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大乌珠

《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全册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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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11 10:08:51 | 显示全部楼层
       割完了稻要种麦子和油菜,叫做种春花。种春花以前先要施肥,我们要做的农活就是挑猪粪。原以为我们临浦人吃浦阳江水长大,人人从小就会挑水,挑粪的活难不倒我们,可偏偏又让村民们难倒了。
       他们说:“不怕挑不动,就轻头重。练了轻头重,什么担都挑得动。”于是,他们给我们装粪时,一头轻一头重,让我们走不稳,挑不了,而他们却说是让我们锻炼,一边乐得笑。我们中有一个在家没有挑过水,人又长得比较羸弱的女生,赤脚走田埂已经让她受不了,再加上轻头重的担子,一下滑倒了,连腿也骨折了。   
       春天的雨季,农民叫涨桃花水。下乡的第二年涨桃花水时,浦阳江上游山洪和下游的涨潮一起冲击了茅潭江,沿江围堤岌岌可危。这是一个雨夜,我们被一阵阵铜锣声敲醒:“塌塘了!塌塘了!”。
       锣声就是命令。我们都披上政府发给我们的新蓑衣打着赤脚就出了门。一只只草包被装满了泥土,由劳动力好的男人背着上堤扔进要塌的缺口里。在风雨灯下,有几位男知青也在背泥包,这种带水的泥包起码有100多斤,他们稚嫩的肩膀怎能背呢?但这是在抢险啊!忽然另一头传来消息说,另一边塌得很厉害,让劳动力先去那边堵缺口。那个缺口一下子涌进了水,几个知青很勇敢地穿着蓑衣跳下去堵。
       除了劳动考验,我们还面临着吃饭难题。我们这批人名义上是青年,其实有几个还是少年,除了二三个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其余都在二十岁以下,有几位才十五六岁,按农村十六足岁才可以吃到成人口粮的规定,那几位小知青只能领到小人口粮。
       有了口粮要挑到机埠头去轧成米,有了米还要变成饭,可怜的我们面临烧饭大难题。当时知青是五、六个住一间屋,有点像工厂里的宿舍,只能每人一张铺位,有一间厨房也只有二十多个平方。而我所在的知青点有33个人,都挤在一起烧饭。
       我们用的是泥缸灶,烧火用的是稻草,小小泥缸,稻草塞进去都成了烟。于是一顿饭烧下来,人变成了黑包公。往往出工的哨子响了,而锅里的饭仍是生的,大家只能吃了夹生米饭去出工。   
       喝水也成问题,本来到村民家里去讨碗水喝也是平常事,可那时候茅潭村民平时不烧开水,而是在饭锅上蒸一大碗水,倒进热水瓶作为饮用水。那水如果让我们喝了,他们自己就没有了。幸亏那时年青,水也没污染,喝冷水是常有的事。
       后来,这些情况引起了公社的重视。公社主任亲自来到茅潭,帮我们办起了食堂。我们的知青点有33个人,菜都是从家里带的咸菜、萝卜干,霉干菜蒸肉和咸肉算是上等菜肴了。食堂只烧饭和开水,每人每顿要吃多少就交多少米。烧饭是轮流制,谁轮到烧饭,就用谁的柴火。开头倒确实还不错,轮到的人认认真真地烧饭,大家也有了一种大家庭的感觉。可轮着轮着就不行了。烧了夹心饭和生饭的事常常发生。当身体疲惫劳动归来,捧起了夹生饭,就有火气,特别是几个脾气暴躁的男生,于是,最后只得散伙。大家仍然回到了各自单干的生活。我找了一家农户,与他们结了干亲,爸爸姆妈一叫,就有了搭伙的地方,这一搭搭了十多年,一直搭到离开为止。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批年青人一齐变成了造反派,出去串连了。在外出串连的过程中,才知道上山下乡运动是那么普遍,知识青年是那么的多,而且知道了我们茅潭的知青不算苦,有很多知青被分配到边远山区,他们所遭受的罪,真是触目惊心。
       大串连后,我们又陆续回到了茅潭。但我们的造反派身份又与村民成了对立面,外出串连时的口粮被全部扣住,那时候扣了粮食就是断了命根子啊,后来是县里来了人才得到了部分解决。
       经过了这一折腾,我们也懂事多了,开始静下心来劳动。大队办了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以我们知青为主,也有茅潭青年,我不会唱也不会跳,但我能为宣传队写快板、对口词,也填一些如吴江调、杨柳青调的曲子,所以我也成了宣传队员。我们敲锣打鼓到处去演出,可以说,那一段时间,是我下乡后最开心的日子。
       村民们建议我们排一出戏。于是我们选中了“三世仇”这个本子,这是一出写贫下中农受地主迫害的戏。这时知青真的派上了用场,有会谱曲的,有会乐器的,有抄剧本的,大家白天出工,晚上排戏。这出戏是很成功的,因为在公演时,我看到台下很多村民边看边哭。这出戏我们演了好多场。
        经过了《三世仇》这场戏后,我们与村民们的关系更缓和了。我们中有几位当了生产队会计,我也当了我们生产队的会计,有一位还当上了赤脚医生。虽然会计和赤脚医生是不脱产的,仍然与平时一样参加劳动,但总归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农村真是一个锻炼人的大熔炉,几年以后我们这批知青都成了真正的农民,特别是有几位男生们样样农活都已拿得起,工分也与村民们一样了。   
