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去了日本的中国文物，后来都怎么样了？

从新年的1月16日至2月24日，“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别展览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台北故宫博物馆为此次展览出借了四件典藏文物，除了有“天下第二行书”之称的颜真卿《祭侄文稿》，还包括怀素的《千金帖》《自述帖》及褚遂良摹本《兰亭序》，均为拥有千年历史的稀世珍品。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考虑到书画作品的脆弱性，台北故宫从1984年起陆续选出70件名作列为限展品（包括《祭侄文稿》和《自述帖》），规定每次只能展出42天，展后需休息三年以上。也就是说，这两件文物在台北都难得一见，更别提大陆城市了。此次出借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巨大争议。

国人素来支持中外正常的文化交流，甚至乐于见到各国博物馆共同办展以飨民众，当前大部分反对的声音集中在几个方面：此次出借能否保证文物完好，台湾此举是否有政治因素作祟，以及对“中国的珍贵文物不能回大陆，却能去日本展出”的怨愤。

在追问台北故宫海外出借程序是否合规合理的过程中，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国国宝流浪在日本的故事。毕竟于中国而言，一部文物外流史，同样也是一部社会动荡史。

身穿绿色半袖上衣的长发女士站在高台上，她身体微微后倾，伸出右手，指向刚刚报价的竞拍者，嘴里说出一个惊人的数字：“4亿1千万”。随后，她抬起左手，停在胸前位置，握着一把小锤。她面带微笑，询问现场的竞拍者是否还有人出价。

“最后一次机会！4.1亿港币！”她用英语询问着，左手的锤子开始上升，高高举过头顶。又顿住了。她并没有急落下，身体缓缓转动，目光扫过全场，还在等着新的价格出现。台下，人们纷纷举着手机拍摄，所有人的心都被牵了起来。

早在拍卖之前，官方就预测过，这“可能是史上最高价的中国书画”。

这是在2018年11月26日晚上7点举行的香港佳士得“不凡——宋代美学一千年”专场拍卖现场。拍卖的领衔作品是一幅泛黄画卷，编号8008——来自宋代文人苏轼的水墨画《枯木怪石图》（以下简称《木石图》）。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文人之一，苏轼画作存世极少，公认不超过三件的传世作品，《木石图》是其中一件。另外两幅是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和台北故宫的《雨竹》。《木石图》被认为是苏轼唯一一件可流通在市场中的国宝级藏品。

拍卖行为此专门设计了金色竞投牌。拥有“入场券”的收藏家才有资格出价竞标这幅画。要想成为“金色买家”，首先需要交纳1.6亿港币保证金，此外在其他可交易户头里至少要有2.4亿港币。

佳士得拍卖亚洲区总裁魏蔚亦表示，“仅仅是高达1.6亿港币的保证金就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苏轼《木石图》的策划、营销以及实际登记竞拍流拍（过程），几乎享有和佳士得拍卖达·芬奇《救世主》同等待遇”。

更令外界关注的是，这件中国文化史上“国宝级”的画作，早已流落日本，销声匿迹很久。中国专家曾登门求见传说中的藏家，想要买回这幅画，结果遭到拒绝。

对这次拍卖，人们同样关切的是，这幅“国宝”，能够流回中国吗？

此时的佳士得拍卖现场一片安静，没有人再报价了。举着小锤子的绿衣女士又确认了一遍，她手里的锤子往下挥了一下，又随即抬起。

没人报价。

“Sold！（成交）”她用英文说道，随即，锤子落下，敲碎了整场寂静。台下响起掌声和快门声。

落锤那一秒，成就了一笔历年来中国古代书画市场上第二高价的拍卖，成交价4.636亿港币（含佣金），约合人民币4.112亿元——仅次于2010年北京保利春拍成交的北宋诗人黄庭坚的《砥柱铭》，成交价4.36亿人民币。  

《木石图》是非常简单，又非常奇怪的一幅画（画长26.3×50厘米，全卷尺寸：27.2×543厘米）。

寥寥数笔，一株树干扭曲的枯树，树干原是向右边斜着生长，到了顶端，忽然向左扭转。枝杈如鹿角，光秃秃刺向半空。树下有几棵枯草，旁边，是犹如巨大蜗牛一般的怪石，石缝中探出两丛竹叶。

