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 陈金林

觉民

口述者：陈金林

整理者：陈诗洁

时间：2017年3月31日

地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教室

       陈金林，男，1950年9月12日出生于宁波市慈城镇。1967年毕业于慈城中学，1969年至黑龙江集贤县插队，1972年回到慈城在本地插队，从事社办工厂销售工作。1976年至河南灵宝县，年底通过内招进入秦岭金矿工作。1985年4月份调至河南第二纺织器材厂，后任该厂职工子弟学校的校长。1993年国有体制改革后，在河南成立华林物资公司和欣荣钢丝厂。2004年在无锡创办公司，并享有知识产权。

　　一、童年生活：一个时代的印迹

　　我于1950年9月12日出生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那时的慈城镇是慈溪县县城所在地，其实我的出生地应该算是慈溪县。1954年随着国家的行政区划调整，慈城镇才被划分进了市区。慈城虽然不大，但是作为县城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慈城在明代有非常完备的城墙，但在抗战期间被毁了。这个县城里面出了五百多位进士，慈城以中间为轴线分成了两个部分，西面的是冯家，东面的是俞家。这个地方的人有一个特点，古往今来，女人就是待在家里相夫教子，而男人在十三岁至十六岁这样的年纪就要出远门了。因为出去的人比较多，见的世面也比较广，所以慈城人非常有思想。慈城出过的名人很多，中国的第一部英汉字典的总编是慈城人，这本英汉字典的汉语解释里很多都带有慈城的官话的特点。慈城人讲话和宁波市区的人讲话是不一样的，跟余姚人也是不一样的，带有一点点普通话的味道。

　　我出生在慈城镇上的察院巷，这是一条很小的巷子，长度大概一百五十米，只有十三个门牌，住着十三户人家。巷子虽小，却有四大文化保护古迹，分别是状元殿、尚书第、国之重臣和程氏祠堂，这条小巷现在也作为江北区返修的主要文物点。小巷在历史上出的读书人非常的多，古时候出了不少状元和进士，现代也出了许多北大、清华的学子。我小时候爸爸在上海工作，我妈妈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人在宁波，其实我们家有五个孩子，但是我的大姐在我出生那年就已经嫁到了上海，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了。我们这一个门头里面有五间房，住着两家人，分别是我们陈家和罗家，我们这两家人做了72年的邻居。几十年来我们这两家人从来没有吵过架，相处得非常和谐。

　　我出生的时候刚刚解放，那个时候是很贫穷的。毕竟从清朝开始一直到四十年代国民党共产党内战，战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常年的战争把经济拖垮了。那个时候一分钱能买两块小糖，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能吃上一颗小糖，就很不错了。穿的衣服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穿着有补丁的裤子是时髦，那个时候是穷到买不起衣服。孩子多，大家都吃不饱饭，有吃的都给孩子，大人是舍不得吃的，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补充营养。我家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爸爸是在上海工作，一个月有六十一块钱的工资，每个月还能寄回来四十块钱。而慈城本地人的工资实际上只有二十一块，但是我爸一个月能寄回来四十块。再加上我妈妈那时候也有工作，所以我们家的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好景不长，58年的时候我家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那年正是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本来慈城边上有很多的参天大树，在那次运动中全部被砍掉了，连家里的铁器也被大量回收，这间接地造成了三年的“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就是把生态破坏以后造成的三年干旱，大家都没了饭吃。我妈妈在食堂工作，炊事员会给我们一点照顾。到食堂去吃饭，标准早上是一两的粥，那么我的粥相对来说会比较稠一些。这个时候我家是城镇户口，都有定量的，我一个月是23斤，按照现在来说23斤粮食应该是够的，但是在那个年代23斤根本填不饱肚子，因为我们没有肉吃，肚子里没有油水，光吃粮食是吃不饱的。

　　那时候所有物品都是凭票买的，包括火柴、香烟、盐。我们家那时候是每人每个月4两油，半斤肉，这些也都是要凭票买的。我小时候吃到一块饼干也都很不容易，哪怕有钱、有粮票，但是没有饼干票也是买不到饼干的。我们家好多邻居的生活就更不好过了，他们是农村户口，跟我们差别很大，每年上交公粮后，分到家稻谷很少，只能用草根、树叶补充，混合着吃，渡荒年。他们腿上都是浮肿，皮肤也失去了弹性，手指按一下就是一个坑。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因为没有足够营养而导致的肾炎。

