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排长 刘伍渝
张 xx 因偷猪进了招待所,在当时是全营比较震惊的事情。我营招待所是那时关押"坏人"的临时场所。 那是为"反击右倾翻案",我从连队临时抽到营部执勤的几天后。 下午接班时,上海知青小沈对我说:"刚才又来了个偷猪的。"因当时还没有听说过有人偷猪,我较惊奇地问他:"猪都敢偷!那么凶,谁?""侬自嘎去看看。"他说完交班走后,我即向招待所里走去。 当我一打开门,顿时楞了。"怎么会是他,三排长?"我反复回旋着眼前这一情形。 可以说,他是四连除了我两个同班同学杜仕民、袁明星及其他几个重庆知青以外,同我关系最好的一个。由于他在四连任三排长,对重庆知青又好,我们都亲切的叫他"三排长"。 他是从部队转业来这里的贵州籍退伍兵,他感情纯朴,为人厚实,不管是栽秧,割谷,挖梯田,还是伐木,打土砖,搞基建,给我们的印象总是既有朝气,又很扎实。由于四连在1972年与哈伲族发生抢水事件,被迫迁往六连后面的一座山上。那儿饮用水较困难,在各种条件比我们坝上连队差很多的环境下,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然而,年年月月的会战、苦干,并未使生产有所发展,生活也未得到改善。花生、黄豆、油莎豆种一坡坡收一箩箩的结局迫使我们不断地吃盐巴汤泡包谷饭。而当时的三排长,有着比我们更多、更特殊的困难。那年,比我们长几岁的他好不容易从贵州家乡带来一个女同胞准备扎根安家,因不能落户,只得送回去。后来又一次往返,耗尽精力和钱物总算结了婚。但还是不能解决户口问题,两张嘴只有一个人的口粮。女方怀孕期间照常与他以艰苦为荣。眼看小孩就要出生,却没有准备一点营养品。他在"招待所"里发出肺腑之言:"小刘,我这次是实在无法呀!我们山上你是晓得的,吃完了那次从你们连队买的那点萝卜干后,(伙房)好久都是盐巴汤了,有时面里偶尔放一小点萝卜缨缨,还没跑到就被先到的捞个精光,几个月从未杀过猪,吃了个罐头还是国庆节发的,见我老婆端起白饭,挺起肚子冒着虚汗的那个样子,心里就……呜……呜……连队(里的人)都晓得,我老婆怀娃儿12个月了,现在还没有生下来,都说是没有油水和营养的关系,叫我还是赶快想想办法。我哪有啥办法呀!我们家里(指他贵州老家),你不晓得,我与她的事她家不同意,她初来时,家里就来电报叫她回去,否则要杀我们全家,由此,我家花了不少钱,好不容易才摆平,我哪还能去要什么?(实际上她家那时也没有什么好要的)原来还是想养一头猪,但又说是'资本主义,我又是劳模,更不敢把'尾巴'往屁股上栽。唉!实在无法,我就去找我老乡——五连的王某某(后也进了'招待所')。都没得啥子法,后来才想到弄猪,开始觉得不太好,万一猪叫了……又想用花椒可以将猪麻倒,胆子就大了些,这才找了点花椒摸黑到了三连猪圈,确信无人后,将花椒塞进猪嘴巴,扛到茅草山剖了,炼了点油,唉!现在搞得这个样子,这回糟惨了,别人骂我是'偷猪贼',你不晓得,我是挂起罐子从连里来的呀!一路上好多人看哟!都说把'威虎山'的偷儿头抓到了。现在又是'大批促大干'的时候,肯定更糟惨了,我老婆……唉!现在还不晓得是什么样子哟!"我当时也只得安慰他:"事情都出了,你把你的特殊情况多给营部讲讲,其它就别去过多的考虑了。"后来,我将他的情况讲给其他人听后,大家都比较同情。同时,大家都在想,今后我们又怎么办? 我探亲回来后,听说他上台作了"大批促大干"会上的坏典型,但营里在他老婆生孩子时,特别供给他了一斤菜油和二指宽的一溜瘦肉。 后来又听杜仕民他们说,他家添丁以后,生活更加艰难,老婆又一次跑回了老家。1979年3月,杜仕民返城时,将重庆带去的30多斤腊肉及其它什物全部送给了他,然后依依惜别。 三排长,岁月虽然流逝,你的音容、你的坎坷仍萦系着我们,我们曾有约,将返回勐润坝看望你及你的家人。 刘伍渝 男 原一师廿团十五营八连 现重庆大学房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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