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第二，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融入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中去

       中国是一个大而穷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轨迹是从农村到城市、由农业到工业、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的特色。为此，党和国家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总战略。搞好农业，夯实农业基础，是这个战略布局中的重中之重。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我国第一代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农村，带头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开发农副业生产的新领域，促进农业全面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工业。党中央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规划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发展工作，将其纳入国家计划，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战略规划的指引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农村建设、边疆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与治山治水、改变贫瘠落后面貌结合起来，确确实实为农村、边疆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月雅湖

第三，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纳入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目标中去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和引导工作，使之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成为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1939年“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和“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时，毛泽东分别发表了文章和谈话，给当代中国青年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1942年他用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教育鼓励知识青年和文艺工作者，到工农群众中去，使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来一个彻底的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示和号召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工农群众的教育，改造思想，发挥才干，作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才。他说：如果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出大事业的。由此可见。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理论到实践，都成功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青年运动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1）中国共产党就是以工农为基础、以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和桥梁组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组织。青年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党十分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已成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月雅湖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更加重视对青年学生、知识青年的教育、培养和引导，努力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十分警惕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中国第三代、第四代的图谋，为此开展了争夺青年的斗争。他要求少年儿童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号召在学校的学生要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提倡学生要“德、智、体、劳”全面发展，制定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苏联共产党内的变化，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在五条标准中最根本的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工农群众的态度问题，对青年学生和知识青年寄以厚望，并强调这是关系党和国家不变色的百年大计的宏伟事业。

       进入60年代后期，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广大知识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以来的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踊跃上山下乡，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有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去。

       在广阔的农村天地里，广大知识青年同农民一起战天斗地，大有作为。他们学习和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农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将学得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理念教给农民，移风易俗，改变农村面貌，同时使自己也很快地成长成熟起来。在全国和四川都出现了一大批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全国有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等，在四川有李敏其、孙传琪、巫方安等，更多的先进知识青年被输送到了大队、公社、县的领导班子中去，充实了基层领导班子。粉粹“四人帮”高校恢复考试制度后，一大批知识青年考入各类大专院校学习科学和技术，后成了科技和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有的进入了各级各类的领导班子。“知青”经历在各级各类领导成员的履历中格外引人瞩目。这些进入各级各类领导班子的“知青”中，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和优良的品格；那就是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有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和崇高信仰，有锲而不舍的奋斗意志，有无限深厚的群众感情，有艰苦朴素的工作生活作风，更有挥之不去的知青情缘。实践已经证明，我们的干部队伍薪火相传，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突显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取得的极大的战略成果。

月雅湖

       本书作者也是这方面的先进典型。我不难设想如果孙成民教授没有近十年的知青磨练，没有在大队、公社基层岗位，以及县、地、省知青领导工作的资历和经验，要完成这一巨著是很难想像的，要成为我省社科专门研究机构的领导者和著名学者、高级专家也是难以作到的。

       要取得战略性的胜利，还需要有战术的正确和战役战斗的胜利来保证，一个全局性事业的胜利，还需要局部工作的调整和充实，需要有正确的工作路径和精细的工作方法。本书不仅把握了战略和全局的正确方向，在宏观叙述中不溢美；还在局部政策、方法上作了如实坦露，在微观记述上不掩丑，完完全全、真真实实地描述了知青工作的全貌。这是一部有着显著特点和优点的信史著作，值得学习和珍藏。

       （作者李声禄，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本文原标题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战略寓意---评孙成民著《四川知青史》，刊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6期。）

大乌珠

月雅湖

大乌珠 发表于 2021-9-21 10:05

祝网友们中秋快乐！

月雅湖

★ 38、毛泽东为何发动知青上山下乡？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被当年知识青年高喊着的口号，其实出自毛泽东的一个指示中的一句话，即：“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这句话，经人民群众精炼提纯出来，便成了整个“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口号。那么这个口号究竟是何时提出来的？又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来的呢？翻开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月雅湖