　　我爸爸是1962年上海压缩城市人口时回到慈城的。我是1958年进的慈城一小，记得学费是一块八毛钱一个学期。学校在一个祠堂里面，一年级到二年级是分部，三年级到六年级是本部。小学六年我只买过一个书包，从一年级用到了六年级。我在班里是很捣蛋的一个学生，但是我的成绩非常的好，在班里当班长，老师也都很喜欢我。

　　二、少年时代：接连不断的运动

　　1964年我进了慈城中学，进这个学校读书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当时慈城有两个中学，一个是慈湖中学另一个是慈城中学，按照家庭成分来决定去哪一个学校，慈城中学是家庭出身不太好的人去的学校，出身好的都是去慈湖中学。我家的成份是手工业者，不是地主富农。说实话，我觉得我家的成分也还算好，可还是把我分到了慈城中学，可能还是认为我家的成份不好吧。

　　中学时期是对我人生影响比较大的几年，我本来是67年毕业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69年才得以毕业。我人生的第一个低潮期从66年开始了，66年5月16日，中央发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5号，毛主席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个时候我们都年纪小，只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重要指示，也不太明白里面的意思。因为慈城是一个小镇，消息相对来说来的比较慢一点，那时大家都没有电视，只是通过广播听到这条指示，之后学校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我初中也是当班长的，停课几个月之后，我们学校就组织了教师、学生赴京去参加九月十三号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当时学校实行无记名投票，我的得票率是全校第三名。投完票后班主任就找我谈话了，他说你得写申请书参加红卫兵，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当代表上北京就要申请当红卫兵，老师说你要上北京就一定得是红卫兵。于是我那时便申请成为了红卫兵，上了北京。我记得上北京经过杭州的时候还有人敲锣打鼓欢送红卫兵进北京，到了北京站我们就马上被组织排队上天安门广场去了。我们手上拿着毛主席语录，站得很远，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广场。前面的人说毛主席出来了，大家都蹦啊跳啊特别兴奋。

　　从北京回来学校就开始不上课了，大家都开始写大字报，学生和老师也都分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晚上八点到八点半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听完广播之后就敲锣打鼓，欢呼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正规的系统教育没有了，每天就是搞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了。这种悲剧在我现在看来是一种对人的摧残，本来那个时候学生应该是读书的，可是处于毛泽东时代的我们只知道忠于毛主席。只知道写大字报，写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后来上面又提出来要进行革命大串联，所以我们这些学生又开始全国各地串联去了，一帮思想还不成熟的孩子去全国各地点火。我们坐火车是免费的，到了哪个地方只要说自己是红卫兵就有吃的有喝的，天气冷了还会借给我们棉衣穿。你要离开哪个地方，当地会给你路上三天的钱，有的地方比如郑州给的是馒头，但是我们通常不要馒头要钱，因为我们南方人不爱吃馒头。那时候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在大串联时期工厂运作还没有乱，但是学校已经开始乱了。慈城的乱跟北京南京上海这些城市的乱不是一个概念，那些地方大学的学生比较多，干的事情更出格一些。但是我们初中生只会跟着别人走。北京高干多，那里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已经开始打砸抢，可是慈城有一个城墙围着，城墙里面的人在海外或者台湾都有关系的，不需要谈你是工人阶级我是地主阶级，虽然你可能是一个贫下中农，但是你家有亲戚在台湾或者海外，所以在慈城这个地方很少有谈论阶级成份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扫四旧，其实就是红卫兵看谁家不舒服，就可以进他家扫四旧，把他家的柜子砸了东西翻了，这是造反有理，在当时没人敢说你。慈城这个地方没有到那种程度，我跟着别人去过几户人家，还有人家里存有国民党的党旗，这在慈城这个地方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几乎每家人家都和国民党有着联系。镇上相对来说有钱人也比较多，扫四旧期间我见的小黄鱼（黄金）也很多，而且慈城人还有不少穿着皮大衣皮袄皮背心。慈城书也很多，还有许多文化大革命时候的禁书。在慈城也没有什么大的武斗，整体来说慈城的文化大革命比较平稳。

