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03】黑龙江兵团（虎林）四师三十五团11.7大火

大乌珠

      

       上山下乡期间究竟死了多少人，目前尚无具体的说法。1973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上，对因工伤事故死亡的知青有一个不完全的数字：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53人，广州兵团210人，云南兵团297人；而新疆兵团自1969年以来，仅自杀的就有134起……他们当中有人是为了扑救山火，有人是为了抢救陷在泥沼里的拖拉机，有人是为了抢救落水的山羊，也有人仅仅是为了捞起掉进洪水里的几根电线杆子。如上海知青金训华，1969年到逊克县双河村三个月后，在洪水中抢救电线杆牺牲。

       这些牺牲的知青，从来不会想到，当他们伴随着几千万人的知青大潮，涌向这片广阔天地的时候，这里就将成为他们人生的终点。他们随潮而来，却不能随潮而回。他们仿佛是这大潮过后留在沙滩上的几粒沙子，永远的埋在了那片离家千里之遥的冰天雪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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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在生产建设兵团时期发生跑荒的事，屡有发生。虎林县境内的农场在1970年就先后发生过两起烧荒跑火烧死很多知青的事件。一件是1970年4月18日三十九团（兵团改建后称云山农场）跑荒事件，共有26名男女知青献出宝贵生命，其中多数是女生。另一件是1970年11月7日，四师三十五团（兵团改建后称庆丰农场）知青奉命扑灭草甸荒火，14名男女知青英勇献身（其中女生13人），年龄最小不满17岁，最年长的也只有23岁。前者报道极少，后者曾因凤凰卫视和央视做过专题报道。

       然而，这场“11·7大火”最终被定性为一场大事故，三十五团救火牺牲知青至今都未被授予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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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十四座墓碑，花样的年华，一场荒火将他们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同一个日子。几十年过去，当青春凝固，一代人的激情与热血，如何在烈火中永生。

       再过一些年，除了冷冰冰的文字记载，还能有多少人记得知青那一段活生生的历史呢？将近两千万人的青春岁月，确切数据不详的年轻生命 ----

       花样年华俱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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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这两件事情，我都有点印象。特别是三十五团的那场荒火，烧了三天左右。晚上往东南面看，都能看到漫天的火光。后来听说烧死了不少知青，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当时年少，并不清楚。后查了些资料，方对这场救火事件，有了一些了解。

02
    1970年11月7日下午5时，三十五团某连在烧荒时，突然风向改变，大火失控迅速向着中俄边境蔓延。如果烧过边界，就将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也使本就紧张的中苏关系更加紧张。为了防止火窜过江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五团立即组织人员，赶去扑救山火。

知青们一无森林救火经验，二无救火专业工具。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赤手空拳冲向火灾现场。先到的人开始烧火道，但点火的地点离大火太近了，火道的火刚点起来，大火就到了，两股火合为一处，产生的气浪形成了强大的风势，噬人的火焰窜起几丈高，狂风卷起滚滚灼浪烧得荒草和树条劈里啪啦作响，形成了一片火海，把救火的知青死死的困在里面……那一夜，十四位年轻的知青战友，为了美好的理想，为了北大荒他们的二故乡，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03
     十四名死难者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几座大城市，他们当中最年长的23岁，最小的只有17岁。他们是付强、栾英、薛克平、刘文、王秀琴、史丽露、马玉兰、耿淑媛、周秀兰、潘文宣、王晓勤、王丽荣、郑秀荣、傅小芳。

17岁的上海女知青傅小芳，是牺牲者中最年青的知青。她传承了上海女人的精致美丽，温婉贤淑。当时任农场机关打字员，当时她正在发烧。见她也爬上了去救火的汽车，团长喊道：把那个傅小芳叫下来，别让她去。但她大声疾呼：“我得去，我还要入团呢”。为了入团，为了要求进步，她不畏无情的火海，最后永远留在了那片黑土地上了。

