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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5 19: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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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的斗私批修
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生过很多荒诞的事。
学生4连有位同学，说了句牢骚话，“我们进洞是亚洲人，出洞是非洲人”，干部组织学生晚上点着油灯对其进行批斗大会。
1971年冬，西安市组织了若干个服务小队，其中有缝衣服和理发的。四十多岁的裁缝对学生们的境况很吃惊，说了句：你们像是劳改犯。
当时的学生兵王农，头发很长很乱，饿得精瘦，一年四季，就是夏天也穿着一件没有扣子的工作棉袄，一根导火索作皮带扎在腰间。
“这人在污蔑光荣的三线学兵。”王农等几个同学告到了连部，并且要求连部将此情况层层汇报，最终传达到了裁缝的单位。
“我们当年的无知和愚昧给他造成了伤害。”王农说。
张世和出身干部家庭，父亲“文革”平反后担任过林业部副部长。在襄渝线时，张有一部唱机，有空就躲进树林里，听《红色娘子军》，那是唯一能听到的西洋舞曲，“感受到一丝自由的气息。”
半大小子们对文艺有天生的热爱，这批学生里也出了像郭达这样的名演员，在襄渝线四川段，作为民工的刘晓庆也在工地上干过8个月。
在“文革”的氛围下，三线学生兵的文艺生活处处是雷区。
张世和的连队有一次丢了东西，要求大伙儿把箱子都打开检查，结果发现了张收藏的《唐宋传奇选》残本，被全连批斗。
死亡
“李新！李新！快回家吧，离开这山沟吧！我们一起回西安！”几位花甲老人把一瓶西凤酒洒在紫阳向阳镇的陵园里，老泪纵横。每次回紫阳，张世和和战友们都不会忘了来陵园看望李新。
张世和的同学李新为了评五好战士，向同学借了5根香烟，约军代表晚上在山坡上谈心。
“黄代表，再抽一支。”李新说。
军代表正等火呢，回头看，人摔崖下去了。
学生的命，有时甚至还不值一根木头、一个筛子。
驻大竹园的陈西北和司国勤就是为了抢救一块木头被淹死的。此前的一次洪水，连长在大会上表扬了下水抢救柴火的同学，为这起事故埋下了伏笔。
当发现木头被洪水冲下来时，有人高喊：“立三等功的时候到了”！学生们冲进水里才发现自身难保。
陈西北和司国勤被蒿坪河吞没。两个星期后，一条狗在流水店河滩上把陈西北的尸体刨了出来。他是上海娃，支援大西北来到西安。故后，同学们给其起了个外号叫“沉西北”。
女生20连，两名来自宝鸡的花季少女丁萍和马洪燕，也是因为抢救洪水中的木头身亡。
同连的肖梅英死于隧道塌方，该连的副指导员轩晖回忆说，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出事的地方在罗向崖隧道。为赶工程进度，放炮后未完成排烟程序，营长就喊大家赶紧进洞扒渣，正好遭遇塌方，包括铁道兵、民兵和学生，当场死亡7人。
王农说，因为埋过太多战友，同学们每埋完一个人，连铁锹都不往回拿，直接砸了烧掉。大家心照不宣，“难道下次还要用它埋人？”
“后来我做花圈的本事可高了，连纸瓶子都叠得惟妙惟肖，当时想，将来如果没饭吃，我就开个纸花店。”王农说。
5806部队学生一连姜为民的自杀，至今让同学们无法释怀。他一心想入团，却一直未能如愿。
姜对某排长即将入党非常不平衡，因为对方出身是资本家而上报的是贫农。他多次越级告状，等来的是对他政治表现污点的报告，包括偷听敌台，散布“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等反动言论。
姜被隔离审查。看守他的同学对其毒打，烧烟头，逼其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姜在关押期间承受不了酷刑，多次逃跑，都被同学抓回，后他喝敌敌畏自杀，草草掩埋，没有坟头和墓碑，后来衣服和棺木都被当地老乡盗走。
姜的父母多次上访，终于在1980年等来了解放军某部解除“畏罪自杀”的决定，“我们认为姜为民同志是服毒身亡，应做正常死亡对待，按规定发给抚恤费一百二十元”。
袁培力说，三线学生中精神出问题的人很多，有学生拿雷管绑在自己身上在隧道里自杀了。