       再后来,知青开始陆续上调,我一直到1979年的8月份才顶父亲的职被抽调到临浦食品厂,这一年我已34岁了。
       我们33个知青里,我是最后一个上调的。从1964年到上调,整整15年的知青生涯也就告了一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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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陀姐下乡离家总算近了,说起来也是一把辛酸泪哦......  发表于 2021-10-4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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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11 10:09:5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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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12 09:17:01 | 显示全部楼层
                                                                        梦飞草原跑牛羊
凤箫吟
       上世纪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了当时唯一的出路。那年的仲秋,我离开了生长于斯的故乡杭州,远赴西北宁夏的永宁县插队落户。那一年,我还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对现在的父母来说,把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远送到五千多里以外的大西北去生活,恐怕是不堪设想的事。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此,那是现在的人绝对理解不了的。   
       还记得当时城站热烈的欢送场面:父母送子女,兄姐送弟妹。人很多,纷乱嘈杂。我父亲送的我,相对无言。我还不懂事,只是觉得有意思。以后我父亲还送过我许多次,当然那感觉已是大不一样了。虽然依依惜别,但却很少有人伤感哭泣。或许都还是少男少女,不谙世事,还没有感受到离别的愁和恨。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这种伤感离别的场景,在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还会无数次的上演。
       记得当时我们坐的是专列,约有600多人。据说本来的名额是600个,但报名的人数却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更有不少热血青年竟咬破手指写血书,坚决要求到宁夏去。有关领导或许被他们的坚定决心所感动,所以后来走的时候人数就多出了几十个。      
       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启动了。有谁能知道,这一别对有些人来说将是永远的离别,他们的一生已经注定要在外乡度过,再也回不到故乡杭州城了。      
       当时我们的专列走的是陇海线。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无忧无虑,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那时的我对宁夏的认识可以说是零,只是从有关书本上的描述对其有个模糊的印象:蓝天白云,绿草地上跑着牛羊,穿着光板羊皮袄的车把式鞭儿甩得啪啪地响,巍巍贺兰山下苍凉的古战场……年轻人啊,温软的幻想怎敌冷酷的现实。当火车经过安徽、河南,进入陕西地界,就有人开始流鼻血了。干躁的气候对从小生长在江南温暖潮湿气候的少男少女来说,无疑是迎面而来的第一个严峻考验。于是有些人的情绪就开始低落,对更北面的N省的气候就有了一点担忧。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经过了大约四五天漫长的旅程,火车终于停在了首府银川市。下了火车,就有公交车把我们接到了该市最好的自治区政府招待所,当时的名称叫“交际处”。在“交际处”住了大约三天吧。招待得还不错,菜很丰盛,满满一桌,大家吃得很开心,还体会不到“艰苦”二字的含义。闲着没事就上街去转悠。首府市容的简陋破败使我们吃惊:街道肮脏不堪,两旁的房子还是土坯房,而且大都是平房。一时间感觉似乎倒退了几十年,当时宁夏的贫穷落后可见一斑。首府如此,下面的城镇还能提吗?     
