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知青岁月 一生农业情怀

马晓凤

文革后期，上山下乡已成有志青年的必由之路。

1973年，我在太原八中高中毕业，和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当农民。当时，学校帮我们联系了插队点，在太原市南郊区郝庄公社马庄大队。插队地点离我们家很近。

和我一批下乡的七三届高中毕业生有60多名。记得欢送会是在太原市政府礼堂召开的。在敲锣打鼓的热烈气氛中，我们太原八中和山大附中上山下乡的同学心情格外激动，身背行囊，暗下决心，准备到农村大干一番。欢送会结束后，我们坐车绕太原市区主要街道游行一圈后，到达马庄。当天《太原日报》还刊登了欢送会热烈场面的照片。

马庄大队在南郊区是最大的生产队，有11个小队分散在一条沟的两道梁上。为了便于管理，马庄大队将我们60多名知识青年统一安排在一字排开的9孔窑洞里居住，并且统一安排我们在一个大灶吃饭。我们的劳动是由贫下中农带队，主要是修大寨田，修路，给果树剪枝。

这样的集体插队生活过了三个多月。我们都感觉没有直接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没有直接参与田间劳动，不能算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纷纷要求下到生产队当真正的农民。

大队革委会经过研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把我们60多人分别安排在11个生产队。

我和几个知青被安排在一个叫枣园的生产队。我们住在枣园村老乡家空闲的窑洞里，吃饭问题，由我们知青轮流做饭来解决。

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一些，队里补充发给我们一些玉米、高粱、谷子和少量麦子等，加上国家给每个知青每月8元的生活补贴，我们插队生的生活水平确实比农民要好得多。只是我们不会做饭，又不分五谷，不时还会闹些笑话。比如有个女知青做饭，误将谷子当成小米，满腔热情地将一盆谷子做了一大锅“焖米饭”。我们收工后急迫地端起饭碗，全傻了眼：小米饭怎么变了颜色？吃了一口全都吐了出来，粗糙的难以下咽。弄清原委后，大家哈哈大笑。

我们住的枣园村紧邻省会太原市。但是这个村很缺水，全村连一口饮水的井都没有。村民的生活用水全靠毛驴车载水来解决。

拉水，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女知青，确实是一件很怵头的事情。我们万分节俭地使用完一桶水后，要轮流用毛驴载上水箱到南坪头村去拉水。  

枣园和南坪头两村之间横着一条深沟。为了方便交通，村民将两沟之间最近的距离人工填成一条小路，将两个村连在一起。这条小路不宽，刚好能过一辆毛驴车。我们每次赶着驴车去拉水，走在这条小路上，不免心惊胆战，生怕驴车掉到深沟里去。亏的毛驴走的是熟路，“老驴识途”，倒也没有发生过什么“车祸”。

有一次轮我拉水。我赶着驴车一路小心翼翼，顺利到达目的地，装满了一大水箱的水准备回程。没想到，驴子说什么也不肯走，我拽着驴头大声吆喝，驴子只在原地踏步就是不肯前行，急得我满头大汗。我又去拽驴头，突然驴的前蹄狠狠踏在我的脚上，痛的我跌倒在地，站也站不起来，脚面立马肿得老高。

我被驴踩的消息很快传到我们村里。不一会儿，来了一大群人，有知青有社员还有生产队干部，他们看我伤的不是很重，才松了口气。

马庄大队地处太原市近郊，位于太原东部，属于太行山余脉，地势由西向东缓慢升高，到达最东边的第8生产队几乎全是山地，是典型的半干旱黄土丘陵区，基本靠天吃饭。大队革委会为了从根本上改造不利的生产条件，决定向大寨学习，将缓坡地修成利于蓄水保墒的水平梯田，在最东边的山沟打坝修水库，然后修防渗水渠，将新修的水平梯田变成保浇田，在陡坡旱地种枣树、梨树、苹果树等。在今天来看，当时的决策绝对是科学的、环保的。

为了完成这一宏伟目标，大队从各个生产队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业队专门攻坚。每个生产队都有保障名额的任务。因为我是知识青年团支部宣传委员，又是大队民兵营副营长，自然得起带头作用，要挑重担，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专业队。在专业队的每一天里，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中午饭，装在近似半圆形的铝制饭桶里，扛着铁锹，迎着微微露出晨曦的太阳，向水库工地走去，一直干到日落西山才回到村里。