相比死亡，伤残更是人数众多。身高不到1米6的苗雪枝因在三线落下的风湿病根，手脚变形，双目失明多年。她曾当选为安康地区三八红旗手，2107工程指挥部授予过她“铁姑娘”称号。因在“水帘洞”里长期打风枪、扒渣，她患上了内风湿关节炎。
苗告诉《南都周刊》，她最害怕的是几个小姑娘到深山里去砍隧道的支撑木，住帐篷里，吃馒头，喝凉水，“晚上狼叫唤，害怕啊，我们就围在一起唱烽烟滚滚唱英雄。”
苗后来分配到汉中地委，但由于两地分居，她离开汉中回到陕西机床厂。现在她的退休工资只能拿一千多元。她很后悔，现在落下一身病没人管。
烈士吴南
三线学生119名死难者中唯一被官方授予烈士称号的，是5851部队17连的学生排长吴南，他在1972年枫树垭隧道的施工中不幸遇难。
1973年的《陕西日报》曾以头版头条报道过他的事迹，多年以来，吴南牺牲的原因都被说成是为保护战友。
40年后，吴南所在连队的战友向《南都周刊》讲述了他们所了解的吴南牺牲真相，他并不是为了抢救战友，而是在当时片面追求工程进度的情况下出了施工事故。
1972年6月17日下午，吴南带着二排在隧道施工，正常的任务是派一个班把上一排的渣滓清掉，放炮走人。结果连长给吴南的指示是：你把上一排清了，打一炮，然后把你的渣清了再打一炮，走人。
吴南特别着急，在烟没排除的情况下，组织了两个斗车往里推。平时两个人推一车，因为刚震下的碎石落到轨道上，斗车往里推碰到石头，所以他组织三个人推一辆车，其中一个人负责在前面清理碎石。
就在那时，隧道塌方了。
“塌方就是一瞬间的事儿，谁救谁？”王农问。
吴南是最后一个被扒出来了，“腿一扒就软了，我一看完了，人没了，”王农说。
有一块大石头正好砸中吴南，头盔都烂了，头上有一个大洞。
在官方的事迹报道中称，就在吴南被埋在隧道里时，“17连党支部的委员们正在枫树垭隧道对面的山坡上开会，讨论吴南要求入党的申请。”而据战友回忆，那天下午根本没有党支部开会的事儿。
吴南84岁的母亲也赞同从人性的角度去还原他，她认为吴南当得起烈士的称号，但不应把他弄成“高大全”，尊重历史才是对吴南最好的祭奠。
退场前后的疯狂
1973年7月前后，三线学生兵陆续被安排退场。
在此前，为了躲避劳动，很多人跟家里串通好，让拍电报到连队，比如“母病重，速回”，以求回家休息。类似的“电报”太多后，结果是基本上不准假。
请假不成，学生中又流行装精神病。有学生在别人的床铺上小便，在单杠上做上吊状，有人被送进师部医院，用电击、药物、敲打等方法进行鉴别和治疗，但还是坚持了下来，为的就是回家。
更多的是直接偷跑回西安，即使明知将会面对严厉的处分。但绝大多数跑回西安的，后来又主动回到三线，因为被户口限制住了。
“所有的工作都由国家控制，不可能自谋职业，偷跑回家就是能多吃几顿饱饭。”张世和苦笑。
一开始跑的人给了处分，如果处分放进档案，今后工作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后来越跑越多，法不责众。在退场的时候，连长指导员当着大家面，把处分都撕了。
在退场前，近三年的超负荷作业，战友的伤亡，加上分配的压力等，学生们对组织—更直接说，对连队领导郁积的怨气爆发了。
学生们把伙房里的面和油都找出来，你捏个羊，他捏个猪，放在锅里炸。炸完后，不知道是谁拿块大石头往锅里一砸，火光冲天。
郝宝成回忆说，他们在返城时弄了一路的“打砸抢”。
回宝鸡的闷罐车中途停车时，有农民卖黄瓜呀，洋柿子啥的，饿了几年了， 学生们抓了就跑。哄抢的消息传到宝鸡，当地派出200多个便衣警察到车站维持秩序。
而运学生回西安的火车都没让进站，停在站外让各单位派卡车来接人。
张世和笑称，去三线时，大伙儿还想着衣锦还乡，现在一个个蓬头垢面，都窝着火呢，下车就跟维持秩序的警察打起来了。
这些接受了解放军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三线学生成了西安城的祸害，没人敢惹。“出去吃饭、理发，一听是三线的，有些人都不敢收钱。”
但是，很快，三线郁结的戾气就挥发殆尽。他们成年了。面对的新坎坷，一点不比秦巴大山轻松。
古满堂是咸阳人，三线时被称为“古铁人”，回来分配到咸阳焦化厂，笃信“文革”的意识形态教育，干活不惜力，非常听话。
他没逃过下岗的命运。古妻有精神病，同样下岗在家。生活困难，家里五年没有烧过蜂窝煤。儿子当兵回来也没工作，在咸阳开出租，买不起房，谈不到女朋友，经常抱怨老爹没出息。
十几年前的一天，古满堂带妻子进城逛了逛，向朋友借10块钱吃了碗面，就在焦化厂拉焦炭的铁轨上卧轨自杀了。
