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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眸 李若虎 四十年前吧，那是在大兴安岭呼中区的一个叫做“碧水”的地方——火车驶到尽头，换小火车（自加格达奇往北，两根铁轨的间距变窄了，要换火车），公路到头了走便道（运输木材的简单的路），在便道也没有了的森林里，赫然呈现一幢幢的帐篷，里面便住着知青，他们多是来自上海、浙江的，其中有我们上届的杭州市委书记、资深帅哥国平兄。我们是筑路队，开路先锋，只能与帐篷为伍，这样便于开拔，于是就无法享受诸如贮木场的生活待遇了，那里的知青们住的是板房，相对稳定。 帐篷里是胳膊粗的桦树杆搭就的通铺，一边一排，夜晚就是一条一条的人相邻而卧，常常是把自己的腿架到了别人身上，或者是脚丫子紧挨着谁的脸。没有桌子、没有凳子、没有书报、没有电灯，到后来才启用了柴油发电机。 在两排通铺的中间，有个巨大的铁皮炉吞噬着巨大的木头，炉子周身烧得通红，烟囱伸出顶篷，散发的温度让人无法站立在铺上——烫脸，但是垫被却无法掀起——被潮气冻在了桦树杆上。当年有不少人因此落下了腰腿病。冬季严寒在零下三十度左右，饮用洗涮之水，全靠自己拿脸盆去河边将刨碎了的冰装了来，放到那大炉子上化开，或饮、或涮、或浆洗，偶尔抓到只黄鼠狼，也用那盆煮来吃。那地方很贫瘠，除了河边有水曲柳，几乎全是落叶松，几乎没有飞鸟走兽，河里也没有鱼。 那时的伙食就是土豆干、白菜干，全是脱水的，没见过新鲜的菜；鸡蛋是打开后冰在一起的饼状物，酱油也是像肥皂那样一块块的，叫固体酱油，需要的时候用刀切下一点，用水化开来享用；每人每月有两斤大米供应，那是正宗的东北大米，望得见锅里一层若有若无的绿，吃这样的米饭总给人以过节般的享受；平时吃的多是高粱米、玉米面、玉米碴子，那玉米碴子饭其实就是把玉米粒碾碎了煮的饭。 家里人多心疼远方的游子，于是铁路托运的业务空前红火（很多知青的家长就是在托运部里认识成为了朋友），时常会有满载卷面、霉干菜、饼干、罐头等解馋物资的包裹从四面八方运抵。而“分享”，这一现在常说的词语，早已为我们熟用——约上一群人，在石块铺就的运材路上往返半天的时间，去将那包裹合力抬回来，然后顷刻就将美味“消灭”了。我那时丝毫没有想到，在杭州，我妈妈和年幼的妹妹，也是这样一步一挪的把包裹抬到火车站……她们的艰苦是为了慰籍儿子、哥哥，而我们，只是为了解馋。 当时我们所在的是男子连，早就忽略了另一半的存在，所以经常会毫不在意的裸身走在河边，夏天那河水也是彻骨的冰寒，有一次出于对游泳的渴望，我们几个在河的这边将浑身抹上肥皂，跃入了水中，刹那间感觉灵魂都被冰冻住了，饶是年少，也再没了游回来的勇气。 而与我们二十里之隔的女子连，据说在中秋之夜有过女生集体跪在搓衣板上面南而泣的轶事。当时听过倒没什么感觉，只是赞叹她们的条理——换了我们男的，大概直接跪在地上就拉倒了。但是随着往事的远去，每每念及，竟会引发很深的伤感并且伴有泪花。 说实在，那时候的人很少有后来的浮躁，内心平静得出奇，完全没有波澜，也没有任何诉求。我经常感觉自己再也无法回到过往的境界，可见人不一定都是进步的，在有的地方也会有意外，抑或这就叫时过境迁？ 记得那是一个不用上山的星期天，我独自在森林里走进去很远、很远，直到内心生出了恐惧，才英雄就义般镇静的折回了营地。 有一个故事也难以忘怀：一年的冬季，正在山上挖土抬石头，伙房的师傅意外的挑来两桶热气腾腾的豆腐汤，激动之余，面对的就是没有碗筷的尴尬，我用鞋蹭了蹭铁锹，就去盛了一锹豆腐来，举手折了根树枝，就往嘴里划拉，心里想的只是不要浪费了这温度，全然忽略了风度。所幸那时，那里的泥土也算是“绿色”的，没有带来不良后果，至今还在庆幸。 说来好笑，那时候怎么会没有洗澡的概念的？也是在那个时候，认得了很多人一辈子也无缘认识的小精灵——虱子。通铺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以惠顾到每一位哥们。 开会时，某领导（是当地肇州县人氏吧，常说“我们肇州比亚洲大”的）让大家提提意见，有人便将虱子的问题提了出来。领导一听，怒不可遏：那是虱子吗？那是革命虫！如果与工农结合得好了，身上自然会有那玩意！此后每逢开会，我就使劲的抓挠身上，以示与工农结合得很好。 话说回来，看过了《北风那个吹》一类描述知青生活的影视，虽然多次被感动，但还是觉得我们、我所在的地方，比他们要艰苦得多，艰苦得太多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人生若只在当年，人生若只象眼前，也许会少了很多的波折，历史也许就没有了跌宕。 后人也许不复再有这样的经历了，幸哉？不幸？ 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语文课里的语句，那就是描写大兴安岭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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