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应全体知青的强烈要求,调查组与知青见面大会立即在山坡的露天会场举行。中央调查组的首长被请上主席台就座,罢工指挥部成员坐在台下知青队伍的最前排。 放眼望去,会场与山坡上黑压压的知青少说也有三五万人,主席台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鲁田的脑子里冒出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他走上讲台,说出第一句话,也就是按规定把知青称为“青年职工”时,台下便咆哮起来:“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 鲁田有点发急,但他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妥善解决”此事,便对着话筒苦口婆心地劝慰起来,从罢工的危害讲到中央的决议,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让他们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不想听下去了。知青罢工副总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走上台,拿起话筒,才说了首句“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喉咙便颤抖了,话不得不停顿了下来。 台下一片寂静。鲁田站在旁边,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自觉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吴向东终于又开口道:“我,吴向东,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的面,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面,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30岁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报答大家的信任。”他尽情诉说了知青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讲出了一代知青的心里话,说出了大家要求返城的迫切愿望,最后,说:“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时,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说完,他转过身,面对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子就切开了手腕,刹那间指头粗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不等人们清醒过来,这位勇敢的知青便面带微笑跌倒在地上了。 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了,会场已无法平静。鲁田早已老泪纵横,他决没想到,现行的知青政策会对知青伤害得那么深那么致命。他几乎有了一种身为刽子手的负罪感。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讲台,对准话筒说:“我要郑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了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猛然爆发出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 接着,鲁田告诉台下的知青们,他也有两个在农村插过队的孩子,他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他了解也能理解知青的苦难与迫切心情,但还是要请大家耐心等待一阵,让中央有个全盘考虑分批解决的过程…… 然而,知青们不想再一天天一年年地等待下去了,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鲁田面前,大哭起来:“伯伯,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吧……” 女知青的哭声与话音,引起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共鸣,他们一起对着台上的中央首长,齐刷刷地跪下来,哭得石破天惊,大地颤动! 鲁田大恸,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面对眼前这个女知青和台下数万长跪不起的知青们,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压着一座泰山,难以承受之重。 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面向话筒说道:“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要求。”这位老人决心冒着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挺身而出,为苦难深重的知青们请命了。 凌晨5时许,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满脸倦容的鲁田重新走进了会场,登上主席台。他对着话筒,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对着下面静寂中的知青们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让我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一阵窒息般可怕的静寂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声,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声。许多知青冲进绝食现场,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返城的大门打开了。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 “六条”大致内容如下: 其一,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这是前提,但也是一条不现实的前提,几乎等于虚设。 其二,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 其三,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其四,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其五,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其六,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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