“据说是苏东坡任徐州知州时画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祝勇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写道，“透过藏印和题跋，徐邦达先生梳理了这幅图卷的流传脉络——它最初是苏东坡赠给一位姓冯的道士的；这位姓冯的道士给刘良佐看过，而刘良佐的真实身份，同样也湮没在历史中，只有他在接纸上写的那首诗，清晰地留到今天；再后来，米芾看到了这幅画，用尖笔在后面又写了一首诗，是米芾真迹无疑。”

米芾是北宋书法大家，与苏轼相知相交互为知己。他曾评价苏轼的画作，好作枯木怪石，“子瞻（苏轼字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苏米合璧’，相信在历史上应该很难再找到第二件这样的作品”。佳士得中国书画部国际资深专家游世勋谈及这幅画时说道，“我们在读中国美术史的过程中，苏轼《木石图》是必须要介绍到的”。

画的作者苏轼，一生颠沛，最终客死他乡。这幅画作，同样是历经磨难，流浪各地。画作之上，有印章40余枚，涵盖南宋、元代、明代等人鉴藏印，记录了其在中国不断被转手的经历。

北洋时期，这幅画与另一幅苏轼作品的《潇湘竹石图》共藏于北平古玩店“风雨楼”。后来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把两幅画都买了下来。白坚夫早年留学日本，还娶了个日本太太。这段经历也被认为是他将《木石图》卖往日本的契机。

1937年，收藏家张葱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乃入白坚（夫）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后来又有收藏家龚心钊曾在同一年去往日本，看到了《木石图》的照片，还带回了国内。

被阿部家族收藏后，《木石图》就经历了长达七八十年的静默。

2018年10月16日，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推出了一个特展，名为“阿部房次郎与中国书画”。这是为了纪念阿部房次郎150周年诞辰而设，展出作品共计160件。

这个阿部房次郎，就是《木石图》流落日本之后的收藏者。他去世前，曾嘱托家人把自己的藏品归之于社会。于是，1943年，其长子阿部孝次郎将160余件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而这些藏品，也成为大阪市立美术馆的核心艺术品。但阿部后代转交的这批藏品中，并不包括《木石图》。

阿部房次郎1868年出生于日本滋贺县一个武士门第。这一年，也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一纸改元诏书宣告了江户时代终了，明治时代开启，随后，日本对外开放，并由此走向崛起之路。

很有经商头脑的阿部借着一战的东风，在欧洲承包军需布匹，一跃成为大资本家。在各国出差期间，他接触到了中国绘画，从此开始关注中国艺术品。终其一生，阿部房次郎收藏了160多件中国书画。

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曾把他同美国顾洛阜、王季迁收藏并称为“海外私人中国书画收藏三鼎甲，并能弥补故宫藏品缺憾”。

“日本保存文物的想法是伴随着明治维新而很快产生的念头”，旅日作家苏枕书说，当时很多学者富商坚信“保护一个国家的国宝文物，不仅是保护重要文化财产，也是保护重要精神财产”的念头，再加上经济发展，所以各大财团都热衷于收藏文物。而且，不只收藏日本文物。

日本历来就以收藏中国文物为风尚，幕府时期，统治阶级就流行收藏来自中国的茶盏、书画。明治维新时，封爵的门槛之一就是所有伯爵家里必须要有两千件以上的中国艺术品。

“近代中国文物流入日本始于19世纪后期”，艺术评论人周文翰曾写道。

而这段时间，也正值中国社会动荡的时期，随着鸦片战争爆发，整个中国风雨如晦。瞅准时机的日本商贾船只频繁往来中国，回国时都会捎上些中国文物。

1862年，一艘名叫“千岁丸”的日本商船从上海出发返回日本，随行人员在日记中写，自己从上海古玩市场淘了好些元明清的书画作品带回日本。这在当时相当普遍。为了躲避战乱，涌入上海的难民不得不靠变卖家藏糊口。

八国联军侵华更是撕开了一道中国文物流失的口子。打着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幌子的各国联军调兵入京，堂而皇之在中国攫取利益。一份名为《北清观战记》的日本资料记述了当时的情形：“陈列之古董、旧衣之类，系各国士兵瓜分之物。清国商人买入后，因未能开店，便各自搬来，陈列街头，平时不易得之物，今以廉即可购得。故买主看客纷纷云集，数以几千计，自北新桥至东四牌楼的二里长街人头攒动，几无立锥之地。”

