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富锦,位于黑龙江三江平原的中心,是我国北方边陲的一方沃土。 多少年前,那位打开冰冻多年的日中关系大门、开启日中友好之路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让我第一次对中国北方那一片叫富锦的土地,有了一种直观的感受。 因为父母当年都是抗日老战士,常对我讲述当年抗战的惨烈,和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的血腥罪行,所以我对日本人天生就有一种敌意。1972年那个秋天,当自己敬仰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和走下飞机舷梯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手握在一起的那一刻,我内心有一种深深的困惑。那一年我十八岁,刚刚踏上青春的门槛,内心却还是少年的懵懂无知。当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本由日本人户川猪佐武写的《田中角荣传》时,马上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读了。奇怪的是,这本薄薄的小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田中角荣的政治生涯,而是书中记载的,田中角荣曾在1939年3月到1940年11月,作为关东军序列的盛冈骑兵第三旅团二十四联队一中队的士兵,驻扎在黑龙江富锦县。田中角荣对富锦的大米和黄豆念念不忘,觉得是自己吃过的所有大米和黄豆中味道最好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定是因为我姐姐插队落户的兴隆公社就在黑龙江富锦县,所以我才会对这段看似闲笔的不经意的文字,印象如此深刻。我想,一个堂堂的国家首相,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呀!富锦的大米和黄豆,居然是他觉得味道最好的,那我姐姐和她的知青同学们,日子恐怕也不会苦不堪言吧? 从富锦的地名看,一个“富”字,透着滋润,大米和黄豆能让一个地方富足:那么,“锦”,作为江南一一种贵重的丝织品,更是无形中显示了一种身份。在全部丝织品中,惟有“锦”字是“金字旁”,而不是“绞丝旁”,这是否意味着,先人在给这块富饶肥沃的黑土地命名“富锦”时,也将美好的祝福和赞叹寓意其中了呢?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切只是自己的浪漫想象,而真正现实生活中的艰苦与残酷,是千里之外的我们根本无法知晓的。 1969年,富锦县接收了一千多名杭州知青。接收知青的一共是七个公社:二龙山公社、永福公社、富民公社、大榆树公社、头林公社、西安公社、兴隆公社。其中永福公社只有二桥一个大队,而兴隆公社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旺发,居然有十四个大队:永林、隆胜、东悦、兴东、东升、新兴、东风、红星、新立、兴民、兴胜、南林、东岗、农田。赛博国必歌德惠玉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公社和另一个公社之间,会有一个大队和十四个大队这么巨大的差异,但显而易见,兴隆公社十四个大队的容量,可以接纳更多的知青。本说实话,我自始至终就没有记清楚过兴隆公社十四个大队的名字,它们太类似,太缺乏个性。一眼看去,就像随手在野地里扔下一颗颗模样雷同的种子,长出苗来时也分不出姐弟,随口就叫了秀兰狗蛋之类大而化之在东北农村又极为普遍的名字。南边有一片大林子,就叫“南林”吧:东边水泡子里高出一块地,像小山岗,那就叫“东岗”吧;这里没有林子,没有沿泽,只有大片黑黝黝的土地,那不就是种田的地方么?不叫“农田”还叫个啥?至于“兴东”是否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名字有关;“东升”是否与“东方红太阳升”相连,谁也不得而知,但“红星”与红星闪闪、“东风”与东风劲吹“新立”与破旧立新等等,显然和当时的“文革”词汇脱不了干系。看来,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声也吹到了这块遥远的土地,那些充满革命色彩的大队名字,让初来乍到的杭州知青们瞬间觉得,这里并不是被伟大祖国遗忘的蛮荒角落,而是一片和外面的时代洪流紧密相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好的广阔天地。 