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10、培养、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大学校

  作为开国领袖、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在各方面比任何人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标，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特别是鉴于六十年代苏联发生的变化，面对美国等西方集团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阴谋，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的教育、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需人才的培养思考得更长远、认识得更深刻。

  人才的培养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世界上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人的培养，“君子之泽，五世而宰”。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多少百万富翁、文人墨客，都在子女教育上失败了。培养一二个、数十个、甚至数百、上千个杰出人才并不难；但要培养造就千百万杰出人才就难了；尤其是要培养出千百万忠诚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灵魂高尚、敢于担当、善于创新、无私奉献、永远奋斗的各条战线的杰出人才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然而，毛泽东同志做到了。上山下乡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培养造就了千百万既忠诚于人民利益，又务实肯干、敢于担当、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杰出人才和干部队伍。

  国内外一些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完全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真正含意。全面回顾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全面研究毛泽东同志对干部、对人才的要求，可以明确看到，所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首先是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是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三是敢于担当、乐于牺牲，第四是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借用现代“草根”的说法就是“接地气、肯务实、敢担当、能创新”这四个特点。从这个标准上说，毛泽东同志当年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宏伟战略任务是完全实现了。正是由于上山下乡，数千万知青来到中国贫穷的农村、偏僻的边疆，在完全不知底数、毫无外来救助的残酷环境下，经风雨，见世面，学游泳，会生存。正是由于这种长期基层、艰苦环境的历练摔打，知青一代才真正了解了基层，懂得了国情，立志于人民，献身于大众，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摒弃了形形色色错误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成为“接地气、肯务实、敢担当、能创新”的一代，成了忠诚于人民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人们不仅可以从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有知青经历的成员中，更可以从全国上下、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各个单位的骨干队伍中，以及社会上极大多数最能吃苦、最肯奉献的人群中看出上山下乡对培养人、造就人的伟大作用和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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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说服力的是知青一代本身的感悟和评价。2013年3月，黑龙江知青博物馆来上海图书馆举办首场巡展。上海《解放日报》、神州市场调查公司在知青展馆内外对当年下乡各地的600位老知青进行了问卷调查，摘抄几段结论如下：

  极端困苦的生活，极度原始的劳作，极其可怜的收获也使知青反思。知青卜大华于1968年去陕北插队，他说，“到了陕北，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农民，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这是我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后得出的结论。”从这层意义上说，知青的艰苦岁月也是思想解放的萌芽。在本次调查中，有75％的受访者认为知青经历让自己接触到了人民大众，更深刻地了解到了国家的现状。

  当问及对知青经历的整体看法时，50.5％的受访者选择了“辩证对待”；22％的受访者认为这段经历值得肯定；仅有9.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知青经历应该否定。

  进入新时期，知青们花费了更多的努力追赶时代步伐。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成长为社会的中坚。知青经历磨练了他们的意志，走出了青年时代的狂热，走向成熟和理智。本次调查中，认同知青经历“丰富了人生经历，加深对生活的思考”的占了81.8％；认为知青经历对自己事业有所帮助的占了88.1％。

  更有说服力的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成功。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没有千百万人的坚定拥护、积极投入、付出牺牲，是不可能这么顺利、这么成功的。知青一代更多的是树立了甘愿奉献、不图报酬的“长子意识”，养成了“关心国家、顾全大局”的责任奉献精神。上山下乡奉献青春，改革开放拼搏创新，退休下来再献激情。

  古今中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专家、学者，更没有一个政治领袖，能够像毛泽东同志这样提出培养“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标准，这五条标准，既伟大又平凡、既普通又高尚，并非不切实际、高不可攀，经过努力是人人能够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还是一个伟大的杰出的教育家。毛泽东同志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数千万知青的成长史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学、人才学的经验宝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发展、对世界的未来及未来人类培养走向的启示和贡献，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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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举十个主要方面，其他不一一罗列。以上这些上山下乡对中国城乡建设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并不是说知青自身的能力、作用、贡献有多大，而是反映知青一代拜农民为师，向人民学习，以实践为荣，通过广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实践的作用，才得以施展才干、发挥作用的。

  当然，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和历次运动一样，如此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如此漫长的十年、二十年时间，如此纷繁复杂的环境和缺乏经验等，不可避免、不能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问题。特别是当时许多青少年还没有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习，就仓促下乡，这是我们整个党和国家的痛，整个民族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痛苦。而且，在组织形式、方式、方法上的一刀切、一风吹，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等；加上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下的户籍管理制度，一旦下乡就意味着永远不得回城等死板教条，也造成了许多非理性的恶果。这在当时，就遭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青年的批判和抵制。限于篇幅本文都不一一涉及，也不一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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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理性看待上山下乡运动

