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终结》连载

大乌珠

  03

鹰飞

看了，也听了，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代人。为什么要这样，当年难道相关政府部门就不管吗？

月雅湖

月雅湖 发表于 2022-7-27 10:29
这样的图文，快快续来！！

同样也看了，听了。他（她）们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真正英雄！

大乌珠

中国知青终结·第一部分

05、老知青聚会

       梁晓军个子不高，穿一件黑夹克衫，趿一双拖鞋，皮肤很黑，显得很结实。

       他说话鼻音很重，像患了流感。

       在昆明街头，穿黑夹克衫的中年男人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不大容易给你留下印象，就像你无法把一滴水同其他雨水区分开来一样。

       我们在客厅坐下来，雨后的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地射进来，这时候我才重新注意到梁晓军脸颊上居然有两个酒窝，酒窝不大对称，歪斜而马虎，好像一个不负责任的雕塑家随意捅一指头，给作品留下一个明显的败笔。

       我还发现主人的牙长得不大规范，松松垮垮的，门牙往外突，给人天要下雨的感觉。主人见我不住打量他，就宽容地笑笑说：这一枪还算走运，这边进去，那边出来，牙床全搅碎了……至今牙床还是松动的，弄得牙齿全走了样。

       我立刻惭愧起来，对一个战场归来的老知青来说，那些枪伤等于军功章。

       我相信只有真正的军人才会用如此平淡的口气谈论战争，谈论枪伤，就像我们谈论天气一样。

       在我看来，过去的高干子弟梁晓军表情相当温和，甚至还有一点点委婉和腼腆，全没有高干子弟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以及当今许多中年人愤世嫉俗和急功近利的焦躁综合症。他在金三角游击队从军达十六年之久，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营指挥员。可以说他为金三角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岁月。

       但是梁晓军很谦虚，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可歌可泣的成就，不过多了几个伤疤而已。

       我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答：不做什么，待业。

       我惊讶地问：你回国来一直待业吗？

       他苦笑道：断断续续做过一些事，打过工，也做过生意，谋生而已吧。

       这时候大门一响，一位身材苗条的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是梁晓军的妻子邓立平。

       邓立平也在境外从军多年，是游击队女知青，如今在一家商场做高级管理。

       由此我们的话题围绕境外知青展开。

       可以肯定地说，梁晓军夫妇是一对优秀的向导，他们带领我走进三十多年前国境对面那座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这天梁晓军家的门铃响个不停，几乎跟过节一样热闹。 陆续走进来许多男女客人，他们都是这家主人的老战友，曾经活跃在金三角丛林中的老知青。

       他们是接到主人电话赶来同我认识，或者说特意为我安排一场战友聚会的。

       在这群看上去跟别的中年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客人里，我渐渐得知，他们中间既有游击队神炮手、神枪手、侦察英雄和“红色娘子军连”女兵，也有指挥员、士兵、机要员和突击队员。

       他们人人都有出生入死的战争经历和刻骨铭心的人生故事，他们身体上无一例外地烙有游击战争的深刻烙印，因此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

       我很快同他们熟悉起来，由此走进他们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我记下他们的名字：梁晓军、朱小迪、吴庭正、杜士元、李启升、杨晓光、曹光福、刘国庆、邓立平（女）、刘丽（女）、秦美翠（女）、王安娜（女）、李小愉（女）……

大乌珠

中国知青终结·第一部分

06、上山下乡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全国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

       许多人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

       全国行动最快的下乡队伍为上海某中学一群初中生，他们连夜收拾行装，十二小时之内就离开学校和家乡前往苏北农村插队。因为时间仓促校方来不及联系汽车，他们是自己背着行李，迈开双脚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报载，“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人数共１０人。他们于１９６７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集体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宣誓。他们的革命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１９６８年２月出发，他们共有５５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去到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五十五”。

       报载，１９６９年２月，天津市湾兜中学３０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最远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由一队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