傅小芳爱好广泛，会吹口琴，会拉手风琴，还会唱歌。她很聪明，什么东西一学就会。别人说点什么，一点就透。1968年，初中刚刚毕业的傅小芳，偷偷拿了家里的户口本，报名加入了上山下乡的大潮，但这一走便再也没能回来。如今快五十年过去了，当年傅小芳从北大荒寄给家里的一瓶米酒，虽然都已经变了颜色，但她的母亲一直珍藏着。看到这瓶酒，她就象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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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北京西城女知青王秀琴，1952年出生,身高一米七，虎背熊腰，泼辣豪爽，大嗓门，人没进来声音先进来，被大家叫作大王。大家都愿意和她开玩笑，她豁达开朗，为人坦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人缘特别好，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她。下乡时任三十五团通讯股参谋,她歌唱得特别好，声音特别洪亮，底气特别足。机关开会，总是她领唱，所有连队在一起开会也是她领唱。她在去的汽车上，带头唱起了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士气。在救火中，她十分坚强，棉衣、秋衣都被点燃了，鼻子里头堵的全是烟灰。被救出后，神志已经昏迷，口中默默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由于她烧伤实在太厉害了，衣服和肉粘连在一起，已经根本无法脱掉。她的两条腿已经粘连在一起，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医生没有办法把她的两条腿弄开，就对她说：你自己把腿劈开。坚强的大王，就自己硬把沾在一起的腿给劈开。凝固的血浆和烧坏的股肉已经粘到了一起，再把它撕开，就和上酷刑一样。王秀琴浑身烧得已经没有一块好皮可以打麻药，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做的气管切开术，但是就这样也没能挽救她的生命。她还是在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她挚爱的亲人和战友。

北京知青马玉兰，家住在石景山发电厂所在的广宁村西铁路，她和同时牺牲的耿淑媛，同为石景山中学初中毕业生，牺牲时20岁，

马玉兰出生在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父亲是石景山火车站的工人。马家有四个儿女，马玉兰行三下面还有个妹妹。马玉兰从小就乖巧懂事，是个善解人意听话的好孩子。在家帮妈妈干家务，照顾妹妹。在学校努力学习，是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好学生。

马玉兰长得看似柔弱，但十分要强。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行动上勤勤恳恳踏实工作。初到连队后，马玉兰便向领导提出到最脏最累的猪舍去锻炼。面对又脏又臭的工作环境，她没有城市女孩的娇气，不怕脏苦，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猪病了，她也吃不好睡不着，经常半夜起来到猪舍照顾病猪。一次，一头小猪病了，她跑了十多里路去兽医站取药，并用自己的饭盆煮玉米面粥，掰开猪嘴一口一口地喂，直到小猪康复。当时，兵团战士每月工资三十二元，马玉兰对自己精打细算，从不乱花一分钱。但猪病了，她会很大方给猪买些“好吃的”。她担任连队出纳工作期间，在一次结账工作中，发现短款2角2分，查找核对加班到深夜，可还是没查找问题出在哪？怎么办？自己掏线补上算了？这个念头一闪，她马上意识到，补上点钱是小事，可违反财务制度是大事，财务工作不能有丝毫含糊。于是她打起精神经续查找，最终找到了短款原因。此时，天边已出现鱼肚白。

马玉兰非常注重坚持原则，并且在原则上不唯上不唯权。一次，连指导员想用连队费用买一块黑板，马玉兰认为这个费用应该出宣传费，不能从连队费用里出，果断拒绝。还有一次，一位连领导在批准职工借公款时，马玉兰发现超出该领导的权限额度，她坚持原则没有多借。

马玉兰虽然原则性强，但对同志却有着春天般的温暖。在她兼职出纳期间，每到发工资的日子，她会主动把工资包好送到每一位同事手中。到卖粮时，她又挨家挨户上门开票，因此受到大家一致好评。一次，马玉兰得知老职工皮恩江的脚出了工伤。因老皮的老伴很早去逝，马玉兰不顾自己重感冒，立即前往老皮家探望，帮着打水做饭。还抽时间给老皮的孩子拆洗棉衣。

在领导关怀教育下，马玉兰进步很快，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并先后出席了团首次职代会和后勤站线讲用会。1970年9月30日，马玉兰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马玉兰表现突出，后被调到连部担任文书。

