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6日，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推出了一个特展，名为“阿部房次郎与中国书画”。这是为了纪念阿部房次郎150周年诞辰而设，展出作品共计160件。 这个阿部房次郎，就是《木石图》流落日本之后的收藏者。他去世前，曾嘱托家人把自己的藏品归之于社会。于是，1943年，其长子阿部孝次郎将160余件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而这些藏品，也成为大阪市立美术馆的核心艺术品。但阿部后代转交的这批藏品中，并不包括《木石图》。 阿部房次郎1868年出生于日本滋贺县一个武士门第。这一年，也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一纸改元诏书宣告了江户时代终了，明治时代开启，随后，日本对外开放，并由此走向崛起之路。 很有经商头脑的阿部借着一战的东风，在欧洲承包军需布匹，一跃成为大资本家。在各国出差期间，他接触到了中国绘画，从此开始关注中国艺术品。终其一生，阿部房次郎收藏了160多件中国书画。 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曾把他同美国顾洛阜、王季迁收藏并称为“海外私人中国书画收藏三鼎甲，并能弥补故宫藏品缺憾”。 “日本保存文物的想法是伴随着明治维新而很快产生的念头”，旅日作家苏枕书说，当时很多学者富商坚信“保护一个国家的国宝文物，不仅是保护重要文化财产，也是保护重要精神财产”的念头，再加上经济发展，所以各大财团都热衷于收藏文物。而且，不只收藏日本文物。 日本历来就以收藏中国文物为风尚，幕府时期，统治阶级就流行收藏来自中国的茶盏、书画。明治维新时，封爵的门槛之一就是所有伯爵家里必须要有两千件以上的中国艺术品。 “近代中国文物流入日本始于19世纪后期”，艺术评论人周文翰曾写道。 而这段时间，也正值中国社会动荡的时期，随着鸦片战争爆发，整个中国风雨如晦。瞅准时机的日本商贾船只频繁往来中国，回国时都会捎上些中国文物。 1862年，一艘名叫“千岁丸”的日本商船从上海出发返回日本，随行人员在日记中写，自己从上海古玩市场淘了好些元明清的书画作品带回日本。这在当时相当普遍。为了躲避战乱，涌入上海的难民不得不靠变卖家藏糊口。 八国联军侵华更是撕开了一道中国文物流失的口子。打着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幌子的各国联军调兵入京，堂而皇之在中国攫取利益。一份名为《北清观战记》的日本资料记述了当时的情形：“陈列之古董、旧衣之类，系各国士兵瓜分之物。清国商人买入后，因未能开店，便各自搬来，陈列街头，平时不易得之物，今以廉即可购得。故买主看客纷纷云集，数以几千计，自北新桥至东四牌楼的二里长街人头攒动，几无立锥之地。” 当时的日军索性将司令部设在了北京北海静心斋，把里面的文物占为己有，万佛楼里的1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满载文物起航归国的船只挤满了北京至天津的白河。军方费尽心思挖宝，民间交易也异常活跃，最先出手的就是王公贵族。面对摇摇欲坠的清廷，深知好日无多的八旗子弟拿出宝贝换钱花。 嗅到钱味的日本商人适时入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山中商会和茧山龙泉堂。 1901年，大阪古董业大鳄山中商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当时的掌门人山中定次郎每年都会来两次北京。逗留期间的主要工作是将各处搜罗的文物分销给欧美、日本各分店。藏品摆满六尺长桌，每日采买人员多达200人。 山中定次郎的成名之战是1912年买下恭亲王府大量藏品。那年，小恭亲王溥伟为了筹措军饷，向山中定次郎出售文物。山中商会以34万大洋买入约2000件文物。除了运往英美两国拍卖或零售，余下的都带回日本销售或藏于本家。几乎可以说，中国一部文物外流史，同样也是一部社会动荡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更是猖狂。据官方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抢劫图书和手稿300万册、文物360万件，另1870箱。 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不少文物，通过盗墓、走私的渠道流出，很多文物也流向了日本市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一股破坏古代文物、艺术品的风潮，大量藏品流失。更令中国损失严重的是持续不断的盗墓和文物走私。80年代，在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份流行一句顺口溜：“要想富，挖古墓，一夜能成万元户”。
| 
发表于 2019-1-18 16:10:46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