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全册连载

大乌珠

       2012年秋，杭州图书馆为了填补馆藏书中缺少有关杭州知青上山下乡书籍的空白，原负责编辑出版此书的小王与小朱，不知怎么电话找到了我，说明出版知青书的意思。为了能尽快出版此书，给杭州知青留下一些历史资料，我在向她们提供相应的文章时，也着重介绍了我们已经开办了7年之久的《浙江知青网》，让她们也可自己上网去寻找可用的文章。同时，我们还特意去到了图书馆与她们商榷及赠送知青网每年活动所自费印制的网庆文摘。

       一晃二年多过去了，我们已经把此事忘记了。一天，小王突然来电说，书名《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书号ISBN 978-7-5013-5222-7）已印制完成，让我去装书。当时那个激动啊，就别说了。不用我们花费一分钱，还送给作者每人五册书（虽无稿费），这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为让更多的知青了解与看到这册纪录杭州知青上山下乡的书，特整理、编辑出此书的全部内容，以连载的形式上传，希望阅读者能喜欢。并再次向杭州图书馆和为此书出版而忙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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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徒的人生》杭州图书馆编

                                                                         序

       “上山下乡”，作为一个名词，它可能凝固或记录的是一个时代，是一代人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人们依然不能忘记，或是因为理想，或是迫于无奈，或是追随大流，或是出于逃避现实，总之，一个特定的年代创造了一个特定的故事。它注定要不停地被人们回忆、总结、思索、记录。本书所写的文字源出于此。

       在我还是孩提的时代，周遭有很多的支边青年，他们的喜怒哀乐往往成为我们上学路上的谈资。记得比邻而居的大哥因为要好的同学都已被安排赴大兴安岭插队，他在多次向母亲要求随同学一起赴边疆无果后，义无返顾地偷了家中的户口本，如愿报名，登上了北去的列车。那时的他是多么地风华正茂，多么地风流倜傥，是很多女孩心仪的男生。听说，源于他，很多女生也随车北上了。

       他们在边疆的生活一定是本地亲友牵挂的内容。每当他们回杭探亲的时候，我们总有问不完的问题，他们也有说不完的故事。这故事本身充满了艰辛和坎坷，比如，如何在冰天雪地里劳动，如何在陌生的环境生存，如何让青春的情愫在革命意识中飞扬，如何在不名一文地情况下以狡黠的智慧攀火车回到故乡。然而，因为换了场景，内容似乎已不那么辛酸，反而充满了人生的阅历和骄傲。那时，懵懂的我辈也知道上山下乡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在我们心目中还是蛮“牛”的。

       那一代人，在戏剧性的社会变化中，他们的生命历程注定是波澜起伏、令人感叹的。虽然，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后来的人生中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但大多数人承载了太多共和国发展中的不幸。这是一段不该忘却的历史，这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群体。

       上山下乡是一个特殊年代里，一群受特殊教育的青年人所经历的一段特殊人生，用现在的眼光和观念还很难去评判，只有忠实地记录，留待后来的人们去沉思。事实上，忠实地记录这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书所记录的也只是一些片段和个案，虽微不足道，但希望“微”能“道”之。

                                                                          杭州图书馆馆长 褚树青

                                                                     2013年11月26日晚于浙江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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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知识青年回望

周祖德

       所谓“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是在特定时期产生的历史名词，最初是指在1963－1964年期间，从北京、天津到山西贫困农村落户的一批品学兼优的中学生。“文化大革命”后，“知识青年”这一称呼就定型了，即指从1950年代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自愿或被迫从城市到农村做农民，或从农村到城市后再返回农村去的年轻人，这些人中有很多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知青下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其整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是1950年至1962年，从最早的一批“知青”典型出现，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到1962年，在“大跃进”运动失败的背景下，中央要求精减城市人口，城市安排不了那么多应届毕业生就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是1963年至1966年“文革”前，这个阶段大张旗鼓地树立了一系列先进知青的典型，大部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城市资本家子女）都被下放到农村，知青运动兴起。三是1966年“文革”开始至1975年，这个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有更明显的强制性质，许多地方对中学毕业生采取强迫做法，完全不顾青年本身及家庭的情况和困难，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广大农村。四是1975年以后，知青运动接近尾声，知识青年大举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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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积重难返的问题，解决城市平民就业就成为首要任务。解放初，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无力顾及教育事业发展，一大批青少年面临失学的威胁，于是号召来自农村的青少年学生返乡务农。在“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和“反右倾”等运动后，对一些社会背景复杂、有历史问题的人，进行了甄别，并有计划地将他们移居到农村，其中必然涉及到他们的子女。到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精减城镇人口和职工高达4400万之多。此时，全国各地陆续有知识青年走向农村的广阔天地接受锻炼，并被树为典型宣传。

