庙位置,庙前有一座石板桥,桥北有一棵古香樟树,树东北向就是小学所在地。进庙的南门有一个戏台。原来的东西厢房已成为教室,原来供菩萨的厅堂则是全校聚会的地方。厅堂东面有三间小房间,作为教师办公室和教师寝室。厅堂西边有一男女共用的厕所,北面有一过道,过道东侧是老师的厨房和杂物间(后来变成女教师寝室)。从厅堂东北门出去有一个池塘,是教师淘米洗衣之地。此外还有一个篮球场,学生打球和做操的场所。
       4月17日恰好是我18周岁农历生日。我和张财兴一起坐船到长安镇,带回木头、书、黑板和粉笔。他摇橹,我背纤,整整背了十多里塘路。尽管张财兴为我准备了肩垫,从未背过纤的我还是把肩磨破了,回去用碘酒消毒时真是疼痛难言。这一天,恰遇荣丰社选举人民代表,回到三舅家,他告诉我已替我代投票,选举叶有兴为人民代表。选叶有兴,我完全同意,但没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有想法的,这毕竟是我第一次行使公民权呀!
       回校后,农业社领导请来老木匠制作课桌与板凳。先到锯木厂把木头锯成板,然后再运回到学校,就在戏台上锯木板、刨木板,用木屑烧饭。整个过程中,我只能做下手活。就这样,一直忙到五一节前几天,课桌椅做好,农业中学立即开学。
       第一次上课,我以为算术的加法和减法是太容易了,一开口就兴致勃勃地从加法一直讲到乘法,正当我还想讲下去时,抬头一看,许多学生脸上显出茫然的表情。我戛然而止,无奈地宣布下课。
       贪多不消化,得放慢教学进度。第二天,我老老实实重新开始,慢慢地讲加法。由于我缺乏教学经验,一个月下来,流生逐增,社里的一些干部工作太忙,在听不懂的情况下,不来了;但也有少数与我年纪相当的青年坚持下来,令我感动。
       1958年4月底,我接到乡中心小学通知,晚上到沈墅镇参加全乡教师会,部署开展扫盲运动事宜。
       很快,全国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县文化站事先编了顺口溜的识字读本,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负责三大队一片的扫盲工作,每天晚上到汤家门、癞狮坝、陈家门和莫家塘巡回辅导,不管天晴还是下雨,天天从七时辅导到十一时。
       协助我扫盲的是从简师回乡的骆月娟,她比我小三岁。我们在扫盲中配合默契,谈话投机,总有说不完的话。经过十多天的相处,两人间慢慢有了好感。有一天扫盲结束后,骆月娟盛情邀请我到她家吃番薯豆角。她爸爸是乡干部,在外地工作,此时不在家;弟弟在读小学高年级,已经睡了。到家后见到她妈妈,对我非常热情,那种慈爱的目光一直定格在我脑海里。一个月后,乡扫盲领导小组到癞狮坝验收,顺利通过。随后,骆月娟回校继续学习,1959年毕业后留在外地教书。文革期间,她与庙前生产队转业军人、公社干部张炳水结婚,回报国完小教书直至退休。
       扫盲结束后,我预支到第一个月工资:20元人民币。随后向学校和社里请假,第一次回杭州看望母亲和弟妹们。回到家里,我给母亲十元钱,自己留十元钱生活,其中二元给秉德零用。因为第一个月工资只给三舅六元生活费,他十分恼火。结果,在下乡两个月时,舅甥大吵一场,我们被他赶出癞狮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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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交心
       1958年,海宁县教育局通知,暑假里要求全县教师参加整风交心运动。在报到前,必须带双抢劳动鉴定。我到庙前生产小队参加双抢,住在康柏清书记家里。
      双抢期间的劳动,一般是凌晨四点多起床,妇女劳动力先到秧田里拔秧苗,正劳力在大田里耕好田。随后,妇女回家做早饭,男劳力把女劳力拔好的秧苗撒在大田里,随后回家吃早饭。早饭后,六时半,大家都到田里插秧。十时半至十一时,回家吃中饭。午睡一小时后,妇女割稻,男劳力打稻,挑稻谷回晒场晒干,下午五时半,吃点心。再开工时,男劳力用牛耕田、平田,妇女则耘田,一直做到晚上十点钟收工。我是被当妇女劳动力对待的,即使这样,一天做下来,全身上下腰酸背痛,开始几天连走路迈腿都十分困难。
      过了中午到田里干活,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滚烫,冒着水气,割稻时冲上鼻子有窒息之感。浸在水里的手早已发白,像洗干净的凤爪;皮肤则晒得红里带黑,接着便开始隐隐发痛。但是,为了得到一份好鉴定,也便咬牙坚持下来。
      半个多月的双抢劳动让我终身难忘,最大的感受是理解了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此以后,每顿饭再也不留饭粒。
双抢劳动结束后,带着庙前生产小队给我的好鉴定,我前往海宁县城硖石报到。
       许村区的所有教师都来了。县委领导作了整风交心动员报告,要求大家诚实向党交心,自觉进行思想改造,更好为教育事业服务。许多教师参加过去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亲眼目睹讲了真心话,或讲了比较激烈批评的教师都被划为右派。因此,整风交心运动一开始,大家都谨小慎微。此时,许巷乡一积极分子带头“真诚”交心,讲述了自己手淫的问题。手淫,在当时属于非常隐私的事。我静观其一周时间,领导对他仍然非常信任。
      此时,我内心一直处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考虑要不要说出在杭州一中整风反右运动中的事。不说,就是不诚实,有悖家教;讲出来,领导会怎么看?内心万分矛盾。斗争了十几天后,实在太痛苦了,我作出最后决定:不管领导今后怎么看,还是一吐为快吧!
