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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刚到大队的那个中午，一个身材矮小、瘦削，头带青蓝色鸭舌头帽的五旬老汉，忙前跑后，乐呵呵地给我们端上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一盆盆香喷喷的松花江油炸鱼块和一碗碗鲜嫩的稀葫芦汤。口中不断招呼我们：“孩子们，你们大老远来到俺这疙瘩，一路上辛苦了，趁热多吃一点……”他就是大队专门安排为知青做饭的翟大爷。 翟大爷全名翟富贵，是屯子里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年轻时从山东老家闯关东来到北大荒，给财主扛过活，当过抗联战士，是老共产党员，大队治保主任。 在几年的朝夕相处中，我们与翟大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把知青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使我们在遥远、偏僻的异乡，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刚下乡时因知青宿舍不够住，翟大爷二话没说，一把拉起我，将我领到他家，我与大爷及其小儿子爷仨住在一起，和睦相处，一住就是三年。 翟大爷育有二儿一女，老伴已逝。大儿子在鹤岗煤矿工作，女儿已嫁于同村一位教师。小儿子时年18虚岁，英俊潇洒，初中毕业回村务农，当过队里出纳和队长，干农活是个好把式，我俩亲兄道弟，他叫我“周哥”。 当时，北大荒农村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吃的是苞米渣子、窝窝头、小米粥等粗粮、家常菜是：大白菜、土豆汤、腌罗卜条等“老三样”。清汤寡油，一年难得吃上几次肉。知青们直吃得肠胃作酸，口吐清水。翟大爷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为改善知青伙食煞费苦心，动足了脑筋。于是，今天做发糕(用苞米粉发酵后，放上糖精，做出黄灿灿，类似宁波方糕的食品)，明天焖小米干饭，后天做粘豆包。不惜费工费时，使出浑身解数，粗粮细做，变着法子，变换口味，尽可能为我们做出可口的饭菜。春天是北大荒青黄不接季节，知青们吃厌了大葱蘸大酱时，翟大爷不声不响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只鸡蛋，用韭菜炒蛋招待我们，有时，他还自掏腰包，到供销社买来饼干，罐头等给我们打牙祭。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春，翟大爷领着我们来到知青自留地里，教我们种下菠菜、茄子、豆角、蕃茄、黄瓜、土豆等蔬菜和玉米等。在浇水、搭棚架、锄草、施肥等田间管理方面，多次为我们示范。在精心侍弄下“一分耕耘终于换来一份收获”，到了夏天，知青的自留地上，展现了一派喜人的景色，青翠欲滴的菠菜、水灵灵的黄瓜、红艳艳的西红柿、爬满棚架的豆角……以至整个夏天，我们基本上吃的是自己种的各种时令蔬菜，为此感到分外的自豪。翟大爷为知青生活操心、劳作功不可没。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明月高悬的中秋之夜，银色的月光洒满在松花江畔的小屯子，知青们仰望天上的明月，口嚼月饼会不约而同思念起江南的亲人和故乡，这是人之常情。当我们声泪俱下地唱起了《知青之歌》时，女知青们更是嚎啕大哭，哭得心酸淒凉，哭得一发不可收，以泪水来冲洗思乡之苦。每每此时，翟大爷总会象慈父般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和他女儿一起轻轻扶起倒在炕上痛哭流涕的姑娘们，好言劝慰，并拿来自家新摘的海棠果、沙果和香瓜子，尽量以好菜好饭来宽慰我们。记得1971年春节，我屯知青按县里要求都留在大队，就地过年。翟大爷在春节期间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每天与我们在一起，把知青伙食搞得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伙房整日炊烟袅袅，香气扑鼻，火炕烧得热乎乎的。除夕的年夜饭有：木耳炒肉片、糖醋排骨、炒溜片、木须肉、酸菜粉条、干豆腐炒肉片、菠菜拉皮拌凉菜、松花江红烧鲤鱼、磨菇炖小鸡、豆腐汤等十几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主食有大米饭、饺子、白面馒头、油饼等，以至附近鹤立河农场几位宁波、杭州知青哥们，亦赶到我们知青点来欢度春节。翟大爷还一一为我们敬酒干杯，尽量让我们感受到在家过年的温馨与欢乐。 