  为什么对上山下乡运动会有各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关键是看待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以及个人的思想、眼界、道德、情操、胸怀、灵魂境界的高低。理性正确地看待上山下乡运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1、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

  不少人仅仅从表面上、感觉上看问题，一些人根据自己的个人遭遇、个人命运来下结论、作判断；一些人甚至认为自己后来之所以没有上大学、之所以没找到好工作，之所以下岗、失业，生活困难，都要归罪于那场上山下乡；有些人认为衡量是非要看多数人的判断，大多数人感觉不好，就应该予以否定，等等。这些都是很肤浅的，都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理性，缺少科学思维。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中讲得非常清楚。感觉到了的东西，并不能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对事物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理性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必须还原到六、七十年代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斗争的大格局、大背景下进行具体、客观、全面、深入的分析，才能看到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内涵、来龙去脉，看清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必然性，也才能进一步看到上山下乡运动对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促进。

  许多人至今为止，老是喋喋不休地埋怨上山下乡、控诉上山下乡，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看问题的片面性。他们仅仅站在知青本人、或家庭得失的角度看问题，仅仅局限于“就知青看知青”，必然会得出上山下乡让青年人中断学业、离开父母，吃苦受罪的结论。确实，上山下乡对知青、对家长、对城市来说，是一种吃

苦、受罪，是一种损失、付出，甚至是一种牺牲、奉献。一些知青和家长有抵触，甚至反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我们从时代的背景、国家的大局、总体的利益和长远的发展来看，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知青一代的牺牲、奉献，正是城市家庭的付出、损失，全国农村、边疆才获得了海量的人才、宝贵的文化、先进的理念，短短十年中国农村的基础需求、重大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中国农村从此走上了全面、全新建设的快车道。

  我们还要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情况看问题。六十年代，不仅是中国，而且世界各国都出现了类似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样的组织动员城市青年人到贫穷、落后、艰难困苦的农村去的运动。首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对付城市街头普遍出现的青年人无所事事，花天酒地、打架斗殴等“嬉皮士”现象，美国等政府、民间掀起了一股组织动员年轻人到非洲、拉美等落后国家、地区去的“和平队”运动，既让年轻人到困难环境中锻炼成长，又配合宣传推广符合美国利益的价值观，这批人后来成了美国的社会中坚。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也是如此，政府配合新农村建设任务，在下拨房舍建材、道路施工材料的同时，组织城市知青到农村参加规划、施工，不仅推动了韩国的新农村建设，这些参加新农村建设的城市知青后来大多成了韩国政坛、军界、经济、文化、科技届的领军人物。

  至今，德国政府每年都有意识地号召、动员并资助二、三万名本国知识青年到国外（上世纪末主要是非洲，本世纪开始则主要是澳洲等地）去闯荡、去生存。德国政府相信，这批外出闯荡的青年人会成为未来德国各个领域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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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坚持政治、经济的高度统一，深刻认识上山下乡的内在经济动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物质基础，都有其内在的深刻的经济动因；没有经济动因，一切都维持不下、长久不了。那种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只有政治动因，没经济内因”、“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的说法，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不错，七十年代末，中央有关领导对上山下乡运动确实说过“化了300个亿，买了四个不满意”一类的话。但是，说这些话是有一定背景的，是针对当时国家稳定的大局、针对当时的社会情绪所讲的；同时，也是针对当时普遍不重视经济核算、不讲究经济效益的错误倾向的严厉批评。但是，这样的讲话仅仅是从对知青安置费的支出上讲的，并没有从面上更大的经济收益来算账，必然缺乏说服力。从上述开列、分析的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来看，从各个方面的经济大账来说，从具体的农田大开发、交通大施工、科技大推广、教育大普及、医疗大发展、文化大繁荣、国防大建设等全局来说，哪一项所创造的经济作用和社会价值不比300个亿多？甚至可以说，每项所产生的经济价值都远超过3000个亿，甚至30000个亿。难道不是事实吗？

  即使是从人们普遍认为的“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来说，上山下乡运动对培养千百万农村初、中级实用型人才来说，也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和成功的实践。原有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教育方法确实存在着“死读书、读死书”等问题，确实浪费了许多青年学生的大好时光、大量资金。而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将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可以学得更好、更快、更扎实、更有效，确实是一条“多快好省”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教育工程。具有小学、初、高中文化的知青，经过短期培训，担任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统计、农机操作、修理、科技推广、文学创作、文艺演出，不仅迅速满足、解决了当时农田开发、水利施工、交通运输、机械操作、中小学教育、医疗卫生服务、文化普及、文艺创作等方方面面人才的迫切需要；而且，对年轻人以后的一生都具有决定性的鞭策、启发和激励作用。按常规路子，培养这么多方方面面的人才，需要多少学校？多少教员、多少投入？多少时间？不要说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人才学、教育经济学的倡导者、奠基者和成功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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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

