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待续

大乌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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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移风易俗、富于良知的伟大壮举

        工人农民是世间的大多数，关心他们的兴衰和疾苦，尤其是在贫富轩轾的社会里，能够扶其贫助其弱，改变生存状态，永远是一股波波相续的历史清流。

       “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已任”的年轻毛泽东，“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年轻周恩来，“国事日非，何日难却”的年轻朱德，当年就是上山下乡，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农村武装斗争，经过一、二十年奋斗终于推翻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创建社会主义社稷江山，迈出提升工农民众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可喜的第一步。知识分子和城市学生跟工农相结合是民主革命证明成功的历史经验，这不仅是从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和城市学生的变化和兴衰得到的启迪，也更是三位伟人从他们自己一次次饱历风尘的体验中归纳出来的真知灼见。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希望广大新中国青年学生包括自己的子女也走这一条道路，尽快成为可靠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创业者，年逾五十的三位伟人的眼光看得更远，也更寄于希望和重托。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76年三位伟人的逝世，共27年，有近二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段轰轰烈烈历史充分说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是这个重大战略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是着眼于教育、培育和器重、擢升广大知识青年，在提升工农民众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长征中迈出第二步，第三步；数以百万计中国知青用青春和热血推动农村边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伟大行动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理想与精神的一种传承，一种延伸，知青身上流淌着的红色血脉。

       开国领袖们的决策和行动具有巨大的辐射力，三位伟人所倡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主张，改变他们的半原始的生存状态和生产水平是实践了一代仁人志士的梦想，是富于良知的大规模实践，具有巨大的道义力量，加上他们的人格魅力，必然在千百万新中国青年人中产生影响和冲击波，在人生观上深受启发而且情感深受感动，这就是中国大地上所以呈现数以百万计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壮观图景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千年历史上，这种上下同欲、万众一心的移风易俗的壮举是前所未有，后来者也不会多的。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是民主革命阶段，“五四”运动后期一派主张并行动的知识青年和奔赴延安红色根据地的蒋管区知识青年为代表；第二是新中国成立到文化革命前的阶段，以杨华、侯隽、董加耕、张韧等自愿上山下乡为代表，可称为“志愿知青”，1955年后的53万人，1962年到文革前的129.28万人，共计182.28万人；第三是文化革命阶段，以北京知青55、蔡立坚、周秉建、王军等为代表；其时，一部分是自愿上山下乡的，相当部分是“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可称为“潮流知青”，计1402.66万人；第四是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到1980年阶段，计244.54万人，上山下乡日渐式微。这四个阶段，尽管面貌和特点不同，具体内容有异，但都是围绕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条红色主线而呈现波浪起伏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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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革命阶段

第一阶段同后三阶段有质的区别

       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当时共产党没有夺取到政权，知识青年主要是投入农村刀剑锵铿的斗争，在遍历危厄险境中浴血奋战。

       后二、三、四阶段就不同了，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言，虽然在后三个阶段各有较大的特点和区别，但是发展的形势有一个常态，即新中国第一代领导者形成的共识和决策，将城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列入《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党中央国务院的1964年11月下发纲领性文件《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将上山下乡规定为“一项长远方针，至少规划十五年”，并从中央到地方均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制定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在1964年4月14日撰写《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该文称；“今年，全国将动员几十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今后若干年内将一年比一年多。怎样使广大城市青年能够自觉地下乡，怎样使他们同农民群众结合，怎样让他们在建设现代化农业的斗争中发挥作用，这是共青团的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1963年7月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计划。10月18日，对《中国青年》杂志和共青团的工作指示：“今后18年内又有35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你们的工作要面向农村。”可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成为新中国一项重要的国策，不是可执行而是需要认真执行；也不是三五年执行方可，而是要按中央国务院规划了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执行”；更不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数量多少无所谓，而是要求“大批”、“今后若干年内将一年比一年多”。可见将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划得很细、很多阶段是不妥的，已有悖于历史原貌。再说任何国家不可能做到经济直线上升，有的批判说困难年景，下乡是“吃苦果”，发展年景下乡是“狂潮”，这种逻辑显然是可笑的。同时实施这项国策，始终存在三个主题，三个需要，即新中国农村和边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不扩大三差别的需要，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不易帜改局的需要。是既解决经济（失业）问题，又解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可以“一石三鸟“的最佳方案。这同第一阶段有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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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至文化革命前1966年，上山下乡知青182.28万