下乡头一年的冬天，我一下子难以适应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一着凉就得了重感冒，四肢无力，高烧发热，浑身出虚汗，躺在翟大爷家的炕上不能动弹，这可忙坏了他老人家。他急忙找来大队医务室王大夫，给我又是量体温，又是打针吃药。当时，我病得什么都不想吃，翟大爷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白面，做面条放上荷包蛋来喂我吃饭。一到晚上又是端茶，又是喂我吃药，整整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我才病愈。而翟大爷既要为知青做一日三餐饭，又要为我操心，护理我这个病号，我看到他日渐消瘦的面容，不禁流下了感动的热泪。他不但对我厚爱有加，对别的知青也是如此关怀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夜半，他突然想到知青们会不会着凉，三更半夜起床冒着鹅毛大雪来到知青宿舍，不时摸摸炕是否热乎，看看孩子们的被子是否盖实，窗户缝是否漏风，当他看到知青们个个熟睡在梦乡时，他才放心地离去。 北大荒的金秋是农村最苦、最累、最忙的季节。我们队里的宁波女知青个个是好样的，她们也象大寨铁姑娘一样，“巾帼不让须眉”，每天披星戴月，与男劳力一起出工割地、打场，每天累得汗流浃背，直不起腰。开始由于她们没有掌握磨镰刀的技术，所以总是跟不上趟。翟大爷就多次主动帮她们在出工前磨好刀，并手把手传授磨刀技术，很快姑娘们就掌握了磨刀和割地的技术，速度也随之提高了，她们干的活也不比男劳力差，张玉琴割苞米、大豆的速度还超过了个别男知青哩! 1972年春天，大队、公社曾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读书，我踌躇满志，心想这下子可以跳出农门了。但最终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政审不合格被刷下，这无疑对我打击很大，当时我情绪一落千丈，整天闷闷不乐，意志消沉，懒得出工，懒得说话，连平时喜爱的笛子也不吹了，感到面子丢尽，前途一片漆黑。在我人生遇到重大挫折时，翟大爷及时地伸出了温暖援救的双手，他多次宽慰我：“周啊，别老去想它那些烦心的事，只要好好干，大爷相信你前途会有的”。随后，他包起了饺子，炒上几个鸡蛋，邀我一起喝酒、唠嗑，帮我消愁。他没有大道理的说教，总是用他那淳朴真善美的感情启发开导我，让我尽快从颓废中解脱出来。他的关怀像春天的雨露滋润着我的心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在翟大爷等人的关心鼓励下，又重新振作精神，扬起了生活的风帆。时间一长，自己也想通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呀，阳关大道宽得很，我何必非要去挤读大学的独木桥呢？于是，悠扬的笛声又重新回荡在松花江畔。1974年夏天，我终于被哈尔滨铁路局福前线铁路工程指挥部所接纳，成了一名准工人。 日月如梭，一晃40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已淡忘了，但我们对度过青春岁月，流下过鲜血和汗水的黑土地，对在我们最困难时期给予我们无私帮助的北大荒那些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998年当松花江发大水的消息传来时，我队女知青王兰英当即打去长途电话与翟大爷儿子取得了联系，表示慰问。2004年我随知青回访“第二故乡”专列，又故地重游，来到曾养育过我的松花江畔那个小屯时，我与翟大爷儿子翟玉彬紧紧拥抱，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当年英俊少年已是两鬓银白，满脸皱纹，儿孙满堂。在他盛情招待下吃了中饭，当听说翟大爷于十几年前因中风逝去，我来到了翟大爷坟前鞠躬拜谒，并给玉彬弟留了慰问金。 知青的贴心人翟大爷，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宁波知青的足迹》第220页至223页，2011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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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8 09: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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