       在“交际处”的第二天,给我们开了欢迎大会,自治区党委马书记作了报告。他说我们到农村来劳动锻炼,这广大的农村就是课堂,我们这就叫“劳动大学”,他就是我们的校长。他还说:你们来了,也看到了这里的条件是远不如你们的老家的,艰苦是肯定的,如果有谁知难而退要想回去,现在就提出来。当时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里锻炼,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磨练自己,谁会在这样的场合公然提出来而被大家视作“逃兵”呢?然而却真有这样一个人,马书记的话音刚落,他就当场提出要回去。当时我的座位靠前,喊的人在后排,没看清是怎样一个人,但听声音知道是一个男的。你还别说,我还真有点佩服他的勇气。不过当时我们却对他充满了鄙视。马书记绝想不到真有这样的人,只好当场答应了他。后来到底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在“交际处”呆了三天——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天半。第三天就被告之要下去了,有公交车送到各个公社(就是现在的乡)去。于是上午就等车,陆陆续续地一车一车走了。记得我们走时已是午后。从首府到我们要去的县约四十里路程,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车停在县城北头。下车一看,还不知道已到县城了,放眼看去,并没有看到可称之为“城”的景象。后来才知道,所谓县城,其实只是一条街,而这唯一的一条街其实就是公路的一段而已。公交车开到县城就不走了。各大队(现在的行政村)就派拖拉机把分给自己的知青接到大队部。当时的大队部就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其简陋寒酸可想而知,只是几排土坯房。到大队部坐了一会,队长书记讲了几句话,也就差不多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大队部就招待我们吃饭。这饭菜跟首府”交际处“的饭菜就没法比了,菜只有一个:猪肉炖白菜。饭到是不错,是晶莹洁白的大米饭。这是我第一次吃只有一个菜的饭,江南人的习惯,每餐饭都有好几个菜,即便是最简单的早饭也不会只是一个菜。入乡随俗,年轻人饿了吃什么不香?后来才知道,即便是这样的饭菜也只有逢年过节和款待贵客才能吃到。吃完饭天色已暗,各小队(相当于现在的自然村)派了四套马车来接分给自己队的知青。我们给分到第十二小队,八男四女,原先都是一个学校的。看到了马车,大家好奇地围上去。马和骡子以前根本没见过,江南是只有水牛的。男的胆大一点,还用手去摸摸马的身体。有女生摸出几块糖给车把式,车把式自己却不吃,剥出一块用手掌托着给驾辕的马吃。当时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车把式对驾车的牲口是有特殊感情的。
       天已黑了,我们坐在大车上,颠簸着到了十二队。知青点就在路边:两排土坯房,一排三间,左右两间住人,中间略小一些,一间作厨房,一间当库房。四个女生住一间,八个男生分住两间,还有一间作活动室。住人的房间一半是一副大炕,四个人都睡在上面。因我们是知青,还特别配备了方桌和凳子。普通农民家里是没有的,只有一张四条腿很短的小炕桌,吃饭时放在炕上,无须凳子,直接就盘腿坐在炕上吃饭。大家从大车上取下各自的行李,草草地收拾一下,在炕上铺上各自的被褥。农民(当时叫社员)们都跑来看热闹。他们也很好奇,外地人本来就很少,更何况一下子来了十几个。那时农村还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昏暗的灯光下也看不清谁是谁,只觉得乱哄哄的外面都是人。间或还能听到他们的小声议论,听不太清,但有一个词却好几次钻入我的耳朵,说的是“侉子”、“侉子”。当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是当地人对外乡人的称呼,带点鄙视的味道,是一种贬称。
       第二天让我们休息一天,整理各自的行李物品,收拾自己的房间。歇工吃饭的时候,农民们又跑来看我们,他们的好奇心也和我们的一样。看到我们几个年纪小一些的,他们也感到不太理解,纷纷议论:哟,咋还有娃娃呢?当地方言管未成年的孩子叫“娃娃”,“娃”发去声,可见他们也认为这么小的年纪远离家乡跑到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是不合情理的。第三天我们就和农民们一样出工了。农村生活也就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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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幅员辽阔,景色多样,民俗迥异,江南与塞上反差很大......  发表于 2021-10-5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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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12 09:22:45 | 显示全部楼层