       旧中国是畸形发展的烂摊子，国民党逃亡台湾，虏走黄金277万两和银元3526.9万元。全国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总人口死亡率在30%，婴儿和孕妇死亡率分别高达20%和1500/10万，触目惊心，平均寿命仅为35岁。最广大边疆和农村穷年兀兀，民不聊生，少数城市灯红酒绿腐朽靡烂，生产水平和百姓生状态处于半原始状态。每遇天灾人祸，就饥馑遍野，街头横尸。将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为强大繁荣的国家不可能像“梦里娶媳妇”“黄粱美梦”那档事儿，只要卧床闭双眼就能“实现”“唾手可得了”，必经一个二、三十年艰苦创业的中间阶段，也就是说到富之前有一个穷阶段，到裕之前有一个贫阶段，必然要一步一步走的阶段。不可能像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外采取疯狂无耻侵占、掠夺，对内加紧剥削压迫、榨取更多的血汗去实现；而在这个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立国，当然不能走那条路，就得依靠全国劳动群众，尤其是生逢其时青年一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逐步走向繁荣和强大。

       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所作出的战略决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孤立的，是整个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支援农村和边疆大军中一支军队；是当时科技、教育、资金、文化及其载体——人才等，全方位流向农村和边疆、支援农村和边疆中的一个方面，一条支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这项战略决策，是从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也完全符合当时积贫积弱的国情；是从缩小三大差别出发，也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固然有解决失业的重要经济因素，但从根本上是以推进农村和边疆建设改变工农民众半原始的生存状态和生产水平为目的，也是在西方敌对势力下包围下的新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要措施。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得很清楚，说得也很明白，当时根本没有遮遮盖盖，甚至欺骗的意思。要在落后的农村和边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仅仅靠边疆和农村的自身力量是非常不够的，必须要注入新的力量，新的因素。一个匮乏资金、技术、科技、教育、文化及其载体—人才（包括有一定文化知识青年）的农村和边疆，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外来的因素进行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第二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尚“一穷二白”。新中国的政府一时拿不出巨额资金建办更多的中学、大学；，又不可能建办更多的工厂，因而相当一部分城乡中小学生到农村和边疆就成为一种就业的抉择。这是国情的需要，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的抉择。

       当然，有些人对这场浑厚磅礴的社会实践不感兴趣，也不相信其有，亦扞格不入，但是新因素、新人、新景象就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和边疆相当落后。许多地方饮水，在村头埂下的小塘里挑，知青下去后重新挖掘砌镶石块，不让脏水流入。初夏撒石灰，或打药水。许多村搭个棚子就是厕所，知青坚持新建分出男女。许多村子妇女，包括孩子很少刷牙洗澡，例假来了用一条布包上灶灰使用，在女知青的影响下开始改变。不久跟随到城里第一次买例假带、胸罩，挑花色款式。当时每个知青住所，到了晚上、假日，就成为当地青年活动中心，学文化，跳红色歌舞；头晚上学唱“北京有个金太阳”，第二天田头地角、村前村后和薅秧田坝歌声飘荡。许多村子，小油灯和木水车让位于电灯和电动抽水机。马车、牛车队里，加进拖拉机农用汽车。友谊与爱情不知不觉在热气腾腾的交往中诞生萌芽。就是从这些生活点滴的变化开始，农村和边疆的青少年接受新的文明理念，新的人生观。