荒火发生当天，连队正在开排以上干部会议。她接到上级通知后，立即跑进会场说：团里来电话说一连跑荒了，要我们连组织一个男兵排去扑火。那是她最后一次传达上级指示，当晚她就牺牲在了扑火第一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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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耿淑嫒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北京石景山电厂工人，母亲是残疾人。家境的特殊性，让耿淑媛比常人家的孩子早熟，她很早就知道要为父母多担些担子，来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她即要帮父母照顾好弟妹，还要帮助身有残疾的妈妈干家务。勤快懂事的她，受到了街坊邻里的交口称赞。

在学校里，耿淑嫒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一次，低年级的一个同学因病需要输血。当她得知这一消息，毫不犹豫的伸出自己的胳膊。还有一次，本校的一个学生不慎落入水中，耿淑嫒奋不顾身跳下去施救。在1966年全国学生大串连期间，来自吉林某校学生串连到广宁村中学时，其中一名女生病了，耿淑嫒知道后，主动来照顾她，并让妈妈做了面条汤送过去。做碗面汤这在今天看来真不算什么，但在当时那个物质极度匮乏，家家口粮不够吃，定量副食凭本买的年代，能吃碗面汤可以说是件奢侈的事。据耿淑嫒家人回忆，得到帮助的那位吉林学生后来与耿淑嫒亲如好姐妹，保持多年书信来往。通过以上几件事，可以看出耿淑媛具有强烈的悲悯情怀，以及乐于助人的善良本性。

到三十五团后，在二年多的兵团生活中，耿淑嫒对工作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先后在食堂炊事员，酿酒，通讯班等岗位上工作。而且干一行爱一行，任劳任怨，踏实肯干，多次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耿淑嫒特别懂事，为了能帮父母多分担些家庭经济困难，处处精打细算。从来兵团到牺牲的二年多时间里，没有回过一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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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北京知青王晓勤，1950年出生，北京西城36中学生。她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和其他兵团战士不太一样，穿一身浅灰色的海军军装。虽然褪色发白了，却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板板正正，腰间扎着一条皮带，威武精神，仿佛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女战士。她身材高挑，体形匀称，圆脸盘，大眼睛，见人不笑不说话，笑时两只酒窝浮现两腮，和蔼可亲，非常有亲和力。她头上总是戴着一顶军帽，就是打篮球时，她也不脱掉帽子。后来有人好奇，冷不防摘掉了她不离头的帽子，才揭开了迷底。原来她血热，有少白头，爱美的她不愿将自己的缺憾示于外人，她是一个很爱美的姑娘。可能是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红五类的优越感，让她有种根正苗红的清高。对人对事，也颇有军人对待事物的态度，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于一些看不惯的人，绝对疏远，一点也不中慵，从不模棱两可。对于志趣相投的同学，则把心都能掏给你。她嗓音清亮，很有音乐才华，曾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并被音乐系录取。但文革的浪潮席卷全国，各类院校停课闹革命，她的音乐梦也随文革的到来而夭折了。王晓勤还是个篮球高手，球技精湛，左手投篮更是一绝。在北京中学时，就活跃在篮球场上。在农场她和北京三中的几个女同学组成的篮球队，在农场所向披靡，名气相当大。到北大荒之前，她就在1966年和同学到新疆去搞过串联，了解边疆人民的生活情况。1967年学校停课，她积极报名到黑龙江垦区来。1967年冬，她到了三十五团8连，在机务上开拖拉机。在工作上她严于律已，劳动中从不偷懒，累得汗流浃背。老职工对她这种工作态度，十分的赞赏。

王晓勤的父亲王学清是老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电话队政治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第十二团政治委员，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政治指导员，第二分校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二分校政治部训育科副科长，八路军120师三五八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队列科科长，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游击支队支队长。参加了陈庄、黄土岭战斗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第九军分区参谋长，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晋中军区独立第五旅副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沉陵军分区司令员，空军第一航空预科总队总队长，空军第27师师长，副军长，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这位老革命三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女儿。老人家到了虎林后才知道女儿牺牲了，气得跳脚大骂兵团领导瞎指挥。

