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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22 17: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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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桥工涛哥 于 2022-4-23 15:33 编辑
送修车历险记
1973 年 10 月中旬，我刚休完探亲假回到单位，就接受一项光荣的任务：送三辆解放牌大货车到齐齐哈尔进厂大修 ( 那时侯林区好像还没有汽车大修的技术力量 )。
领导决定临时组建一个送车组，一共 7 人，5 男 2 女，组长由老司机王林德担任。他约莫三十来岁，在我们这些人中最年长，是黑龙江人，熟悉道路，经验丰富，社交能力强，途中一切行动由他全权决定。另外 6 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刘玉光（刚转业的军人）、 我（杭州知青）、周霞霖、陆树群（上海知青）、徐志伟、李桂珍（黑龙江青年）。三辆车，王林德和周霞霖主驾的是栏板式大货车，我主驾的是自卸车。
上午，领导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作了政治思想上的鼓励、动员（当时还是文革后期，很提倡政治第一），强调年轻人一定要服从老师傅组长指挥，还嘱咐一些途中的注意事项。我们全组人也满怀信心，表示决不辜负领导的信任与期望，保证完成这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散会后立即着手准备工作——那个年代公路沿线还没有营业性的加油站，因此途中所需汽油都要随车带，于是灌满两大桶汽油，装在车况相对最好的周霞霖车上。还备了一根拖车用的钢丝绳，以及必要的随车工具、易损配件。另外，每个人都到财务领些备用金，到司务长处领些粮票。
一切就绪，午饭后，我们豪情满怀地出发了：王林德领队打头，我的车况最差——居中，周霞霖殿后，一路上基本都是这个次序排列。当天从碧州跑到塔源林场过夜，行程七十多公里。
我受命打理伙食，一路吃饭都是我付钱、粮票。
第二天——穿越火区
按计划，第二天的行程是从塔源到加格达奇，二百多公里路。一大早，填饱肚皮并带上午餐的干粮和饮用水，我们继续上路。那年头，大兴安岭的公路都不上等级，路窄、坡陡、弯急、崎岖不平，车速根本提不起来。经过大半天的颠簸，车队过了小扬气（松岭区所在地），离加格达奇不到两小时路程了，天也快要暗下来了。此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行驶中看到前方远处烟气氛氲，转过一个山头后看清了：前方的山林过火了！
虽然看不见熊熊大火的火头线，但公路两旁、山上山下的燃烧点还很多，烟雾虽不是很浓，但吸进喉咙里还是很呛人的，忍不住要咳嗽。
我们停车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下，觉得只要公路上没有燃烧的倒木挡路，应该冲得过去的，再加上那个年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充溢着头脑，“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豪言壮语鼓舞着斗志，王林德果断地一挥手：“闯！”我们驾着三辆车，拉开一定距离（为防止遇险不至于措手不及），冒着团团烟雾，顶着阵阵热浪，勇敢地向火山前进。
