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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底，屯里的“三秋大会战”接近尾声，北大荒严寒开始降临，已到农闲季节，队里也没啥活可干。于是，大队组织了一批精干的男劳力进城去四十公里外的鹤立镇打工赚钱。全村二个小队，每小队各分配到10个名额。农民进城务工在当时算是一件新鲜事，一般人是捞不到的，只有通过关系才能揽到活。干的当然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脏、累活。我们是到鹤立林业局贮木场干抬木头归楞（堆）、扛枕木装车皮两种苦活。待遇是拿队里最高工分，外加每人每天1.2元的生活补助。得知这个消息，大家报名踊跃，争着要去，这对于我们无家业牵挂，单身汉的知青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由于长期呆在偏僻闭塞落后的农村，心情很压抑，我很想去看看外面精彩世界，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对于这次机会我自然不会轻易放弃的。队长最终批准了我和阿华2名知青随副业队进城干活，我俩激动得几乎一夜没睡好觉，为的是可以上城去做一回临时居民，感受一番城里工人的生活，压根儿也没有顾及干活的苦累。 贮木场位于鹤立镇铁道西，火车有专线通达。鹤立镇人口上万，镶嵌在铁路交通枢纽中心，南接佳木斯，北连鹤岗，公路四通八达，周围分布着不少农场、林场和生产建设兵团，每天都有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知青南来北往，熙熙攘攘，云集在此。镇上有电影院、副食品商场、百货商店、饭店、旅馆、菜市场等，商业设施比较齐全。鹤立林业局、鹤立河农场总部等机关均设在那儿，是汤原县第二繁华大镇。 我们副业队打工人员均住在镇上崭新的林业局招待所内，有专人为我们烧炕，吃饭就在贮木场食堂搭伙，经常能吃到馒头、米饭等细粮，有时也能吃上猪肉炖粉条的佳肴美味，生活条件远远胜过当地的农村。 第一小队干的是抬木头归楞的活，我们第二小队干的是扛枕木装车皮，二种活儿都是又累又危险的工作。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大伙每天清晨6点多钟就得从热炕上起床，吃过早饭7点半开始干活。我们首先要把停在铁道上的空车皮推至枕木堆旁，打开中间的车门，然后，在车门边搭上二块厚厚的跳板，一块专供上车，另一块专供下车。车厢下的枕木旁配置二人，一人一边，发枕木给人扛上肩。每根枕木二米多长，重量约100公斤。我们脚穿棉胶鞋，头带狗皮帽，手上套棉手套，脱去棉衣，腰系一根绳子，活脱脱一副装卸工的模样。沉重的枕木一人扛一根，上肩时枕木要居中放在肩上，重量一定要均衡。当年我才20虚岁，年轻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10个人上午装一个60吨车皮，我感到并不太累，就是汗出得多，肚子饿得慌。中午到食堂狼吞虎咽吃得特别香，至少要吃8两至一斤饭才能填饱肚子，同时要喝几碗酸菜豆腐汤或酸菜肉丝汤，弥补一下出汗的消耗。饭后，回到招待所眯上一会，下午又照样再装一个60吨的车皮，那就显得疲惫多了。每天干得大汗淋漓，眉毛、帽沿二边都被汗水和呼出的气冻成白花花的霜花。有时累得筋疲力竭时，肩扛枕木走在跳板上摇摇晃晃，眼冒金花，脚骨打软。我唯恐自己一不小心从跳板上连人带木一块儿掉下来，此时，我只好请求队长与下面发肩膀的人换一下活，以便喘口气。其实一根枕木两人送上肩这活也不轻巧，但相比之下是要安全得多了。一到傍晚干完活，人累得够呛，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回到宿舍，脱下棉胶鞋，拿出潮湿的鞋毡垫子往炉子旁一烘，倒头就睡，睡觉似乎是最好的享受。