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全册连载

大乌珠

锄草抒情曲

弓长秀夫

       一区最东边那两条地仍然是水田，种的当然还是水稻。水稻在五月初播种，到了六月十几号，才不过一个月多一点吧，秧苗就已经钻出水面老高，远远望过去，一片新绿，十分好看。微风吹过，不见了池水的波纹，却见稻苗起伏，像波浪一般翻滚。每个池子的排水口清清的池水都在哗哗地流淌着，时不时地还跳出一条小鱼来。白鸥又飞来了，在稻田上空翩翩飞舞，突然俯冲下来，然后又急速飞起，展翅向远方飘去，最后和蓝天融在一起，再也看不见了。

       这一段时间是连队里最美好的季节。天已经很暖和，风吹在脸上，麻酥酥的，浑身一点点发痒，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冬衣早就脱下，勤快一点的人都晒过收好了。晚上收工后，农友们都换上干净的单衣，穿上白底黑面儿的懒汉鞋，到北大道、南水壕遛跶散心。或作诗，或吟赋，谈天论地；或约朋友，卿卿我我，找同学，志趣相投，真正是难得的好时光呵。一想到明天就要到水田锄草，更是兴奋不已。一年四季那么多的活，盼的就是锄草。那种活儿太令人喜欢了，一点都不累，干得还快，出活。四个人一伙，一头牛拉三台锄草机，前边一人赶牛，后边三人扶机子，有说有笑的。这哪里是干活？简直就是在田里散步聊天。水不冷不热，刚刚漫到膝盖下边，凉丝丝的，舒服极了。大家都穿上那种深蓝色的短裤衩，裤腰里三条橡皮筋，把腰勒得紧一点。桃红色的跨栏背心，松松地塞在裤衩里边，就更显得肩宽腰细，臂粗腿壮，感觉特别英俊帅气。没有这种深蓝裤衩的都要托人立即从杭州买过来，急不可耐地穿在身上。有的人头上戴一顶小草帽，走起路来左右稍微摇晃一点，好像电影《51号兵站》里的小老大，很有味道。有的就干脆不戴。太阳又不毒，还是暖洋洋的呢，不如晒一晒更舒服。大家都这样打扮，要这样穿戴才是锄草的样子。女生们负责喷农药，全都赤着脚，高挽起裤脚，露出健壮的小腿，站在碧绿的秧苗之间，一个个扎着小撅撅辫，脸色红润，神采焕发，那才是一幅洋溢着青春健美活力的美人戏水群像写意图哟。丰满的身躯，背着喷雾器，女生们在离老远的池子里东一片西一片地喷，不过眼睛也不怎么看脚下的稻苗，却总是盯着锄草的男生。男生锄到哪里，她们就看到哪里，一直看到地那头，也不怕耽误了自己的活。男生们就越发来了精神，吆喝牛的声音特别响亮，隔着水渠从这边一直传到喷农药的那边。锄草机走得更快了，也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这两条地的北头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引水壕，引水壕的北边紧贴着又是一条排水壕。两条水壕都不过三四米宽，水最深也到不了胸口，排水壕里还经常能摸到一斤重的大鲶鱼呢。过了排水壕，就是菜园队的菜地了。你说巧不巧，地里种的就是大片的西红柿。男生们锄过一趟回来，站在引水壕堤上，喘口气的工夫，也不过是随便瞭望一下，谁知道往北搭眼一看，鲜红的西红柿竟历历在目，极为诱人。这个时候能吃几个甜甜的西红柿，既尝了鲜，又解了渴，真是再美不过的了。知青们都忍住了，谁还不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咽口吐沫，转身走下壕堤，赶起老牛又极快地锄起草来。收工了，男生们把牛送到牛号去。女生们也喷完了农药，用眼睛把男生送进了牛号，才慢腾腾地往回走，一路打闹玩笑着。

       转天早晨，锄草的男生们起得格外早，没用连长周光华催促，就急急忙忙扒拉几口饭，匆匆上工去了。周光华心里十分高兴，叫人操心的知青们真的是懂事了。只是女生们还是稳稳当当不急不慌，磨蹭得叫人上火。新的一天就这么着，在新的希望中开始了。稻田地里依然是水绿苗壮，天蓝云淡，白鸥的飞舞更能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男生们锄草的速度比昨天还快，锄得又干净，又不伤苗。晚上收工，女生们脸上的神采更美丽，笑得也更清脆。一连三天，锄草进度之快大大出乎周光华的预料，农药喷得也均匀。连队里处处回荡着甜美的笑声，简直像过节一样欢乐。