由于枝叶都已烧尽，直立树干上的火苗就显得不是很猛烈，而且风也不是很大，我们都沉稳地驾驶着，蜿蜒穿行在火海中，有时离火树最近距离也就两三米，真险哪！这中间最受人钦佩的是上海姑娘周霞霖，毕竟是女孩子啊，再说她的车厢里还装着两大桶汽油呢，真要引爆了，后果不堪设想！经过约半个小时的冒险行驶，我们终于穿过了这片火区，大家这才把提到喉咙口的一颗心落回了胸腔里。
事后提起这段危险的经历都感到很后怕！我们当时好像就是凭着一股意志力硬闯过来的。
第三天——过危桥，涉冰河
按计划，第三天的行程是从加格达奇到嫩江，也是二百多公里。清晨，出了加格达奇往南，山势比较平缓了，但路况依然糟糕，而且一路未见有车行驶，颇觉奇怪。登程才十几公里，就看到了满目焦土，很显然，昨夜的山林火灾也曾蔓延到这一带，因这一带没有高大的松林，以杂树灌木为主，所以，除了少数几处残烟缕缕外，倒也没有险情。
不料，当我们来到一条小河旁时，被迫停下了车。原来，横跨在这条宽度不过五六米的小河沟上的简易木桥还在跳跃着火苗。
这座桥真的很简易：只是用四根粗大的圆木搁在两岸，朝上的一面略略斫平，两根为一组，用巴锔子（一种用钢筋打制的“ [” 形攀钉）联结固定，连桥面板都没有的，汽车过桥就是左、右轮各压两根圆木，如出偏差就是车祸，怪你自己没本事。
好在这并难不倒我们，崇山峻岭里练出来的驾驶技术，这不过是小菜一碟，可是桥身还在燃烧哪！我们赶紧拿出撬胎棒和水桶，凿开冰封的河面（这个季节冰还不厚），打水浇灭桥身的小火苗。我又特意在桥中间蹦跳了几下，桥身颤悠悠的，好像只烧焦了表皮，中间的韧性还在。于是我提出，由我的车先试过，因为我的车自身最重（铁质车斗再加液压顶升装置）。这座桥的负载能力还行，不一会儿，三辆车相继过了危桥，继续前行。
过了白桦排约十几公里，我们车队又遇到难题了：前面一条三四十米宽的急流挡住了去路，河上本有一座三孔木桥，可是中孔塌了一大半，汽车是绝对过不去的。
这时我们恍然大悟：怪不得一路上不见有车行驶呢！那个年头的公路好像没人专职养护，别说桥塌了没人及时修复，连“桥梁坍塌，请绕道行驶”的警示牌也没人竖。组长王林德师傅说，我们如不能想法过这条河，那就得返回碧州，再往塔河、呼玛、黑河那边绕着走，得走近两千公里的冤枉路。怎么办？
正在这进退两难时，我发现桥头上游方向有一道车辙印，就叫大家一起过去察看：这条河虽然河床宽、水流急，却不深，而且河底没有淤泥，全是沙石；距桥约三四十米处有一个漫坡可以下河，往上游方向斜行三四十米有一个五六十米长的河心沙洲，沙洲的那一头再涉十几米水，就是爬上对岸的坡了；可以依稀地看出，曾有车通过这条路线过河。
大家一阵欣喜，但组长对河水的深度有顾虑，于是我自告奋勇徒步涉水，探明深浅再作决断。
我脱掉长裤、鞋、袜，踏碎近岸浅水处的薄冰，按照事先目测好的路线，一步一步向河中走去。
水可真冷啊！此时气温已在零下好几度，如果不是因为水流湍急的缘故，河面早就结冰了，双腿浸泡在这冰冷的河水里，彻骨的冷直往心窝里钻，我咬紧牙关奋力向前。水是清澈见底的，河底也还算平坦，最深处到我大腿根部。短裤也打湿了，此时我回头大声喊：“这里最深！”约十几分钟后，我终于到达对岸。
当我从残破的木桥上绕行回到北岸时，同伴们已做好了过河的必要准备：卸下了散热器的风扇皮带——防止风扇搅起水打湿点火系电路造成漏电熄火，再用黄油堵住机油尺口子——防止水进入曲轴箱引起机油变质造成机械故障。
组长决定由周霞霖第一个过河，因为她车况最好，成功率最高（后来的事实证明：决策英明）。一开始很顺利，斜穿过水最深的主河道，驶过河心沙洲，再穿过不算很深的第二段水路，不料当两前轮已搭上对岸坡一半而后轮尚在水中时却陷住了。
看到她车左边宽度还可通过一辆车，组长决定自己第二个过河。他先顺利到达河心沙洲上，就让我的第三辆也先过第一段水道上沙洲。因为知道这辆车车况不好，说万一过不了他好拉我一把。
果真被他言中：我这辆老破车在水最深处抛锚了，钢丝绳不够长，他就往后倒车，一直倒到后轮下水才挂上钢丝绳，岂料当绷紧钢丝绳两车同时发力时，我车倒是往前走了两米再次陷住，他却就地陷了下
去。我们这个车队就这样陷入了困境。