       1954年，《人民日报》发表《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一文，1951年回到山东掖县后吕村务农的徐建春成为中国知青典型第一人。吕根泽，延边自治州延吉县海兰村朝鲜族人，他积极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使水稻每垧增产2000斤。为此，1953年12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团中央给吕根泽的信和王石采写的文章：《站在建设前列的年青人——记初中毕业生吕根泽参加农业劳动的事迹》。

       1954年—1955年，广阔天地乡（原大李庄乡）组织32名回乡知青参加农业合作化工作，开启了全国知青下乡的先河。对此经验，毛泽东同志亲批：“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县城西南1.5公里的广阔天地乡，被誉为“中国知青运动的发源地”。此时，广州、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向省内农村安置移民29万多人。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了解到苏联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汇报：“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首肯。1955年8月9日，由扬华、李秉衡等五名共产党员发起带领67名北京郊区青年组成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用马拉大车、肩挑背扛的方式，开垦出一片片耕地，并建起一个集体农庄：北京庄。在他们之后，10万转业官兵、54万知识青年陆续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北大荒，拉开了中国垦荒史上的壮丽一幕。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他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萝卜干，每天只有三分钱的菜金，日后在此建成共青城。随后，以胡耀邦为首的共青团中央，于1956年在十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从山东、河南、北京、天津和上海向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内蒙古、新疆移民43万多人。

       在此期间，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接着，1958年高小毕业后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的邢燕子，1961年5月放弃读北京大学，选择回乡务农的董加耕，1962年放弃高考，只身从北京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安家落户的侯隽等，被当年的《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加宣传，成为知青的榜样。1960年10月17日，在《延边日报》上还刊登了吕根泽和邢燕子互下战表，开展劳动竞赛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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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 年下半年，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在调查的基础上，决定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去开发山区和海涂。杭州则将部分城市闲散劳动力（含知识青年），安置到金华、嘉兴专区的30多个县，其中金华专区磐安县安置了185人，嘉兴专区安置398 户 1460 人到各县农业社务农。这些人下放后，因生活困苦和受到歧视，随即纷纷逃离农村。

       杭州一中57届高中毕业生陈寅原本要去报考新闻系，想当一名红色记者。此时，党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当农民还是当记者？他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让他回忆起1952年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王福才献红领巾时，王福才说的一句话：“希望你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于是，1957年9月初的一天，杭州一中响起一阵紧急集合的铃声，大家迅速到田径场集合，由金亮校长亲自主持欢送陈寅下乡的仪式，并号召有志气的同学向陈寅学习，到农村去接受锻炼。9月10日，陈寅和另八名初中毕业生作为浙江省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到杭州郊区石桥乡先锋农业社安家落户。

       1958年初，杭州各区和街道除继续动员返杭的下乡人员回到农村去以外，受到“反右”的影响，还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同行。同时，派出所对好吃懒做，犯有刑事或者民事纠纷的返杭人员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这样双管齐下，这些返杭人员中的大部份人，又被迫返回农村。

       1958年3月初，杭州下城区组织了五、六辆客车运送闲散人员（含个别高中毕业生）去三门县岙口乡、小雄乡等地种植棉花、水稻。由于农村把下乡人员似同地主、富农对待，让不少人只待了两月，就丢弃行李，趁夜走到临海乘车回杭。

       1958年8月30日，杭州一中召开高中毕业生“动员”大会，校领导请毕业班里的工农子女上台，“奉劝”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到农村去“脱胎换骨”，这让近百名成绩优良而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中毕业生带着自卑心理到笕桥公社丁桥管理区（乡）去“脱胎换骨”。

       大观山古树参天，竹茂林密，狼豸出没，生态良好。在日军侵华时期成了一座坟茔遍野的冷落荒山。1955年9月，杭县168位失业工人到大观山开荒，成立了高级农业社。1958年1月18日，省粮食厅接收后成立“浙江省粮食厅饲养试验场”。同年2月，试验场接受杭州十二中、杭州四中等四校的2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1959年4月1日，省粮食厅、商业厅、农业厅和浙江农学院“三厅一院”在这里联合办场，场部设在东莲寺，定名为“浙江省大观山畜牧饲养试验场”。1959年9月，试验场接收了18所学校的231名初、高中应届毕业生。

