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结束前后两次的俄罗斯之行,再次联系上老傅时，已是深秋时节。老傅约我在西溪路一家“慢咖啡”馆见面，等到我和他落实咖啡馆具体门牌号码时，他最后发过来的名称却是“漫咖啡”。无论是“慢”，还是“漫”,在我看来,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老傅当下的心境，也给我和老傅彼此半年前的约定，拖到半年后才最终见面,给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台阶。 一个在商场里打拚多年的公司老板,别人看到的是你比别人更快更容易积累的财富,可是财富背后,你可能承受的那种巨大的压力,那种残酷竞争造成的快节奏高速运转，以及由此带来的身心疲惫，旁人或许就不一定能够真正体悟。 不管老傅选择的见面地点是“慢咖啡”还是“漫咖啡”,我都想理解成他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愿意过一种普通人的平常生活,散漫而无忌地放逐自己,缓慢而松弛地体味人生。 咖啡馆里播放的是萨克斯演奏的音乐《明月千里寄相思》，大约咖啡馆老板还沉浸在刚刚过去不久的中秋佳节明月寄相思的意境中,但这首舒缓优美的曲子似乎确实能让人焦躁的心慢慢平复，放松下来。 老傅慢慢喝着咖啡，面对我有点犀利的采访提问，他回答得很坦率,这倒出乎我的意料。 “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克思’,你当年是不是有点‘左’啊?” “可能吧!在学校时，参加红卫兵,我是一司的秘书长。因为是红卫兵头头，也许比别人总要表现得更革命一些。” “听说在学校时，你们这拨子理论水平高的男生就分成两派,到了农村观点还是有分歧，还有A同志和B同志一说。谁是A同志,谁是B同志啊?” 老傅居然很腼腆地笑了一笑,说:“你还知道A同志和B同志啊!看来你采访还蛮深人，了解得真不少呢!” 老傅没有马上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一拐弯，先说要谢谢我把他父亲在浙东虞南抗战纪念馆的照片发给他，他是头一次看到父亲这张年轻时的照片。 我说这有什么好谢的，我去参观纪念馆，看到了，发给你，举手之劳。没想到老傅就从这张照片说起，打开了话匣子。 老傅:我们这些人对政治的热衷，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好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可能骨子里还是和父辈、甚至祖辈,有血缘上的传承吧? 我父亲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1938年就受组织派遣，在浙东一带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母亲也是1938年入党的，是共产党的女工部长，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再后来又跟着部队南下;我外公华林是1921年入党的，介绍人是陈独秀和罗亦农，后来和刘少奇、肖劲光、王若飞一起到莫斯科留学,也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对共产党的热爱与忠贞是与生俱来的，血液中流淌着共产党人的基因。 当然，左不左和基因没关系，父亲“文革”中也被打倒，我也是戴着黑帮子弟帽子去北大荒插队落户的。你找到的那份知青档案上，我的那一栏里，父母有何政治问题，帽子不是也挺吓人的嘛! 刚下乡那会儿，我尽出洋相。知青点开始有村子里的农民师傅帮助做饭，后来没有了，知青们自己轮流做饭。我眼睛高度近视，轮到我做饭时，我戴着的眼镜老被大铁锅里呼上来的热气喷得什么也看不见。眼镜掉到水里了，我还抹着脸上的水蒸气到处找，我的眼镜儿呢。有一次去地里割芦苇，脑门上汗水流下来，眼前一片模糊。一摸，眼镜挂在芦苇上了。 那时侯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干啥啥不行！ 可是没过多久，我的脑瓜儿好使就显出来了。下乡时间不长，我就看出了三大矛盾：1、干群矛盾。我们去的那年正好赶上霜降提前，把粮食都打坏了。但一些干部不干活，还要参加分配，老百姓意见很大，干群矛盾更突出了。2、老百姓和国家的矛盾。国家不管你遭了灾,还是要强行征粮，农民连来年的口粮和种子都留不下，只好瞒产私分。3、落后农民与知青的矛盾。粮食收不上来，一部分农民不想干活，种黄烟，投机倒把。知青认为，你们是公社社员，怎么可以不给集体干活，搞自己的买卖?当时人民公社的制度解决不了这些矛盾，知青就讨论该怎么办? 所谓“东风夜话”，其实最初就是从讨论我们在农村遇到的这些实际问题开始的。讨论一深入，自然要涉及制度，涉及制定制度的人，而制定制度的人是党的高层领导，还能不能质疑? 对“文革”是错的，大家意见比较一致，但错的根源在谁?看法就大相径庭。 我们所在的兴隆公社东风大队下分一队二队，一队条件相对好一些，女生大多安排在一队;二队更穷，队里除了一匹瞎马，什么生产设备都没有。人心也很涣散,集体的事没人管，都想着经营一点私有买卖。 当时山沟外有个屯叫八家子，那儿地少人多，但他们有马。遭灾后，八家子人带了十几匹马来投奔东风，我们正好缺生产资料,就同意把他们收下了。 知青说起来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其实在我们心里都有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雄心。假如我们连一个小小生产队的面貌都改变不了，何谈改变中国农村?改变整个国家? 黑夜里的那一盏煤油灯，是我们心里的火苗，晚上，我们在灯下讨论，如何结合书本上的理论，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虽然我们对时局有不同看法，分歧很大,但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点上，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次遭灾， 许多农民撂挑子不干活，地里的那些瘪谷庄稼主要是靠知青给抢收回来的。从那以后，老百姓改变了对知青的看法，觉得我们一心为公，没私心，服我们。后来选举生产队干部时，知青威信明显树立，几乎全线胜出，占据了生产队主要的领导岗位。猴子当了队长，我当副队长，寡妇干活漂亮，当上“打头的”，小蓝鸭心细，干保管员，阿胖当了会计，牛巴看场子。 以前,场子上晒着公家的粮食,老百姓家总会把家里的猪放出来拱，贪小便宜，让自个儿家的猪偷吃公家的粮食。牛巴看场子后，谁的猪也不让拱。有的老乡花花肠子多，把知青养的猪放到晒场上来拱，心想，只要你们知青的猪能拱，俺们的猪也能拱!牛巴大公无私，一点不留情面，冲上去就赶，猪死拧，满场子跑，祸害庄稼，牛巴气急了，冲上去把知青的猪追赶得嗷嗷叫。有的知青很不高兴，觉得牛巴太死心眼儿，对自个儿的猪都不手下留情。但冷静下来想一想，大家都觉得牛巴做的是对的。 你说的A同志B同志，确实有这样的说法，区分持AB两种不同的观点么。持A观点的有猴子、寡妇、阿胖;持B观点的是我、小蓝鸭;牛巴是中立偏A一点，但他观望多，表态少。双方观点表达最强烈的是阿胖和我，就被大家戏称为A同志和B同志。 在瞒产私分这个问题上,AB 两派交锋很厉害。猴子和寡妇、阿胖这派支持老百姓瞒产私分，觉得人都要饿死了，还要交那么多超出老百姓承受能力的公粮，那是极“左”;而我坚持认为国家至上，饿死也要完成上面派下来的粮食征购任务，挨家挨户去催交公粮。到后来，村民们看见我就躲。 我那时候还写了一篇文章《对生产队两种分歧意见的思考》,这两种意见其实就是A观点和B观点。我的思考，也在“东风夜话”的煤油灯下亮出来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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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4 07:4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