当时的日军索性将司令部设在了北京北海静心斋，把里面的文物占为己有，万佛楼里的1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满载文物起航归国的船只挤满了北京至天津的白河。军方费尽心思挖宝，民间交易也异常活跃，最先出手的就是王公贵族。面对摇摇欲坠的清廷，深知好日无多的八旗子弟拿出宝贝换钱花。

嗅到钱味的日本商人适时入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山中商会和茧山龙泉堂。

1901年，大阪古董业大鳄山中商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当时的掌门人山中定次郎每年都会来两次北京。逗留期间的主要工作是将各处搜罗的文物分销给欧美、日本各分店。藏品摆满六尺长桌，每日采买人员多达200人。

山中定次郎的成名之战是1912年买下恭亲王府大量藏品。那年，小恭亲王溥伟为了筹措军饷，向山中定次郎出售文物。山中商会以34万大洋买入约2000件文物。除了运往英美两国拍卖或零售，余下的都带回日本销售或藏于本家。几乎可以说，中国一部文物外流史，同样也是一部社会动荡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更是猖狂。据官方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抢劫图书和手稿300万册、文物360万件，另1870箱。

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不少文物，通过盗墓、走私的渠道流出，很多文物也流向了日本市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一股破坏古代文物、艺术品的风潮，大量藏品流失。更令中国损失严重的是持续不断的盗墓和文物走私。80年代，在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份流行一句顺口溜：“要想富，挖古墓，一夜能成万元户”。

阿部房次郎生前，就趁着20世纪初期那股文物流失风潮，收集了大量中国藏品，其中包括（传）王维《伏生授经图卷》、苏轼《行书李白仙诗》、《木石图》、赵孟頫的《墨竹图》等书画名迹。

“东亚古美术中，又以中国美术的成就最高。这样的中国美术品在兵乱中散佚毁坏，着实令人难以忍受。”阿部房次郎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解释他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初衷，此外，他也希望能借此“导正偏重物质主义、轻视精神文明的风潮，实有其必要性。希望借由艺术调和人心，培养优雅风气。”

在苏枕书看来，当时很多日本人有此想法，并非夸大其词。“日本一些比较有前瞻性的学者就注意到中国有大量文物，可能有在战乱中消失的危险，”他认为，一些人出于保护文物的想法，也有一些人就是觉得这些文物价值很高，搜寻、收集了大量中国文物。据苏枕书介绍，在日本众多学者收藏中，“古籍宋代地位最高”。财团的富豪则热衷陶瓷、金器等古董。

阿部房次郎在收藏过程中，就受到日本汉学大师内藤湖南的巨大影响。他的藏品中多书画作品，也与此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曾专门到日本拜访阿部家族，希望能买回《木石图》。但阿部家族回复他：“不好意思，二战时候就被轰炸烧毁，东西早没了。”

这之后，人们再也没听到过《木石图》的消息。佳士得中国书画部国际资深专家游世勋把找到《木石图》称为“天上掉馅饼”。

这个《木石图》怎么会出来？

2018年春天，游世勋去日本大阪寻找、征集拍品。佳士得位于日本的一位同事告诉他，有个老先生一直打电话声称自己“有国宝”。当时谁都没有当回事，“大家都说自己有国宝”，游世勋笑着回忆道，他们让对方先发照片来看看，所有人都忙别的事去了。结果，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游世勋愣了。他下意识疑问：“这个东西怎么会出来？应该在博物馆吧！”

游世勋15岁时就在中国台湾学习中国传统书画，随后拜师于张大千学生孙云生先生门下，在中国书画文化上的造诣深厚。他通过照片观察了画卷上的彩色印章、不同印色等细节之后，“判断应该是原件”。双方很快约了见面，约好的地点是某银行的VIP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木石图》被收藏在这里的保险库。

