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上山下乡与“再教育” “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安置就业”为主导的“上山下乡。”“文革”运动初期,数万此前下乡的知青陆续返城要求回城。 实践证明,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情况下,采用行政方式的“上山下乡”行不通,采用政治动员式“上山下乡”难长久。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上山下乡”工作规划到教育范畴,把上山下乡同培养锻炼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结合起来,把下乡和返回结合起来,把过去有去无回的“上山下乡”单行线,改成有去有回的双行线,这才顺利地推进了上山下乡工作,使下乡知青感到既光荣又有奋斗的目标。 1973年,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30号文件,就把上山下乡路线图规划得清清楚楚。这个文件是整个上山下乡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从国家政策层面上保证了知青的权利。文件规定把知青纳入国家招工、招生、征兵、提干的计划,并制定了知青病退、困退的特殊政策。在毛主席“再教育”思想指导下,全国知青共有126.46万人上了大学(其中有53人后来当选为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有86万人参军,912万人招工,5.96万人提干,359万人病退、困退。更可喜的是从上山下乡队伍中培养出了新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六、上山下乡与下岗分流 有的学者把发生在2000年左右的国企改制、下岗分流的原因归罪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说是知青少文化的结果,这个说法十分可笑。因为下岗分流并不专门针对回城知青,它包括所有难以为继的国企,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均在其中,也包括企业中高学历的工程师。回顾历史,恰恰是由于“上山下乡”分流了就业压力,保证了工业健康发展。众所不知的是,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之时,恰恰是城市工厂人满为患之时。1978年10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召开了知青专题会,他说:“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不肯定这条,这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国营企业总的说是人多了,整个工业多了2000万人!”(注:《始末》一书132页) 1978年全国工业多了2000万人的情况下,从安定团结的政策出发,国企又大批接受了政策性安置的人员。在表面上皆大欢喜的气氛下,一个新的危机在九十年代浮出水面。在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后,背负沉重社会负担的国企纷纷改制,大批人员在减员增效的号召下,不少被买断工龄,成为城市低收入群体。有人说是民营企业解决了就业危机,岂不知民营企业招工基本要求是35岁以下,大批老工人的后半生还是要靠国家出手相助,国家每年都向养老基金转移大量国资利润,所以单靠民企解决就业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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