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终结》连载

大乌珠

中国知青终结·第三部分

11、女一号死去

       女战士撒腿就跑，紧急时刻她依然没有忘记看守的职责，把门反锁上。她像只惊弓之鸟，脑袋乱哄哄的，一个犯人要生孩子了，这样的事情谁能不受惊呢？当时她脑子里惟一的念头就是去搬救兵，卫生员肯定有办法，队长是结过婚的人，大约也有办法……她刚刚跑出不远，身后一声炸雷，好像天塌下来。她被狠狠推了一把，人跌出老远，等她清醒过来，看见厨房门被掀翻在地，墙壁炸开一个大洞，滚滚浓烟像大雾一样从洞里涌出来，好像里面是个烟囱。她感到背上又湿又黏，等她摸了一把，才看清原来是一手热乎乎的……人血。

       她脑子嗡地一炸，连滚带爬扑进厨房，看见女一号已经倒在血泊中。她那个原本像小山一样的大肚子已经塌陷下去，她居然还睁着眼睛，没有咽气，仿佛在等着谁。当女战士抱起犯人柔软的身体，她看见一个美丽而赢弱的生命正在远去，她的眼睛还有一丝游光，那点亮光在女战士脸上寻寻觅觅地停驻片刻。犯人嘴唇动了动，吐出两个微弱的字来：谢谢……女犯人死了，她的脸上没有痛苦表情，而是挂着一种满足的微笑徐徐远去。直到这一刻，小潘才发现自己身上的手榴弹少了一颗，不用说是女犯人趁她刚才摔倒时偷偷拔走了，然后残忍地将自己和那个即将出世的小生命一齐消灭。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她本来完全可以把她一起炸死的呀？

       女战士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问小潘：这件事是你调离监狱的理由吧？

       她答：也许是吧。 那一天我陪小潘坐了很久，离开茶楼，外面已经天黑，夜空像大海一样浮起来许多闪亮的星星。我仰望夜空，不知道哪颗星星是那个美丽的女犯人。

       暴动知青的命运开始令我牵肠挂肚。

       曼谷的朋友刘义听说我在国内采访境外知青，就将电话直接打进我家里来。我与刘义相识与１９９８年，那次我只身前往金三角，历经种种艰辛，幸得结识美斯乐难民村的老知青焦昆。焦昆同刘义曾经同为游击队战友，他向我介绍了如今尚在曼谷打工的刘义。

       我在曼谷机场拨通刘义电话，不料拿起话筒就放不下来，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一口气聊到广播催促登机才放下电话。