       这里再谈一谈，上山下乡“耽误剥夺”一代人学业、“文化中断”的话题，我们不苟同这个似是而非的论调。当时中国的国情是，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畸形旧墟上要百废待兴，但不能不顾轻重缓急；四、五亿人要吃饭穿衣，衣食住行要钱，这是最大的也是最基本的国计民生问题。国家在头二、三十年艰苦创业阶段不可能拿出很多钱办教育，办中学，办大学；所生逢其时的青年，必然不可能人人上中学，人人上大学。正是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耽误”“剥夺”青年文化学业，“决定”那时代青年人中必然有大部分人不能升学深造。因而，当时新中国要求和号召他们上山下乡，实践中深造，读无字大书，怎么能说上山下乡“耽误”那代人文化学业而时加诟谇呢！还应该指明：在中国政坛上真正最关心青年人健康成长、文化进步的是主席毛泽东、总理周恩来，那些年国家再穷再难，千方百计的创造条件。比如在新中国成立的20多年中，国家财政投资教育事业占国家财政总支出4%-7%。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教育事业经费约10亿左右，到六十年代约20亿左右，“文革”时期达40亿左右，每隔十年上升一个大台阶；所招大、中学生开始以百万计的大幅增加，不是有力的证明么？！在这些个十年就有一个大进步的事实和现实前，知青及国人真不该人云亦云了。

       从教育事业费支出及其所占比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新中国尽管年年投入教育事业的财力在增加，但做不到让全国的青年学生人人升中学，升大学；在除了升学外的中小学生就走向社会工作，到农村，或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基于同样的经济原因，尽客年年投入工矿和事业单位的财力增加和企事业的单位增加，也吸纳大批青年，但仍做不到人人在工矿和其它事业单位就业。这是旧中国烂摊子决定的，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强”之前，“富”之前的必然现象，有二、三十年的过渡期。于是，到农村、上山下乡成了很重要的途径和战场。到了六十年代，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苏联在经济上、军事上可与美国匹敌时却出现修正主义上台的石破惊天事件，“火箭上天，红旗落地”的惨痛现实，而且近在咫尺，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青年健康成长必然置放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这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个人、家庭和青年可不以为然，不在乎，党和国家能不在乎涉及全局性的根本大事吗？

       数以百万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什么去呢？是参加农业生产，去抓经济发展，去当科技员、技术员、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同时，他们在实际工作锻炼自己，磨练意志。在乡村社员中逐步有了威信，也有过自豪。当时，广大农村和边疆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半文盲、初小文化居多，对当地农业生产领导和管理水平有较大制约。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知青到农村和边疆，在经过一、二年劳动和工作锻炼后他们身上的文化知识开始派上用处，他们的城市开阔的文化视野产生效能，开始在乡村显示出骨干作用，领导作用，对推动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贡献是无法估计考量的。总之，他们当中表现差的是少数，而多数在下去后在生产斗争、阶段斗争，科学实验和国防建设中出过力流过汗有贡献，即使1966年后的“潮流知青”，无不如此。由郑洸主编的《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对1966年前这个阶段知识青年有一段客观、公正的评价，现摘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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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6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家一项有计划组织进行的重要工作。从1962年秋至1966年夏的4年里，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的有129万人，加上回乡的知识青年和前几年下乡的知识青年，约有1000万人。他们当中不仅有普通职工的子女，也有元帅、将军、老红军、省长、市长、省委和市委书记、大学教授、著名民主人士的子孙。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国革命青年在战争年代上井冈、下洪湖、奔延安、赴太行，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荣革命传统，为大办农业，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确实锻炼成长了一批有为的知识青年。如全国闻名的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展农业科学实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涌现了一批人才。广东省有育种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周汉华；吉林有在水稻栽培方面取得良好成果的吕根泽、崔炳润；陕西有在土化肥研究方面有突出成绩的何文义、植棉能手齐俊杰；江西有在改造低产田方面作出成绩的宋喜明，旱地育秧和水稻杂交良种培育取得成果的何来昌等等。”

       我们昆明“六四届”580多知青分布安宁十七大队七十余村子，在第一年多里已开始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帮助五保户等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共计办了20多个夜校、26个俱乐部、56个文艺组，组织了70多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51个读报组，另外还编写了许多黑板报。积极帮助农民提高文化，大力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在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方面，做了积极贡献。