       可是好景不长。第四天，菜园队的王队长怒气冲冲地找上门来，吵嚷着要周光华赔西红柿钱，居然把周光华搞了个懵头转向：此话从何说起啊？王队长喊叫着：“你快去看看！你看看，你的人锄草，为什么把我的西红柿偷得干干净？”

       没用多费周折，就调查出了锄草的男生们的作案真相。原来天天起大早，为的是偷西红柿！其实呢，偷几个吃，也就吃了，没有啥了不得。可气的是，竟然偷了那么多，还竟然郑重其事地送给了喷农药的女生。女生们哪里憋得住满心的喜悦呢？早把好消息传扬出去了，搞得满分场人人皆知，这才惹出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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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时代的爱情

陈建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正在浙江兵团务农，在同一连队的十多位老乡中，林峰算是和我关系较密切的一个。

       林峰人长得很帅, 身前身后总引来不少姑娘艳羡的目光。他劳动积极性高，春播秋收无论干什么农活，事事抢在别人前头。不久，他因表现突出被连队党支部吸收为预备党员。我们几个老乡都为他感到高兴。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后来突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不仅断送了林峰的政治前途，也断绝了我俩的朋友情义。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下午我因有事，便提早从田里收工回来。在路过畜牧班工棚时，我无意中听到里面有隐隐约约的声音，怪怪的，还夹杂着女人低沉的挣扎声。我停住步，心里倏地紧张起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我见工棚门虚掩着，出于好奇，就大胆推了进去，然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眼前会出现这么一幅情景：林峰正和畜牧班一位叫小芹的杭州姑娘相拥着倒在床上，两人蛇一般缠绕在一起……我顿时脑子里轰地一下，失声喊了一句。（当时喊什么话，现在真的想不起来）这时，林峰和小芹姑娘像触了电似的身子抖动几下，猛然坐了起来。小芹满脸绯红惊惶失措，顾不及整理凌乱的衣裳，低头跑了出去。林峰很尴尬地站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以一种敌意的陌生目光看着我，许久才嗫嚅了一句：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我也感到尴尬，我说畜牧班工棚旁边就是猪圈，我怎么知道你躲在这里？你……他气愤地瞪我一眼, 一甩手走了。

       几天过去，林峰一见到我就脸孔阴阴的，也不搭话。

       星期天，林峰突然邀我到附近小镇上吃饭，他要了好多酒菜，自己却不吃。他坐在我对面，双手托着下巴，神色凝重，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我见他这样子，便劝他放宽心不要怕。我说，你就把我当作瞎子聋子好了，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林峰苦笑，一个劲和我干杯，再三嘱咐我千万要保密，千万不能将这事泄露出去。我满口答应了。林峰似乎松了口气，他重重地拍了拍我肩膀，说我是他亲兄弟，够义气。

       我心里觉得好笑。我想，我和林峰是同学又是战友，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宽容和信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偶然有些过失也是可以原谅的。再说，我也不是一个爱揭别人短处的人。我理解林峰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那时候青年人思想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男女谈情说爱总是遮遮掩掩的，林峰担心这事一旦传扬开去，会毁了小芹姑娘声誉，给她带来终身遗恨。再说兵团属部队编制，那时虽然没有明令禁止男女战士谈恋爱，但男女青年偷情无论怎么说不是件光彩的事，何况林峰已被列入党员考察对象，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在这阶段至关重要。

       从这以后, 我以为林峰会慢慢将这事淡忘，想不到他竟一蹶不振，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他出工时无精打采，出勤不出力；开会学习经常迟到缺席，平时也很少和人说笑，一副孤寡懒散的精神状态。

       有时候，林峰远远看见我和别人说话，就跟着我追根究底：你刚才都说啥了？我说没说啥，反正说的和你无关的事。不管我怎样解释, 林峰都是疑虑重重，一双警惕的眼睛在我身上掠来掠去，好像要找出一点诽谤他的什么证据。那样子真叫人看了啼笑皆非。

       那是一个星空明朗的夜晚，田野上飘荡着阵阵油菜花的清香。晚饭之后，林峰约我到附近运河边走走。一路上, 林峰埋着头闷声不响，他走得快，脚步重而有力, 田埂上的小草被他踩得发出吱吱响声。这使我的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一种不祥之兆向我袭来。果然，在河边一棵老槐树下，林峰停住了脚步，他完全用一种仇视的目光望着我，使我感到胆战心惊。

       “你都向别人说了？” 他问得很干脆。“没有啊。”我说。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虔诚。“没有，没有我怎么会入不了党？”他愤怒的目光逼视着我。“没有，小芹为啥会调到别的连队去了？还有，连里那些姑娘为啥远远避着我……”我看见林峰说话时，眼里噙着泪水，我的心发酸。我想再解释一点什么，却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林峰一挥手打断了我：算了，咱朋友的情义到此为止。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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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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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迁徙的人生