       我认为没能同刘义见面是那次行程中最令人遗憾的事情，问题出在我已经办妥出关手续，护照盖上海关大印，所以只好将这份遗憾带回国内。

       后来我们遂成书信密友，鸿雁传书，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见过面。

       刘义在那头大声说：邓贤老弟，你为什么不过来跟我谈谈，金三角至今仍有许多境外知青啊！

       我问他：你知道游击队蛮光监狱大暴动吗？他在那一头呵呵地笑起来说：告诉你吧，我在那座监狱里当过一百天犯人呢。

       刘义像传说中的九头鸟从千里之外伸出爪子牢牢抓住了我，我相信他的最后一句话决定了我的采访行程。

       刘义说：你听着，我就是一个游击队的叛逆。找到我就会找到十个、一百个同样的知青。

       半个月后，准确说是２０００年岁末的一天，我登上飞机飞往曼谷的泰国航班。

大乌珠

中国知青终结·第三部分

12、刘义

       ２０００年岁末，我裹着一身厚厚的羽绒服，背着一只巨大的登山包走出曼谷新机常场，我一眼就认出站在出口处的刘义。

       刘义穿一件草绿色“鳄鱼”牌Ｔ恤，个子比我想象得短一些，壮一些，皮肤粗粝，给人坚硬的感觉，像一头闻名世界的泰国鳄鱼。他身上有种雄赳赳的霸气，叉着腰，目光炯炯，独来独往如入无人之境。我所以肯定他就是老知青刘义，是因为他站在那里气势如虹，我们目光相遇那一瞬，我吃惊地从对方眼神中捕捉到一些遥远年代的熟悉信号，这些信号属于２０世纪中叶的中国红卫兵，与恭顺、懒散和虔信佛教的泰国人无关；它坚定，霸道，目空一切，勇往直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我们见面没有多余的寒暄，刘义第一句话就是：邓贤，你、当心，我这人，脾气坏得很咧！刘义有口吃症，从前电话里不明显。我笑起来，我说：我们刚好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你不用担心给我罪受。步出机场大厅，热潮迎面扑来，我看见那轮收敛光芒的太阳已经贴在西边的楼顶上，像一只红彤彤的咸鸭蛋。等我以最快速度褪下冬装，空调车内已是热汗一片。一位开私家车的朋友在以塞车闻名的曼谷绕了许多大街小巷，终于把我们送到下榻处，及至搬出行李，我已经热得像狗一样吐出舌头。事先说好在刘义住处挤一挤，能省则省的意思。然而我看见刘义栖身之处既非套房，也非居室，当然更不是宾馆，而是一间办公室。刘义在办公室的地上打一个地铺：一张汗渍斑斑的旧凉席，一只硬枕头，曼谷四季炎热，所以连被子也省了。刘义白天把席子卷起来办公，晚上搬出来睡觉，如此往复循环，我想无需解释也就很能说明朋友的处境了。

       我与刘义从未谋面，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书信往来，我知道他已加入泰籍，还是个汉语诗人，笔名刘舟。刘义在曼谷没有家，他的家在千里之外一处叫做“热水塘”的小山村，那里是金三角腹地，所以说他只是一个打工仔，在一家名为“泰国侨乡会”的民间组织做事。侨乡会没有实际内容，挂一块牌子，那些挂着理事长、理事头衔的人一年难得露一回面，所以刘义就是这个组织的惟一代表兼办事员，对外头衔是“总干事”。

据说１２月为曼谷一年中的凉季，室温大约维持在摄氏３３度左右，我们坐在办公室一只陈旧的皮沙发上，沙发又窄又短，表面一层动物皮革被汗水浸濡得湿漉漉的，好像它比人更怕热似的。一台老式风扇发出艰难的呻吟，与窗外汽车马达声形成呼应。我不停用毛巾揩汗，此刻我身上的汗水就像拧开水龙头一样。

       我问刘义：你是怎样关进蛮光监狱，又是怎样逃出来的？请你告诉我那些暴动知青的下落好吗？

不料刘义摇摇头回答：我的确在蛮光监狱当过一百天犯人，但是我并不认识那些暴动知青。因为监狱暴动在我入狱前一年就发生了。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像只鼓足气的青蛙，“扑通”一声就从岩石上跌下来。我结结巴巴地说：可是你说过，你能帮我找到那些暴动知青啊！

       刘义答：是的，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我感到自己满腔期待正在像稻田里的风一样迅速消失。一个惊叹号倒下去，代之以一串没有尽头的问号。刘义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他幸灾乐祸地说：你要是后悔的话，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我恨恨地瞪着这个家伙，有种被捉弄的感觉。转念一想，他本身不就是我的采访对象，一个游击队叛逆吗？我从包里取出采访本，然后笑笑说：对不起，我从不后悔……采访从你开始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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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终结·第三部分

13、侯景贤

       ２０世纪中叶，中国西南边陲曾经发生３次逃亡潮。

       第一次为１９４９年，数以百万计的旧政权军队和战争难民涌出国境避难，他们成为如今东南亚华侨的主要来源之一。

       第二次难民潮发生在６０年代，由于空前的自然灾害，当然还有人为原因，大批边民涌向境外谋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饥荒移民”。

       最后一次是“文革”期间，越境者大都是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他们逃亡的崇高理由是“解放全人类”。

       我的朋友刘义便是这批年轻逃亡者中的一个。

       那时候刘义在知青登记册上的名字还不是刘义，叫侯景贤，昆明知青侯景贤与许多年后的泰华诗人刘义是同一个人。 侯景贤，男，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生。文化程度小学（或者没有毕业），自学初中。

       迫使少年侯景贤中途辍学的原因有二：一是刚过３０岁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尚在监狱服刑；二是中学对他关上大门，理由是“出身反动军官家庭”。

       侯景贤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年只有１３岁。

       摆在他面前的紧迫任务是挑起母亲撂下的生活重担，养活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妹妹。