       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

       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仅１９６９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三百万人。至次年，达到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人。到“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８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一千七百万人。

       １９６８年６月，一个名字叫邬江河的红卫兵经历长途跋涉，终于来到界河中国一侧。

       邬江河是个身体单薄的男孩子，稚嫩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服，裤腿高高挽起，足蹬一双解放鞋，肩头上挎一只草绿色书包，我猜想他的书包里也许还珍藏着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记》。

       我知道他是云南省某卫生学校学生，因为卫校提前将学生分配下乡当知青（赤脚医生），因此他１７岁的人生足迹就从家乡城市一直向着边疆大地延伸，最后在界河边上短暂停顿下来。

       这是许多年前一个多情而柔软的雨季黄昏，天光像箭矢一样在清澈的界河上空游弋，界河对面是外国领土金三角，那里的天空还没有被太阳照亮，那里的人民还在受苦受难，所以当红卫兵小将邬江河看见一面游击队红旗在国境对面高高飘扬时，那簇鲜艳的红色立刻像火苗一样点亮他的眼睛。他的耳边奏响时代的鼓乐和呐喊，理想主义的飓风托起年轻人的思想翅膀飞向壮丽的战常他明白，他的生命注定是为红色而燃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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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终结·第一部分

07、越境

       三十几年后我有幸认识了这位红色游击队员邬江河。

       已经人到中年的老邬严肃地对我说：我至今仍然坚持我的选择。尽管金三角革命没有成功，但是我曾经选择过一个壮丽的事业并为之奋斗，这就足够了，我没有碌碌无为。

       根据查阅的资料以及众多被采访者提供的线索，我基本上可以肯定邬江河是第一个参加金三角游击队的中国红卫兵（知青）。

       与邬江河不同，以后成长为游击队旅级干部的康国华是一个阶级出身的叛逆者，促使他跨越国境的主要动机出自对于阶级偏见的勇敢反抗。

       康国华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其父在１９４９年前曾经拥有一家牙膏工厂，对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知青来说，他怎么可能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呢？谁会来拯救一个资本家后代的渺小灵魂呢？于是在１９６９年２月，也就是康国华下乡第二个月，这个资本家的儿子悄悄离开插队的腾冲山区，步行两天两夜来到界河边。

       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击碎界河的黎明，氤氲的雾气在东升的朝霞中渐渐消散。

       极目远眺，在界河对面黛黑色的山谷里，康国华看见一面游击队招兵站的红旗跳跃而出，这小小的一点红色极大地鼓舞了他，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像一张帆，顿时被海风鼓得满满的。他决心要乘风破浪，驶向无比壮丽的战争大海，干出一番惊天地的事业来。一切人为的桎梏障碍都不能阻挡他。

       这一天康国华只有１６周岁，距离他彻底告别我们这个阳光普照的光明世界还有一年零七个月。

       高干子弟梁晓军也是在１９６９年２月的一天跨过界河的。

       这一天是中国旧历大年三十，通常这天晚上中国人都要吃团年饭。但是梁晓军无家可归，因为他的“走资派”父亲已经被打倒，身陷囹圄。

       梁晓军下乡第二天就失踪了，他无力阻止运动，但是他决不放弃同一切屈辱和不公正命运抗争，这种抗争的惟一方式就是干革命。即使国内不许革命，他也要到外国去革命。梁晓军像一只扑向熊熊烈火的飞蛾，决心要让革命战场的血与火来验证自己，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革命岂能做井蛙，雄鹰踪迹海天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大旗飞舞冲天笑，赤遍全球是我家”。

       领袖诗词和燃烧的革命信念为梁晓军不顾艰险翻越高黎贡山脉去参加金三角游击队提供足够的精神驱动力。

       仅仅当过一天知青的中学生梁晓军怀着一种近乎壮烈的殉道心情，迈开坚定步伐涉过界河，走进国境对面那片浓密的金三角丛林。但是在游击队招兵站，这个虚报年龄的男知青险些因为身体瘦小被游击队拒之门外。