一、城市在呐喊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即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新的政府便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政策，主要围绕限额的694个大型工业项目进行建设。五年内，要建立许多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规模巨大的钢铁、汽车、飞机、拖拉机、新式机床、重型机器、发电和矿山设备等工矿企业。五年内，还要改造、扩建一批老的企业。这需要集中多少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呀。

       为了动员所有的青年和学生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从事这项伟大的工作，党中央号召全国的青年和学生从祖国的大局出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参加祖国的工业建设。一时间，一代青年高喊着“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口号，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许多的青年农民也告别了世世代代小农经济的传统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的大生产结缘。

       但工业的发展，在当时来讲，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根本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要求，而旧社会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却进一步扩大。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摆脱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处境，最好是进城，在城里随便找个工作都比在农村种田好上十倍。这就导致大量的来自贫困乡村地区的农民疯狂地盲目地涌入各个大中小城市，加上1953年、1954年这两年因重工轻农而导致农业粮食的大量减产，无疑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也使这一时期本来就人口膨胀的各个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据1952年7月政务院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统计，除了已经安置的失业人员外，当时全国还有失业人员312万人。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各行各业每年需要增加职工大约140万人，城市中每年直接进入劳动市场的年轻人就有100万人左右，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需要就业的人员和农村中流入城市的人数，每年也有约100万，他们都是就业对象。

       虽然政府在1953年就对农村居民进城加以了限制，并将没有职业保证就进城的农民送回了原籍继续从事农业劳动。就是这样也仍然解决不了日益突出的就业压力的矛盾，且流入城市中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多，据统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城市人口由建国初的5800万猛增至9200万，增加的人口主要是农村迁入的农民。

       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压力所至的，是城镇日益增多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和就业压力。建国初期，由于新政府在积极振兴国民经济的同时，努力发展教育事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据1994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年鉴》所载：1952年底，小学在校学生已由1949年的2349万人增加到5110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49.2%；中学在校学生由1949年的104万人增加到249万人，增长140%，其中初中增长168%，高中增长26%。但因当时我国的教育规模和结构都不尽合理，中小学生入学率虽然高，但高等教育的发展严重不足且成为教育发展的一大“瓶颈”，再加上建国初教育事业有一些成就，造成不少新建学校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教育质量，贪多求快，盲目冒进，致使中小学生比例严重失调，很快一大部分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与就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1953年，教育部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压缩了初中、小学的招生人数。这无形之中又增大了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压力。1952年，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还不成问题，但到了1953年，不能升学的人数急增至213.4万人，其中有211.7万是小学毕业生。以后不能升学的人数便逐年增长，1954年毕业的高小生达400万人，初中生60多万人，其中，高小毕业生中有63%的人不能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中也有60%的人不能升入高中。在农村，这种升学的压力更大，如当时的山东莱西县，1951年和1952年两年的高小毕业生共3390人，除少数能升学或参加工作外，留在农村务农的有1310人；1953年的高小毕业生3518人，留乡的2438人；1954年的毕业生3514人，留乡的3028人。这些毕业生普遍的想法是继续升学，而面临失学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如此，他们只有成批地、自发地涌入城市谋求出路，无疑又使本来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困扰的城市更加雪上加霜。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很多青年都把升学看做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与前途，而失学则意味着前途丧尽。他们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继续升学这一点上，当时就有这种说法：“考不上学校，就去考海军（投水自尽）；投空军（上吊自尽）；或是投陆军（流浪人生）。”一个升学落榜生，得知自己落榜后，痛不欲生，在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说：8月5日晚上，一个沉痛的不幸的消息无情地来到了，我没有考上学校。我用了极大的耐力，才制止眼泪的涌出，可是眼眶已经潮湿了。到现在写信时我的手还在发抖。我无法安定下来，因为它关系到我的青春，甚至我的一生……我宁愿在城市里拾垃圾，也要走出农村！

       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人们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了，尽管我们曾经批判过它，但读书能开启人的智力，能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一点是古今中外谁都不能否认的，只不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对它的追求有所不同而已。读不上书、考不上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痛苦，但又是一件无奈的事实。书读不了，人还得活，出路也得找。城里的失学学生要就业，农村里的失学学生要进城找工作。