同学叹息，古的一生的荣誉就跟那2年零8个月的国防工程联系在一起。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人，当发现自己被国家边缘化后，他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意义。
无悔的和滴血的
三线学生退场时，死亡的学生家属一次性可以得到120块到300多块的抚恤金，伤残的则一次性补贴20-50元。
从去年开始，这些三线学生兵就开始给有关部门“上书”，首先要求确定“未成年人”身份。但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口头答复称，《未成年人保护法》1990年代后出台，属于“不朔及既往”。
去年底，陕西省出台了参加襄渝铁路建设民兵发放养老补贴的通知，但这些学生兵仍在“被遗忘的角落”。
为拍纪录片，张世和重新与当年的战友建立了联系。他“试图从人性的角度讲述当年的故事和现在的生活状况”，这一思路得到了部分同学的呼应，也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反感。
9月中旬，《南都周刊》记者在西安观摩三线战友艺术团的排练，年近六旬的三线学生们身着军装，集体演唱《铁道兵之歌》，他们在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就在前一天，张世和带着记者探望了一位姓校的同学，他已经瘫痪在床多年，“我也为襄渝铁路做了贡献，到现在没人管，没人管啊！”
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开机宴上，张世和邀请了陕西作家狄马等朋友，正唱着陕北“酸曲儿”，一位三线女学生过来自调音响，要演唱展现青春无悔的自编民谣。
西安交大教授，原5852部队学6连的谈民宪说，历史事实无法改变，“让无悔者无悔，滴血者滴血吧。”
他认为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荒唐年代，但三线学生在最荒唐的年代里做了最正经的事情。40年来，这条铁路造福了无数的人，这样的青春不应该被贬低和否定。
烈士吴南的母亲说，“你们毕竟搞的是建设，不是政治斗争，修出来的是一条用药的铁路啊，为什么不肯定自己？”
不过，谈民宪也有过犀利的点评：稚气未脱就上三线，失去了健康成长的权利，小学未竟中学半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封闭管理远离亲人，失去了爱与被爱的权利，言行被禁锢，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
谈曾在一次讲座中将这个观点提出来，在座的陕西省的某领导给谈递上去一个纸条，敦请他“正面评价三线学兵的历史功绩”。
王农三线回来后，一直在体制内工作，当过团支书、党校老师，现在是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的副巡视员，算是三线学生中的“成功人士”。
他坦言，三线学生大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还不如老三届受的教育多，人生走得很艰难，尤其是后来国企改制，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下岗，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是失败的，唯一可以自豪的，闪光的就那2年8个月，沉浸在“用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了共和国的重担”的光环中。其实，他们当年就是出苦力的，所谓“青春无悔”是自我安慰。
今年9月，陕西省出台了一个文件—《关于解决我省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学生伤亡待遇问题的通知》，给予伤残学生每月200多元的补助。
有维权学生兵认为， 这个文件是一大进步，但远远不够。这个群体涉及2万5千多人，但能够得上该文件的仅几百人。很多三线伤残的学生，当时怕分配受影响，拒领过伤残证明。
张世和认为，金钱的补偿固然必须，但他们还缺一个道歉。“政府应该真心地对我们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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