　　从我们家的遗传基因来说我们家的人基本上都是会读书的，当时我哥哥已经在外面读书了，在慈城的是我和我妹妹两个人，我妹妹比我低一届是68届的，我是67届。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贵人，是我同学的爸爸郑寒奋先生，他对我一辈子影响蛮大的。我因为没有事情做，经常去同学家里走走串串门。那位同学家庭出身不好，算是历史反革命。但是他的父亲教会了我许多道理，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是以下几点，一是他跟我说看报纸要倒着看。多看几遍，换位思考分析问题。第二是要着重看右上角的头版头条，一般一个礼拜一个重点。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带着这种思维看报纸的习惯。第三他看书从来不折书页，而是用书签的，所以我现在看书也是这个习惯，看书也是夹书签的。他看书看报的习惯一直影响我到现在。另外他还给我灌输了地理的概念，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向他说起福建省南平市，他马上告诉我这个地方在东经几度几分，北纬几度几分。还告诉我这个地方有一棵著名的树，树的直径是多少。因为他的影响，我现在到了一个地方也会在我的游记上记录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坐标。他也是我生理学的启蒙师父，他告诉我在古代有十里不授亲的说法，同一个姓的也不能成一家，这也使我终生受益。文化大革命期间郑寒奋先生告诉我的知识给我之后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文革期间当别人都在造反的时候我偷了好多书，有不少是禁书，印象最深刻的是《金瓶梅》，这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看的，但是这本被我藏在抽屉里的书最后还是被我哥哥发现并烧掉了。文革期间，我做过学校的革委会主任，但是我是问心无愧的，我没有打过人，也没有主动到别人家里去抄家，也没批斗过老师。那个时候打老师是很正常的，那些懵懂无知的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的时候，大多是血气方刚没有什么理智的，老师上课时讲到论点、论证、论据一定会讲一些具体的实例，学生抓住他的一句话哪怕是一个字就可以把他拉到台上去批斗。我虽然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我没有动手打过老师一个耳光也没有去踢过老师一脚。

