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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7 2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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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杭
我在大观山养猪的年头里,通过修理手拉车车厢、猪洞门等活计,就学到了一些砍、锯、刨、凿等木工的基础手艺。如今准备自己做家具,早备好的木料阴干也快两年了,应该可以用了。哥哥早就为我准备了家具图纸、木工工具、抽屉、厨门的锁具、铰链、螺钉、骨胶等各类物料。
年底,因用热胶水拼接板料等工序必须两人配合,我请陈小宝来帮忙一起做。他到桥队不久就学了木工,后来又调到房建连干了三四年,建房任务完成后,房建连转成了桥梁 5 连,桥梁木工(包括造房子)虽然属于粗木(做家具、搞装修称为细木),但他早就在业余时间学做细木活了(做衣箱、板凳之类),在帮我的同时也可以练练手艺,他向他们连长请了假就高高兴兴地来到我连。
每年隆冬大批职工放了探亲假后,剩下为数不多的留守人员是没有施工任务的,每天上山搞点烧火柴,维持食堂及有人的帐篷生活所需即行。我俩就利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做成了一口五斗橱、一张写字台、一张可以拼接成大圆桌的方桌、一张靠边站小圆桌、4 张骨牌凳。由于早有思想准备,提早从杭州托运过去一定数量的大米、筒面及咸肉、香肠、咸鱼等食品,我去集贤探亲时又带了些岳母晒制的豆角干、茄子干、包心菜干,我还从当地商店采购到一些罐头食品如午餐肉、红烧肉、黄桃、桂圆等,白酒那就不用说啦,所以这段时间的伙食是去了那么多年最优裕的。
年底,由云南知青发起的请愿与当地政府的阻挠引发了昆明铁路线上的集体卧轨抗议,大动脉瘫痪了三天三夜,终于惊动了中央高层,从而扭转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过了不久,知青返城的风渐渐刮到北疆。首先是父母亲近期退休的可以顶替,我们农场出去的 8个人里有 3 人符合此条件,于是立刻抓紧办理,这样郑美华、唐晓声、吴平就先回农场了。
吴锵(他母亲祖籍贵州)因为舅舅帮他牵线,在贵阳市找到了未婚妻,打算直接商调去贵阳,就不回杭州了,我们走后没多久他也走了。
剩下我们 4 个通过家里人到我们农场的上级主管部门杭州市农垦局活动,局长也领会了中央解决知青问题的意图,就给开了绿灯。
1979 年 4 月,我们都接到了《商调函》,大家抓紧时间办好一切该办的手续。我们连造的这座阿木尔河大桥也快竣工了,已经有一部分人搬往新点。由于回城之风猛烈,广大知青朋友真个是“衡阳雁去无留意”,只要调令到,绝不拖拉,都以最快速度办妥手续离去。
到我离开时,我连人数已经锐减约四分之一,我们班的董士明、蔡强洪都比我早走,他俩的车交给两个几个月前刚考上驾照的助手接班。我为了给做好的这几件家具钉包装箱,请示连长批准,拆掉了食堂的部分板壁。连同孙列扬的行李统统装进大木箱,自己运到阿木尔火车站托运回杭州。
多年来都是从南往北运小件(食品),这是唯一一次从北往南运大件。回连队后将车钥匙交给连长(因为我车一直没有配助手,所以暂时没有人来接我的班),笑着向他告别。
我与孙列扬即刻前往火车站乘上当夜列车,一上车就找到了陈小宝。他所在连队当时正驻在这条铁路的终点西林吉,所以比我俩先上车。
第二天我们仨在碧洲下车到大队部卫生所李萍处聚齐,心情非常轻松。当夜我们仨投宿大队部招待所,这是留在大兴安岭的最后一夜了,百感交集!
4 月 30 日,我们 4 人一同上火车,永远离开了大兴安岭。在齐齐哈尔,我与她们 3 人分手,祝他们一路顺风!我还得去集贤接妻子和岳母啊。
当时并没有想到如今人到暮年还会心心念念的怀念那片流过汗、流过泪、也流过血的黑土地,总想再去看一看。当然,此为后话。
5 月 2 日,我回到那个即将离开的家,见到了怀孕 7 个月的妻子,却没见到岳母。余耀荣告诉我,她母亲前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她怕即将长途旅行会吃不消,就在半个月前送她到场部医院治疗休养,这几天好些了,也不必接她回到这里来,我们在此办完事出发那天去医院接她出院即可上路。
她还告诉我,前些日子领导主动找她,说上级同意我的调动并答应给安排到场部车队,她给出的回答是:“他不来啦,直接调回杭州啦!”原来她们农场也已经走掉许多知青。
第二天,我帮她写好请求调回杭州的报告,交给她们连的指导员,并将我的调转手续也给他看了,就此告别。
我们预估,余耀荣调走时不打算再来跑一趟了,我们将能带回杭州的细软打成两个包裹,寄存在她师父王利业家,到时候一切手续就委托她师父办理了。
在她们农场的最后一夜是住在她师父家的,她师父设家宴为我俩饯行。她师父两口子年龄比我也就大个三四岁,原先她叫了好多年的师父,可对师父的妻子却不叫师娘或师母,而叫姐,差着辈儿呢。
她师父有 3 女 1 儿,都管余耀荣叫余姨,的确是拿她当母亲的妹妹看待。自从我去相识以后,因正好跟我同姓,我就管他们叫大哥大嫂,余耀荣也就顺着我叫大哥大嫂了。
这两口子非常善良,照顾、帮助余耀荣那么多年,对于我以及后来去的我岳母也是热情相待、尽力相帮,后来余耀荣的调转事宜属于那一头的确实就是他们帮助办妥的。
当时还约定,将来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带着孩子去看望大爷、大娘。20 世纪 80 年代,王利业曾借出差之际来过杭州,我也陪他玩了好几处景点。1993 年暑假期间,我们带着 15 岁的儿子回访黑龙江去他们家“履约”。他们退休后定居河北唐山,新世纪我们已不止一次前去探望。
1979 年 5 月 6 日早晨,我们两口子告别王利业一家,从福山出发,正式走上南归之路。
我们先到场部医院为我岳母办理出院手续,接上她后直奔客运站,坐上汽车到福利屯,下午坐火车到了佳木斯住一夜,第二天去松花江畔逛一圈,下午再上火车,到哈尔滨是 8 日清晨,上斯大林公园和太阳岛转一圈傍晚再上火车,9 日上午到沈阳,去沈阳故宫看一看,晚间再坐火车 10 日到北京。
那时候经济不宽裕,还舍不得买卧铺票,就这样夜里在硬座车上打盹,白天游览景点,为的是岳母没来过这些地方,估计以后也不会再来,正好趁此一游。
老岳母虽然身体感到很疲累,但是精神头倒挺足;她年轻时也跑过不少地方,说起来是中国四京她到过三京(东京开封、西京西安、南京),就没去过北京,引以为憾。这回北上时走的海路不顺路,南下时怎么也得去北京玩几天。
这回到了北京,停留四天,还在那余耀荣很要好的北京知青姐妹家落脚,还是一起游览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天坛等几个著名景点,同样特意上前门大街的全聚德品尝了北京烤鸭,主要是为了陪岳母嘛。
然后我们乘坐北京到福州的 45 次直快列车,于 5 月 15 日回到杭州。就这样我陪着一位老太太、一位孕妇,三千多里归途上真怕照应不过来,还好一路平安。
我哥哥、妹妹和孙列扬、李萍一起来接站,自然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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