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饭菜票,有的甚至见都没有见到过。我经历的那个时代,饭菜票是仅次于人民币的一种票证,直到九十年代社会发展了,饭菜票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第一次看到饭菜票是13岁那年,母亲生了小妹,外婆身体不好有哮喘病,给母亲送饭就落在了我身上。外婆就把母亲单位食堂的饭菜票交给了我,让我打好食堂的饭菜,送到绍兴妇幼保健院给妈妈吃。记得外婆交给我的饭票有一两、二两,最多是半斤的。菜票有一元、五角、两角、一角、五分、一分面值的,饭菜票是用比牛皮纸厚一点纸张做的。无论饭票还是菜票面值不同,颜色也不同,这些饭菜票,外婆小心翼翼地用牛皮筋扎好,关照我:“饭菜票藏好,不能把饭菜票给搞丢了,否则妈妈就没有饭菜吃了。”我懂事地点点头。
小妹出生于1967年,正是国家物资匮乏时期,也正是母亲作为产妇需要营养的时侯,外婆还到处托人给母亲找鸡蛋吃。外婆交给我三个铅饭盒,一个小竹篮,嘱咐我:“一个小饭盒打饭,另外二个大饭盒打菜。路上小心,别打翻了。”我拿着外婆交给我的竹篮往母亲单位赶。走进母亲单位食堂,一进门就有母亲单位同事关心地问我:“华军,你母亲生了?”我告诉阿姨:“妈妈生了,是个妹妹。我来打饭给妈妈送去。”一听说我打饭是给妈妈吃,打饭阿姨拿过我的饭盒帮我打好了饭菜,她说:“你妈喜欢吃什么我知道。”母亲住院几天都是我从母亲单位打的饭菜。我记得母亲出院这天,外婆让我带上一床被子,母亲出院手续也全是单位同事帮助办好的,他们推来了一辆大板车,把我带来的被子垫在下面,母亲用毛巾包着头,睡在板车上,护士把小妹妹抱过来放在车上,单经同事帮母亲盖好被子,再一起推板车回家。
1969年,外婆去世了,母亲把饭菜票的使用大权交给了我。母亲工作很忙,基本顾不了家,她把小妹寄宿在同事家,我们全家吃食堂。每天三餐饭都由我打回家。我16岁参军到部队后,母亲的负担就更重了。我当兵前大妹也跟着我去母亲食堂打过几次饭,我当兵后就由小妹接过饭菜票,拎着小菜篮继续在母亲单位打饭菜。
我再一次看到饭菜票是在野战医院里,1973年我提干了,离开了吃大锅饭的战士食堂到干部食堂。野战医院的饭菜票颜色是饭票一种,菜票一种,只是面值不同,饭菜票以棕色为主,为便于收藏,我也用牛皮筋捆起来。
1982年我转业到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用的仍是饭菜票。市二医院用的饭菜票是用塑料做的,颜色有天蓝、黄色、粉色三种,上面有不同的面值,饭菜票的正面印有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字样和印章,背面写着“仅限本单位职工使用”。饭菜票一直用到我离开医院。
1992年我调动到浙江教育学院,即现在的浙江外国语学院,时间跨入到九十年代,饭菜票再也不是纸质和塑料的模样,它被一张卡所取代,教工的“就餐卡”只要往里面充值就可以了,买饭菜的时候卡往机器上面一放,就显示出你用了多少钱,剩余多少钱。
小小饭菜票过渡到饭卡,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有一天,饭卡或许也将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先进的方式。饭菜票虽已经远离了我们,但它带给我的记忆留在了我的心里。
来源:浙江老年报 沉香版 读者:胡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