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13】情弃橄榄坝——知青“孽债”

月雅湖

                                                                                    三

       原来梦新的孩子送给无子嗣的老职工夫妇后，该夫妇将孩子视同己出，呵护有加，乳名狗儿。狗儿一天天长大，上小学了。但狗儿的身世早就家喻户晓，调皮的孩子在游戏打闹时奚落狗儿是“野种”。湖南话野种发音“牙种”，难听至极。狗儿回家问妈妈，妈妈抹去孩子脸上的泪水，“狗儿，不理他们。咱们搬家。”一家三口搬到五十里开外的澜沧江南岸，那是新建连队，没人再欺负狗儿。可是生活条件更加艰苦，开始新一轮的垦荒种地种橡胶。可为了孩子，再苦再累大人心甘情愿。日子清苦，却很温馨。在抱养狗儿的第三年，夫妇俩又收养了一个上海知青的小女孩，比狗儿大一岁。小女孩的父母托关系回城了，丢下了孩子。狗儿多了个姐姐，小姐俩很开心。

       日子像澜沧江的水，急速而又平静。狗儿姐弟上了小学，又上了中学，毕业后就地参加了工作。狗儿拿起父亲的割胶刀，姐姐去了食品加工厂。姐姐性格泼辣，爱唱爱跳，还参加了农场文艺宣传队，找了个不错的对象。再后来养父母又给狗儿娶了媳妇，生了个儿子，祖孙三代其乐融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狗儿延续着上一辈的轨迹，斩坝锄草维护胶树，收割胶乳。他没有奢望，没有烦躁，默默地行走在版纳山间的胶林中，就像一颗活动的胶树。

       平静的生活就是被电视剧《孽债》打破。西双版纳的“孽债”们被《孽债》的主人公所鼓舞，纷纷进城寻亲。狗儿的姐姐很幸运，亲生父母主动到橄榄坝寻找送养的女儿。结局皆大欢喜。女儿随父母去了趟上海，玩一圈后又回到养父母身旁。她放不下养父母的恩情，要陪伴他们白头到老。可弟弟狗儿的北京知青父母怎不见踪影呢，姐姐不干了，四处打听消息，非要带弟弟去北京寻亲不可。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原三分场五队队长曾志强急电告之了余梦新。

       梦新惠淑决定去橄榄坝认亲。2001年春节刚过，西双版纳嘎洒机场。梦新与惠淑刚走出站口，栏杆外大儿子携儿媳、儿子早已翘首以待。儿子那身材，那眉眼，简直跟父亲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彼此双方径直迎了上去。“妈！”“孩子！”母子相拥而泣。别的话什么都没有，血浓于水，三十五年的怨恨、委屈，在那一刻都冰溶雪化了。儿子满心喜悦而又心情复杂地地把亲生父母接回家。

       儿子的家在澜沧江南岸的四分场二队，坐落在一道山沟里。四周胶林环绕，绿树成荫。在一处较为平坦的沟边坡地上盖了两排砖瓦房，住着二十几户老职工。

       儿子住在第二排的第三间。房子格局各家基本一致。正门前搭一凉棚，纳凉挡雨。靠墙倚放着锄头、胶刀、胶桶、扁担。不用问，主人是割胶工。棚下有几个板凳。东西不多，干净利索。内外两居室，儿子儿媳住外间，室内一木床，一三屉桌，一老式电视，两只木箱。内室养母和孙子同住，养父已去世多年了。室内一床一椅两箱。陈设极简陋，几乎家徒四壁。内室有一后门，门外搭一竹笆墙茅草顶的厨房。厨房内除灶膛灶具外，置有一矮脚方桌，四个板凳，兼做餐厅了。梦新惠淑见状一阵酸楚，比起四十年前是强了许多，可也好不了哪去。夫妻俩转身跑了四五里山路，到街里买了两床被褥，一是自己用，二是给孩子置办点日常用品，顺便买了些锅碗瓢盆等零七八碎的一大堆。

       梦新夫妇住了月余，该打道回府了。临别跟亲家母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地做了约定，不接孩子回北京，不改姓不改名，孩子养母胜似亲生父母，给养母养老送终。孩子的两个妈妈都是他的亲人。儿子泪眼婆娑，送亲生父母踏上了返程的路。