       1960年9月，杭州下城区人民公社农场宣告成立，人员来自下城区各街道及所属工厂，共3600余人。1961年12月—1962年2月，杭州各区街道、学校动员社会待业青年（含少数学校流生）到农场守土建业。1963年1月，杭州江干、下城两农场合并，改名“杭州平山农场”。

       1960年9月，杭州财贸系统961名支农人员（含少数学校流生）协力创建“杭州市丁桥农业企业公司”，当年农场有耕地6436亩。1961年5月12日，改名“杭州市大溪河农场”（全民性质）。1964年3月10日，改称“杭州牛奶公司大溪河分场”。1965年1月1日，定名为“杭州市南湖农场”，1966年，改称“余杭县南湖农场。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已经调到团市委机关当干部的陈寅，为响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再一次重返农村，到余杭县双桥公社五星大队担任公社团委副书记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63年调到知青相对集中的萧山钱江农场任场长、团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带领知青筑江堤、挡咸水，种棉花、植花生，艰苦奋斗。

       1962年6月，全国精减职工人数要求在1961年年末的4170万人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年末1200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包括从城镇减到农村去的职工在内），同时相应地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就这样，从1955年开始，杭州市前后有六批闲散人员共五万余人奔赴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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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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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知青下乡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级相关部门在周恩来总理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方针指引下，政策适当，步子稳妥，工作顺利，在1962年至1966年五年内，全国共有129万知青下乡。

       1963年杭州市第五届人代会工作报告指出：应当继续动员城市需要就业的知识青年和其他社会劳动力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964年5月，杭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城镇人口上山下乡动员安置领导小组，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13000余城市知青和闲散社会青年到嘉善、桐乡、衢县、宁海，以及杭州七县农村和部分国营农、林场插队、插场，参加农业生产。1965年10月后，对下乡知青的安置补助费分别提高到230元和160元，到山区或海涂新建队的人均400元，规定口粮由国家给予差额补贴，人均补助建房木材0.3立方米。入冬以后，国家又发放了大量的布票、针织品和棉花，基本上解决了下乡知青的棉衣、棉被等需求。

       1963年9月3日下午，许多知青集中在杭女中（现十四中）大操场里，乘车奔赴东海前哨——温岭县东浦农场。1964年8月31日清晨6点，在南星桥客运码头上，400多名来自浙大附中、杭大附中等校的知青在此集合，乘上去桐庐的4只桅船。这批知青被分配到桐庐县泽州公社的十多个大队，开始长达八年的农耕生活。1964年9月2日后，又有杭州九中、求是初中等千余名知青赴桐庐泽洲、九岭公社插队落户。1965年9月10日，300多杭州知青从南星桥码头乘船，奔赴桐庐县凤山公社等农村插队。1965年9月10日，杭八中24名同学赴桐庐县凤川公社梅山大队插队落户。

       1964年8月31日，杭州一中、十四中、求是初中等校150多位知青赴临安县天目山区的绍鲁公社，分配到上尤、田干、敖干等10个村，印尼归国华侨钟玉昌带着一把外国锄头在插队大军之列，到上尤村落户。1965年4月26日，人们在杭州人民大会堂集合，欢送知青赴临安。1965年8月，30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告别父母，前住临安东天目公社插队当“农民”。1965年9月，杭州孩儿巷中学等近百名初、高中毕业生到临安县潜阳镇凌口公社插队落户。

       1964年，一批杭州知青到杭州西湖区三墩镇双桥（原属余杭县三墩区双桥公社）插队。1964年9月17日，求是初中和其他学校上百名知青赴余杭崇贤公社插队。1964年10月13日和1965年9月22日，分别有知青赴余杭长命公社、蒋村公社插队落户。

       1965年4月26日，杭州市各界群众欢送社会知青赴富阳参加农村建设。次日，陈礼节副市长亲自到南星桥码头欢送。1966年7月17日，有50名知青下放到富阳县环山公社中埠、陈家坂、柏树下、浦西四个大队，最大的23岁，最小的17岁，有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也有赋闲在家的社会青年，其中包括杭州一中毕业的郁达夫之长孙女郁嘉玲。