正在进退维谷时，天无绝人之路——河对岸来了两辆车。我们赶紧与他们商量：先帮我们把第一辆车拖上岸。轻而易举就做到了。然后，他们两车也相继下河，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比我们更惨，第一辆行至我车左后方也被陷住，第二辆连那段较浅的水道都没能过就趴窝了。怎么办？两边的领队一合计：好在我们还有一辆活车，决定上二十几公里外的部队农场求援。于是两位领队坐着周霞霖的车绝尘而去。
此时天已过午，留下的人只好一边啃着冷干粮，一边焦虑地等待。直到下午三点来钟，我们的活车跟在一台履带式东方红拖拉机后面缓缓驶来——部队首长听说我们有四辆车被困在河中，当即派出机车前来营救。因为履带式机车时速很慢，二十多公里路要行驶近三个小时。
到得现场不消半个小时，就分别把四辆车拖上两边岸上。我们真诚地向施救的解放军战士道了谢，重又踏上征程。而两位开拖拉机的战士回到营地恐怕要七八点钟了。
哪知晓，我们的厄运并未结束：我这辆老爷车发起怪毛病来——只要油门一松就熄火，而且每次熄火必须用车拖发动，经检查，系分电器轴六角磨损严重致使断电触点不能正常开合，这次又没有备带分电器这样的大配件。
于是我就使出浑身解数来驾驭它：增档时，借着惯性，油门随着进档同时跟进；减档时采用连油减档，即油门不松，仅用离合器巧妙配合；遇要停车时，刹车、油门、离合器同时踩下，也就是说，右脚跟部和前掌要同时踩住刹车和油门两个踏板。如不当心失误一次，就要后车到前面来拖一次，发动出后再让我跑前面。
由于路况不好，免不了要松油门减速，一不小心就熄火了，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九点多钟才跑到大杨树，找到招待所。此时真是又累又饿，那时光餐饮业不发达，错过了正常饭点就没地方填肚皮，能买到糕点的商店也都关了门，只好饿着肚皮进入梦乡。
第四天——修车、嫩江摆渡
早晨起来，天就阴沉沉的。组长王林德早餐后即出去求援了（那个年代好像还没有汽配商店，各种生产资料都由各级物资部门供应），大约两个多小时后，他带回来一个分电器，我赶紧麻利地换好。听着发动机又正常地轰鸣起来，我不由得欢呼：“呵，车又活了！”下午，我们这个车队又继续南行。由于第三天的不顺利，行程已经延误了，但也没办法，只好三天的路程分四天走，宿营地定为嫩江，行程不足100 公里，因为过嫩江要摆渡。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嫩江渡口。只有一艘渡轮，此时停靠在对岸，好长时间也不过来。我们心里急，却又很无奈，也只好一面啃干粮，一面焦急地等待。天色越来越阴沉，北风也一阵紧似一阵，水流并不很湍急的、两百来米宽的嫩江江面上，波浪也阵阵涌起。好不容易渡轮过来了，这是我初次驾车过轮渡，心里有点紧张，按照书本上学过的操作规范，一点不敢大意。
渡过嫩江，进入嫩江县城，住黑河军分区驻嫩江招待所。吃晚饭时，大家都担心明天会下雪，那人就更遭罪喽。
第五天——遭遇暴风雪
早起一看，阴霾满天，呼啸的西北风吹得人心头发紧。担心归担心，路还得赶哪，组长让我买些饼干和梨分给各车就出发了。
车队出嫩江城不远，老天爷终于憋不住了，开始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不消半个小时，大地就换成了银装素裹。雪越下越大，就象一团一团的棉絮，飞舞盘旋而下。雨刮器（老解放的雨刮器是气动的）变得沉重起来，摆动频率越来越慢，最后终于不堪重负，罢工了。风挡玻璃顷刻被雪封住了，公路上的积雪也渐渐加厚，过往车辆很少，我把脑袋从左车门窗口伸出去看路，仅用右手把住方向盘，稳住油门慢速前进，左手还需不时抹一把飘在脸上融化的雪水。
就这样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终于在下午两三点钟进入讷河县城，停在了县革委会招待所的大院里。这不足一百公里路，竟然跑了六个多小时，可不管怎么说，能平安到达就是最大胜利。