1/ 再回首

黄河滩上

古朱

       黄河九曲，自巴颜喀拉山一路奔腾，过了宁夏境内的青铜峡后，流入了一马平川的宁夏平原。宁夏平原东边是鄂尔多斯台地，西边是贺兰山，呈两头尖尖狭长的条状，黄河沿着东山蜿蜒地流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几年，黄河向东涮了过去，在河西淤下了一大片肥沃的土地。

       离银川不远的黄河滩上，有个永宁县农场，1965年秋，112名杭二中、杭四中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插队落户来到这里，组建起一个青年队，开荒平田，进行农业生产。青年队的地，都是从农场其它几个生产队划出来的滩地。地分两种，黄河大堤内的是基本农田，堤外的滩田，也叫闯地：不收皇粮，有收没收全看黄河的脸色，汛期早了，颗粒无收，还得赔种子，汛期晚了，就是大丰收。

       黄河的径流量变化很大，大水来时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而大部分时间，要想看到黄河水，翻过大堤还得走一二里地，大片河床裸露在外。为了抢时节，我们只在靠近堤坝的地方种些成熟期相对较早的大豆，而大部分滩田，就成了牲口的好牧场了。

我就在那里当过牧马人。

       黄河滩上放牲口的大都是些小嘎子，只有一队放牲口的是个瘸子，与我同龄但个子瘦小得多。他是黄河滩上的头，不管是哪个队的，也不管是放羊的还是放牛的，一群小嘎子都服他管。这人对我很好，每天我把马赶到滩上，他就会过来与我扯磨（谈空天），什么火车汽车的，我也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海吹一番。马儿跑开了，他自然会招呼那些小嘎子为我赶回来。这些人自小未离开过黄河滩，对城市的概念还是从几个月看一次的露天电影里得来的，对什么都感到新鲜。

       也有让我感到新鲜的事。

       那些放牲口的小嘎子都是烧豆子的高手，豆子刚开始结荚，他们就会到豆田里去找那些饱满点的豆秧，连根拔起，找些柴火点着了烧。烧完后脱下衣服使劲扇几下，扇掉灰烬剩下来的就是烧好的豆子，然后大家围成一圈蹲着拾豆子吃。

       烧豆子有很多讲究，要视豆子成熟程度来增减柴火，等到豆子老了，还要摘去豆叶再烧。吃豆子也有讲究，要把豆子扔到空中，用嘴接着吃。我没这本事，有次放马归来，半道上遇到队长问我：“又偷豆子吃了？”我连忙否认，他说：“还不肯承认，看你的嘴都吃黑了”。不过那么一大滩的豆子吃掉点本也没啥，大人们管得也不是很严，有时给队干部发现了，也不过吓唬一阵，然后也会蹲下来，与我们一起拾着豆子吃。

       烧豆子吃多了上火，屁多，天天吃总也有个吃厌的时候。有时候，瘸子会叫几个小嘎子骑上毛驴去掰些青玉米来，不剥皮不去须放到火堆里烧。那味道比豆子好多了，甜甜的带点烟火味，我们往往连玉米芯都忍不得扔掉，也要细细的咀嚼一番。

       黄河滩上，我们捞到什么烧什么，印象深的还有烧土豆烧蚕豆都很好吃，最不好吃的可能要算是烧鱼了。

       秋天了，大田的水都要往黄河排，那群嘎子平时没事就找个水坑，在出水处插一排柳枝让水流不让鱼过。哪天高兴了脱个精光，一群人在水里跳起踢踏舞，搅得水坑里的水都成了金黄色，水中的鱼儿被这泥沙呛得憋不住气，纷纷浮上来换气，这时的鱼行动非常迟缓很好抓。其实这种原始的抓鱼办法，说出它的名称来肯定大家都熟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浑水摸鱼。

       摸上来的大部分是一种当地叫马蔺棒子的鱼，约一扎长，肉滚滚的。捉上来后也不洗，找根柳棍从鱼嘴穿入就拿到火里烤，烤熟了就剥皮吃肉剩下骨头内脏。虽然这些小嘎子每次都会热情邀我尝尝，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只是每次都在边上享受他们的愉快。

       这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刚满十七周岁。

大乌珠

                                                                              护 园 记

苦乐年华

       三十六号地在乔司农场的角落头，钱塘江边上，是一大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远远望去，只见白花花的一层盐霜，难见一丁点儿绿色，大家称其为乔司农场的“西伯利亚”。

       兵团成立的第二年，这片不毛之地栽下了百亩梨苗，连队派我等四人看守这片梨园。田头搭建了两间茅草屋，我们被安顿在这里，茅屋边开垦出一小片菜地，米和油盐要到两公里以外的连队食堂去买。     