王晓勤牺牲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失声痛哭。她老红军的父亲体弱多病，身边无子女照顾，组织上已决定调她到北京工作。第二天回家的火车票就装在口袋里！机关扑火队伍中没有她的名字。一听说要去扑火，她追赶着登上了大卡车，上车前，她留下了火车票，又摘下手表交给同宿舍的战友，并掏出口袋里仅有的几十块钱，对战友说：“如果我回不来了，手表留给你作纪念，这点钱作为我最后的党费，请你替我交了吧！”哈尔滨知青任树宝郑重地说，“王晓勤就是这么说的，这不是秀才们编出的豪言壮语，这是活生生的事实，苍天可以作证，参加那次扑火的人可以作证！”
　　王晓勤的父亲、东海舰队的老首长、一位转战南北的老将军，赶到团里和他最心爱的小女儿诀别。老人家一生身经百战，目睹了无数亲密的战友倒在自己身边，泪早已流干。可是面对自己最喜爱的小女儿的遗体却老泪横流……临走时，老人家带走了一小袋黑土地产的大豆和几瓶北大荒酒，还有女儿的一两件遗物。在牡丹江转车时，那位陪同老首长的参谋不小心把北大荒酒打碎了两瓶，老人发火了，老人又一次泪流满面，他不是心疼那两瓶酒，在老人眼里，那是女儿这一代人用血汗酿成的甘泉。洒在站台上的不是酒，更不是水，而是知青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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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北京知青周秀兰，在家排行老大。入学后一直品学兼优，去北大荒前已经被学校保送攻读大学。1968年，伴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周秀兰毅然去了北大荒。被大火吞噬时，年仅19岁。牺牲前的1970年10月25日，她给家人写了最后一封信，此信寄出十三天后，她就永远离开了亲人。

周秀兰（信内容）：爸爸、妈妈，你们好，全家好吧？前些日子写的那封信家里收到了吧？我想让股长或同学把棉袄、罩衣带来，不知带来没有？如果没有就给我邮来吧，我们这边很冷了，没有罩衣也没穿小棉袄，别的衣服都套不下去。

周秀兰的父母得知女儿被批为革命烈士，追认共产党员，材料都已报上时，很是欣慰。他们觉得能为国家培养出一个好儿女，做父母的应该感到光荣。所在的社区街道、工作所在的工厂也对女儿事迹进行了宣传。父亲所在的首都钢铁公司，还为英雄的父亲登了一篇报道。然而感到无限荣耀的父母却没有想到，11·7大火最终被定性为一场大事故，他们的女儿也并没有被评为烈士，这成了两位老人一生最大的遗憾。每到11月7号那天，周秀兰的妹妹周秀琴必须到妈妈那去，她要去和母亲共同渡过这一天，尽量用亲情去温暖老人冰冷的心。周秀兰父母直到临终的时候，都在跟周秀琴提给周秀兰烈士命名的事情。可以说，为抢救国家财产，在组织的组织下义无反顾去的，一腔热血献出了生命，怎么就能因事故原因而不授予烈士称号呢？可以说周秀兰的父母，为此事死不瞑目……

08

关于三十五团救火牺牲知青未被授予烈士的原因，据说是当时周恩来总经理听到这么多知青被火烧死，心情非常沉痛。听到兵团还要把这件灾难吹成英雄事迹，来掩盖在指挥上的失误和让知青上危险场所的责任，周总理气愤的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也不能把知青往火坑里推。此信息传到兵团，兵团才低调起来，连烈士也不敢往上报了。这就是近五十年来，这些牺牲的知青未评上烈士的原因。

09

王立荣，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她父母和虎林县委书记王桂林的爱人同在商业部工作，做为商业部的子弟，和王桂林爱人经常来往，在荒火发生的前几天，还和一女同学到虎林在王桂林家住过一晚。王桂林的大儿子王戈军，到现在仍记得1965年在北京和王立荣等商业部子弟，一起到香山公园参加春游和在北大荒到他家借住的情景。2010年，王戈军退休时，特到庆丰农场王立荣的墓前，这位只见过两次面的姐姐烧纸祭奠。