月雅湖

待续四

大乌珠

当年去云南的知青，相对来说环境要比我们到黑龙江等地的都难，但知青能回城，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月雅湖

                                                                                       四

       次年冬月，天气渐凉，西双版纳的橡胶树进入休眠季节。辛苦了大半年的割胶工可以休息了。一天上午，梦新打来电话，“我大儿子来北京了，想今儿去看望何大大。”我知道是客气话，大儿子根本不认识我，找个托辞为认子归亲昭告朋友了。能来看望我，说明真是没把我当外人。我连忙表示欢迎，在离家不远的京味楼酒店预订了包间，等待这特殊的客人。

       梦新与惠淑带着儿子、儿媳、孙子到来了，自然少不了嘘寒问暖，扯东道西。可总有一种气氛在心头，说不出道不出，有点小别扭。席间我刻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活跃气氛，梦新一幅无所谓的样子，儿媳与孙子吃得美滋美味，惠淑不断地给正在上小学的孙子夹菜。唯有大儿子闷头不语，从始至终一言未发，心事重重。我也不便多问。

       餐后请到我家小坐。大家在客厅喝茶，梦新拉我到书房，讲了很内疚、很心酸、很难过的一段话。儿子来京探亲，天经地义，本是欢天喜地的事，可到京第一件事就是没地方住。八平米小土屋原本挤着三个人，再加三口实在挤不下，只好求助于孩子姑姑，转到北五环外的天通苑借住。梦新住天桥，一南一北几十里，是真不方便。这还不算什么，儿子向爸妈提了一个要求，难坏了夫妻俩。儿子说，“我这辈子就在橄榄坝了，不再想什么。请爸妈把孙子接到北京来上学，将来好有点出息。”橄榄坝偏远小镇学校的教学质量怎么能与北京比呢，提的要求在情理之中，丝毫也不过分。但夫妻俩真的为难了。一没地方住；二没钱，借读是收费的。夫妻俩下岗后，那俩钱仅够吃饭，连看病都困难，别说再养一个孩子了。思来想去，困难无法克服，拒绝了孩子的要求。儿子不悦，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半个月后儿子一家三口返程了，高兴而来，败兴而归，凄凄惨惨。梦新惠淑自是难受，梦新预料的难题摆上了桌，揪心地痛。不认亲，心理上精神上抗不过去；认了亲，难题解决不了，事已至此，毫无办法。真是受不尽的煎熬，受不尽的罪。

       又一晃，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其间梦新惠淑去了两趟橄榄坝看儿子，儿子来了三趟北京看父母，恰好与当年知青两年一次探亲的间隔相当。历史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换了人面。孙子也已经长大了，中学毕业后继续父辈的事业，当了一名农工。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梦新老了，孩子大了。当年知青种下的第一茬橡胶树也老了，开始更新换代。狗儿继承了老一辈的事业，狗儿的儿子继续父辈的事业，承担起了新的历史责任。他像一棵橡胶树已把根深深地扎在了橄榄坝的红土地中。

月雅湖

大乌珠

知青的事说不完，知青的书写不完！

嘉友（加友）

看了令人感动之深，老知青老了，坎坷了一生，无能为力帮助儿子孙子，情理之中，儿子，孙子，成了新时代的橡胶工，儿子，孙子，有希望的两代人。

嘉友（加友）

我看，这样的结局很好，无老可啃，有小可依。

大乌珠

大乌珠 发表于 2021-1-19 09:35
当年去云南的知青，相对来说环境要比我们到黑龙江等地的都难，但知青能回城，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揭秘1978年云南知青： 集体大返城事件爆发前后

       【导读】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然而，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内情的人不无忧虑地说：“知青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果然，就在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本文摘自：《世纪风采》2010年第8期，作者：王心文，原题：《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爆发的前前后后》

大乌珠

       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其时，上山下乡“一片红”成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运动推向极端，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一）

       到1978年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然而，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内情的人不无忧虑地说：“知青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果然，就在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领导也为此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知青向西双版纳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然而，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州领导的认可。于是，知青们在景洪抬尸游行，围观者不计其数。

       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第一，对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等等。

       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却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是一支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领导这次知青大罢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知青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

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