       我们辛勤地看护着这片小苗苗，想象着小苗长成大树，枝头挂满了果实，这里成了乔司的花果园。但现实不是这样，树苗的成活率极低，大部分相继死去，少数活下来的顽强挺着纤细的枝叶，在乔司的西伯利亚寒风中挣扎着。望着这些苗苗，心里的滋味有点凄凉，我们不就像这些苗苗吗，要扎根在农村，滚一辈子泥巴，修一辈子地球。

       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寒风夹着雪花呼啸着掠过乔司大地，小草屋像大海怒涛中的一叶小舟，颠簸着，颤抖着，摇曳着，呻吟着。我们蜷缩在草屋中，望着来回晃动着的油灯，有点恐惧，有点惆怅，有点无奈。想着文革风暴，社会动荡，学校没有了课堂；接着是上山下乡，我们来到乔司农场；想着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不知何时才有能力报答；想着儿时的玩伴，校园的同学，如今天各一方。心里乱乱的，眼睛有些湿润，难眠的风雨夜啊，那么长，那么长……

       早晨，风停了；雪停了；旷野静悄悄。太阳出来了，透过草屋的缝隙，一缕一缕地射了进来。大地银装素裹，一望无际的泛着耀眼的白色的光，稀稀拉拉的几棵梨苗倔强地仰着头，点缀其间。     

       数月未沾荤腥了。文儿搞来几段钢丝制成许多鱼钩，对我们说：“钓鱼去。”

       翻过大坝便是钱塘江，丁字坝像一条巨臂伸向江心，沿着丁字坝走到江边，我们开始放钓，一根尼龙绳，一头系着鱼钩，穿上蚯蚓，放入江中，另一头系在竹签上，竹签插在石缝中，一路放过去，直到鱼钩放光。在江边住长了，知道钱塘江潮水的脾性，这天是晚上潮，我们放心的点了支烟，坐在江边，等鱼上钩。     

       太阳照在江面上波光粼粼，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一派风平浪静的景象；而江底却涌动着滚滚暗流，到涨潮时裹着泥沙，掀着巨浪，咆哮着往回涌，但最终还是回不了源头老家，成为浩浩东流水一去永不回。

       “好收钩了！”文儿的喊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们又一根根地收起鱼钩。居然还小有收获，小鱼小虾在渔篓里欢蹦乱跳，我们几个也高兴地跑着，叫着，忘却了所有的烦恼。     

       奇迹没有显现，果园也没有出现。梨树苗所剩无几，我们也回了连队。     

       这些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就像梨园的风雪夜一样，过去了，过去了。而乔司的知青也像钱江潮一样，在回城潮中拼命的往回涌啊，甚至发生了“兵团知青大请愿”事件。     

       乔司啊，当年决然的离开您，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如今却有那么多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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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46

大乌珠

那一年我十八岁

情系虎林

       20世纪60年代末，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立刻席卷全国，“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衡量当时青年是否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准，按照政策规定：每个家庭中只要有在初中、高中、大学读书的子女都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独生子女的可留在本省农场，两个以上的知青子女必须有一个到边疆去，另一个才允许照顾留在本省农场或农村。学校里工人阶级宣传队天天找学生谈话，动员你尽快报名到边疆去，一到晚上，街道、居民区的干部就领着一批人敲着锣打着鼓逐门逐户做宣传动员，在工矿企业上班的父母被停薪停职回家做子女的工作，做通就回来上班，做不通继续在家做，你可知道停了薪拿什么去买米买盐啊，这不是逼上梁山吗。一时间家家户户哀声载道，怨声连天。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有的在掩面而泣，有的在哀声叹气，既无策也无奈啊……