  一些人总喜欢用邓小平同志七十年代后期提出全面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孩子们回来吧”的说法来否定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客观性、必要性。好像只有邓小平同志爱护知青，其他领导人都是在迫害、祸害知青。这实在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我们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历来坚持实事求是，历来以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党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既有连贯性，又有阶段性。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六十年代初，正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长远发展规划和具体实施部署，正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该以插队为主”。任务完成了，形势发展了，情况变化了，原先的政策当然也必须改变。我们既不能用以前的政策来反对后面的政策，也不能用后面的政策来否定前面的政策。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脉相承的，是继承、发展和提高的关系”，就是我们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理性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确的指导思想。

  4、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有些专家、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千方百计贬低知识青年，并不是他们不懂历史，而是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有问题。他们所收集整理的种种实例、数据，完全站在人民大众利益的对立面。一些专家、学者甚至用现在的研究成果、用现代人的标准来评判历史的人物和政策，要求历史人物作出当时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唯心主义。所谓“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就是这些学者、专家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就是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一生都在与种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马克思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并痛恨地批评“形而上学是资产阶级的帮凶”；毛泽东同志也多次批评“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对人们产生误导的严重恶果。伟大领袖的这些话语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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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所决定的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不同看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很不了解，对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趋势很不理解。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国情和近代历史作些回顾。

  六十年代初，负责农业和经济的邓子恢副总理有过一篇《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民主革命近代史的回顾进行了分析，讲得非常深刻。这里引用几段：

  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整顿党的作风》）但是，他又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五四运动》）这就是说，革命离不开革命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又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在革命事业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历史事实正是这样。在过去历次重大革命运动到来以前，都有大批先进的知识青年争先恐后地到群众中去，到农村去。这不是偶然现象，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首先和主要的也是体现在对农民的领导上。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在农村领导农民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积蓄革命力量，壮大革命队伍，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而后夺取城市，一直到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我国知识青年第一次大批到农村去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五四”运动开始是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以后青年队伍发生了分化，一派人主张不问时事，埋头读书，争取做一个学士、博士；另一派则主张深入农村，到群众中去，宣传革命，发动工农群众起来开展政治、经济斗争。后一派以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基础。1923年以后，我们党鉴于“二七”罢工的失败，确定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因此更推动了大批党与非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总结了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对农村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为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更是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这种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的开展，就促进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我国知识青年第二次大批到农村去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那时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实行白色恐怖，革命力量遭到残酷的镇压，革命形势迅速转入低潮。我们党为了挽救革命，举行了“八一”起义，并决定领导农民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当时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走向农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农村做秘密工作，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建立人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1930到1934年便形成苏维埃运动的高潮，扩大了苏区根据地，苏区人口曾扩大到2000万人以上，红军扩大到30万人，曾几次打退了蒋介石百万大军的进攻围剿。

  “九一八”以后，特别是“一二九”运动以后，包括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知识青年又掀起了第三次大批下农村的运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我国，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动员人民抗战。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纷纷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华南纵队、抗日联军，深入敌后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中许多人以后成了敌后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地方行政人员和经济文化工作者，对我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知识青年第四次大批下农村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加腐朽，更加残暴；广大知识青年更加看清楚了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他们纷纷投奔解放区，积极参加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参加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参加解放区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最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全国解放。全国解放后，他们又与内战、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一道担负起新的解放区的复杂工作并成为领导骨干。

  由此看来，一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知识份子与工农相结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同样如此。

  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耕地资源少，解决粮食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五十年代初，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还面临着内外敌人的巨大压力，国家不得不采取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的方法来快速聚集资金，建立国家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经济政策上不得不实行城乡二元的管理结构，以保证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政策的执行。