觉民

　　三、知青经历：难忘的八年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这些人已经不太听话了，破坏性非常强。老师是管不住的，军宣队管不住，父母更是管不住，已经到了无法无天任意妄为的状态了。读书没的读了，那这群人怎么处理呢？有天晚上突然听到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句话我是非常有印象的。毛主席发表这个讲话那天，有人事先专门通知晚上要收听广播，可见它的重要性。那天晚上收听完我们也没有理解这条指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有怎样的影响，大家和以往毛主席发表指示一样，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去了。没想到不多久这场风暴就真真正正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了。66、67、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都要去农村，当时我们都想不通，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我的哥哥姐姐都已经有工作了，所以我家要去的是我和我妹妹。给我们家的指标一个是当地农村，一个是黑龙江。我去黑龙江，我妹妹去当地农村。当时说的是自愿报名，可是不自愿也得自愿，只要你家里有谁不愿意你去，就要被送到学习班里。当时有很多人不愿意去，所以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第一种在各自父母单位里，负责办学习班。是什么时候报名去，什么时候学习班结束。第二种是批斗学生的父母，罪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第三种是针对那些报好名却在火车开的时候跑掉的人，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按期走人。
　　记得宁波第一批去的是到萝北县，我们是第二批，我们还没走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消息，第一批去的人被抓起来了好多。萝北县处于中苏边境，一般中苏谈判都到中国境内来，因为中国境内有吃的东西，而苏联很少。知识青年由于年少无知，就把为了准备谈判布置的东西抢了，部队把这些知青抓起来作为反革命处理了。黑龙江政府马上向国务院汇报，说这帮人抓起来了。没抓的这批知青把电报拍到了宁波，这边的家长开始闹事了，孩子刚刚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被批成了反革命，家长自然是无法接受的。最后上面的处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当兵的都必须向知识青年道歉并放人。
　　我们去黑龙江的时候没有家里人送，因为第一批知青去的时候有很多家长在慈城火车站又哭又闹，舍不得孩子走。为了避免第一次发车时的现象再出现，我们第二批是出发前一天晚上先拉到宁波的，住在宁波地区第二招待所。凌晨四点天还没亮就让我们上了车。因为害怕火车发不了，没有让家长知道确切的发车时间，走的时候大家想着反正要离开家，就把招待所里可以拿走的东西都洗劫一空，这个事情想想还是蛮可怕的。火车上是军宣队护送我们，到徐州的时候，丢失了一批人。因为淮海战役是以徐州为中心打的，大家到了徐州都很兴奋。一到站就马上雇了汽车走，我们车厢最后只剩下了五个人，其他人都出站了。火车要发的时候人却不齐，徐州就马上派人找。知青专列往前开，停靠在小站上。知青们赶乘后面的特快列车。为了这帮知青在小站临时停车。出现了那次大乱之后，火车就不敢随便停了，一路上的一些大站都避开了。毕竟给知青带队的人责任非常大，少一个人就无法向上面交代。
　　离开家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我爸是光绪年间生的，七岁闯慈城，他的一生很不简单。我妈妈十四岁离开家到县城。我哥哥姐姐也去外地读书成家了，我那时候感觉出门是很正常的。我们去的是黑龙江的集贤县，大队是在火车上分配的。当时军宣队的人跟我的关系很好，他把我叫过去，告诉我我们这个车厢的人将来要分到六个大队，问我想去哪一个。他给我介绍完集贤县集贤公社六个大队的情况后，我选了元丰大队。元丰大队离乡政府只差一里路，而且它是种菜的，当时我想着，在东北种菜生活条件一定是不错的，就到这里吧。我的思路和我的同学相比是有些不一样的，比较务实，因为我一直都在和比我年纪大的人相处，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之后，我们到了福利屯站，但是火车到了也不让下车，因为火车提前到了，集贤县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很快派人敲锣打鼓欢迎我们，下了车之后马上就上汽车去往各自的大队。