       我用大字报形式,诚实地讲述了父亲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因说不清楚问题而自杀之事;南京一中校团委在1956年1月20日批准我入团,而后来我从南京回到杭州,却不同意把我的团员关系转到杭州一中;在杭州一中整风过程中,我开始的态度以及突然受到批判的经过。大字报贴出以后,我一身轻松,晚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尽管大家非常认真地看了我写的大字报,但都没什么表示。只有沈墅乡小副校长刘海清坦率、公开地在大会上说:周祖德老师是诚实的。刘海清何许人也?原舟山部队战斗英雄,连级干部。他因爱上父亲被关押的定海陈美女,而不要前途,拒绝上级领导劝告,从舟山部队降职转业来沈墅乡任乡小副校长。几天后,所有整风交心运动积极分子会议就没我的份了。尽管我有点不悦,但从良心上解脱了。
       到八月下旬,全县教师在县大操场开公判大会,对长安镇中心小学一壮年炊事员和一青年教师强奸幼女进行宣判,当场执行枪决。看完被子弹打开的脑颅,这一天的晚餐吃豆腐,没有一个人想吃饭,那流在地上的脑髓,不就和豆腐那样……八月底前,大家离开硖石回家,准备新学期的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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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耕半读
       1958年9月,整风交心运动之后,许村镇教育系统干部大调整,20岁刚出头的盛幸甫从许巷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调任报国完小校长,徐世林继任教导主任。当时徐钟情于凌湖简师的同学范丽影,每月一封情信必不可少。此时有两位教师调出,又新来了四位:从海盐县屿城镇来的初中毕业生於巧爱,身材圆胖,性格外向;从许村镇桥南来的初中毕业生张月明,身材瘦长,内敛贤惠;从定海城关过来的初中毕业生陈秀娣,她是刘海清副校长的小姨子,身材苗条,明丽可人。还来了位高中毕业生蔡善金,硖石布店老板的小儿子,体圆人胖,眼睛眯眯,常爱说笑。他和徐世林教高段语文、数学和其他学科,三位女教师教二复式中低段语文和数学。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干劲冲天,和谐竞争,迎来报国完小的昌盛时期。我们这群人富有青春活力,上进心特别强,谁也不甘落后,天天在煤油灯下忙到深夜,钻研教材、批改作业、撰写教案、刻印试卷,也常常不顾天黑下雨去家访。
       此时,报国农业中学体制改由沈墅乡中心小学负责,行政上归属报国完小领导,学费归国家收进,教师工资也由国家开支。我在农中教语文和数学。农中的教室在骆阳庙的戏台上,实施半耕半读,上午读书,下午回家参加农业生产。生源有原报国完小的毕业生,还有报国农中早读班学员和许村小学毕业生。
       1958年11月下旬,沈墅人民公社诞生了。荣丰农业高级社和新胜农业高级社都变成了生产大队,故学校更名为杨渡农中。为了实现刘少奇主席提出的“半耕半读”,11月初,我到杨渡管理区办公室找徐仁品书记。他耐心听完我要耕地实行半耕半读的想法,说“我们研究研究”。我追问“什么时候研究”?他说等有空时研究,让我吃了个软钉子。
       然而,徐仁品书记还是讲信用的,管理区决定拨庙前生产小队的八分田给农业中学做生产基地,学生下午就在田里参加劳动,我亦跟着学生一起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就在这块田里,我们种了油菜,期待着看菜花黄,收油菜籽。但后来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管理,庙前生产队就把土地收回了,半耕半读就此夭折。
       此时,在浙江省委出版的理论杂志《求是》上,发表了当时浙江省省长周建人的一篇文章:《博与专》。这是他用辩证唯物论观点阐述知识的一篇哲学文章。《博与专》一文,先说知识必须广博,没有广博的知识,无法做到知识的专深;而要使自己知识专深,必须建立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达到辩证的统一。我非常认真地拜读了这篇文章,掌握了辩证唯物论方法论。
       初中时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初步奠定了我的人生观,让我学会意志要顽强、毅力要磨练,不要怕困难,做人要做到:不碌碌无为,不虚度年华。就是这篇文章和这本书,给我一生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让我最终成为一名成果丰硕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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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时代