修水库筑坝，需要大量石头。我们就地取材，打炮眼、装炸药、放炮炸石头，然后又和男队员一起拉着小平车把一块一块大石头从山上运送到半山腰的水库工地。

打炮眼是体力和技术要求很高的活儿。一般女队员掌钎，男队员抡锤砸钎打炮眼。拿铁锤的男队员只有甩开膀子将锤子轮360度砸下去才有效。这一锤子砸下来可想而知力量有多大。试想，如果一不小心这锤子砸在胳膊上，胳膊一定报废了。

刚开始掌钎时，我心里怕极了，感觉每一大锤落下来，都似砸在我的胳膊上，心惊肉跳。幸亏男队员个个都很熟练，大锤从高落下，很准的砸在钢钎上。

在打炮眼的劳动中，我曾遇到过一次意外。劳动中，钢钎顶部被砸出的钢屑突然飞溅而出，钢屑刺入抡锤男队员裸露的胸部。我一着急，扑上去替他拔出钢屑，谁知受伤的肌肉立刻像小孩的嘴翻裂开来，吓得我立刻下意识地将伤口捏住。鲜血顺着我的手指流下来，我感到头晕气短，不知所措。幸亏工地有急救箱，赤脚医生做了临时紧急处理，将伤员送到卫生所。

在专业队，拉石头下山也很危险。我们三人一组，要将平车双辕扛架在肩上，用力将平车下的磨杆摩擦地面产生阻力前进。但是磨杆摩擦地面产生的阻力总敌不过重车的惯性，下坡的平车一开始速度还慢些，后来会越来越快，那速度常常快到我们控制不住的一路奔跑下山，连人带车奔跑的速度不亚于百米赛跑，有时实在控制不了平车了，只好不得不放手，任由小车翻滚到沟里。

在工地，我们披星戴月苦干一年多，终于完成了水库的建设。在水坝的两面，是清一色的石块筑面，面向村子的一面还大大的砌了四个字“马庄水库”，水面上清粼粼的水顺着防渗水渠汩汩流入梯田，大家脸上泛出喜悦的笑容。

在劳动的艰辛中，在艰苦的磨炼下，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劳动的价值与劳动的光荣。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的确确为当时还贫穷和落后的农村带去了生机和活力。

我们到了农村不久，大队党支部就让知识青年接管了村广播站、图书室。从此，村里面的高音喇叭，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播音代替了浓重的南郊区乡音；村里的墙报、宣传画花红柳绿，学习大寨、计划生育等政策的大幅标语写满各村的墙壁，给几千年来沉寂的农村增添了浓浓的政治气氛，带来了勃勃生机。

空闲时间，我们知识青年看书、学习、写心得；每到夜晚，知识青年的窑洞里常常会传出优美动听的琴声、歌声，“阳春白雪”“十面埋伏”等古曲犹如飞珠翠玉轻落银盘。袅袅的余音，在寂静的乡村上空缭绕不绝。

劳动间隙，我们常请有故事的农民给我们讲故事。

如有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们头脑中，无法解开：枣园村沟沟坎坎长满了枣树，奇怪的是大多数枣树枝干细弱好像新栽的，与美丽的“枣园”这个名字极不相符。这是为什么呢？

劳动间隙，我们听老乡介绍才知道：枣园确实是因为枣树茂盛而得名，只是在解放太原时，国民党负隅顽抗，将枣园的枣树砍伐光了。从此，枣园村的名字留下来了，枣园的枣树却没有了。

1949年枣园成了解放军解放太原时和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对峙的前沿阵地。枣园和相邻的南坪头中间隔着一条沟，沟北的枣园，是死守阵地的阎锡山军队；沟南的南坪头，是随时待命发起总攻的人民解放军。阎锡山的军队负隅顽抗，将沟北的枣园村的枣树砍光用来修工事，从此枣园村再没有了枣树。

枣园村现在的枣树是在被阎锡山的部队砍伐后的枣树根上重新发芽生长起来的。

经过几十年的成长，枣园村的枣树由小到大，逐步枝繁叶茂起来了。现在的枣园是枣园村的景，是枣园村的魂。每到秋天，形状各异的大红枣挂满枝梢，有的像灯笼，有的像铃铛。

记得我们插队的时候，收获枣子是大家最快乐的劳动。我们将床单或塑料布铺在枣树下，用长长的竹竿敲打枣树，树上的枣子会噼里啪啦落下来，打到身上痒痒的，舒服极了。这个时候，我们嘴里吃着枣，手里捡着枣，非常快活。