       1964年10月26日，萧山临浦镇50名知青赴桃源公社插队落户。1964年11月3日，临浦镇有50人前往浦南茅潭大队插队。这批知青中，有几位才十五、六岁。后来，有的知青当了生产队会计、赤脚医生，个别知青在茅潭当农民15年后才告别知青生涯。

       1965年，杭州知青634人到了千里之外的宁夏永宁县农村、农场插队落户，他们大多是家庭出身欠佳的学生，这也开启了中国知青远距离插队落户的先河。9月7日，杭州知青奔赴宁夏永宁县插队落户，9月11日抵达银川，受到自治区领导和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112名杭二中、杭四中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到离银川不远的黄河滩上的永宁县农场开荒平田，进行农业生产。1966年8月18日，第二批308名杭州知青赴永宁县。1965年11月24日，杭州知青90余人奔赴新疆支边。此阶段，杭州市共下乡支农达168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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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02

戴望天

感谢楼主付出十分的努力。《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一书能够出版。

我虽然不是杭州人，也得到了五本书，刊登了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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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据新华社报道：“文革”中，全国知青下乡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去到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徒。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1966年到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大学，又无法去工作，且正值动乱时期，使得党和国家领导意识到：急需寻找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失控。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这篇通讯讲述 一位17岁的城市女红卫兵于1968年3月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山区插队落户，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这就是被称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先驱者”蔡立坚。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9年就有267.38万（其中220.44万插队）支农，以知青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而载入史册。

       1969年2月，天津湾兜中学的郝光杰老师带领30名知青徒步1000多公里，到山西平陆毛家山插队落户。许多老三届和新两届学生纷纷报名奔赴遥远的边疆，1969年9月，聂卫平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到达嫩江，再转车到山河农场。

       上海知青金训华在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于1969年8月15日因抢救国家物资牺牲，永远长眠在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1969年12期《红旗》杂志刊出金训华的日记摘抄，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

       从1971年开始，知青的许多问题暴露，知青深有政治危机感。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关于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话，引起知青的反思。

       1972年，被划为右派的李庆霖冒险“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毛泽东阅后亲笔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统筹解决。”然而，在知青下乡背后的苦难历程，也不时通过一些会议渠道散布小道消息，知青文学《少女之心》则在暗地里迅速扩散。

       1973年6月22日至8月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青下乡工作会议，形成了《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并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1973年－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草案》。《报告》在充分肯定知青下乡的基础上，指出了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统筹解决”的六条办法。中央以30号文件的形式将《报告》下发到全国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组织，传达给城乡广大群众和知青。

       1974年1月5日  《人民日报》刊发了知青柴春泽致父亲的一封回信和调查附记，并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加了按语。柴春泽反对父亲对自己的“拔根教育”（指招工选调），要“扎根农村争取奋斗60年”。此后，柴春泽成为在农村扎根的知青典型。

       毛泽东同志在1974年2月15日给叶剑英回复：“剑英同志：……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这个指示出现后，绝大多数官军二代都千方百计地寻求升学、参军、回城的门路，还有些人设法逃避“改造”。黑龙江兵团独立二团1969年接收北京军队子女240名，1970年走掉204名，其中104名任何手续都不要。广州兵团外逃港澳28人，未遂284人。知青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案例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仅云南兵团第三师，直接或间接参与过走私活动的知青就超过万人，约占总人数三分之一，有的营、团超过半数以上。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下乡知青年龄的增长，婚姻家庭问题渐渐浮上水面。知青的婚恋生活充满苦涩。云南兵团某农场有知青9000余人，到1978年10月，登记结婚只有415人，非婚同居达7000多人，非婚生子200多个，1979年2月至5月，离婚300余人，弃子女无数。勐腊农场知青离婚1000多对，弃（送）子女达数百个。上海作家叶辛的《孽债》一书直面了这些令人心酸的知青往事。

       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的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文革”时代，在绝对集权的政治环境下，某些兵团干部以改造知青为己任，大肆捆绑毒打男知青，迫害强奸女知青。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公布了部分触目惊心的数据。拷打批斗的事件多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兵团吊打知青69起，仅一师批斗知青727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黑龙江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涉案的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对强奸女知青的云南兵团的蒋小山、张国良和黑龙江兵团的黄砚田、李耀东均召开公审大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撤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改建制为国营农场管理总局。这一年，甘肃、青海、浙江、陕西、西藏、山东及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相继撤销。

       以上内容是对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综述，以下内容则是对杭州知青上山下乡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