由于冷，手脚都有点麻木不灵了。因为我探亲前是在阿木尔区的老潮河施工，这回刚从江南探亲归队，还没回过我的驻地就接受任务出发了，所以没带御寒衣服，现突遇降温、大雪，怎会不冷呢？这时多亏周霞霖拿出自带的棉袄，换下身上穿的那件颇厚实的灯心绒外套借给我。好在这件咖啡色的外套，女装特点不明显，身材也与我差不多，总算帮我度过了这次寒潮的侵袭，我打心里感激她！
第六天——雪夜修车
早起推门一看，雪已经不下了，嗬！院子里积雪有三四十厘米厚；再往大街上看，雪路上没有一条车辙印。王林德皱着眉说：“看来今天困在这里走不成了。”我们只好悻悻回房。十点来钟，组长又到外面去看了一下，回来说：“天晴了，风也不大，路上有车印了；也就剩一百来公里路了，现在就去发动车，午饭后出发。”
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打扫车头上的雪，上水房提来热水，检查机油、加水、发动，从大油桶里抽出汽油加到油箱里，一切就绪。赶紧上餐厅填饱肚子，精神抖擞地又踏上了征程。
公路积雪，也不敢快开，匀速前进吧。天还没黑，已过了富裕县城，走着走着，打头的王林德靠边停车了，按惯例，我们的车相继停在他车后，人围到他车旁，只听他说：“车有点故障，我会排除的，你们
坐车里去等吧，外面怪冷的。”语气里透着对年轻人的关怀，我们几个听话地回到后面车里。
约莫等了个把小时，天也黑尽了，还不见前车启动，我不放心了，就又上去察看，谁知我们这位老师傅，社会经验丰富，外交能力强，可修车技术却不过硬（我也是这次组队出发前才认识他，并不知他底细），他找不准毛病所在，又放不下老师傅面子向小年轻求助，我看他趴在翼子板上不知所措的尴尬样，就试探地说：“王师傅，我来试试吧？”他也就顺坡下驴退到一边，帮我打手电。
我按步骤重新检查一遍，原来是容电器击穿加上低压线漏电双重故障，找到毛病就不难对症施治，三下五除二，不过十来分钟，发动机又欢唱起来，王师傅不好意思的朝我伸出大拇指说：“小王，还是你行啊！”我也谦虚地说：“瞎猫碰到死耗子呗！”
车队继续上路，谁知才开出一公里多路，头车又停了下来，怎么回事啊？我们停车上去一看，原来是发动机开锅了，我伸手一摸散热器——冰凉，马上意识到是冻住了，原来是因为他修车时间过长，铜管焊制的散热器暴露在冷空气中，里面的水迅速冷却并结冰，阻断了循环，致使发动机水套里的水过热开锅了。
如果不能及时使散热器化冻，会使细细薄薄的铜管被冰胀裂（水结冰体积会增大），到那时就是化了冻也会漏水，这麻烦就大了。于是按照我们通常的解救措施：用粗铁丝头上缠棉纱头，蘸上汽油点着火，在发动机运转时将火球在散热器前晃动，利用风扇的吸力将火焰吸入散热器铜管间隙烤化冰。这样烤了一阵子不见效，又不敢火太大（怕烧坏车），发动机这样运转时间长了，会因过热而导致活塞拉缸的重大机械事故，这时唯一的好办法是用大量开水浇散热器化冰。
我们抬眼往空旷的公路两旁望去，发现三四百米远处有一栋房子亮着灯，组长果断地说：“走，向老乡求援去。”他即刻上了我的车，向那亮灯处驶去。到了跟前敲门进去，屋里七八个人在唠嗑呢，原来这不是住家，而是一个生产队的队舍。
组长说明来意，他们队长爽快地答应说：“行！外屋有锅灶，场院有烧的草，井里有水，你们自己整吧！”我们那个高兴啊，这里的老乡真好！
立即动手。王林德点火，我抱柴草，徐志伟打水，我抱好柴草也帮着打水；这边一大锅水让小徐烧着，我和组长再回到车那边，把三辆车都开到房前来，待水烧烫了，一桶一桶提出去往散热器上浇，同时把水箱也加满，估摸差不多了，一发动，水温表很快指示正常了，再仔细检查，唔！不漏水，证明铜管尚未胀裂，一场虚惊总算过去。回过头来，组长给屋里的老乡每人都递上一支香烟，再三表示感谢！我们又重新上路。
经过这一番折腾，进入齐齐哈尔市区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钟，大街上已不见行人，车辆也只偶尔见一辆。组长决定不住旅馆了，直接进大修厂，免得再出现意想不到的枝节。
大修厂的门卫早已进入梦乡，我们连敲带喊，好一阵子才叫开大门，当我们将三辆车依次停入大院里，放掉水箱里的水，已是凌晨近三点了。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任务了！