       此外，还有200多人积极地参加了科学实验活动，建立了57个三结合科学实验小组，在800多亩中进行科学试验取得良好效果。桃花九队几个知识青年搞了九分地的小麦试验田，亩产达六百五十斤。对发展农业生产，夺取粮食大丰收起了示范作用。二、三年后在3个公社14个大队77个生产队，有1人担任副大队长，17人担任小队政治队长，62人担任小队会计，31人担任保管员，79人担任民兵指导员，30人担任民办教师，3人担任大队文书，15人担任团支书，25人担任团支委，96人担任记分员，33人担任保健员。共392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1.2%。

       我也是其中一员，在七年多的插队日子里，先后当记工员、副队长、政治队长，同农民一块，风来雨去，不敢少辍。碰到大的困难也苦闷过，便想到苏联作家高尔基一句话：是我们改造环境，而不是环境改造我们。也曾动摇过，但想想鲁讯的话、红军长征、毛泽东的三湾改编，自己终于坚持下来了。由于自己和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生产队从1969年开始连续三年获历史最高产量，年底的工分分红值有大幅增长。县志记载，那三年全县历史也是最高产量，大丰收。省会城市昆明也是如此。

       当时也听到诸如“知青是为什么”的议论，回答也有些不同，当感到自己同人数最多的民众真正结合，心里就坦荡荡了——“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耕田，训蒙悬壶。风雨无阻，戮力戮力，夫何故之？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架桥通电，筑坝平畦。风雨无阻，戮力戮力，夫何故之？”（《知青为什么》）

一种成就感驱散疲惫。身心浸润在愉悦甜蜜的暖暖之中，从未有过的自信开始在心中萌生。

       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上山下乡有一个十分重要特点就是周总理多次强调“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指导思想得到始终遵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性化的操作日渐突出，日益符合知青及其父母的思想实际。如昆明市“老三届”是到千里之外的边疆县插队，后来的小知青却是到昆明市附近县区插队，而且学习“株洲经验”让知青父母所在的单位参加社队管理等，等等，都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城市学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几乎就是在同步进行地被调往其它战线，或者返回城市工作。昆明市1957年有181名城市学生到安宁县插队；第二年大跃进，工业战线急需人时都先后调出乡村了。1964年9月，又有580多位知青到安宁插队。到1971年国家计委决定调知识青年到其他战线上工作，我们在插队七年多后，也就是在那年被抽调安宁县和昆明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从1968年开始又有七千名城市中学生到安宁插队，一般通过二、三年锻炼就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从1955年开始，全国城市学生就是这样不断下农村，又不断调出农村到各条战线，已经形成一个一潭活水的动态管理机制；经过农村劳动和基层实践的锻炼，又红又专的人才源源不断培养出来了。

       从1962-1979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变化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全国1962-1970年已从农村抽调出知识青年达401.3万人，这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在经过锻炼后第一次“返城”高潮。1971年-1973年虽然表中是空白，但1971年国家就制定可以从知青招工的重大政策，当年又形成一个小的返城高潮。昆明市过去下乡的知青和“文革”中下乡的“老三届”，也就是在这一年大部分抽调当地和昆明市各条战线上工作。1973年毛泽东主席在给李庆霖回信中说“容当统筹解决”，周恩来总理在1973年全国上山下乡会议上强调全面解决知识青年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举措一个接一个出台。从1974年继续抽调知青有60.3万，1975年有139.7万，1976年有135.2万，1977年有103万，年年都有抽调数。就是说1974-1977年调出知青已达438万。据不完全统计，在云南农场的知青“胜利大逃亡”（云南农垦一位作家不无恢谐之语）之前的1978年为止，全国共有1095.07万知青到各条战线上工作，占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数的60%以上。事实证明在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之前，从全国广大知青中招工、提干、招生、参军等都在有条不紊的合理运行着，“返城”没有断过线。一个有进有出、有出有进的合理的动态管理机制一直正常地良性地运行。这个基本历史事实却被一些知青，及一些知问题研究者避而不谈，视而不见，不时重复“1700万知青造反回城”的呓语，只能说历史知识的苍白。