       刘义说，他从小理想是上大学，当个大学教授或者像普希金那样的伟大诗人。

       他１１岁发表诗歌，题目叫《登山》，获校园征文奖。奖品是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

       侯景贤在家乡以打架好斗闻名遐迩。

       我去到他老家采访，当地人显然对这个叫做侯景贤的野孩子记忆犹新，他们说：大侯（侯景贤小名）是条不叫的狗，不叫的狗咬人才叫狠呢。

       一个头发秃顶的老男人说：我揍过那小杂种，嘁，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个老街坊沙哑着漏气的嗓子说：那小子六亲不认，是个浑球。

       一个当年的伙伴回忆说：闯子（侯的小名）讲义气，打架总是冲在前面……头打破了也不哭。

       我问刘义：是你生性特别残忍好斗吗？

       刘义哀伤地回答：你知道，我那样一种“狗崽子”，家里连个大人都没有，狗都知道夹着尾巴走路，我能凶得起来吗？

       我说：可是你为什么到处跟人打架呢？

       刘义说：是他们逼的！谁敢欺负我，只要没有把我揍死，我就要扑上去咬、咬死他！

       刘义最轰动的一次武斗表演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那时候校园盛行“出身论”，同学以出身划线，已经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的童工侯景贤得知有人欺负他妹妹，他毫不犹豫举起一把大剪刀，像只挥舞铁钳的螃蟹一路横冲直撞地闯进校园。

       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遭到痛打，然后五花大绑斗争游街。

       我明白历史的灾难对于任何个人或者家庭来说都如同山体崩塌一样不可阻挡。

       父亲成为儿子乃至整个家庭的灾难根源。刘义叹息说：朱自清先生有名篇《背影》传世，那是一个慈父在儿子心中永恒的肖像。

       我父亲留给儿子也是一个背影，那年我已经５岁，虽然记不清父亲长的什么模样，是胖是瘦，有没有胡子，但是他的背影却像一个烙印，一个黑色咒符，永远地烙进我的童年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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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终结·第三部分

14、诗人

       １９５４年，一个寒风呼号的日子，一队民兵把父亲从家里押走，因为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军官。

       年轻母亲惊恐地搂住３个孩子，像母鸡紧紧护住鸡雏。

       你母亲呢，她改嫁了吗？

       刘义摇摇头，眼圈立刻红了，我看见面前这个历经沧桑的老知青一提起母亲就好像患肝癌那样浮现出疼痛的表情来。

       他说：不是有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吗？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我至今一听见这支歌就会产生强烈生理反应，缺氧，心脏刺痛。

       你看照片，我的母亲很美丽，身体柔弱，像一株娇嫩的花朵。她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外公为滇军将领。父亲入狱那年母亲才二十多岁，每月工资只有２８元，她最初在地段医院做会计，后来下放养猪场劳动，身份也从国家干部转变为农民饲养员。再后来挑猪粪折了腰，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直到患肺结核去世。

刘义将一张老照片摆在我面前。

       这是年轻母亲下放前和３个孩子最后的合家照，母亲看上去依然年轻秀美，但是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却不再流淌汩汩的梦想。

       她紧紧拉着３个孩子的手，好像一松手他们就会被风刮走一样。

       刘义告诉我，母亲终于没有熬到与亲人团聚，她死后被埋葬在老家一座山坡上，那个地方只有峭立的岩石和干燥的红土，连一棵树也不长。

       下葬那天没有多余的亲人，也没有太阳，山风刮得很硬，很凄厉，像野兽在嚎叫。１３岁的侯景贤牵着大妹，背着不懂事的小妹为母亲送行。妹妹抓起一把坟头的湿土，仰着冻得通红的小脸问哥哥：妈妈不跟我们回家吗？她为什么睡在土里，她不怕冷吗……刘义终于大声哽噎起来，大串眼泪从这个硬汉子脸上急速地跌落下来。我原以为枪林弹雨的战场生涯早已经将我面前这个老知青磨砺成一块坚硬的石头，什么儿女情长，什么似水柔情统统随风而去，支配命运的只有适者生存法则。但是刘义还是像个孩子那样大声抽泣，缺氧般大口吸气，痛苦像大山一样压得他弯下腰来。

       这天晚上，刘义整夜都在抽烟。

       早上起床，刘义准时坐在办公桌后面，我看见这个泰华诗人像个封建时代的衙门师爷，戴一副老花镜，他不仅手中举着一枝古色古香的毛笔，而且书写的是那种在大陆已经快要绝迹的繁体汉字。格式不是从左向右而是自右向左，不是横排而是竖排写。在中国，许多现代青年已经快要不会用笔写字，他们的笔就是电脑，可是我的朋友刘义还在用毛笔写繁体字。刘义透过眼镜上方盯着我，他慢悠悠地说：邓贤，你可知道，如今在曼谷找工作有多难。