知青时代的两次告别
莲子藕粉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有两次刻骨铭心的告别,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
       那是在1970年11月,我初中毕业就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没有离别的痛苦,没有远行的担忧,只有满怀激情的一腔热血。
      那时候我太年轻了。
      报了名,迁走了户口,父母也为此无奈。母亲忙着给远行的女儿准备着行李。“听说那个地方冻得滴水成冰,吃的馒头冷了像石头一样硬。”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扯过丝棉,把棉袄加了一层又一层。
     “还是厚一点好,不好推板(“相差”的意思)一点点,要冻死的。”母亲边翻棉袄,边自言自语地说。尽管国家有统一军棉袄裤大衣,她嫌不保暖。
       临走的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两眼直直地望着屋顶黑乎乎的瓦片,想到明天将离开这个随着我生长的家了,要离开亲人了,自己要独立生活了,而且那么遥远,心里不免有些惆怅。
      父母给我煮着茶叶蛋,又忙着炒花生,那“嚓”“嚓”的声音一下一下地传进了屋里,那声音沉沉闷闷的,融进了父母对将离开的女儿一份失落之感。我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列车一声长笛,我们告别了故土浙江,告别了家乡父老,告别了兄弟姐妹,踏上了北去征途。
       不曾想到,那天的告别之后,竟在东北的黑土地上生活了十年。
      “文革”结束后,知青开始陆续返城了,一批又一批的同伴相继走了,宿舍里就剩下我和另一位上海知青霞。
       终于我也要走了,离开的那几天,我心里更有离家的那种感觉,将和患难的姐妹们永远离别了,觉得难舍难分。瘦小文弱的霞,帮我默默地收拾行李,她低声地抽泣:“你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呢。”我拥着她说:“上海实在进不了,就到我们浙江去。”
       我把丝棉袄裤全留下了,因为再没有人替她翻了,头痛脑热的也没有人给她刮痧了,毕竟我们共同生活了十年,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
       我们这批南方姑娘,在艰苦的岁月中成熟起来。我们跟当地的老百姓一样,吃惯了高粱米、窝窝头、生蒜头,讲着东北土话,共同经历了坎坷磨炼。将结束这段蹉跎落寞的知青岁月,我的心情怎能平静?在这块黑土地上有我的血,有我的汗,有我的青春,有我的足迹,有我的辛酸和快乐。
       我乘的是晚上的火车,大家在林区小火车站哭着分了手。霞,远远地向我挥手告别,眼泪迷住了我的双眼,慢慢的我看不清她的身影了。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我最后深情地看了一眼被黑夜包围了的茫茫森林。别了,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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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离别,不一样的情怀;莲子藕粉第三次就与我们永别了......  发表于 2021-10-5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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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12 09:27:0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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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13 08:41:23 | 显示全部楼层
纪念杭州第一批知青插队黑龙江
魏lina
       每年的12月23日都是个特殊的日子。1968年12月23日,杭州火车站热闹非凡,到处红旗飘扬,广播喇叭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欢送的锣鼓声、口号声响成一片。欢送杭州第一批知青赴黑龙江抚远县插队落户的仪式在这里举行。
       我坐在即将启动的火车上兴奋无比。看着车下满面泪水的妈妈和姐姐,我竟然亳无感觉,心里只有一股冲劲:我要像海燕一样,在乌云和大海之间高傲的飞翔,飞往那海阔的天空,飞到祖国的最北疆。
       就这样,我们杭州第一批赴黑龙江知青131人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家乡,满怀热诚、高亢激昂的出发了。
       我们坐着火车汽车一路北上,从杭州出发,到达抚远县已是 1969年1月1日的晚上了。