       1958年8月底,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议结束后,中央报刊相继发表“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等社论。这样,建立人民公社像钱塘江大潮一样发展起来。1958年开学后到国庆节前,海宁县组建人民公社,原则是一个区为一个公社,一个乡为一个管理区,一个农业高级社为一个生产大队,原来农业社的大队为一个生产队,并规定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相结合。推广公共食堂,同时筹备成立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缝纫组。公社设立了农业、林业、畜牧、工交、粮食、供销、卫生、武装保卫等若干部门,下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并实施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许村成立人民公社,沈墅乡为管理区。康柏清任沈墅管理区主任。报国农中师生在骆阳庙庆祝公社成立,并进入吃饭不要钱的时代。
       随着我的出走,秉德与三舅的矛盾加剧了。我找到康柏清,把秉德调到庙前生产队做统计。人民公社成立后,秉德便调到斗门生产队搞财务。
       在庆祝人民公社成立那天,整个报国生产大队举行文艺表演,报国完小和农中学生,用骆阳庙里念经的《拜香精调》填词,歌唱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原新胜社斗门生产队农民表演真刀真枪传统武术。农中教室搬到台下,大家围着戏台看表演,还有中午会餐。我们两兄弟不会喝白酒,把酒都送给别人喝了。
       早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年冬至次年春开展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可以说是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曲。到了大跃进形势逼人时期,中央提出国民经济争取十五年超过英国,不仅要求工业战绩,也竞相大放“高产卫星”,要求钢铁产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080吨。为了保证钢产量的实现,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土法上马,全民大炼钢铁。在许村镇政府附近建立了三个小高炉,我们全公社的教师轮流到这里炼钢铁。三日三夜,报国完小男教师守在高炉旁,轮班值日,女教师则搞后勤。我们炼钢的结果是好铁变废渣。
       1958年国庆节后,海宁县缩小人民公社和管理区范围,沈墅管理区变成人民公社,并分成杨渡、联盟和科同三个管理区。
       在大跃进的年代,浮夸风泛滥。报国生产大队报晚稻产量,把我叫到大队里,一起商量如何申报。我和会计朱祖兴、出纳鲁叙炳商量办法,于是决定,先用湿谷重量代替干谷重量,产量上升5%;后再把田埂、积河泥的小水塘面积去掉;产量就上升到原产量的110%。面对全国竞放农业“卫星”:湖北的水稻亩产上万斤,河南的小麦亩产8585斤,虚报浮夸,登峰造极。此时公社派人来查“瞒产虚报”,杨渡大队上报亩产为6000多斤,名列公社第一;而报国大队只报了4000余斤,在沈墅公社列最后一名。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公社食堂倡导吃饱饭不要钱,造成一定的浪费,听到苏北发生胀死人的事。11月,先掺10%—15%的洋灰萝卜和大米一起煮饭。12月,掺20%—30的洋灰萝卜和大米一起煮饭。1959年1月,变成50%的包心菜加大米一起煮饭。后来食堂解散,各自回家烧饭。就在1959年2月农历年底,由于大跃进时虚报产量,国家征购粮食开始了,上级按上报产量征购。这样一来,报国生产大队运气来了,少报就留得多,杨渡大队就留得少。在海宁县创卫星的永福公社农民,不得不晚上偷偷摸摸到报国的亲戚家借粮食。


不要曲意求人重视,不怕忍受被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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