       我知道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泰国经济濒临崩溃，失业率接近天文数字。我说：你干吗不用电脑？电脑提高效率，像你整天这样一笔一画地写，不是浪费时间吗？

       刘义答：你要知道，我正是会写这手毛笔字才坐在这里。要是用电脑的话，坐在这里的人就不是我了。

       刘义出版过一本个人诗集，至今仍坚持写诗。我问他：你早已不年轻，怎么想到写诗呢？在今天的社会，难道写诗比挣钱更重要吗？

       刘义淡淡地说：挣钱能代替写诗吗？打个比方吧，就像手术没有麻药，或者忍受酷刑，所以你只好拼命嚎叫，像被宰杀的动物，企图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这就是诗。

       这个比喻令我毛骨悚然。我叫道：这是诗吗？简直是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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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终结·第三部分

15、批斗

       １９６６年，侯景贤勾结粮库工作人员冒领国库粮食，也就是犯了偷窃罪。这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１６岁，被挂上黑牌子游街批斗。他挨过许多打，就像路边的一堆垃圾，任何人都有权践踏他。我的惊讶在于，小小年纪的刘义居然没有被打坏打残，比方坐在轮椅上，落下后遗症、骨折、偏瘫、终身残疾什么的。

       刘义解释说：我自幼习武，家里有个祖传秘方，专治刀棍内伤，百治百灵。我连忙问他祖传秘方是什么？ 他答：早起喝自己小便。

       一次，侯景贤被押回母校批斗，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教室还是那间教室，他却由当年的三好生变成少年犯。他的腿有些发软，头夹进裤裆，因为他知道台下有他亲爱的妹妹，她们是他惟一的亲人。他可以忍受一切拳打脚踢，但是却无法阻挡射向妹妹心灵的利箭。他从前的班主任，一个曾经令他无比崇拜的女教师，咬牙切齿地揭发学生说：侯景贤为反动老子翻案，散布其父曾在台儿庄与日本人打仗的谎言。

       他１１岁就写出反动诗歌《登山》，直接影射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那一刻，少年犯头重脚轻，他想大声争辩，说明那不是事实，他父亲确实上过抗日前线，负过伤，而他写的诗歌是一首得奖的校园诗。他没有撒谎，也没有影射什么，他是多么愿意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啊！但是没有人听他辩解，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那一瞬间，少年人听见自己的灵魂轰隆一声就跌倒在飞扬的尘埃里。

       另一次批斗是在母亲工作过的地段医院。在少年人的灰色记忆里，这座医院保留着他们家庭最后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母亲生前惟一留给孩子们美好回忆的地方。然而这一天医院人头如潮，喇叭里不断响起火车一样轰隆隆的革命口号，当他像只可怜的小狗一样被押上台来，台下许多人就坐不住了，有人动口，有人动手，还有人又动口又动手。侯景贤看见两个熟悉的阿姨，一个是医生，一个是会计，她们都是母亲生前的邻居和同事。女医生揭发侯家暗藏国民党反动匕首，企图对革命群众实施阶级报复，女会计则揪起他的头发，撕他的嘴，拧耳朵，兴奋地尖声嚷道：他狗爹是老反革命，他是小反革命，他狗妈是个×……少年人浑身血液“轰”地点燃了，他抬起头来疯狂咆哮：我要杀人！杀你们全家！

       会场沸腾起来，像火山爆发。一个阿姨奋力把他的头按在地上，像强迫牲口饮水，另一个阿姨脱下皮鞋猛击他的脑袋。侯景贤觉得脑门轰地一炸，一股滚烫的东西从鼻孔嘴巴里喷出来，跟拧开水龙头一样。然而这种东西不是水，也不是血，而是一种亮晶晶的液体，俗称“脑液”，传统说法就是脑子给打漏了。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论断，否则我的朋友刘义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２０００年，刘义在曼谷对我讲出两个阿姨的名字，那是两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名字，普通得好像两棵毫不引人注目的小草。刘义说，两个女人都没有好下场：一个在粉碎“四人帮”后进了劳改队，另一个女儿遭轮奸致疯。我仔细看看他的眼睛，然后问他：你还在被仇恨所折磨吗？