知识青年到农村，不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知识青年成立了知青团支部，每天晚上组织学习，开生活会，交流白天劳动体会，检查自己是否能吃苦耐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知识青年在农村艰苦的磨砺得到大队的认可。我们上山下乡第二年年末，大队党总支、革委会、青年团、妇联、民兵营等各个岗位都有知识青年担任领导。

我们马庄大队11个生产队的队长全部由知识青年担任，各个生产队之间常常展开劳动竞赛。我们的劳动积极性更高了，劳动强度更大了，劳动气氛也更活跃了。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在劳动过程中，我们懂得了要想种的庄稼好，需要备足农家肥料。过去我们在城里，看到大粪一定是捂住鼻子撒腿就跑，现在知识青年们把粪当做庄稼地里的“一枝花”，大家常常结伴进城掏粪。山大附中的同学大部分是山西大学、省农科院、省委党校的子弟，这些单位和居民区的公共厕所成了我们知青经常光顾的地方。天一黑我们就到这些公共厕所掏粪。掏满粪桶，带着一身臭烘烘的气味，到其中一位同学家里休息片刻，又拉着粪车一路上行，直到半夜时分才回到队里。然后和衣小睡两三个小时，又开始了第二天的劳动。

在劳动竞赛中，我们比学赶帮，思想得到净化和升华。

1976年底，我离开了我已经熟悉的农村。但是，枣园村、农村、农业已深深的在我的心中扎根。

忘不了枣园香甜的枣子。

每当枣子收获的时候，生产队特许知识青年可以挑拣最好的枣树，摘最甜的红枣腌制酒枣。我们嘻嘻哈哈争着爬上树，一粒一粒地挑，一颗一颗地摘，然后小心翼翼摆放在竹篮中，将红枣在白酒中蘸一下，整齐码放在瓷罐中密封。冬天下雪后，把密封的瓷罐埋在积雪中贮藏，春节时取出食用，绝对是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忘不了农村的小米饭。

我们和村里老百姓一样常常吃小米饭。那米饭黄灿灿、油光光、香喷喷，特别充饥。劳动归来，小米饭配上老乡送的老咸菜，一顿可以吃掉两大碗。那小米饭的清香，至今想起仍然回味无穷。

忘不了农民对我们的关心和教育。

我们刚下到农村，不知道怎么吃带壳的粮食，村干部热情的帮我们碾米、磨面；我们的伙食缺少猪肉，大队就发给我们一头猪崽，教我们养猪，年底我们还可以宰猪吃肉；我们的房东像父母似得问寒问暖；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赵白明曾经是远近闻名的“青年愚公”，他说：“人的一生哪怕改造好祖国的一条沟、一座山，也算没有白活。”这朴实的话语，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短短几年的插队生活，让我对农村有了深深的情结。工作后，我选择的职业就是到农业科学研究所继续和“农”字打交道，想继续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做点儿实事，将工作、爱好和事业融为一体，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常常从田间地头到实验室再到生产车间，每一项工作我都当做使命一样去完成。

在山西省农科院工作的30多个年头里，我获得多项科研成果和一个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近十几年来，与多个老专家合作，致力于探索我省农业转型战略和模式的构建，经常深入县、乡、村进行调查研究。

近期，我们提出发展节粮型畜牧养殖业的战略构想，为保障国家“封山禁牧”“保护植被”政策的顺利实施，提出利用玉米秸秆“舍饲”养殖肥羔肉羊的构想，其理论基础为：我省大部分地区位置处于北纬34°—40°，降雨高度集中与热量同步的气候条件，特别有利于玉米生长，因此山西处在玉米黄金带上。玉米是主要的饲料作物，把玉米黄金带建成草食动物养殖带，特别是建成肥羔肉羊产业带，可以充分有效的利用玉米秸秆；再经过草食动物“过腹还田”，可以培肥地力，减少化肥用量。通过实现玉米秸秆产业化，可延长玉米产业链，产生共振效应，较之于单纯玉米生产产值可提高两倍以上，对改变农村生态环境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我现在已经退休，本应颐养天年，但是对农业一生的情结让我退而不休。尽管我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尽管我需要不断学习以适应需要，但是我仍然积极联系企业家转型农业，劝导他们充当龙头企业角色带动农民致富，成效显著。

三年知青岁月，一生农业情怀。我在我的有生之年里，会继续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上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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