       我家兄弟姐妹六个，我排行老六，当时正好初中毕业，我哥比我大四岁，也正好高中毕业，在我们兄弟之间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必须有一个到边疆去，另一个才可以照顾到本省农场，那到底让谁去呢？做父母的真的难以抉择。在家中我是被父母最宠爱的，从小生性好动、贪玩，每次放学回家，母亲只听到我的脚步声一响，紧跟着一只书包甩进了屋，而根本就没有看到我这个人。等到吃饭的时候，母亲就会叫我姐或哥四处找我回来吃饭。一进家门，母亲看到的不是衣服挂破就是脸上有伤的小儿子站在面前，看到眼前的情景，母亲常常解下围裙，用手轻轻地将我脸上的灰尘擦掉，悄声问：疼吗？快洗洗手好吃饭了。父亲有个习惯，每天睡觉前总要喝杯酒才睡，几十年一直这样，于是，每次晚饭前母亲就会留出点菜来好给父亲下酒。临睡前，母亲就把酒和菜端到父亲的面前，倒一杯黄酒让父亲慢慢喝，每次喝酒前，父亲总把我叫到面前，夹点菜送到我嘴边，边夹边说：“小馋猫快吃吧，吃了就去睡觉”，我张开嘴连嚼也不嚼就把菜吞到肚里了，转身就回屋去了，父亲心疼地在后面喊：慢慢吃，别噎着啊。每到星期五晚上，慈祥的父亲喝完酒，走到我的床前，看我睡得正香时，他就会拿出一角纸钱放在我的枕头下。你可知道，当时一角钱可以买一只烧饼两根油条呢，这对我来讲是够奢侈的了。每个礼拜天，父亲就早早地把豆浆和油条买来，并在豆浆里放点白糖然后再扣只碗，放在我的床边，我一起来就喝上甜甜的豆浆。少年的生活虽然过得贫穷和平淡，但却充满了幸福和快乐，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咚——呛——咚——呛——咚咚——呛，震耳的锣鼓声不时在巷子里响起，声声敲在父母的心里。居民区的干部几次到家找我父母说：“大伯、大妈，你们好好想想把，叫那个儿子去赶快定下来，不要再拖了，再拖也拖不过去的。”有天晚上，我一进家门，就看到父亲和母亲在低低私语，好象在商量什么，看我回来了就象没事一样走开了。看到父母无奈又伤感的表情，我的心真的很痛。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不久前发生的那件刺透我心的事在眼前浮现：   

       那是一个初秋的夜晚，天阴沉沉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浪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各家各户吃了饭都早早地关上门，小孩子都被大人们管得死死的，一步也不让出去。狭窄的巷子里路人稀少，偶尔有个人走过，在昏黄的路灯下倒现出一个长长的身影，身影由短到长，再由长到短，慢慢地消失在黑黑的巷子深处。我难得吃了饭没有出去，在屋里画画，母亲在灯下缝补一条白天我穿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挂破的裤子。大约7点左右，突然，一阵锣鼓伴随着杂乱的脚步声在我家门口响起，“打倒国民党军统特务×××，揪出国民党军统特务×××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我放下画本，惊恐地向门外望去，只见两个身穿绿色军装，头戴军帽，戴红袖标的人正往我家的墙门上张贴标语，听见喊打倒自己大女儿的名字，母亲惊得连针线也来不及放下就出了门，她小心地上前问：“怎么回事？我家招娣怎么啦？”“怎么啦，问你们自己啊！”那两个人没好气地回答，贴完标语这伙人又敲着锣打着鼓走了。等这伙人走后，我搀着母亲回了屋，母亲怔怔地望着我，嘴里不停地叨叨：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招娣是我大姐的小名，她16岁就进丝厂做工，当时已是一家大型丝绸厂的副厂长兼工会主席。当红色风暴席卷大地时，她被关进了牛棚停职反省。劳累了一天的父亲迈着蹒跚的脚步下班回到家，也惊呆了，他做梦也不会相信自己的女儿是军统特务啊，可看到门上贴的标语，他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三姐那天也下班回来，刚进弄堂口就看到外面的墙上贴着两条醒目的标语，在名字上还用红笔画上两条红叉叉，街坊邻居个个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她急急忙忙地赶回家想问个究竟，看到父母都在低头抽泣，她进屋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床上顿时号啕大哭，凄楚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传得很远很远。要知道，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家里被揪出一个军统特务，就意味着整个家庭就是反革命家庭，家庭成员都是反革命家属，那真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啊。

       这两条标语犹如在整个巷子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也像一支利箭深深地穿透了我的心。当时我想，完了，这下我可彻底完了，我还怎么抬起头来，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弟弟，你还有什么资格像往常那样去参加学校里的文革活动。在学校里，我是个很要强的人，在一个造反派组织里搞宣传工作，每天刻钢板、油印小报、抄写大字报，也算是个活跃分子，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一下子把我打到了谷底。我仿佛看到对方派别的人指着我的鼻子在骂：小兔崽子，这下你完了吧，再也神气不了了吧。一股自卑感、屈辱感、失落感顿时重重地压在我的心里，使我透不过气来。我的精神似乎将要崩溃了，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再这样下去，不如报名到边疆去算了，走得远些别人也就不知道情况了。   