       他叹口气说：仇恨曾经改变我的一切，我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复仇。但是后来我变了，尤其是当我经历更大的苦难之后，我开始原谅了那些人。她们何尝不是受害者呢？

       刘义说他现在常犯头晕，这是那个暴力时代留给他的终身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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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终结》有声读物（九）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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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雅湖

这些知青，要不是“缅共”后来失败了，否则都是那个国家的领导人。人啊，就是一个命字！

佛山人

残忍的岁月给我们留下了痛苦的回忆，而他们却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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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终结·第四部分

01、逃亡

       １９６８年，知青大潮轰轰烈烈奔赴农村边疆，侯景贤也偷偷随同堂兄一道从昆明来到“外五县”当知青。侯景贤原本不在下乡知青之列，他失学已久，属于社会青年，但是他更向往下乡，因为城市的阶级斗争早已容不下他。许多年后刘义说：我必须离开城市，对我来说边疆意味着自由。别人下乡哭哭啼啼，好像下地狱，只有我心中充满喜悦，那种感觉像什么呢……像鱼儿放归大海，鸟儿飞出牢笼。

       然而好景不长，一纸内地人保组（公安局）的通缉令飞往边疆，通缉对象为“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未定性）侯景贤”。

       我问刘义：你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关押在牢里，你为什么偏偏选择参加游击队？

       刘义回答：那时候我偶然读到一本在知青中流传的小册子，书名叫《格瓦拉日记》。切。格瓦拉你知道吗？他是南美洲著名的游击队英雄，我觉得自己找到一条光明道路，那就是参加外国游击队。我决心用支援世界革命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回击别人对我的错误批判。

       于是时光回到许多年前一个多情而柔软的黄昏，天光像箭矢一样在清澈的瑞丽江上游弋，一个名字叫做侯景贤的知青逃亡者踽踽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看见他是那样年轻单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学生服，裤腿高高挽起，蹬一双黄球鞋。我看见他的人生足迹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像留在荒丘深处的一条虚线，然后迎着我的目光走过来。

       一直走进２０００年的热带都市曼谷。

       ２０００年，刘义领着我在曼谷钻隙觅缝地搜寻暴动知青的踪迹。

       我们面前这座浩如烟海的泰国城市至少有一千万人口，寻找一群三十年前的中国知青就像大海捞针。我成天跟着刘义东颠西跑，拜访了数十位据说都是老知青的泰国华人，他们中确有参加过金三角游击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脱离战场的老知青；有的则与游击队和战争无关，属于知青时期的“偷渡者”；还有的根本就是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内地来的护照移民。他们对于我的来访大多态度友好，但是对于我的工作却毫无帮助。

       这天刘义获悉一个线索，他一放下电话就喜滋滋地向我宣布：这是个货真价实的老知青，听说是个不同一般的人物。连老秦都说他是个很神秘的知青。

       我跳起来，心情很激动，我们匆匆赶到唐人街，那位热心牵线的朋友老秦已经在约定地方不停看表。老秦是个华人，古道热肠，在唐人街交游甚广。我从秦先生口中简略知道那位老知青曾在金三角游击队从军多年，身份很特殊，如今在唐人街做珠宝生意。秦先生的话更加点燃我心中的希望，我们加快脚步，转过街角，老秦手一指说到了。我看见在一排林林总总的珠宝店中，一家招牌题为“天生阁”的小店侧身其中，有种被淹没的感觉。我不明白珠宝店何以要取名“天生阁”，好像命题作文写走了题，烧香摸错庙门。

       伙计告诉我们老板在地下室睡觉，正说着话，下面楼梯有了噔噔的脚步声。先是一颗油光光的大脑袋从地下浮起来，随后是一张红彤彤的脸，最后才是一个皮球样的人站在我们面前。秦先生连忙替我们作介绍，老知青姓袁，人称袁大头，祖籍河北等等。其实在我们看来，袁大头的头并不算太大，至少我认为并不多么过分，充其量头顶秃一点，有点像北京的喜剧演员陈佩斯。不料袁大头看我几眼说：我见你过邓先生。

       我很惊讶，说可能吗？我可是第一次跟你见面。他回答：你不是写了一本叫什么《流浪金三角》的书吗？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北京中央电视台，还有香港凤凰卫视。邓先生你好风光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