大修厂离市中心比较远，夜里不可能有公交车，我们只能在大修厂的传达室里围着铁炉子坐下，熬到天亮再作打算呗。大家纷纷议论：我们出的这一趟差，一路惊险刺激，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
天亮后，王林德领着我们住进齐齐哈尔湖滨饭店，彻底放松休息了几天，龙沙公园冰雪覆盖也没啥好玩的，就一条像样点的卜奎大街逛两趟也就腻了，待大修厂将三辆车的修理任务派到车间了，我们也就坐火车回碧洲了。
返回齐齐哈尔——驻厂代表
领导让我去老潮河一连驻地一趟，将皮大衣、棉裤、大头鞋、皮帽子一应冬装都穿带齐了，仍回碧洲机械连待命。
原来，派给我的任务是去齐齐哈尔做驻厂代表，我在龙沙旅社住了一个双人房间，不是包房，如果客人住不满就不安排人与我同住，如果客人多了也会安排进来。
我每天（星期天除外）上午去大修厂里，也不常与领导打照面，只是到修理车间班组里走走看看聊聊天，进去时发一圈香烟，临走前再发一圈。虽是两毛八分钱一盒的迎春牌，但每天要消耗一盒半到两盒，而且这个烟钱公家是不给报销的哦。吃饭就在街上小饭店，下午就在房间看书，倒也清闲，就是省不下钱来寄给家里。
偶尔安排到我房间里来住的客人也有过好几个，一般都不会相识的，只有两个例外。一位是家住齐齐哈尔郊区的达斡尔族汉子多英山，非常热情健谈，一进来就自报家门说是莽格吐公社莽格吐大队的人，人名怪，地名也怪，介绍他们达斡尔族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还一个劲地邀请我去他们那里玩，我听说达斡尔人喝起酒来不要命，我哪敢去啊？
另一位是我们杭州知青——萧山籍的沈鑫泉，也在大兴安岭工作，是呼中区呼源林场森林调查队的，与我一样也是出差到齐齐哈尔的，素不相识却很谈得来，就互留了通讯地址，后来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没得到回信也就断了联系。
有缘的是三十多年后我们都上了浙江知青网，虽然用的是网名，但当他读到我写的《回忆我的养猪生涯》就一下子记起了我，于是回帖、相约、相认，又续上了当年的友情，据他说他也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而没得到回信，我不禁哑然失笑说：“我所在的是流动单位呀，造一座桥换一个地方，可能那时候的邮政部门也不那么认真负责，做不到“查无此人，退回原处”。
到了12月份，按惯例单位开始放探亲假了，隔三差五的会有朋友到访。当年回家探亲的沪杭知青大多要在齐齐哈尔换乘，从山里出来到齐市的火车到达时间是凌晨 4 点多，而要换乘的车一般在下午。我交友较广，凡知道我齐齐哈尔所住旅社的，都会来找，有时候还带着我不很熟悉的同伴，大清早敲开门，我起来让他们和衣躺下先睡一觉，午餐再请他们去饭店嗟一顿，下午送他们上车。三四个一伙是常事，最多一次来七个，两张床躺不下，还有一个趴在桌子上睡。
我经常要到火车站接送，不知不觉就遭了贼，损失了我这辈子唯一一个皮质的钱包，内有数十元现金及数百元的发票，好惨哪！亏得我住的那家旅馆根据开过发票的存根，为我出具一张加盖公章的证明，帮我挽回上百元的损失。
自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使用过钱包，即使如此贼也不肯放过。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去齐齐哈尔京剧院看戏，莫名其妙又遭了贼，这次被窃的是一本放在胸前袋里的行驶证，里面夹着几元钱，唉！齐齐哈尔的贼手段高啊，两次都没有一点感觉。
临近 1974 年元旦，我所带的备用金快花完了，只好回碧洲去领钱，这时候领导说年前就不要去驻厂了，我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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