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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大田干活，一把锹和一张锨足够了，为菜地锄草整地用的农具我是没有的。第二天我就借了一把锄头，开始“务营”起那二厘自留地来。别看羊卵子大的一块地就让我乐得屁颠，但我只是想体验那个过程、那种感觉，并不想像个“扎根派”似的花钱添置那些平时用不着的精细农具。 我从社场子拉来三车土粪，撒得匀匀儿的，然后学着那些老农的样子，先用锹深深儿的翻一遍，晒了几天，又用锄头把土坷垃打得碎碎儿的，把地整得平平儿的，把田埂铣得光光儿的。这些活儿，都必须在集体收工以后，并且完成了自己一日三餐淘煮吃涮任务之外的时间去做。常常在早饭后或者晚饭前的那一会儿，我就提上锄头去了。一边干，一边思谋着该种点啥，既可以让今年夏天的餐桌变得丰盛些，又能让这种丰盛尽可能细水长流地多保持些日子。许多老农七嘴八舌地帮我建议，我快乐地应承着。我的房东大娘常说：“娃娃勤，疼死个人，娃娃懒，饿死没人管。”被社员们看成是个“勤利”人，那感觉真的很好。 地整好了，我先在最北边种上三垅莓豆，种子是副队长给的，这东西有藤蔓，开小白花，带着那么点诗情画意。接着又栽了两行茄子，一行西红柿，苗是会计家栽剩的。这三样东西可以陆陆续续让我摘几个月。辣椒不要，那时候我还不爱吃辣。剩下还有大约四成的地方，向保管员要了几个马铃薯，切成带芽的小块种下。最后又在田埂边上扎满了蚕豆、点了几窝面瓜籽，这是在青年队时，老王利带着我们干过的活。 我每天早晨都会去我的羊卵子自留地，哪怕地已经整得像筛过一样细，草已经除得像剃过一样净，还是愿意拄着锄头把，欣赏清晨金色的阳光下那一小片缤纷的绿色。粉绿色的蚕豆秧，率先开出了黑白相间的花，像粉蝶在跳舞；破土而出的嫩绿色马铃薯苗，像孩子刚出的乳牙；茄子秧在一天早晨抖擞起精神，伸展开因为移栽而打蔫的绿中带紫的叶子，像生病的孩子突然恢复了健康；莓豆翠绿色的藤蔓沿着支架蜿蜒而上，像一群穿着花裙子的小姑娘在撒着欢儿转圈圈。 终于，我的自留地开始收获，每天都可以从那里带回一捧魂灵儿都未出窍的新鲜蔬菜。我的小桌上除了白色的大米饭，也有了绿色的凉拌莓豆、紫色的干炒茄子、黄色的焖面瓜、红色的西红柿汤，这都是我的羊卵子自留地对我的馈赠，我孤寂而单调的生活因此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 到后来，那块羊卵子自留地上的产出已经超出了我的消费需要，我把一部分果实馈赠那些经常帮助我的农户，如同这块土地把它们馈赠给我。 一个深秋的清晨，副队长喊我：“快把你的茄子柿子摘走，下霜了。”我到田里一看，所有的苗都好好儿的，除了叶子和果实上一层厚厚的水晶般闪亮的白霜。“别看这回儿啥事没有，”副队长对我说，“等霜一化，立马打蔫。”我将信将疑地把所有剩下的大大小小的茄子西红柿摘回家，中午再去看时，那些茄子秧柿子秧的叶子都缩成一团，零零落落地挂在发黑的枝干上抖瑟，我这才领略了秋霜的杀伤力。后来听说，经霜的茄子杆能治冻疮，是否因为它曾经经历了如此凛冽的考验？ 初冬到来的时候，我匆匆收获了自留地里的最后一批成果：大半麻袋土豆，把它放在我住的小屋中央，锁好门上的扣，挑渠去了。 那次挑渠，我当保管员，几天以后回生产队办事，贫协组长找到我，要买那袋土豆， “女儿出嫁，需要土豆办席。” 他解释说。 我犹豫着：“我还指着它过冬呢，给了你，我吃啥？” 他说：“你一冬都在挑渠，不愁吃。可土豆一冻，就吃不成了。” 这我知道。我想了想，说：“要不，你拿去用算了，不要钱。” 他不好意思了，踌躇着站在我的门前。我问：“要不要？要了赶紧拿走。不要，我锁门了！”我那天有急事，实在没工夫跟他纠缠。 “要不，我给三十块钱，”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往外掏。我挡住他，坚决不肯收。现在回想起来，我那天肯定脑髓搭牢或者是溲泡饭的酸气发作，想显示自己的高尚？还是嫌钞票烫手？一根筋地非就不肯收那个钱。当时哪怕说一句“你先拿走，过两天再说。”大家也都有个台阶好下。人都是要自尊的，贫协组长最后还是无奈地收起钱，怏怏地走了。二十郎当的我呀，好不懂事唷！ 我后来又回过几次生产队。摸摸那袋土豆，冻得硬邦邦的，我知道完了，没戏了。 挑渠在春节前结束，接着是演剧队，再接着，到大队部当出纳，把铺盖都搬走了。开春后的一个上午，我回到那间小屋作最后的清理，打开扣上的锁，明媚的阳光从推开的房门泼进来，房间正中，那袋土豆的下面，有一滩融化的水。 “可惜了。”门外一个声音在说，是贫协组长。 是可惜了。那二厘自留地里将近一半的收成，就这样化成一滩乌黑的水。我这样想，有点心疼。 不久，我就离开了长湖。那块二厘大的羊卵子自留地，我就种了一年，确切地说，是种了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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