到了村里后女同学都留下来，男同学返回火车站卸行李。最开始我们十几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后来村里专门腾出了五间屋给我们住，吃饭也有大嫂来给我们做。在下乡的第一个月我流过一次泪，我们一起去的女同学都特别爱哭，一个人哭了一屋子的女孩子都开始哭了。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东北的夜空是很清净的，没有一丝噪音。我望着天上的北斗星，想着以后何去何从，真的要在这个地方当农民？想想未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这样流下了知青生活的第一滴眼泪。我自己默默地哭着，没有告诉一个同学。
　　我们刚到的时候语言不通，因为读书的时候我们讲的都是当地话，不会讲普通话。平时吃的东西也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不过，我们这个大队的生活确实比其他的大队好，粮食供应是足够的，一年还赚了七十几块钱，东北的老乡有宽阔的胸怀，他们土地也不多，但是一下子就接受了将近20个年轻人到村里面来，而且不管男女只要参加劳动就给我们记上十分工分。第一年我们是在地里干活，一天一块两毛八，到了年底分到了七十几块钱。县城到我们乡里的汽车票是三毛一张，我们在火车站地上捡到汽车票后洗洗干净，送到乡镇的知青办。知青办的那位老耿同志知道我们是捡来的，但还是一张张给我们盖了章让我们去报销。
　　第二年村里将我们送到了镇上的粮库、酒厂、房产所等地方上班做临时工，出去每年给村里交七十块钱买粮食和油，剩下的钱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月基本上可以挣一百多块钱，以那个时候的物价来说，我一个月的工资都可以买辆自行车了。当时我们男同学都有自行车，感觉也挺幸福的，后面带着女同学，在乡间兜着风。大队把我们送出去，赚的钱都是我们的，但是条件是别在村里捣乱。那个时候南方的工资一般都是18块或者21块一个月的水平，北方兵团农场是32块，但是我们已经挣了100多块一个月了。对我们来说，来往的火车票已经不用发愁了，还可以每个月寄钱回家。我有一个同学，每个月都可以寄几十块钱回家，让家里人感到脸上很有光彩。
　　在我的知青生活里面，我只下过三个月的地做农活，其他基本上都是在房产所或者工厂干活，我还去修国防公路过，不过，他们让我去连部当文书，真正比较辛苦的活，比如拿铁锹挖土之类的，我是没有干过的。因为编制是农民，所以工作不稳定。我比较得意的是做建筑工，在这方面我认为我还是有天分的，有个师傅特别喜欢我，他的成分是富农，可我并没有因为他的成分不好而不和他往来。我跟师傅两个人可以把烟囱砌到七米高，可能是因为我的活干得不错，所以师傅很欣赏我。
　　我们这批知青都非常团结，团结到谁也不敢来欺负我们，也没有人敢偷我们大队的鸡和鸭，其他大队的人在别处偷我们是不管的，但是他们不能到我们大队里偷。我们大队有十九个人，有七八个女同学，我们大家都把女同学保护得很好。那年我们要回宁波探亲，我们几个男孩子分成了几组，然后女孩子选择自己要去哪一组。我们八个人只买了两张火车票。到了金州，六个人爬出车厢，换乘公共汽车到大连火车站。留下两个人负责八个人的行李从大连站出站。从大连到上海买船票，一路上的钱是大家平均摊的。那时候一张火车票是可以算好时间反复利用的，每个人都有任务，比如说我1号买完票先走，我这张火车票是不能叠的，路上要一直把它夹起来，保持它不破损。到了上海马上从上海邮政局寄回去。第二个人接到信之后马上走，那时候车票的有效期很长，有机会反复使用。我们走的时候都是两个男同学背行李，女同学基本上都是下车之后跟着其他男同学坐汽车。我们从宁波回去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是男同学只管男同学，女同学只管女同学，是男女同学搭配好的。这段经历使我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现在只要我回宁波，当年的插友马上就凑在一块吃吃饭说说话。虽然过了很多年，但是感情依旧。
　　跟我一起下乡的知青有留在当地结婚的，有四种情况，一种是他在宁波家里并不是非常温暖，可能家庭有欠缺；一种是他以前是老革命家庭的孩子，是从北面打仗过来的，他们的爸爸妈妈是部队的作风，这些孩子有的就在当地结婚了；第三种是到了那边之后感觉实在是太苦了，就想要早点成家，得到当地公公婆婆或者丈人丈母的照顾；还有一种是长得比较好，围着他的人比较多，选择余地和成功率也就大了。我们大队的知青基本上都回来了，只有一个在当地结婚的没回来。他慈城的爸爸妈妈去世了，慈城的房子因为是公房也被收走了。他的哥哥姐姐都在上海杭州工作，慈城这一块想回来也没有落脚的地方。于是他在那边结婚生了孩子，异地结婚也有一个好处，孩子非常聪明。他的孩子比较有出息，考到了浙江大学读书，现在夫妻两个就跟着他们的女儿在杭州生活了，相比校而言，他们的经济条件比早年回来的人还是要差一点。

