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10】被遗忘的“黑”知青

       中国大陆的身份证制度已经实行了25年。身份证也已更新换代为科技含量更高的第二代了。可是谁能想到，年届57岁的母亲、32岁大龄未婚的儿子却到今年（2009年）还没有身份证。母亲老无依靠，儿子找工作找对象没合法身份。这“黑人”母子竟然是原云南西双版纳（思茅地区）水利二团十连的上海知青与她的儿子！

      从1969年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奔赴云南边疆“接受再教育”，迄今已40年了。水利二团十连的上海知青们开始筹划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联谊活动。人们希望这次活动能够尽多地召集原同一个连队的知青朋友们一起参与。在原连队的知青名单中，有一位叫曹薛岑的女知青，分别31年了，却一直没她的信息。筹备组的朋友们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把这次聚会活动的消息事先通知到了远在贵州农村的这位知青。

      当风尘仆仆的曹薛岑出现在大家面前时，人们无法相信，这位“老年”妇女竟然就是当年风华正茂的连队副班长！面对着昔日的知青好友们，曹薛岑放声大哭。通过断断续续的讲述，人们才知道，在“后上山下乡时代”里，曹薛岑的路走得多么艰难。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已届57岁的她和32岁的儿子到现在都还是“黑人”——迄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

      事情该回溯到30多年前的上山下乡时代。

      经过了几年的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知青们对自己的终生开始担忧起来。尤其是1974年水利兵团转制为“生产建设兵团”即国营农场以后，人们的心态越发焦虑不安——知青名份将取消，返回家乡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又面临着结婚成家的尴尬境地。于是，不少女知青把结婚成家作为跳出农场的一种方式——不找农场的男知青而尽量物色农场以外的男性。在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社会氛围里，能够找一个工人为夫，在女知青眼里，当然是一件非常荣光的终生大事啊。

      曹薛岑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当时非常吃香的工人阶级。那是在一次探亲路上，她偶然结识了某国营工厂的职工陈某。从此两人的关系一发不可收拾。不久，曹薛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77年9月，曹薛岑产下一名男孩。为了孩子的合法身份，78年初，她获得了探亲机会，取得了边境通行证，前往孩子父亲所在地贵州某县，准备与孩子的父亲成婚，使孩子有个合法的父亲。（注：当时进出西双版纳必须持有当地公安部门开出的“边境通行证”。否则边防检查站不让进出“边境”，甚至还会对试图进出者采取强制措施。）

      找到贵州陈某的老家，意料不到的是，陈某不愿意结婚！于是曹薛岑与孩子的父亲进行了长时间艰难的争取。时间就在这样的拖延里过去了一年多。正是在这一年里，云南知青大返城开始了。而曹薛岑对此一无所知。

   1981年，曹薛岑在结婚无望的景况里，只得返回版纳农场。屋漏偏逢连夜雨。又意外的是，她的边境通行证与钱包在路上被偷。没有了边境通行证，她无法进入“边境”，无法返回连队。孤苦伶仃且身无分文的她，无法可思，只得重新辗转又去了贵州。毕竟那里还有儿子的血缘父亲。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儿子的面上，陈某也不至于撒手不管的。可是，没过几年，孩子的父亲陈某去世。孤儿寡母就这样开始了孤独的谋生生活。

      儿子逐渐长大，明白了母亲生活的艰难。仅仅14岁的他，就跟随大人们出外打工。曹薛岑终于有机会回上海老家找自己的亲人。但在上海农村的老家，已经按当时的动迁政策，父母兄弟姐妹们已经分别得到了安置。与以前和老家的信件往来交涉结果一样——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老家也收留不了她。家，没有了。曹薛岑只得又回到贵州找点活干，做点小生意，不知不觉便度过了人生的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