半个世纪以后,当我再寻访当年的知青时,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回答我,当年他们从富锦县下到各个公社各个大队时,是服从于当地知青干部的分配,还是他们自主的选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七个公社中接收知青最多的是兴隆公社,一共接收了三百零六个知青,其中二百五十四个是罪名确凿的黑帮子女,余下的几十个知青,其家庭多多少少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兴隆公社除了下属大队最多,地域最广阔之外,它同时也是离富锦县城最远、最穷、老百姓日子过得最艰难最贫困的公社。 知青下乡那会儿,兴隆公社是个建点才四年出头的新公社,当地老乡俗称“沟里”。公社约有一万来人口,分布在近千平方公里广袤的土地上。这里到处都是丰饶的草场,拥有一望无际待开发的荒原,四周布满了成片的树林、苇塘,脚下黑黝黝的土地肥沃得流油。可是,公社社员不少是从山东逃荒过来闯关东的盲流,他们沿袭祖上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种大烟的习俗,梦想着来这里讨生活,发大财。几年过去,财没发着,依旧穷得叮当响,吃的苞米楂高粱米,住的马架子地窝棚,但却变成了黑土地上的贫下中农,成为教育知识青年的教育者了。 富锦县接收的一千多名杭州知青,都是没条件去一线边境的家庭有问题的中学毕业生,但家庭问题大小,父母罪名轻重,还是有层次不同区分的。很显然,家庭问题越严重,父母罪名越吓人的知青,越应该到最远、最穷、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这样才有可能让他们脱胎换骨。于是,三百零六名在知青档案表格中显示父母罪名为:叛徒、汉奸、特务、走资派、资本家、修正主义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等,几乎涵盖所有在那个年代一律可以被打上红叉的“牛鬼蛇神”后代,被分到了兴隆公社下属的十四个生产大队。而在十四个大队中,相对更偏远、更落后的东风大队,一共接收了三十一个知青。他们又被分到东风一队和东风二队。 而“东风夜话”诞生在当时只有十二个知青的东风二队,其主要成员,是东风二队的几个男生:猴子、牛巴、寡妇、老傅、小蓝鸭,后来阿胖和老虎从别的大队转到东风二队,也加人了“东风夜话”。 另外,隆胜大队的知青熊和东风二队的男生关系很好,他常常会走几十里地过来参与“东风夜话”,脱鞋上炕,和大家思想碰撞。若队里生产忙,没时间过来,熊也会通过信件谈他对时局和农村现实的一些看法。所以,熊虽然不是东风二队的知青,但严格来说,“东风夜话”的核心人物中,熊应该算是重要一员。 在这几个男生中,我和猴子最熟。 猴子这一辈子可谓是大起大落。小时候,是能上房揭瓦、下地放火的熊孩子;中学时期,是坏孩子转变成好学生的样板,当了班干部,评为杭州市学雷锋标兵;“文革”中参加了红卫兵,挂着红袖章,却是保守派;下乡后,因其干活卖力,不怕吃苦,被知青们拥戴为领头人,当过生产队长;1971年参军后,加人全军著名的模范连队红九连,多次立功受奖,升任红九连副指导员,二十五岁就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照片还登上过《解放军画报》。后来因为写了一篇谈及常备军的文章,命运稀里糊涂从此改变,先是被关押审查,后又被迫转业,再后来长期被边缘化,人生一度跌入低谷。 虽然命运坎坷,但猴子的赤子之心始终不变。退休后,他依然常常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言献策,乐此不疲。我首先找到了猴子,希望这位被知青们公认为“东风夜话”的领头人物,讲一讲“东风夜话”的来历。猴子问我:知道“燕山夜话”吧?我说,当然知道。出自“文革”初期最早被公开批判的“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合写的一部杂文集,就叫《燕山夜话》。猴子说,没错,“东风夜话”的由来,就是沿袭“燕山夜话”对国家大事的议论和评析,学习马列毛的思想,结合农村现实生活实践,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我说,你们到农村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就会探讨起这么深奥的大问题了呢?那个时候,轮得到你们知青想这些国家大事吗?猴子久久不说话,沉默了很长时间,我都后悔自己的话是不是伤着他了。正想着怎么圆场,要不要先转移话题,猴子却开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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