       尽管当时有的领导，有的媒体如《中国青年》撰文主张倡导“在农村干一辈子”，但是党中央国务院没有采纳，头脑是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着眼于多数知青。坚持要求城市学生到农村锻炼，投身当地建设，同时在适当时候抽调他们到其它战线上工作，具有原则性，灵活性和求实性。所以说全国大多数家庭和知识青年当年是拥护党和政府的，虽然思想也会有波动、有徘徊，但基本上是比较安心的，努力工作的；上山下乡在毛泽东时代较为合理健康地运行着，没有大起大落，没有什么动乱，更没有谁去武力镇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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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66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上山下乡知青1402.66万

       历史的的车轮进入1966年，第三阶段（文化革命十年），同第二阶段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和区别。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成立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要求去海南；北京长辛店中学学生蔡立坚串联经过山西的一个小山村，决定留下落户；1967年10月，北就第25中学曲折等10人自愿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在天安门宣誓出征。1967年11月，北京市1200名中学生出发前往内蒙古和黑龙江“北大荒”；12月，青岛市一批初、高生到山东诸城县插队，1968年2月济南市首批200多名中学毕业生到沂蒙山区插队落户……文革初期全国各地都有红卫兵自愿奔赴祖国最需要地方去建国立业。10月，已下去70.1万中学生，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已经到1968年12月了。由此而见，所谓“文革十年知青下乡都强迫的”，是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当然，这一阶段除京津沪坚持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方针，有30%的老三届知青未下乡之外，一些地方在头二、三年的特殊时期（即老三届）出现一刀切现象，诱发许多问题，不同程度损害群众的利益。不顾各种家庭实际困难，反映许多地方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也没有坚持历来行之有效的“统筹兼顾”的工作方针——该升学的升学，该进厂矿的进厂矿，该上山下乡的上山下乡。当上山下乡热潮来的时候，一些领导头脑发热，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因而问题较严重；不过仍必须强调指出，上述问题和错误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命运到一个关键期，即拐点，是一个特殊阶段所发生的问题，而且仅在较短时间。从1969年开始，整个国家走向正轨，特殊时期所呈现的做法和错误开始纠正，“统筹兼顾”的工作方针得到继续贯彻。因二、三年的“变态”，而否定二十多年的“常态”，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应该看到第三阶段文革十年，仍在贯彻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城市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草案》的精神，是新中国五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延伸和继续。也就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客观因素仍然存在，即第二阶段的经济因素，如国家拿不出大批资金普及初高中，尤其是大学教育；城市就业形势仍然严峻，也拿不出大批资金兴办厂矿企业；农村和边疆仍然亟需资金、人才、科技和教育，以及城市中学生受到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自身存在弱点等等，所以在第三阶段文革十年中国家鼓励知青上山下乡的目标及国策基本没有变。文革十年实施知青上山下乡的国策，仍在15年的规划内，仍是将经济问题（失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综合起来一块解决，那种将第三阶段文革十年知青上山下乡加以否定说成是错误显然违背事理。在第三阶段文革时期，可能因为实施的力度大，范围广，就立即认为“运动”搞错了，这显然站不住脚的。动员和组织的力度大，范围广，有何错呢？

       另外，文革中的1971年2月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正式决定招收150万职工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项举措，又开启了历年大批知青开始选调回城的工作。这已是对过去做法“修正”，更加符合知青及家长的思想水平和利益，毫无半点“左”的成份。

