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灵》赘语
《守灵》一文刊出后，引起国内不少人的关注。有周围的朋友，有当年的工友，还有素昧平生的年轻人。一位当年的铁道兵，千里之外来电，谈起青海的往事，激动不已。呵，当年他和我竟是球友！感谢他30多年仍能记得我。 屈指算来，习文已有30余年，文章发表也罢，获奖也罢，“泥牛入海”也罢，酸甜苦辣咸，尝遍人生“五味子”。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凡事本应荣辱不惊，可面对热情的读者，兴奋、惊喜、惶恐、遗憾……许多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守灵》一文，始于聊天叙旧，在同事的建议下，一气呵成。因此，读者的强烈反响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行”。古人所言极是：艺术是“本于人心之感于物也”，也就是说，文学源于生活。 言归正传。有人疑问：为什么一个人守灵？ 王兴堂生前爱好文学，与我是文友、农友、工友，戏称“岁寒三友”。其亲属当时远在兰州，派我守灵本是情理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工班人手很紧，没有闲人，当晚仍是夜班，我与身强体壮无缘，故工长来个顺水人情。后事处理方面，亲属提出应追认烈士，理由是修青藏铁路是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交涉结果是由段上出一口棺材。棺材是用枕木做的，愿朋友在天之灵，高枕无忧。 有读者问，当时施工真有那么艰苦？回答是肯定的，绝无虚言。不要说吸支烟的工夫，确确实实连点烟的时间都没有。当年机械化程度不高，多数是力气活。拿我来说，枕木一到，立即散枕，接着是定轨距、放垫板、散道钉……此工序未完，拿铆钉枪和抡大锤的已跟在屁股后。我得赶紧将撬杠插入垫板底下，身体坐在撬杠上，“哒哒哒”和“当当当”随即响起，震得我尻子发麻。当轨节升至五六层时，坐在撬杠上就很危险。身子靠脚在枕木头上找个支点，悬在半空，掌握不好平衡或因震动将撬杠震脱，人就会摔下来。 当年施工求速度，轻质量，更难顾及安全。钉联时，钢轨和枕木就从我们头顶飞来飞去，一旦松了卡子或钢丝绳，后果不堪设想。一位周姓工友，在翻枕时不料枕木“塌方”，小腿当场被砸断，白骨茬茬龇在外，很是瘆人。 那时，大家都不偷懒，也偷不成懒，分工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一道工序出问题，整个作业受阻。加上天气冷，虽有皮衣皮帽，可“罗衾不耐五更寒”，谁偷懒谁受冻。 当时的文化生活极度单调，棋牌类有“四旧”和赌博之嫌，球类活动靠天公作美。我长得瘦弱，练打乒乓球。文头提及的那位铁道兵球友，就是那时认识的。你来我往打过几场球，真是不打不相识！ 当年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已是奢求。看电影时，我眼睛不好，蹲在最前面，银幕兜风凸起，只能见到腿和脚。好在耳朵蛮灵，露天电影权当露天广播。朝鲜影片《卖花姑娘》风靡全国时，段领导在职工的强烈要求下，同意大家到西宁看电影。千余职工半夜上车，为了御寒，不论男女在皮大衣腰部扎上一根草绳或铁丝。天亮到西宁下车，大家面面相觑，忍俊不禁：多像威虎山上下来的！ “林彪事件”后，早请示晚汇报取消了，天黑后无事大家也不敢外出，害怕遇到狼。工班一位看料的工友，半夜巡视遇狼群，逃避不及，只好爬上高高的龙门吊。嗓子喊哑了，就用防身的大号板手砸钢梁，无奈风雨太大，声音都被风吹雨打去，他只好孤身与狼共舞到天明，狼悻悻离去后，人都快冻僵了。 顺便提一句，王兴堂去世日是1972年5月8日，正好是入路一周年。28年后，当年同批入路的一位朋友，生前任国内某重点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也在这一天因抑郁症跳楼，这纯属巧合。同年生，同月同日卒，呜呼！
编者注：《守灵》一文在本报今年6月6日8版《七彩人生》发表后，以其真实感人的情节，生动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铁道兵（注：不是铁道兵，是铁路工程单位）的工作和生活，读者反响强烈。这是作者有感而发写的续篇。
2005-11-07刊登于《中国建设报》
（1972年4月摄于青海海晏克土。右一为王兴堂。左一为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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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8 09: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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