觉民

　　四、回乡再离乡：人生需得贵人助
　　命运的改变是很偶然的，72年10月份我第二次回来探亲了，碰到了一个小学同学。当时计划经济，物质紧缺，买材料要靠门路。这位小学同学问我有没有办法搞到铜，我就帮他写信问我姐夫。我姐夫告诉我可以的，我就跟同学说半吨铜可以的，就买了火车票去重庆帮同学买铜。当时拿货是不用先付款的，货可以先发走，到货了再把钱汇过去。那时候材料供货紧张，能搞到半吨铜就已经不得了了。货到了宁波之后我同学对我说你不要回去了，把户口迁回来吧。我帮他们弄到了半吨铜，他们就帮我把户口迁回来了。我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回来，更没有像有些人一样处心积虑地想尽办法回来，这真的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回来之后我当了乡镇企业的采购员。迁户口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小波折，当时慈城派出所有一位领导的老婆迁户口的时候解决不了粮食关系，而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区别主要在粮食上，他们就跟我谈，你户口迁进来可以，但是你得给我们三个指标。我问他什么指标，他说是粮食指标，也就是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粮食供应关系。于是我就跟我的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说了，因为有很多年的交情在，我就跟他说派出所有点难处让我帮忙解决解决。他说他了解这件事，他能办成他老婆和他孩子的粮食关系，于是我就这样解决了派出所一位领导一家人从农村供粮关系到城市供粮关系的难题，之后我的户口也解决的很顺当，这也就是我说和年纪大的人相处有利的地方。
　　我在慈城的乡镇企业的工资是六十块一个月，也有每年的供应粮。慈城那个时候的工资大概二十块一个月，而我能挣六十块，这已经是高于他们三倍的工资了。我那时候在乡镇企业帮他们采购原料还有量具，量具实际上就是千分尺。量具虽然控制的比较紧但是我很容易搞到，因为我有两条线，一条是我姐夫，另一条是上海铁路局物资处，物资处这条关系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立的关系，我在这里干的这几年可以说是非常顺的。
　　我有位同学隔壁的邻居是位算命先生，有一次我去参加这位同学的婚礼，结束了之后他给我算命，说我这个人是待不住的，我成事在北。没想到我的人生真的证实了他的话。算完命之后才过了两个多月，当时慈城政府的二把手在路上见到我把我叫过去，说我在知识青年返城的名单之上，我可以从农村户口恢复城市居民的待遇了，他还把前一天开会的记录翻给我看。我蛮高兴的，感觉自己要结束农村的身份变成城里人了。后来名单报到了宁波市内务局，有人告我，说我是自己从黑龙江逃回来的。被别人告了之后宁波市就不能批我了。那天我正住在上海浙江中路的旅馆里面，我的外甥突然来给我送信和电报来了，我拿到了四封电报两封信，是我哥哥连续发到宁波的，他让我马上迁户口去河南，他可以给我内招指标。于是我马上乘了零点从上海回宁波的火车回来，打算去我哥那边了。但是乡镇企业不让我走，说你不能走，这边的企业办好是要靠你的。人确实得有贵人相助，我找到我的同事，告诉他我准备离开了，我来的时候你帮了我的忙，走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卡。他说你走吧，你在慈城这个地方想上去还是比较难的。之后我就用他又给我的三个粮食指标换取了迁户口的机会，事情只用三天就办成了。
　　我的知青是三段的生活，这三段中的户口迁移都是我自己办成的。到了河南三门峡市灵宝县之后在那边待了半年，我没在地里干活，而是在503仓库上班，从事要账的工作。在我这三段知青生活中，我没有干过什么要出力的活。我读了很多书，这应该归功于我好学。比如说我当采购员的时候自学了《机械手册》《机械制图》还有《力学》《地理》和《心理学》。这期间我还接触了宁波大学姚国雷老师，他是教《政治经济学》的，我也对这方面有点兴趣。我在这期间经常跟他联系，因为他是专业的，教的就是这门课。我向他讨教了如何学习这片《政治经济学》的课。在这段时间我也为之后的工作生活奠定了一点基础。譬如说我当采购员的时候我马上会去学机械制图，学着看各种图纸。也会去《五金手册》里看很多要用的资料，很多化学方面的东西我也都开始自己钻研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政治经济学》里的《地理环境论》，地理环境论是当时学校不太教学的。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没参加考试，因为高考对我而言已经不太现实了。大返城的时候我对回宁波这件事情也不是非常强烈，我觉得人就应该闯一闯，从我们家来看，基本上是一代移去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家最远的是在阿根廷，那边有我们家族的二十三口人。