来者是阿部房次郎孙子辈的家属。铺着红毯的桌子一侧放着阿部房次郎的出版集，还有一卷朴素手卷。游世勋主要鉴定了苏轼和米芾的字，“不是印的，那接下来就是价钱的问题”。

从这天起，游世勋就一直头发晕，“因为每天晚上都在想，要怎么跟公司打报告，让他们知道这是绝无仅有的苏东坡（苏轼号东坡居士）”。他把这块“馅饼”归功于先前对日本藤田美术馆私人珍藏的成功拍卖。那次拍卖一举斩获超过18亿人民币，创下了拍卖史上中国艺术品过亿数量最多的纪录。

“那次拍卖影响很大。尤其在日本的反响很大。”香港佳士得中国书画部专家谢飞接受《收藏周刊》采访时也说，“阿部家族应该是关注到了这件事，所以才主动联系到我们计划把《木石图》拿出来交易。”

藤田美术馆被称为是日本最“有钱”的私人美术馆：它馆藏有2111件日本及中国艺术品，其中有9件国宝级文物。这些收藏始于实业家藤田传三郎。

在日本，像阿部家族、藤田家族这样偏好中国艺术品的财阀不在少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现世界上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有中国文物167万件，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量的10倍之多。有专家指出，最庞大的中国文物海外流失地很可能是一海之隔的日本。

日本所收藏的中国文物不仅数量多，且质量优。至今传世不过十几件的王羲之书法摹本，就有许多在日本被先后发现，其中包括著名的《丧乱帖》《孔侍中帖》和《妹至帖》等。据中国艺术品网站《雅昌艺术网》报道，世界上30%中国文物拍卖的货源都来自日本。

“现在（对中国文物，日本收藏者）买不起了”，苏枕书说，热衷收藏文物古籍的学者，跟二战前日本学者的收入相比差太多了，“战前教授全日本才有多少？是精英的精英，收入非常高，他们工资可以自由地搞收藏”。而最近这些年，日本财团对中国文物的收藏兴趣也在下降。于是，中国文物市场上，主力买家成了中国人。

佳士得寻到《木石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文化收藏圈，不断有人通过私人渠道，希望能购买这幅画作。“我们跟阿部家族沟通了情况后，他们同意以拍卖形式交易。”谢飞说，之后他们就开始考虑拍卖的问题。

上一次日本藤田美术馆私人珍藏的拍卖，是在纽约进行的。“主要是考虑藤田美术馆还有很多青铜器藏品，而青铜器市场纽约会更好。”谢飞说，但这一次，他们决定把《木石图》放在香港拍卖，“主要是考虑中国香港有更多的中国藏家。”

中国藏家正在成为文物拍卖市场上不可或缺的角色。

根据《纽约时报》的观察，中国经销商和收藏家从21世纪中期开始就热衷于买入流转各国的中国文物。这也刺激了中国文物在拍卖市场上的火热。2009年，清代画家徐扬的一幅手卷以1.344亿成交。随后又有3件中国古代书画拍出过亿成交价，标志着中国艺术品正式进入亿元时代。10年间总共诞生了120件亿元以上成交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光是2011年，中国市场的艺术品成交额就达到了553亿元，坐上了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头把交椅。

动辄过亿的高价触动了日本收藏者的神经，越来越多日本收藏家正在打开自家的藏宝阁，市场上甚至出现“日本收藏家抛售中国文物”的说法。

据专家分析，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经济衰退迫使一部分人开始出货，也因为西方文化的渗透，日本人开始转向收藏西方艺术品，同时抛售中国艺术品。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老一辈日本藏家并非出于经济考虑出售藏品，而是认为下一代对中国艺术品并不感兴趣，与其让宝物蒙尘，不如转手给欣赏它的人。

而随着中国开放，经济崛起，中国富人们也如当年的日本富豪，开始把目标集中到文物收藏领域。中国文物的流向，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重新往国内回流。只是，与百十年前相比，价格翻了不知多少倍。

2000年，在日本从事古董交易的安藤湘桂意识到日本的中国文物藏家越来越少，市面上流通的货越来越多，日本买家生意不好做。在参加拍卖会过程中，他感知到了中国市场的转热，产生了在日本做中国艺术品回流的想法。10年后，安藤湘桂成立了以中国艺术品为主的拍卖行——东京中央拍卖公司。创办之初，就举办了一场小型拍卖活动，获得超过3亿日元（当下约合0.19亿人民币）的成交额。目前，东京中央拍卖公司的客户中，70%是大陆藏家，30%为港台和亚洲藏家。