       从1966年到1976年，上千万知识青年参与全国的农业生产，社会发展的情况和效果又是如何呢？

青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闪光，功勋在峥嵘的历史岁月里开创。

       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有一份付出就有一份回报。作为任何一位曾在所插队的山村当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机员的知识青年，当时也许感受不深，然而读到全国农村在这方面的进步，能不感到振奋和自豪吗？当时，一个一个村的科技和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的进步和全国农村的科技和医疗卫生、义务教育进步，已实实在在改变中国旧面貌。陈海秋在《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提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从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共有两个农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的时期。一个是从1949年开始到1958年的九年中，粮食多年增产。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后，1961年开始比上年增产400万吨。从1962年到1976年又是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1976年比1965后粮食产量增长47.2%。农业产量1978年比1962年增长139.2%，翻一番多了，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农业产量翻一番的年份不多，这翻一番是第一个光荣记录。或者说农业产量第一次翻一番的记录是在毛当东时代发生的。中国以占全世界耕地7%生产出产品，供养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当时粮食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棉花跃居世界第三位。这无论如何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奇迹。

       从新中国粮食产量真实纪录中，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到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粮食生产，除极个别的年份，是不断向上攀升的。文革十年粮食产量超过六十年代，六十年代又超过四、五十年代。

       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城乡情况中可以清晰看到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新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52年是276.8亿元，到1966年732.8亿元，翻近三倍；到1978年，1558.6亿元，翻近六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新中国五十年代是300亿元左右，到六十年代是600亿元左右翻二倍，到七十年代“文革”是1100亿元左右，翻了近四倍。结论是六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社会商品总量、社会商品种类、社会商品价值的大发展，充分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和增强。另外，从表四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一栏上，也充分说明城乡群众生活水平跨一个新台阶，城乡群众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新中国经济大发展中，还有一显著特点，经济发展速度也是最快的。1949年人均GDP如果是100，1952年人均GDP就达119，到1980年人均GDP高达460。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表明，在1951年到1980年间，中国工农总产值平均增长率12.5%，农业产值平均增长率4%，这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最快的，超过美苏、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上山下乡知青最多，知识青年成为农村和边疆建设的生力军，不仅投身国防交通，社队企业，而且在席卷全国农村学大寨运动中，平整土地和兴修水利中流汗流血。与1965年相比，全国已实现农业人口均有一亩稳产高产田。如果说“大跃进”期间解决农业生产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大兴水利、水库沟渠化，那么“农业学大寨”则解决农业生产第二个关键问题——田地平整，连畦成片。这在中国广阔农村是空前未有的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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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人注目的还有祖国千里边陲的可喜巨变。现在当国人执意品尝香糯的东北大米，穿戴新疆上等棉花纺织的各色衣裙时候，当国人看到穿行城乡的车辆和遨翔蓝天白云的飞机及国产橡胶轮子的时候，还是否记得这些战略物资在过去何等的匮乏，曾是西方各列强卡脖子的致命武器，而现在黑红黄方阵里取之不尽，源源而生了。此时此刻，你能不为当年同复转官兵并肩的数以百万计知识青年，在冰天雪地北国戌边垦荒，在西疆头顶烈日种植棉花，在南国挥汗如雨挖塘栽下胶苗，而所表现出来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有所触动吗？

       另外，农村的民办小学使义务教育得到普及，当时学费很低，很少有孩子不能上学。三级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也普及广大乡村，许多传染病绝迹，人均寿命翻一倍，1977年达到66岁。当时的知识青年，无论当民办教师，还是当赤脚医生毫无从中取利赢利的思想，千方百计普及文教卫生，提高文教卫生质量，奉献精神贯穿始终，也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这些成就在后毛泽东时代都未达到，广大城乡群众干部为之奋斗过，无怪乎他们一直怀念和称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8年，世界银行的一个考察团到中国，他们测量当时中国城市居住收信的基层系数是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是最公平的。从城市农村居住的系数看，贫富差距为0.31水平，同全世界比较起来，也是比较低的，这充分证明，毛泽东时代城市乡差别已经缩小了许多，两级分化不合理现象有了改观，工农民众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提升很多，社会主义公平合理的优越性得到了较多的体现。这也是卓著勋绩！