王立荣的妹妹，和她同在三十五团下乡。姐姐牺牲后，她父母到庆丰农场把小女儿带回了北京，后来听说她参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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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薛克平，哈尔滨知青，老高三，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休育项目尤其突出，小学时就破过速滑市纪录，初中时曾被国家游泳队选中。由于她母亲想让她读大学，去北京从国家游泳队把她要回来，让其继续读书。她多才多艺，能拉会唱，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中音。她经常自己拉着手风琴自己唱歌，邻居还以为是收音机里放的音乐呢。她原来准备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国家要培养女外交官，被省教委指名必须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下了乡，她从事艺术或外交工作，都会取得优秀的成绩。

薛克平那天在加工厂面粉车间磨面刚下班，回到宿舍打了盆水刚要洗脸，就听到外面有人喊：“着火了！大家打火去，赶快上车！”那个年代，知青接受的教育是火光就是命令，越是危险越要争先！薛克平立刻放下毛巾，带着一脸面粉就与同宿舍的史丽露跑出去上了汽车。他们一进火场，立即被四面大火包围，还没有来得及打出一条救命的火道，烈焰就迎面猛扑了过来。面前的火势加上后面打火道点的火，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焰球，象张开大口的火龙，一下就吞没了她们。

得知其牺牲的消息，同在虎林三十四团的弟弟，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而她抗战时就参加革命的母亲，怎么也受不了爱女和平年代牺牲的残酷打击，从此一病不起，再也没能上班。

薛克平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她作为工作组成员参加了运动。她坚决反对用极“左”的办式对待农场干部和老职工。工作组写好的批判农场干部的材料，经团政委批准，让她发言打头炮搞大批判。她拒不发言并提出反对意见，工作组就反过来把她当成敌人整。但倔犟的薛克平，非常有个性，她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相信党会拨乱反正。她闯边防站，游泳过穆林河，到佳木斯兵团司令部去告状。但三十五团当时的军代表，说她私带日本军刀（其刀为其父亲在日本受降时留的纪念品），在日记中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把她定性为有问题人。直到她牺牲，三年后才给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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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知青史丽露，家中排行老二，她是北京四十中高中的学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母亲最为看重的孩子。她喜欢弹钢琴，因家里没有琴，就到一个华侨同学家去弹琴。每天早晨六点起来去学琴，非常刻苦。参加集体活动非常积极，学习舞蹈时，有时半夜才回来。她字写得非常好，龙飞凤舞颇有书法家的神韵，是班级出黑板报的主笔。她和薛克平一个宿舍也是好朋友，她也是刚下班回到宿舍，准备打水洗脸。听到扑火的命令后，就和薛克平一起从宿舍冲了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唯一的男知青傅强，1953年出生，17岁，工业二连知青。他本已逃出了火海，但为了救仍在火里的知青战友，他和团副参谋长明海涛，又再次冲进火海，最后和明海涛副参谋长一起牺牲在第二次的救人战斗中。其实，这场火灾共牺牲十五人，知青牺牲十四人。

12
      除了牺牲的十四名知青，还有数十位烧伤程度不同的知青，带着无法改变的容颜，最终离开了北大荒。

13
      曾在“11·7”打火中负伤的原三十五团工业二连的副指导员王玉彩，出生于1948年12月。1968年6月13日从北京出发下乡，下乡前是北京八宝山中学的66届初中生，是个“老初三”。她做为连队干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本来她奶奶病危，她完全可以因此回北京去探望奶奶，躲过一场大祸。但从1968年6月来北大荒，到1970年11月7日打火被烧之前，她二年多一直没有回北京探过家，再回家时她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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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烧伤返城的知青，因身体的残疾，终身没有成家。仝幼华一直孤身一人，刚回城时靠每月800元的补助金勉强为生。平时她们很少出门，几个同是烧伤的战友成了为数不多的朋友，对于烧伤的经历她们从不和别人提及，在周围邻里眼中，她们仅仅是群活在自己记忆中的面布受伤的残疾人。