       我至今仍然被梁晓军的坚定决心所感动，他在硝烟弥漫的异国战场上整整作战１６年，无论艰难困苦和负伤死亡都没有使他退缩。他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还有激情热血都贡献给金三角，然后拖着一个伤痕累累的躯体返回祖国家乡。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义则是以逃亡的方式参加境外游击队，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泰国华侨的。

大乌珠

中国知青终结·第一部分

08、千人参加游击队

       知青时代的刘义名字不叫刘义，叫侯景贤。侯景贤先是在边疆农村插队，后来忽然遭到“人保组”（公安机关）通缉，要把他抓捕归案，于是他就与一个名字叫做孟远方的男知青一同在边疆大地上流浪。

       投奔外国游击队的念头来得很突然，让人没有准备，像石头砸进水里。当时他们两个知青躺在界河边上，在渐渐深重起来的暮色天光中，他们疲劳的身体像在岩石上生了根。 这时候界河对面忽然有了动静，他们惊讶地看见，在亚热带黄昏的天幕背景下，高高的河岸像一座舞台，一支威武雄壮的外国红色游击队正在从他们眼前经过。一刹那银幕上的革命年代复活了，《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万水千山》、《红军不怕远征难》……猎猎红旗和战士扛枪的剪影像匕首一样刺进他们的眼球。

       他们决定走进银幕的故事里去。

       许多年后我在曼谷见到老知青刘义，他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海外华侨，脸上布满岁月的刻痕。他的人生像一条小舢板，经过多年漂泊和惊涛骇浪的搏斗，他侥幸没有沉没，而是颠颠簸簸地驶进金三角一座小山村并在那里永久地停泊下来。

       刘义的同伴孟远方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在穿上军装之后第二个月就牺牲了，长眠异乡。

       ２０００年，我在国外网站查阅到一篇资料称：１９６６年金三角游击队仅有数千人，到中国知青下乡的１９６９年，游击队人数激增到近三万人，鼎盛时期最高达到五万之众。

       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老知青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六百人的纪录。

       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１９６９年５至８月，越过国境参加游击队的中国知青达数千人之多。 三十多年前，我离开四川家乡来到云南边疆当知青。

       我们刚下乡时农场不称农场，全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白天上山劳动，“砍荒”种地，夜晚站岗放哨，保卫祖国。

       我们下乡的边疆地区俗称“外五县”，即与外国接壤的五个县，国境对面就是世界闻名的金三角。

       我们被告知，国境对面形势很复杂，既有政府军占领区，也有山官土司封建奴隶主的世袭领地；有贩毒武装和国民党残军活动出没，也有外国革命党领导的红色游击队活跃其间。

       不久我们果真看见一支“扁哒兵”在界碑对面巡逻，“扁哒兵”是边民对外国政府军的称呼，听说他们是红色游击队的主要敌人。我们看见这支扁哒兵真的很像一群反动派，他们穿一种好像从酱缸里捞起来的土黄颜色军装，腰间扎一条花格呢裙子（笼裙），穿着拖鞋，在国境对面松松垮垮地走过。天底下哪有这样乱七八糟的军队？简直是奇装异服，因此受到知青们大肆嘲笑。

       与我国领土畹町仅一河之隔有座外国小城，我们叫Ｂ城，Ｂ城是政府军的边境口岸和军事要塞，驻扎许多“扁哒兵”。

       我们下乡那个旱季，一场激战忽然爆发，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战争彻底改变了许多知青包括我的同学曾二杜的人生命运。

       红色游击队大举围攻Ｂ城，隆隆炮声彻夜不息震动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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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终结》有声读物（二）知青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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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乌珠

04

佛山人

当年我们一起下乡的知青中，就有人过境去当了知青兵的，后来怎样就不知道了。只有看了此书，才能知道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