       主意既定，第二天上午，我到学校找了工宣队，在报名到边疆插队落户去的大红纸上签上了我的名字。回到家里，我把报名到边疆插队落户的消息告诉了母亲，但没敢把报名去边疆的原因告诉她。母亲听了，眼泪顿时就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流下来，她解开围在腰上的围裙，边擦着眼泪，边哽咽地说：你啊，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和家里商量商量呢。晚上，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里，年近七十的父亲，一直在街道办的公共食堂里做炊事员，父亲每天的工作就是买菜、卖饭，当时食堂内除了我父亲，其余四个职工也都是上了年纪的大妈，因此，食堂内的大部分力气活都是我父亲做，一整天几乎都是站着干。父亲回到家刚坐下，母亲边端着杯茶一边就把我的事说给父亲听，父亲接着茶杯喝了一口，长长地叹了口气，好长时间也没说一句话，黝黑而布满皱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当天晚上，父亲破例没有喝酒早早地就睡了。第二天一早，母亲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整整伤心地哭了一夜，连枕头都湿透了。   

大乌珠

       我知道，父亲是心痛啊，他舍不得他的宝贝儿子离开家，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老实又不善言语，待人又很热情的父亲在整个街坊邻居中口碑特别好，整条街上只要一提起父亲的名字，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那个年代，粮食是定量的，到食堂买饭，只能按自己的定量买，多一点也不行的，有些人吃了不够，想再吃又要超定量了，每每看到这种情况，父亲总会偷偷地在那个人的碗里多加点饭，有时还把自己饭票送给他们，事后，这些人一提起父亲，他们就会深情地说：大伯这人真好！父亲工作的食堂是我去读书的必经之路，放学后，我经常到食堂去玩，父亲看我来了，平时不太爱笑的他就会走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拿出一毛钱塞到我的手里，笑着对我说：“去吧，买根棒冰吃，吃完就回家吧。”有时，父亲就象变戏法那样会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麻饼递给我，食堂里面的人一看到父亲的脸上堆起了笑容，就知道准是他的小儿子来过了。

      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母亲忙着在给我收拾整理一些日常用品，为了让我吃得好些，多增加些营养，那几天母亲几乎天不亮就出了门，她是到肉店去排队买肉。那时，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的，去晚了就是有票也买不到了。家里几个人发的肉票不够用，母亲就四处托人找关系，买些不用肉票买的猪下水等。多少次，为能买到质量好些的猪肉，母亲半夜就起来去排队，当我一觉起来时，她已经在灶房里忙开了。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看到她额头陡然新增添的白发，我倚着门框劝母亲，不要这样忙了，东西也整理得差不多了，你就歇歇吧。母亲放下手中在洗的菜，用围裙把手擦了擦，走到我面前摸着我的头哽咽地说：“儿啊，你就要离开家了，妈也再不能这样照顾你了，以后你自己就多保重自己吧”，说着眼泪就止不住地淌了下来。望着母亲那深情而慈祥的目光，我的心碎了，眼泪也禁不住地望下流，母亲见我这样推着我的肩膀说，好了，别这样，来，把菜拿着准备吃饭吧。   

       临出发前二天，想到自己要到边疆去了，我跟母亲说，我想去看看大姐。自从大姐被厂造反派组织揪出说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然后被关进牛棚后，家里人再也没有看到过她。去的时候我把两个外甥领着，到了厂里面，我把情况跟他们讲了，希望他们看在两个孩子以及我要去边疆插队落户的面上，让我和大姐告个别。谁知道这伙人听了我说的情况后，不但不同情，反而暴跳如雷，一个穿着军衣，戴着造反派袖章，歪戴着军帽的高个子，他手里拿着一根军用皮带，一脚踩在椅子上，指着我的鼻子凶狠狠地说：“你还敢来看，你的立场到哪里去了，到现在，她还没有老实交代呢，你必须马上同她划清界线才对，快走，再不走，对你也不客气！”两个小外甥吓得紧紧地抱着我的腿不放，我怕吓坏他们，赶紧拉着他们的手，回头瞪了那个人一眼，低声骂了一句，转身就出了厂门。回家后，我怕母亲伤心，只是轻轻地对母亲说，他们不让进去，母亲听了叹了口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了让日常物品有地方放，母亲叫人给我用木板钉了一只板箱，箱子钉好后，她在箱子四边用糯米纸糊好并在底下放了厚厚的一层草纸，她说草纸一来可以隔潮二来平时也好用的，东北地方是没有草纸卖的。平时我替换的衣裤，母亲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箱子里，又把樟脑丸一颗颗用报纸包好放在衣服旁边。她又托人买了好几块西湖透明皂，用纸包好后放了进去，再三告诉我，衣服一定要常洗常换，破了不会补的就寄回家。我知道，母亲是放心不下我，因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自己洗衣服过。临走前的那天晚上，天很冷，阴沉沉的，好象要下雪，屋子里面阴冷得很。母亲准备了一桌饭菜，哥、姐、姐夫也回来了，但一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满满的一桌菜都没有怎么吃，母亲不停地把菜夹到我的碗里叫我多吃点，可我也真的吃不下啊。因太冷，父亲早早地就上了床，母亲用盐水瓶装满了热水放进父亲的被窝里，好让父亲暖暖脚。父亲白天没有去上班，自从知道我要去边疆的消息后，他几天来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脸色憔悴，一夜间仿佛老了好几岁。母亲每次打个鸡蛋水给父亲吃，父亲总是推开不吃，有时还震怒地对母亲说：“我不要吃，你留着给儿子吃，知道吗！”母亲听后一声不响地把碗端了回来，眼泪也一点一点地滴在了碗里。   