2017年，佳士得在纽约为日本藤田美术馆进行的中国珍品拍卖专场中，成交额超18亿人民币，成交率高达87.1%，购买者也多为中国人。

据巴塞尔艺博会与瑞银合作发布的《2018全球艺术市场报告》显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总额占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的33%，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已出现一批正在壮大的富豪级收藏家。佳士得、苏富比等国际拍卖行的预展地也由最初的北京、上海、江浙地区在向广东、山西、福建等地蔓延，紧跟富人聚集地。

艺术收藏已成为一种新兴的投资理财方式。据报道，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收藏字画。因为介入早，王健林很多画都拿得很便宜，他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王健林说自己赚了“至少1000倍”，这也是他人生中最成功的投资。

拍卖市场上，中国文物不断卖出天价，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纽约时报》网站曾经的评论：不管商品在何处销售，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总是能够卖出高价的，那就是中国文物。

“现存这件苏轼《木石图》及其后米芾诗题真伪存疑，有可能是南宋人或出于‘珍重其人’，或由于射利，而制作的多件‘枯木怪石图’之一。”《木石图》重见天日的消息传出后，书法家贺宏亮通过对比米芾的字迹，认为这幅画，很可能是伪造的。

“这一作品之所以被神化就是因为原作数十年未出现，”一位书画界人士接受澎湃新闻网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但原作与高清大图出现后，仔细观摩其实还是让人失望的。”

于是，伴随着天价拍卖的消息，《木石图》的真伪也成为业界争议的焦点。

《木石图》上实则并无苏轼的落款与印章，它被定为苏轼作品，最大的论据是画作后面的刘良佐诗跋和米芾诗题。

但据媒体报道，有专家通过考证认为画中米芾字为赝品的可能较大，而宋代刘良佐其人则无考，书法疑点更多。苏轼画中有颇多软沓无力的笔墨，对比苏轼存世的书法用笔与笔性，也让人生疑。有知名博物馆书画鉴定人士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表示，此画“漏洞极多，可能是明清时期的赝品。”

《木石图》的遭遇，并非孤例。虽然中国文物在拍卖市场上，屡屡拍出天价，但真伪争议也经常出现。

商末周初已知的最大圆鼎子龙鼎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流入日本，此后销声匿迹。直到2004年，子龙鼎突然出现在日本一位企业家在大阪举办的私人藏品展上，引起轰动。2005年，这个鼎终于以4800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回到中国内地。不过，亦有专家认为，该鼎的出处、重量、用途、样式等与历史资料有较大出入，真假同样存在疑点。

客观条件上，由于大量中国文物在战乱时期流失海外，文物的流转、出处记录普遍缺失，影响文物身份鉴定。

“它是怎么离开原址的，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什么样的人到了国外，到了国外又是什么传承过程，这条线能不能理清楚很重要。”文物专家牛宪锋分析道，“实际上这里有一些节点是缺失的，是空白的”。

不过，佳士得方面认为自己有更扎实的证据，证明这幅画确实为苏轼所画。

游世勋说，佳士得方面曾特地找到北京故宫的专家请教。据他透露，故宫有一些裱好的明早期作品，通过对比，游世勋认为可证明这幅《木石图》在南宋到明朝之间就已裱好。“我们一看到实物之后，马上就确定这是真迹，历史上记载的就是这一件。”香港佳士得中国书画部专家谢飞也对媒体说，此画使用的是北宋典型的纸，并盖有南宋的印，二者无法仿制。画面的气息、印的颜色、纸张与墨色都符合当时时代特点。画中米芾的书法特点虽有别于其晚年作品，“他晚年的字会更加丰硕一点，但整体的风格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愿意花4亿多买下《木石图》的，到底是谁？佳士得并未公布其详细信息。不过，佳士得拍卖亚洲区总裁魏蔚在拍卖结束后透露，买家“来自大中华区，所以一定是回到中国人手上”，并且公众有可能再见到《木石图》。

在外界看来，这其实暗示买家可能是机构藏家。谈及此次拍卖，魏蔚表示，对于拍卖行来说，求得就是一个“圆满”，“让它能够流失百年以后重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