       于是乎，被就业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城市在痛苦！在呻吟！在呐喊！

月雅湖

二、农村在呼唤

       建国初，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我们的祖国有近10亿亩的荒地在边疆闲着睡大觉；我们的国家有6亿人口，其中就有5亿是农民，农业人口几乎占了全国人口的80%。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虽对广大的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城乡差别不可能在共产党打下江山的一夜之间就缩短了距离，“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仍然无法得到迅速的改变。且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之低几乎等于零，尽管新中国刚建立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就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并在1952年掀起了“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的高潮，却因1953年批判扫盲工作上的急躁冒进后，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学文化的消极情绪，致使扫盲工作进展无大效。

       从当时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辽宁省来看，农村中，14岁到45岁的青壮年有520万人，其中文盲半文盲就占了75%。从全国来看，农村青壮年中的文盲半文盲占了80%左右。可见如此低的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是不可能加速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们在贫穷的岁月轮回中跋涉，虽然新中国让他们世世代代就渴望得到土地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但他们多么希望自己能插上有文化的翅膀，将那贫穷落后的农村翻个个儿。然而，读过书的青年农民受社会上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学生只有升学才有出路，参加农村劳动是屈才，是没有出息的，所以他们一心只想升学读书，不能升学的则一个劲地往城里钻，即使是没有文化的青年农民也不安心在农村。

       因为当时，国家对这种升学与就业带来的压力，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劝阻农村中的失学青年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并极力动员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在客观上使历史上本已存在的城乡差别，在这部分回乡青年人当中又凸显出来，他们本来与城市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就不平等，这时又由于在毕业就业上的区别处置而进一步扩大。这种新的城乡差别的存在又使本来就想通过升学就业来跳出“农门”的青年农民更加看不起自己的农民身份，更加不安心于农村。这就使得本来就少文化少知识的农村更加可怜。是的，当时的中国农村那么急需一批有文化的青年人啊！再加上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需要，农村中对科学文化的需求就更显得迫在眉睫了。

       1951年年底开始，为增强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积极引导农民走农业互助合作道路，随后大约1.1亿农户由个体经营改造为集体经营，并且逐步实现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到1955年，中国迎来了它的高潮，“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合作化速度，惊人地成就了“鸡毛能够飞上天”的极限境界，在广泛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又开始建立集体化程度较高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和完全集体化的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5年下半年，农业生产合作社从63万个发展到190.5万个，增加了两倍，入社农户7545万户，占总农户的比例由1955年6月的14.2%猛增至63.3%，每社平均户数也由原来的26.7户扩大到39.6户；高级社在这时由500个骤增至1.7万多个，增加了34倍，入社农户达475万户，占总农户数的4%。从1956年初起到当年年底，经过扩社、并社和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运动，全国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达1.17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起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真是其势如浪涛汹涌，并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和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

       至此，全国的农业合作化是提前实现了，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也已基本完成，但与之而来的并发症出现了。而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今后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正如刘少奇在1957年就指出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是我国农村两个历史性的根本改革。合作化以后的农村是新的农村，农民是新的农民，但是，现在的农村和农民都还缺少文化。为着搞好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为着逐步地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农村迫切需要文化，农民自己需要提高文化，同时也需要有文化的人去当农民。

       就是说，合作社是一种组织机构，它与个体农户不同的是，它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这是当时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所无法承担的任务。可农村中稍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又一个个跳出农门，做城里人，剩下来的则是那些老实巴交又没读过多少书的“泥杆腿子”。那么，农村中文盲众多，高速发展的合作社又让那些大字不会认小字不能识的庄稼汉对他们所急需的哪怕是一个会计、一个记账员，都是望眼欲穿。

于是，他们在渴望，他们在呼唤！呼唤着文化与科学将他们带进理想而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去！

月雅湖

三、政府在呼吁

       面对城市升学与就业的压力，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文化的渴求，我们的国家向广大的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发出了呼吁。

       1954年当时的农业部部长刘瑞龙在《中国青年》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积极参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农村青年的光荣任务》，他呼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新的事业，首先参加这个斗争的始终是青年。”