  马克思确实说过，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农村不断城市化的历史。但是，城市的发展必须率先有工业的发展，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必须首先实现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只有工业发展了，城市繁荣了，才能实现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按照世界各国的传统做法和普遍经验，要完成封建经济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需要300－400年的时间，对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来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于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要说发展，连生存都困难。五十年代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四面包围下，靠传统的、自然的自生自灭的发展工业、发展城市，至少需要几百年时间。坚持计划经济，实行举国一致，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组织青年上山下乡是一种最切实、最可行的城市主动辐射农村、工业积极反哺农业。1973年根据毛泽东指示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总结了各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例如，湖南株洲地区总结的“村校挂钩、厂社结合”的做法，就是城市辐射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好做法。要求知青所在的学校继续负责下乡知青的学业，每个星期都有必须一定时间的科技、文化学习，要求知青家长所在的企业负责对口子女下乡的农村，帮助村里解决相关的生活、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以及社办工业的发展等。这对当时接受知青下乡的农村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城乡联动、工业反哺农业的好政策、好措施嘎然而止。）这难道不是最全面、最迅速、最有效地实现了城乡互动，优势互补，城市辐射农村，工业反哺农村吗？这只有在实行了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做的，其他哪个国家能够这样做呢？这难道不是中国特色的加快农村建设发展的独特的道路吗？难道非得要像其他国家一样，不顾工业有否基础，城市是否需要，任由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造成到处是贫民窟，到处是红灯区，偷盗猖獗，匪徒出没，社会动乱，永不安宁，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是由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短短十几年、二十几年时间，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科技推广体系、基础教育体系、文化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等等几大基础性的建设任务胜利完成了，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基本过关了，工业才能发展，脑体、城乡、工农三大差别的尖锐矛盾大大缓和了。所以，七十年代末全国城市就可以全面铺开建设和发展了。城市发展了，广大农民工才可以涌入城市。同时，也正是由于广大农民群众有了文化、农村有了一支有文化的基层干部队伍，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才能得以迅速启动和全面铺开。知青一代的十年、二十年的局部的牺牲换来了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大局的极其巨大的成功和辉煌胜利。这本大账是极其划算的，也只有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家、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

  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毛泽东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为任何本本、条条、权威、先验所迷惑的独特创新的建设思路和领导艺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推行中得到了全面体现，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经受了建国六十多年历史和现实成果的检验，今天愈益闪发出真理的光辉。

月雅湖

五、团结起来，为加快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综上所述，一切否定、抹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种丑化、贬低知青精神的非理性思维都是一种虚无历史的做法。正确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要不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大争论。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家气魄、浪漫主义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和务实求真作风，深深教育、影响了知青一代。不仅在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高层领导，广大各级干部，乃至普通知青群众身上，处处都体现出“接地气、肯务实、敢担当、能创新”的四大特色，这些将深刻影响并推动中国的全面前进和继续发展。

  知青精神的实质是责任奉献，知青的特长是既熟悉城市又了解农村。全面、正确、深刻认识和回顾总结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不但对当前调动老一代知青的积极性，继续关注、支持第二故乡的新农村建设，而且对调动大学生村官、新一代知青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全面培养锻炼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杰出骨干、领军人物和千百万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真是当务之急，正当其时。

  理性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广泛涉及哲学、史学、教育学、人才学等等各个领域，甚至是一个新学科、新难点、新重点，不仅应该引起并纳入国家和省市地方级新闻、娱乐、文学、艺术及社会科学各相关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长期计划、长期工作，还应该大力吸引广大知青群众、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积极投入。我们还应该做好与非理性错误思想、错误理论作长期斗争的思想、理论、甚至组织准备，这也是一场要不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大问题。上自党中央、下至各级基层马克思主义组织，都应该组织起来。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现实的、都应该为现实服务。即使是历史、学术研究，也应该服务现实，古为今用。马克思主义最讲实践。历来的各种哲学都仅仅是解释世界，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要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特点、亮点就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因此，我们说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就是要引导人们关注现今、投入实践，改造、服务和反馈社会。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实践活动的最突出的特征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项重大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前无古人、极其特殊、空前复杂的伟大的社会变迁，因而必然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必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思维空间。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探索。这个方面，正是知青一代的强项和特长。从1919年算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迄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知青一代不仅见证了父辈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半段，也亲身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后半段。知青一代从当初下乡开始直到现今的突出的强项是文化、是理论（不仅仅指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方面的理论，而是包括工业、农业、科技、教育、医疗、卫生、商贸、交通、能源、环境等等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文化、理论的探索、总结和创新）。对于知青一代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一个艰难的理论创造、文化创新，仍然任重道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是需要包括知青一代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努力、不断推进，才能够完成的。有着丰富社会实践经历、经验的知青一代理应走在最前沿，理应做出较大贡献。

  因此，我们还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要看到知青一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文化、中国气派走向世界、服务世界、影响世界进程中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

月雅湖

       本文作者：翁德坤，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3团上海知青，现《黑土情》杂志主编。本文原标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伟大探索——我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写于2013年10月。

大乌珠

知青的事，知青的情，知青的话，知青的题，终身说不完，也说不清，只有让后人们去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