       总之，在那个时代同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相比已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当时，中国农业从肩挑人抬、人拉犁子、用锄挖地的状况到拖拉机田间跑、电动机、柴油机普遍使用；从土地坑洼不平、旱涝灾害频发、靠天吃饭到连畦成片、普遍用水浇灌、每人一亩稳产高产田；从饥荒、挨饿到大多数人温饱，初步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失业的中国，这完全是上了一个经济生活大台阶。同时自力更生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远程大飞机、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杂交水稻、汉字照排。在毛泽东逝世时，既没留下外债和内债，也无通货膨胀和饱饿，而且还留下了大量外汇储备，截止1977年共有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和外汇储备23.45亿美元，（七十年代毛逝世前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成套工业设备和技术）。从1952年--—1978年的25年间，国民收入增加4倍；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且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从洋油洋火洋房仰洋人鼻吸到世界第六大经济大国、第三军事强国和第三世界领军国，如此大的翻天覆地式的变化和成就，在中外千百年历史上何时有过！数以百万计知识青年作为那个时代的建设者和创业者，汗水没有白流，应该引以为荣，欣慰平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苍茂大树和累累硕果的关系。

       上山下乡这株参天大树涵育出了一个个丰硕的果实。我们认为：正是上山下乡这一就业的形式不是耽误一代青年人，而是锻炼和培养一代青年人，当时就将数以百万城市中学生造就成为一支比较懂农业和乡村的富于基层的工作经验，富有进取精神和意志比较坚强的骨干队伍，尤其涌现各行各业的大批优秀人才。仅以云南省为例，到1973年知识青年入党4000人，入团47000多人，参加县以上领导班子202人，担任各种不脱产社会工作的有36000多人。据国务院知青办和安置办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日子里，全国有126.4万知青招生（大部分是工农兵学员）到高一级学校深造，有8.6万知青光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9万知青推荐到各级领导班子。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批知青代表人物已经进入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圈子里，开始挑起更重的担子。各省市、自治区也是这样，而且擢升知青的数量更多，发挥作有用的面更广。

       以当时为例，从全国平均数看，100个知青中已有一人入党，25人入团，3人进领导班子，在广大民众中享有一定的威信，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我们昆明“六四届”知青中高出这个比例二、三倍。

       总之，我们强调的是：第二阶段同第三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都按纲领规划实施（15年左右），其间只有数量的变化，规模的大小，态势虽有不同，但没有质的区别。或者说文化革命十年上山下乡同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的上山下乡，有数量和规模的区别，但决定上山下乡的主客观因素都是相同的，基本动因没有变化、国策没有变化，是在15规划内的一种继续。城市知识青年作为一支富于朝气的生力军，增至上千万人，当然在当时生产斗争、阶段斗争、科学试验和国防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更大，贡献更明显。事实雄辩证明“知识青年是共和国教育最成功的一代人”。因此，全盘否定这十年的上山下乡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不科学的态度。

月雅湖

四、毛泽东逝世至1980年，上山下乡知青244.54万

       不能因为第四阶段终结而去否定前三阶段的成就，或称“失败”。也不能因为1978年，一批在中央、省市任职的知青服从组织安排再到基层工作，就认为是“一连降几级犯错误”“文革三种人”。他们大都心地坦然“当官也行，不当官也行都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大代表、知青冯继芬语）

       在文章的前面，我们说，中国知识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无论第二、三阶段还是第四阶段，知青上山下乡都是必须实施的国策和社会发展的规划纲领，而不是什么短期行为，朝令夕改的措施，可执行可不执行的做法，尽管这些阶段有较大的区别。再者，不能因为最后一个阶段（毛泽东逝世到1980年）上山下乡划上句号，就去否定民主革命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文化大革命阶段等中央和各省市委在上山下乡工作中所作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当然更不能全盘否定数以百万计热血青年推动农村和边疆的经济社会进步的事实，以及他们的一切贡献。

       金碗将碎，银丝渐松

       上山下乡到第四阶段完全终止，究其原因比较复杂，有上层因素，有下层因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假如要加以研究分析，本文的篇幅已不能承担。但必须明确指出毛泽东、周恩来等逝世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上层条件发生变化，上山下乡也失去最重要的动力和支持。再说改变农村和边疆的面貌，本身就是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甚至需要作出一、二代人的一些利益牺牲，作为这个全国艰巨战局的领导者的逝世，那么整个战局的逆转变化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第四阶段起始于云南的许多农场和知青“大返城”，又因是上级的上级认可的，得到允许的，在这里就不去探究了。