觉民

　　五、秦岭金矿：我的身份转变
　　76年底，在我哥哥嫂子的帮助下，我进了秦岭金矿。当时国家要求发展黄金事业，而李四光的《地质学论》曾经提到过秦岭山脉有大型金矿，国家就派人在秦岭山脉上寻找黄金资源。秦岭金矿是不归地方上管的，它是四大黄金基地之一。金矿刚办起来的时候，从吉林长春调了一批工人，从嘉峪关和云南锡业公司调来一批干部。那时候我哥哥看到弟弟还是农民，就搞了一个内招指标给我。实际上我去金矿的时候年龄已经偏大了，但我把户口簿上的生日从50年改到了52年，最后招工进去了。通过内招指标进来的人分成了直系亲属和旁系血亲。直系亲属都是职工子女，基本上是十五到十八岁的人，他们都是比较轻松的工作，而我们这种旁系血亲也就是职工的弟弟妹妹只能分到井下工作。
　　我去的时候哥哥嫂子也担心，怕工作不好弟弟会埋怨。这时候我也没有想很多，就直接去了，秦岭金矿的一个坑口，它在海拔1998米的地方，处在秦岭的北坡，离矿部有18公里。办完招工手续之后我哥说要送我上去，我说不用，你弟弟已经很大了，可以自己去的。去了之后发现那里有1000个人，只有18个女的，其他全是男的。上面非常冷，零下二十几度。我本来是想要在那个阶段结婚的，但是到上面一看都是男同志，那十几个女同志要么年纪太小只有十五六岁要么结过婚，现实摆在眼前我也没有办法。这时候我年龄是偏大的，但我掌握的知识给了我一条新出路。
　　中国人成功的出路我认为有这几条，一条路是读书，用高文凭挤进上流社会。第二条路是当兵，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用命来换取功名。第三条路是进商界，尽快地往上爬，积累财富。第四条路是造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当时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征兵是1968年的上海警备区，身体检查我是合格的，但是我政审不合格。我的祖宗也没有在我的血液里给我造反的基因，那我只有两条路，上学和进入商界。在秦岭金矿，我一看人员是以男生为主，而且大部分是来自农村没有文化的，我就想要尽快改变自己的现状。我的秘诀是敢干加上巧学。我看到当时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就开始给大家讲故事。我那时候一个月有一百三十几块钱工资，我每天讲一个小时故事，讲完了之后他们就说你可以走了，你的活有人帮你干了。我讲了三个月故事之后，就在这个坑口有了一点小名气。有一次我去哥哥家，我很自信地对哥哥嫂子说你们不用担心，别看现在我是被人管，可是用不了多久，我管他们，其实我的这种自信就是我的知青生活的积累。
　　我也觉得自己的知识面不全面，于是我开始和技术处的人学《地质学》《采矿学》还有《测量学》，因为在矿上用的最多的就是测量方位，方位角几度几分，矿脉走向怎么样。当时技术组的人都是中南矿业学院的，跟我哥是同学，我就问这帮人借点书看看，有看不懂的地方再问问他们。我看书基本上是倒读法，我没有现在的学生那么好的条件可以坐在教室里安安心心地从头到尾的读书，我是今天干什么工作需要什么原理我就翻到书上相对应的章节，做笔记。包括我学地质学还有力学这些我也是用倒读法，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马上翻书学，学了之后立即运用到实践当中。虽然我掌握的知识在学校里可能讲不成，但是在工人队里我就是他们的老师。我讲了三个月故事后，领导让我参与工资调度小组。原本的涨工资制度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不是每人都能涨工资，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可以涨。我就给区长出主意，如果按照百分之四十的人可以涨工资的话，四十个涨工资的人固然高兴，可是剩下的六十个人肯定心里不快活。现在我们将人员分分好，一剖二，就八十个人涨工资，砍掉二十个肯定涨不了工资的，比如说出勤率低，质量安全方面出过事故的人，剩下的按照贡献率分成不同档次涨工资，还要保证头头肯定涨一级。我提出来涨工资的方法之后他们就让我来管涨工资的事情了。我保证领导涨一级工资，大部分人都有半级工资涨，只卡掉了少部分肯定涨不了工资的人。搞完之后他们就觉得新来的这个浙江人还是蛮有办法的，于是我就在秦岭金矿站稳了脚跟。
　　在金矿里我只干过不到半年的体力活，但是在半年普通工人的生活里我的心还是比较平的。农村来的工人比较多，农忙季都要回家干农活，于是我和另外一个人就要多干几个人的活。我还帮助工人解决了信纸信封的问题，那时候用单位的信纸信封寄信回家，家里人看到都会觉得不得了，这是有单位的人呀。工人是拿不到信纸信封的，但是我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给他们。半年以后我当了带班长，负责点名、检查，这样我就开始往管理层上走了。我从普通工人到管理层的时间很短，这归功于我下乡的那段经历，那时积累的经验给我的帮助非常大。给工人布置工作的时候我也在不断地学习，让自己往上走，而不是停留在原有的水平。如果停留在原有水平说明这个人没有野心，那永远只能当一个普通的人。