大部分日子，一天要装两个60吨车皮，就是120吨。按每根枕木100公斤计算，共1200根，10人除去上肩2人，实际只有8个人装车，平均每人一天要扛150根。 风雪交加的天气，活还得照常干，因为火车时间观念特别强，白天装车，晚上到时就得拉走，一分钟都不能耽误，那时干活更是遭罪。记得有一次清晨起来，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地上刮起着呼呼的寒风，气温降至零下三十几度，枕木和跳板上都积满了雪，我们用扫帚扫去积雪后，然后在跳板上不断扫雪铺上厚厚的煤渣炉灰，防止打滑。我扛起沉重的枕木，冒着飞舞的雪花，顶着凛冽的朔风，步履艰难小心翼翼地往跳板上走。狂风刮来的雪粒打在脸上刺辣辣的疼，使我的眼睛也难以睁开。所以，我特别留神，如一不小心，有可能会被狂风刮下跳板的危险。在队长带领鼓动下，我们最终还是咬紧牙关，排除各种困难，把枕木一根根扛上了车。个个累得汗流浃背胳膊疼，终于在漫天大雪中胜利完成了装车任务。 尽管每天重复干着如此繁重的累活，但我们满怀乐观主义精神。有时贮木场只来了一个车皮，那么上午装完车后，下午就可以休息了。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是闲不住的，我们脱下劳动服，换好衣服上街溜达，逛逛商店，看看电影。电影票每张只有1角钱，我记得《奇袭》、《卖花姑娘》、《南江村妇女》、《地下游击队》等中外电影就是在那儿观赏的。兜里有钱时我也偶尔邀上几个好友到饭店喝酒聚餐，美滋滋地打上一回牙祭。 我还把喜爱的笛子带来了，有的年青农民还会拉几下二胡、京胡。空闲时，我们吹笛拉琴，几个人聚在一起唱上几段京剧，哼上几句东北的“二人转”，苦中作乐，蛮开心。凭心而论，由于平时勤学苦练，我的吹笛水平当时已经不赖了。悠扬的笛声也颇能吸引人，可以演奏《我是一个兵》、《大海航行靠舵手》、《战马之歌》等几首独奏曲。在招待所自娱自乐时，有一位来自黑金河林场，名叫李颖奇的青年工人，他也喜爱吹笛，到鹤立镇办事，住在招待所，与我交了朋友，我毫无保留地与他互相交流磋商笛艺，还把宁波带来的几首独奏曲和练习曲送给了他。小李非常感动，不久，他特意从家里给我送来10多斤的松籽，说要把这些东北林区特产带给我南方亲友尝尝。值得一提的是林业局汽车队30多岁的驾驶员王宽仁师傅，我与他是在食堂吃饭时认识的，由于唠嗑唠得很投缘，他就常来我住的招待所串门，有时我会拿出笛子，给他吹上一首《我为革命开汽车》的独奏曲。他听了很高兴，连夸我的笛子吹得不错，于是，他又把我介绍给其在汤原文化馆工作的胞兄王公仁老师（74年7月我到福前线铁路工作，是由王老师热心推荐分不开的）。王师傅像慈祥的兄长一样厚爱我，他很同情我，感叹地说：“你们年纪轻轻就离开家乡父母，真是不易！”并多次邀我到他家做客，嫂子也很热情，又是剁馅包饺子，又是炒菜请喝酒，还送我几斤黑木耳、猴头菇等山珍。“人间自有真情在”在艰苦孤独的异乡客地打工，我能遇上这两个好人，使我心灵上感受到很大慰藉，这二位淳朴、善良、豪爽的东北朋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72年一月底，我已赚够了回家的路费，队里分红，每工日（10分）值为1.3元，除去口粮和平时借款，我还分得了300余元现金。从支边到黑龙江后，我一直没有回过家，两年来我非常想家，归心似箭的我，这次总算有条件可以回宁波探亲了。 我在贮木场干了2个多月活后，肩上已磨起了厚厚的茧，在既脏又苦又累的打工生活面前，我没有退缩，又一次经受了人生的考验和磨练。
2012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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