       抚远县,是我国最东部的县。人口6.6万,面积6264平方公里。如果说把中国地图比做公鸡,那抚远县就是鸡头,紧靠苏联只有一江之隔。当时到那里去是要边境证才可以的。所以只有我们红五类才可以分到那儿。
       天一亮我们迫不及待的来到江边,北风凛冽,江上结着厚厚的冰,一个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一条江,一半是中国的,另一半是苏联的,难道在江中砌一道墙?我在江面上开始找中苏边界线,可到处也找不着。一问老乡才知道这江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边境线。他告诉我,江中心肉眼能看到的位置有标尺,当你发现两个标尺重合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站在了国境线的中央。
    那时候知青个个革命热情高涨,坚决要求到最边远的生产队锻炼。于是,我们浙大附中和杭二中,外语学校等38名知青,被分配到最边远的海青公社亮子里生产队。
       晚上我们从公社到生产队坐的是马爬犁。生平第一次坐上马爬犁,我们一行人兴奋无比。没多久遇上斜坡马爬犁翻了,把我们重重的摔在厚厚的雪地上,因为穿得多也不觉疼,我们便趁机在雪地上翻滚着,天真无邪的哈哈大笑。根本没想到后面等待我们的,是那九九八十一的磨难。
      北大荒的冬天最冷达到零下六七十度。从亮子口到亮子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冰雪皑皑的雪地上,地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眼前白茫茫的一片。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六年,但那双脚在雪地里跋涉的感受依然存在,难以忘怀。
      我曾遇到过一次刮大烟泡,漫天风雪冰雹席卷而来,顿时昏天黑地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急忙赶往屋里,大概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一名叫张斌的知青耳朵就差点冻掉了。幸亏老乡赶紧用雪给她搓耳朵。
      冬天挑水是我最怕的活。井边没有围栏,只见一个大窟窿,桶放下去水要用力摇上来,水摇上来时洒在井沿上立即结成冰,地上滑极了,很容易滑跤。好不容易打起一担水,走几步水桶就滑落下来,踉踉呛呛到了水缸旁只剩下半桶水了。于是干脆自欺欺人,买了包染料把衣服、床单,甚至口罩都染成了深色,这下可看不出脏来不用洗了。
      北大荒的黑夜是漫长的,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油灯,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大火炕,知青们四五个住在一起,刚开始不会烧炕,不是这头热就是那头凉,或者把炕席烧焦了无法睡。
      东北的农民冬天习惯“猫冬”,但由于我们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总得给我们找活干。于是,我们上山伐木、劈柈子,男知青们到江上打鱼,我们还修筑公路、挖战壕,割条子,用一种很长的镰刀打过草。
      春天在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锄草,一天也锄不了一垄地。秋天要割大豆割麦子,那带刺的黄豆秆使我的手上打满了血泡,我常常被拉在后面,仰望苍天欲哭无泪,感到是那么无助和无望;干活时渴了就喝草甸子上的积水,饿了啃一口干涩的玉米饼,什么苦活累活我们知青都经历了。
      最难忍的是夏天的蚊子和小咬,要是被小咬咬一口,那可是奇痒无比,立马肿一大包。干活时头顶上黑压压一大片,一巴掌可以拍死五六十个。还有那臭虫跳蚤也特别欺负人,把我身上的皮肤咬得红肿溃烂。
       当然,我们也有开心的日子。
       春天到了,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百合花、紫罗兰、黄花菜发着阵阵幽香。我们在花丛中奔跑着,所有的疲劳和痛苦全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我们把采来的鲜花插到茅屋里,小屋顿时熠熠生辉。
       秋天我们上山摘采一种叫“嘟嘘”的野果子(野葡萄),酸甜的味道好吃极了。
       记得亮子口上有一片白桦林,它的树皮可以剥下来成一片片的,我们在上面用圆珠笔写上毛主席诗词,做成书签寄回家,可惜没能保存下来。
      因为抚远县是国家一类口岸,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航道距离仅65公里。水产资源丰富,当地人一直以在黑龙江打鱼为生。我们知青也参与打鱼,我们坐在船上高唱乌苏里船歌,唱苏联歌曲,唱白毛女,唱老歌曲,唱得催人泪下。
       虽然我在北大荒的时间只有两年,但它却给了我很多东西,这就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我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坚强与拼搏,它是我一辈子用之不完取之不尽的财富。
      青春无所愧悔,青春无需祭奠!