       夜，黑黑的，静静的，几个好同学来看了我也回家了，母亲默默地还在给我准备什么。她在我的一件衬衣口袋里塞了三十元钱，用针线把口袋缝好，放在衣服的最下面，悄悄地对我说：到了那边，如真的过不下去了，你就用口袋里的钱买张车票回来好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它，记住。我点了点头，心里涌起一股酸楚，转身回到房间里闷着头哭了起来。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忽听母亲在我耳边低声地唤：“儿子啊，到时间了，好起来了。”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看了看桌上的闹钟，已是清晨6点钟了，我知道，离家的时候就要到了。我刚刷好牙洗完脸，母亲就把一碗热腾腾的糖氽鸡蛋放在了桌上，“快吃把，不然要凉了。”母亲在一边催促着，我三口两口就把这碗糖氽鸡蛋吃了，赶紧动手把行李物品放到三轮车上。想到马上要离开家了，我走上前去和母亲告别，母亲边拭着眼泪边示意要我去和父亲告别。父亲一早就没有起床，一直半躺在床上。我慢慢地走到父亲床前，叫了声：“爸，我走了。”话刚说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父亲紧紧握着我的手，嘴唇在哆嗦，眼泪从他那憔悴的脸上直流下来，好长时间才用嘶哑的声音说：“哦，你走吧，别惦记我，自己多注意身体，到了那里马上来信，需要什么就告诉，噢。”我哽咽地答应着，眼泪一直在不停地流，慢慢地松开和父亲握着的手，转身就向门外走，伴随着耳边传来的一阵阵低沉的哭泣声，坐上为我送行的三轮车向火车站奔去。

       天刚刚放亮，一路上行人很少，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到了集合地点——杭州城站火车站。车站里人山人海，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人群将整个站台挤得满满的，列车的车窗上挤满了伸出半个身体在向亲人告别的青年人，车下，亲人们拉着孩子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叮嘱声、哭泣声、欢送的锣鼓声此时汇成了一曲壮观的送别交响乐章，在车站上空回响。当时车站超高音喇叭播送着文革歌曲，车上车下不断的互诉离别之情。当火车鸣笛即将开车的一刻，时间在嘈杂中突然凝固了，全场瞬间鸦雀无声，当车轮刚开始滑动的瞬间，全场爆发出声嘶力竭的哭声！声音压倒了高音喇叭、压倒了周围的一切！知青专列真的离开了亲人，离开了故土，列车吐着沉重的白烟喘息着……此时整个场面达到了难以言表的高潮！我们走了，给故乡和亲人留下了无限的悲痛和刻骨铭心的瞬间。

       此时，天阴了下来，不一会就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雨水夹着泪水在人们的脸上直流，他们也顾不得擦一擦，任凭泪水冲刷对亲人们的惜别眷恋。列车徐徐地开动了，送别的人们还在不停地挥手，一部份人还跟着列车在跑，边跑边挥着军帽在向车上的人告别。我含着眼泪向前来送我的亲人、朋友挥手，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亲人、朋友，再见了，美丽的故乡。列车载着逾千名到边境插队落户的知青，在亲人们依依不舍的泪光中，顶着大雨呼啸地向北开去。

       历史将永远记着这一天——公元1969年3月8日，那一年，我十八岁。

大乌珠

       上面这位作者，是当年与我同一专列去到北大荒（虎林）的，但他最后记错了上车的车站。除了1968年12月23日杭州知青第一批支边到黑龙江（抚远）去的是在杭州城站火车站上车的，其余后来赴黑龙江支边的都是在闸口小货车站上的车。

大乌珠

难忘知青岁月

吴桑梓

       四十年前的知青岁月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却给我们这一代知青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那是1964年，我才19岁。当时我正在萧山县宣传部办的阶级斗争展览馆当讲解员，而我们这批讲解员都是要下乡的对象。作为宣传员的我，当时很有点雄心壮志，觉得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可以施展我的才华，最主要的还可以洗刷“资本家”这个家庭出身的污点。

       于是我写了一封要求下乡去锻炼身心的信，寄到了我的家乡临浦镇居委会，据说居委会收到我的信后就在大会上宣读，并把我当作了典型。我也就顺理成章地列入了临浦镇第一批下乡青年。