       我们在研究第四阶段的知青史实时，有一个新的成果。从全国社会劳动者历年人数可看到鲜为人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新中国农村劳动者稳定在3亿人左右，而城镇职工则大幅度增加。1949年，809万人；1966年到5198万人，翻六倍多；1978年到9199万人，翻十倍。五十年代城镇职工2000万左右，六十年代到5000万左右，七十年代到8000万左右。结论是七十年代提供了3000万工作岗位，有3000万职工上班，当时大中专毕业生，复转退伍军人，知识青年都容纳。正是七十年代经济与社会发展，正是工农兵学商、教科文卫外交的大发展，需要和吸纳3-4000万劳动者和人才，解决失业问题成为现实可能性。怪不得在1978年2月，国家计委在《关于经济计划的要点》提出放宽城镇安排知青的渠道，“可以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基地，大型水利工程和铁路的建设”。接着，四川、江苏、河北等6个省也声称“不再动员知青上山下乡”。这年底，怪不得中央文件也放心地说“对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不搞像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1978年末，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转变是建立在七十年代经济与社会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各条战线所能提供的三、四千万工作岗位基础上，所以当然让知识青年不再上山下乡的政策能够落实，如愿以偿。

       饶有趣味的是：党中央、周总理早在1963年就指出知识青年每年都多动员组织，“编制十五年安置计划”。1963年后15年就是1978年——“终结”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不正是这一年吗？这难道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准确的“预计”呢？

       这里要强调指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按当时党中央国务院1964年制定的计划，是实施15年，预计到1979年农村和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了，国家实力强大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就会调整，后继领导者所作的调整，姑且说是一种巧合吧！此话怎讲呢？当我们把眼光投向新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面貌比一九四九年有很大的变化。正如前面所说的，财政收入平均增长6.9%，城乡经济总量和物质丰富都上一个新台阶，工农商学兵，科技外交，文化教育卫生等发展都在吸收大批人才。比如，1965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达4.6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达11.2万个，可是到1979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达8.4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达27.1万个，分别是原来的1.8倍和2.4倍。当时社队企业更是从无到有十几倍增加。又比如当时已同大部分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100多个外国航空公司建立业务往来，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往业等，很需要多少岗位和人才。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已有上千万知识青年调往各条战线，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当然也为后来调整上山下乡的政策打下现实的基础，后来“大返城”800万知青才有现实的可能性（大部份进入国有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企业）。总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何时兴起，何时落潮，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心里是心里有数，在整个领导层也是清楚的。——写到这里，可叹可气让位于肃然起敬了！

       上山下乡同中国社会任何一个重大决策、重大举措一样，不可能是万全之策，不可能是立竽见影的神药仙丹，当然会有缺陷和不足。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社会的底层，沉淀和交织着更多困难和矛盾，愚昧与龌龊不可避免，一些地方领导工作不力，关心和帮助不到位，这必然带来上山下乡城市学生的许多伤害与牺牲，包括个人升学的、身体的、家庭的、爱情的伤害与牺牲，当然也就决定了既是一段激情昂扬，立功创业的光荣历史，又是一段回肠荡气富于悲壮色彩的岁月。

       中国城市学生上山下乡跟工农群众结合，尽管有其艰辛严峻的一面；也尽管在后期被终止，但我们认为毕竟是开国领袖的富于远见倡导，数以百万计城市热血青年参与实践，形成一股大浪汹涌的潮流，浩浩荡荡冲刷几千年的旧中国的风尚，推动农村和边疆的进步。它为何是一段光荣的历史岁月？为何现在新世纪仍热力四射、余力震荡？这有着不可低估的原因和内在价值。这个空前未有的社会富矿的开掘、探究远远不能结束。

（原文1.6万多字，本文有删节）

（作者程约汉，云南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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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