      我们是我们的纪念碑!你是你自己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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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只呆两年的人都属于额骨头亮的了......  发表于 2021-10-5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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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留……
宋幼章
       1979年的年初,正是大兴安岭一年之中最冷的季节。山上筑路连队里的人少了许多。大部分沪杭知青都已返城探亲,有许多甚至办好了顶职手续,永远离开了这个地方。
       李众的回杭顶职调令是三天前到手的。为了这个调令,他和家里人忙了整三个多月。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不过,在离开之前,他还要再做些事。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回去后工作和生活都心里没底。况且,他的年纪也大了,要考虑结婚成家。这次返城,地区有规定,每个知青可以携带0.3立方米的木板,作为随身行李的包装物。但很少有人会满足0.3这个标准。听先回去的人说,这些木板等到了南方可以派大用场,做家具甚至干脆卖了换钱。因此,他要带些木材回去。
       李众的离职手续已经办好了。在此之前,他是推土机手,并带了个当地青年做徒弟。那天他起了个早,带上了弯把子锯,开着那辆C-80推土机,又叫上了徒弟帮忙,直奔驻地旁的那块小山坡——前天他就看好了,那里有两棵不错的樟子松,伐倒后叫火锯班的人帮忙,可以出二方多的板。
       一切好像都顺利。两棵树被伐倒,大枝桠也都打掉了。只是第二棵树倒的位置不太好,掉在一堆桦木丛中。李众让徒弟把车开过来,自己拿着钢丝绳套在原条上,然后挥着手要徒弟开车起步。随着车子起动,钢丝绳也一步步的绷紧。突然,钢丝绳滑出了原条,在旁边的桦树上打了下,回头狠狠地砸在了李众的头上。他徒弟看到,吓了一大跳。赶紧把车熄火,跑到李众的身边。只见他已经倒在地上,头上血流如注。这下他徒弟慌了,急忙赶回连队,叫了队长和一些人来,七手八脚把他抬回家;又去拦了辆车,帮着把李众送到了山下的林场医院。但经过医生的检查,瞳孔放大,心跳停止,已经晚了。
       当天中午,事故就汇报到了大队。主管安全的钟主任和党委副书记都赶到了医院和现场。事情还很棘手。因为李众的顶职手续已经办完,这个事故可以不算本大队的;但这个人还没有走,推土机也是本大队的,这个责任也只能由本大队来负。为此,李众的家人赶来后,和大队的领导打了好几天的嘴皮子官司。但李众本人却不知道这些了。他最终还是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一副白皮棺木,葬在了海莱河畔的小山坡上。
       三十多年过去了,一起去的知青伙伴都回了家乡。海莱河畔,春天到了,小山坡上会有稀稀拉拉的达来香;秋天到了,则是遍地的衰草和落叶;冬天呢,就是满眼的白雪和冰凌了。
       留下来的李众,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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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定数,这个人的命真当算苦的......  发表于 2021-10-5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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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14 09:27:43 | 显示全部楼层
大乌珠 发表于 2021-5-13 08:44
走……留……宋幼章       1979年的年初,正是大兴安岭一年之中最冷的季节。山上筑路连队里的人少了许多。 ...

      不知为什么,看完了此文后,突然很想知道“李众”此人了。虽然他已经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但如今他的墓地还在吗?我也去短信询问过浙江知青网大兴安岭栏目的版主涛哥,他也只说此人所在的海莱河是一个叫新林区的,文章作者也不清楚。不知哪位网友能知道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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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曲意求人重视,不怕忍受被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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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5-14 09:29:37 | 显示全部楼层
北  去
白蓝
       1969年6月5日,这是我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三十多年了,我无法忘怀。我相信,这个日子肯定不仅只对我一个人具有那么不平常的意义。
       我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当年,我从家乡支边,去当时的吉林省(后来又划归内蒙古)的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金宝屯胜利农场。没有人来动员我,也没有人强迫我。长时间的停课,似乎永不可能停息的武斗、派性,使我觉得无聊;而面对前途,更使我越来越烦躁不安,整日处于焦虑之中。我只是想离开这个环境,我想凭自己的双手,凭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
       当时,我的同学中有不少已经下乡、支边插队落户,但她们中的多数人根本不可能凭工分来养活自己。国营农场则意味着集体生活和拿工资,于是我就报了名。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也没有查一查要去的地方在地图上的位置。那是1969年6月2日,离我十八岁的生日还有二十几天。父母亲心慌意乱,他们尽可能周到地为我打点好了行装,包括五十斤大米。三天后,我与两个要好的女孩,和整整一列车家乡的“老三届”知青一起,踏上了北去的路;这两个女孩后来成了我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这是后话。
       记得那天清晨,天阴沉沉的。我跨出家门,泪眼模糊里,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自家的阳台、青石板铺就的平整的院子、高高的围墙,似乎觉得我是再也不可能回来的了,心里一阵阵发痛。已记不清有多少同学和亲友将我送往火车站,只恍惚记得马路上都是人。人们互相拥挤着、冲撞着;不知是谁撞了我一下,又撞了我一下,我根本无心顾及,只是由同学们簇拥着下意识地跌跌撞撞往前走。
       我的座位靠窗,天开始下雨。站台上黑压压全是送行的人,可我仿佛只看到妈妈和两个妹妹;几天来她们突然变得那么憔悴,眼睛又红又肿,头发湿漉漉的贴在她们的脸上。临出家门前, 父亲紧紧拉住我的手,眼泪毫不掩饰地流着,嘶哑着嗓音说:“爸爸不去车站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难过,不好意思的,如果有机会,爸爸以后去看你。”说完,一步一拖地上楼去了。突然,火车一声长鸣,我平生从没有听到过如此使人绝望的吼叫,我的心几乎要被撕裂!我仿佛看到父亲从床上惊跳起来的情景。眼前的妈妈和妹妹们早已泣不成声,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到车窗口,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妈!……”就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那时才十一岁的小妹,哭喊着冲到车窗下,抓住了我的手,不顾一切地顺着车厢外壁往上爬;列车轰然起动,小妹被悬挂在窗口,泪水、雨水从她仰着的小脸上汩汩地往下流;不知是谁好不容易才将她从我的手里抱了下去,大雨滂沱,站台上哭声动地……小妹啊,此情此景,你可还记得?