       我们一批50名知青在11月3日前往浦南的茅潭大队。往一个只有一百多户村民的生产大队输送50名知青，在当时也实属破天荒，现在说起来也有人表示怀疑，但这是一件确确实实存在的事。

       这是一个被浦阳江环绕着的生产大队，离我们临浦镇仅3华里路。因为浦阳江的潮涨潮落让这个生产大队的周边长出了许多土地，于是这里的村民拥有的平均土地是全县最多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50名知青来到了这里。

       当载着我们的渡船来到茅潭时，村里的实际情形离我们想像的生活很远很远。这里虽然土地多，但因为沿江的田地是江潮涨时堆积起来的黄土，土地相当贫脊，收成也差。   

       我们有5个知青被分到中茅潭的三队，当天就参加了他们的小队会。那时村里没有电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看到了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有二个老伯还是烂眼眶，一个女人拖着一双象水桶那样粗的大脚疯腿。

       在介绍时，他们都有外号。什么“志尧大货”、“雪顺老爷”、“张荣闭眼”等等，这让我想起了赵树理笔下的弯弯绕和秋丝瓜。我们当然是不敢叫他们外号的，只能问他们姓什么，知道对方姓张，就叫他老张伯，可后来一问中茅潭似乎全姓张，我们就只能带着名字“志尧伯”、“张荣伯”地叫了。

       原来茅潭人世代并不专以农耕为生，他们靠着浦阳江，在江上撒网捕鱼和放浮钓柯鱼是他们的经济收入之一。所以他们的祖先也有经商意识，茅潭曾有很多人外出做以贩布为主的小生意。     

       那时候茅潭还没有通电，知青屋也没有建好，我们被分散在农民家里搭铺借宿。当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想家，可虽然只有三华里路，却隔着一条江，回家不容易。

       撑渡船的是一位叫宝灵的老人，我们叫他宝灵伯。他是茅潭的五保户，是免费为队里撑渡船的。可对知青就要收费，特别是那些到茅潭来看我们的朋友、亲戚和家长，他就会狮子大开口地收费。而且明明知道我们在对岸叫他，他也不肯及时前来摆渡。所以每次想回家就很怵这个宝灵伯，因为我们没钱。江对岸就是我们的家，却只能望家兴叹。

       后来，公社为了交通方便，决定把一截不影响航道的江面填成江塘，成为通途，我们知青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为填那一截江塘啊，我不知挑破了几双畚箕，肩膀也压出了老茧。

       当初我们以为下乡是来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农村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农村。其实错了，我们的到来给农民增加了负担，他们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要分出一部份给我们，所以，他们对我们有不友好情绪，常常有意无意地捉弄我们。

       比如说，有人会用嘲讽的口气问我们：“你们是知识青年，有文化吧，我要问二个字。”我们暗想问字好像不会太难吧，可他却问：“一天之中的中午，我们叫（ai）这个字怎么写？下午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叫太阳(guo)山冈，这个（guo）又怎么写？”这二个字都是地方口语，当然难倒了所有的下乡知青。于是引得他们哈哈大笑而我们无地自容。

       后来他们就讲了乾隆皇帝带着纪晓岚游江南来到萧山的故事，说乾隆皇帝要纪晓岚写这二个字，纪晓岚说：“日中为（ai）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中就是，太阳(guo)山冈就更容易了，下面一个山字上面一日字，不就成了吗？”这个故事在当时听起来很有趣也很新鲜，所以我牢牢地记住了。

       当然村里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为多数，但他们宁要自己村上连名字也写不清楚的人记工分，也不让我们知青做拿笔头的事。我们的工作就是参加劳动，因为我们不懂农活，体力又差，所以每天所得的工分是最低的。

       11月份正是农历霜降的节气，本地有农谚：“有稻无稻霜降放倒。”就是说到了霜降时节，一定要完成晚稻的收割工作。我们在学校时下乡支农干过割稻，这个活不难。难的是正是浓霜的冬天，田埂上铺着一层白霜，农民都赤了脚，我们的脚怎么也不敢伸到地上去。而且这里的水稻田还有积水，那水真是冰凉彻骨，但生产队的农民们就在旁边看着我们，我们大家一咬牙也就赤脚下了田，幸亏干起活来一下子就热了，脚下也就不那么冷了。咬着牙几天干下来，每天赤脚竟也习惯了。但手上的镰刀却欺生，一不小心手就割破了，此时，边上有抽烟的农民会走过来，撕下火柴盒黑的那层纸贴到你的伤口上，身上撕下一缕破布扎上，说一声：“不要紧”就走开了。此时，只能忍着眼泪和伤痛，继续割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