    孙淑婉是少数成家的受伤知青，当得知她儿子要结婚的消息，这些烧伤的战友非要来祝贺。孙淑婉知道她们生活很困难，不想让她们花钱，所以开始不想告诉她们。但这些知青战友，还是把礼钱送到家里来。婚礼当天，孙淑婉特意给这些战友留了一桌，并想在这个特殊的场合里，当着所有嘉宾的面，把这个特殊群体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群面貌变形丑陋的人，是为了国家而受伤的，她们面貌丑陋，但内心非常完美。但遗憾的是，这些战友都没有来。她们一个个都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孙淑婉知道，她们怕她们受伤的形象，影响孩子婚礼的祥和。怕她们的伤残的容貌，影响众人的情绪。想到这些也曾经风姿绰约的战友，想到她们也曾貌美如花。再看到现在她们受伤后自我封闭的孤寂，小心翼翼怕给人带来麻烦的谦卑，孙淑婉就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北京知青吴廉，小伙长得非常帅气，说起话来细言慢语，被大家称作“假姑娘”。他在这次扑灭荒火的战斗，被烧成重伤。虽几经转院治疗、植皮、整容，但昔日俊俏的面容变得面目全非了。眉毛被烧光了，满脸紫红色的疤痕，眼角被封住了，嘴只能张开三分之一，两只灵巧的手变成了鹰爪状。他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手握不住筷子拿不起笔。还有难以想象的痛苦，烧伤植的皮没有汗毛孔，夏天闷热排不出汗；冬天干冷，皮肤绽开一道道的血口子，让人目不忍睹。在这种情况下，吴廉拒绝所有人的帮助和关照，坚持自己洗脸、穿衣、系鞋带，甚至衣服都自己洗。他坚决要求连里安排工作，后来当上了卫生员，学会了给别人诊断、打针。这个给他人解除病痛的人，行动的不便让自己生活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内心的痛苦让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煎熬。返城回北京后，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他是一个不屈服命运的强人，是一个个令人佩服的硬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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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人员在佳木斯兵团司令部医院住院期间，开国少将，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到病房慰问，还告诉大家，周恩来总理下令要全力抢救，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听说为这件事还搞了三次全国电话会诊。

1976年10月5日，王玉彩和孙淑婉告别了北大荒返回北京。三十五团团参谋长董云龙送他们到虎林车站，后勤处的于协理员和政治处的张干事，陪两位伤残知青回到了北京。

当时扑火命令不让女同志上前线，但“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的氛围，让这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热血沸腾，谁也不甘人后。大家争先恐后的往汽车上爬，直到把那辆车塞得满满的。傅小芳和马玉兰，个子矮小瘦弱，爬了几次都掉了下来，但最后她们还是爬上了汽车。

到火场后，经过战前动员后按指挥部的命令：女战士由通讯股张副股长负责原地待命；男战士重新按连队建制整队集合。董参谋长做了扑火的战斗布署：一、在荒火漫延前方打拦截防火道；二、挑选了30名体壮男战士由明海涛副参谋长带领的尖兵排打前锋，点燃荒草开辟防火道；三、其余男战士随后用树条等控制防火道燃烧的火势，防止酿成大火；四、立即准备投入扑火战斗。本应在原地待命的女知青，男生刚一行动，王秀琴高喊“火场就是战场，火光就是命令”的口号，团部几个女生和党员一带头，其他女生也都跟着上去了。

当远远地看着小鸟在大火上飞，飞着飞着就掉到了火里，大家不知害怕还感觉好玩。但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就陷了火海之中，经历了烈火中的一次重生或毁灭。

荒火没有烧过边境，三天之后自动熄灭了。知青们用生命的代价，拼尽全力也没有阻止的这场大火，在疯狂吞噬了十五条生命之后，悄无声息的息灭了。充满英雄主义情怀的知青们，在这场被定性为一场大事故的事件中，没有获得英雄和烈士的称号，只留下了十四个仅有姓名和出生年月的墓碑。大火还留下了数十个，瞬间被撕碎的年轻容颜……

这些花季知青，没有经历鲜花盛开的季节，而是永远默默地安眠在茫茫的黑土地上。

这些知青，很多人都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从小所受的教育和贫寒的家庭条件，让她们在生活上都十分的节俭,对待领导和同事,都非常的懂事。耿淑媛、王玉彩、马玉兰、王秀琴、傅小芳等，她们基本上到北大荒后，就没有回过老家。平时省吃俭用，还不忘给爸妈寄些东西，以尽孝心。就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薛克平、王晓勤，平时也一点架子也没有，也不搞特权，和大家一样朴素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