       列车开出了家乡车站不知多远,一回头,我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一个同学默默地站在我的身边,他们坚持要送我一程。我不知道这三个男孩后来是怎么回的家,因为直到他们下了车,我才想起他们的口袋里很可能没有一分钱。
       火车上,我们三个没有别的熟人。我们哭一阵,笑一阵,累了趴在窗边的小茶几上睡一会儿,饿了就吃一点随身携带的点心,记得我最爱吃的就是水晶月饼。列车是挂的专列,走的时间长,停的时间短,只知道一直往北,往北,渡长江,过黄河,出山海关,直到第三天深夜一点来钟,火车才停下来,说是“到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小站,铁路到了这里也似乎不再向前延伸。站台上稀稀落落几盏灯昏昏地照着,四下里是漫无边际的黑暗。6月初的天气,我们披上了棉大衣还感觉冷。似梦非梦之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来到了天边。后来才知道,这里是东北平(四平)齐(齐齐哈尔)线上一个其实不算很小的车站,叫金宝屯。屯,东北话的意思就是村庄。而实际上我们的农场离此地还有七、八十里地。站台上一片嘈杂,来接我们的卡车、拖拉机轰鸣着,人们大呼小叫互相呼应着,召集着自己的伙伴。我们三个人簌簌地发着抖,时而互相紧紧地牵一下手,以此来增加一点应付这陌生环境的勇气。不知听谁的指挥,我们稀里糊涂地爬上了一辆已挤满了人和行李的“铁牛”──一种可以带拖斗的拖拉机。坐在车厢底板上的人们大声地嚷嚷着,拥挤着;我们好不容易挤下身子就地坐下,只听得那边有人喊“啊呀,热水瓶!”这边一位在叫“我的饼干箱子!”折腾了足有一个多小时,车队终于喘着气出发了,一阵风吹来,不知是谁又突然高呼“帽子!帽子!”
       初夏时节下半夜的辽河边上,黑暗连着黑暗,寒气追着寒气,偶尔远远的有一点灯火,却总是近不到跟前,一晃又不见了;风裹着沙子,刮得人脸上生疼。我有生以来不曾有过内心如此昏暗的感觉,不曾经历过这样的夜。我们迷迷糊糊地挤坐在这颠簸、杂乱的车厢里,至于这铁牛将把我们拉向何处,明天会有怎样的风雨在等待着我们,前途又有多少艰难困苦需要用自己稚嫩的肩头去抗击,我们不知道,又无法想象,此时也都无所谓了。
        ……
       岁月如梭,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里,一晃已经几十年!可是每当想起,却还如在昨天。从这一天开始,此后若干年的艰难人生,逐渐炼就了我对人生的理解、对于苦难的承受力。六月五日,就这样成了我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纪念日。今天,我再一次打开珍藏在心底的这一份苦涩的回忆,将它献给当年和我被同一个火车头拉到金宝屯以及被不同的火车头拉到别的地方去的同龄人,献给我认识和不认识的“老三届”知青朋友,为了我们共同拥有的不堪回首却常常回首,希望忘却但永远不能忘却的青春!

点评

记得当年杭州知青下农村没有到吉林省的。  发表于 2022-8-23 16:37
她们所去的这是个蒙汉杂居,农牧混搭的区域......  发表于 2021-10-5 14:09
不要曲意求人重视,不怕忍受被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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