       1955年《中国青年》的第16期上又发表了李之钦的文章《谈高小、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问题》，指出：国家希望知识青年回乡能至少起到三种作用：“首先是进行文化上的传播；其次，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所需要的成千成万的具有各种文化水平的初级办事人员，也将陆续得到解决；在此，农业技术水平也会随着他们的宣传、介绍而提高。”

       早在1953年的12月3日，《人民日报》曾发表了一篇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号召一切有文化的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同时，《人民日报》刊载了《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查》。这在中央的报刊上首次提出了青年学生回乡务农的设想。应该说新中国一成立，国家就意识到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重要性，并做出了有关指示。

       这个时候，国家教育部向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5月24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批示中指出：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应该从事工农业及其他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目前中小学毕业生之所以普遍发生紧张的升学问题，主要是由于过去几年教育部对中小学教育指导思想上有忽视劳动教育的偏向。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教育思想，继续支配着广大教师和学生，这是中小学教育方针上一个带原则性的错误。当月的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提纲中强调我国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不可分开的，一切有文化的，无论是小学、中学或是大学毕业生，都要积极地参加生产劳动，这样才能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对那种重学轻农的错误思想，要进行严肃的批判。

       1954年7月11日，为了做好对学生家长的宣传工作，《中国青年》又发表了《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的文章，文章主要向家长们解释了国家不能花费很大力量来办教育的苦衷。随之，《人民日报》也撰文呼吁要《向学生家长积极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

       国家在1955年就制定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初中高小毕业生的基本政策”，除招考少部分人升学外，主要是号召组织一部分人去从事工业生产，大部分人去从事农业生产，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可见动员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从事劳动，在当时来讲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

       为了加强这项工作的开展，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社论。5月22日，中央宣传部又颁发了《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自此以后，加强劳动教育被提到了中小学的教育日程上来。

       7月14日，《中国青年》头版发表社论，即《加强对初中、高小毕业生升学、就业的指导》。社论明确提出：家在农村的毕业生应全部回到农村去；家在城市但有条件去农村的，也应适当地组织和具体帮助他们到农村中去。从此，国家又将家在农村又不能继续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全部疏导回乡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

       8月11日，针对当年暑假全国将有57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加上往年没有考上学校或者没有找到职业的学生，都要求解决就业或学习的问题，《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的时间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目前农村正在大力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需要大量吸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农业生产对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但这篇社论在对待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劳动这一问题上则持相当稳重的态度，仅在分析“人人要工作”的社会舆论时说：首先，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般不应有所谓“就业”问题，当他们在小学毕业以后，如果没有思想障碍，他们完全可以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而家居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目前如考不上学校，又找不到职业，就应该进行自学，等待机会就业。各地青年团组织应该积极组织和帮助他们做好自学的工作，或者帮助他们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

       国家在当时除了呼吁有文化的青年学生从事生产劳动，并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外，还在行政上采取了控制招工的手段。1955年8月22日，国务院就控制各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增长和加强劳动力管理问题发出指示。指示决定：自1955年下半年起，中央各部及各省（市）人民委员会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除在现有职工总人数（包括归口安排的私营工商从业人员）进行调剂外，应停止从社会上录用新职工。无疑，将绝大部分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希望掐断了。

       城市就业人口的恶性膨胀，农村知识型人口的奇缺，已经给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带来了严重制约恶果，国家已不堪重负。除了将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送回乡村，除了让农村中的失学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劳动，还有必要让城市里的失学青年下放到农村中去。12月8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劳动部党组《关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指出城市失业问题只有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对于不能继续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应教育他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大部分就业方向是参加农业生产。年底，劳动部在全年工作总结中说：本年会同有关部门动员了一批城市失业工人、失业青年及其他剩余劳动力，采取还乡生产、移民垦荒、移民插队等办法进行安置。仅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旅大、重庆、浙江、黑龙江等8个省市就安置了86万人参加农业生产。这86万人应该说是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放弃了城市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立志到农村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但当时的人数还是很少的，且大多数是下到市郊比较富裕的农村去的，这与以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不能相比的。不过它在当时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而对于每个下乡参加生产劳动的青年来讲都是非常光荣而神圣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