　　我在工作中意识到，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性格和行事作风。我这个人首先受到了江南文化的熏陶，然后受到了东北文化的熏陶，之后又受到了中原文化的熏陶。我在秦岭金矿的那几年表现出了浙江人的爱动脑子和勤快，还有浙江人的好学奋斗和奉献。在秦岭金矿的最后几年，我认为我有胆量。我刚到河南的时候，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是端着盘子在地上围成一圈，桌子也没有。中间是八盆冷菜，然后大家就开始喝酒了。我当时很奇怪，喝酒怎么还没上热菜，等到酒都喝完了，菜才上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是蹲着吃，有凳子不坐。他们喜欢蹲着围成一个大圈，来了人之后圈子围的越来越大。于是我就查阅了资料，河南这个地方，受三大自然灾害比较多，兵灾、水灾、虫灾非常的多，这样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得到的家业，一场洪水就没有了，一场战争也没有了。所以河南人连家里的桌子都不准备，因为家业可能很快就没有了。长期以来的生活状态使他们养成了蹲的功夫。了解他们的习惯之后我就想着如何和河南人相处，因为工人基本上是河南人，而东北人主要是搞管理的。我发现河南人特别恋家，三天两头家里来电报，并且经常以家里人生病为借口请假，人一走就造成了岗位的空缺。在一次会议上我就针对这个事情发表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应该根据每个人家里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地理位置，麦收的不同日期给假。
　　我一直在说，机遇人人都有，关键是你是否善于捕捉机遇和利用机遇。我对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作业计划的安排，员工的思想工作以及每个人家里是干什么的，我都了解的非常清楚，这是我的一个特长。我到了一个单位就会把所有人的家庭情况了解清楚。如果要请假回家事先就要说好请假时间，到了时间必须要回来。这个方案实行的很好，之后我又升了副区长，副区长是以工代干，要做很多工作，比如算工资统计这些。我这个人是有一些小野心的，虽然副区长不是我的目的，但是我肯定能干好。
　　我从普通工人转换到了以工代干的岗位干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一个机会又来了。党政两方闹矛盾，行政这一块都是大学毕业的读书人，都是一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党务这一块都是部队回来的，而且这一帮人基本上是河南当地人。行政的那批人看不起党务的那批人，认为他们一点文化都没有，采矿工作一点都不会干。而党务的认为共产党领导下你们都得听我们的。河南人喜爱政治，在河南哪怕一个小老百姓都会说朱镕基和我们家有亲戚关系。因为他们的矛盾，一千个人吃饭的食堂开始断粮了，于是矿领导就需要一个人既能跟党务人员相处，又能和行政人员相处。那天我一点多下班回来准备打水洗澡，党委书记让我吃完饭赶快到办公室去，我去了之后他马上当着坑长的面宣布让我来当副坑长，这样一来我就成为了科级干部了，而且是党政兼职的。事情很突然，事先也没有找我谈过话，正式的干部指标还没有到，我就马上参与到了解决职工吃饭的问题中来了。我很成功地做好了人群的分析，将每个人不同的特点分析的很成功。我做的事情给别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领导们都知道我是很能干的。过了半年，冶金工业部的转干指标才下来，这大概在81年左右。我转干的时候党委书记对我说:“小陈，你转干的年纪大了一点，但是在这批人里面你是最年轻的。有的人50年代就以工代干了现在才转干。”我这个跨越用的时间并不长，我很快就适应了工作。
　　我到干部岗位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解决一千个人断水断粮的问题。那是冬天，冰冻严寒，公路交通中断，水管都冻住了，大家都没有饭吃。我一个人步行十八公里到矿里面求援，请矿领导派车往山上送粮，山上职工在半路接粮，三人为一组背一袋面，我们已经吃了半个月的炒黄豆了。解决了粮食之后，水还是没有，管子已经冻了好几天了，实在没办法我就只好冒险了。那个时候我还管着五个民工队，我通知民工们去澡堂把本来准备洗澡的水往食堂挑，可是还是不够。于是我做了一个到现在为止我仍然非常愧疚的事，河沟里面还有一滩水，但是旁边有厕所，那天晚上把那里的水也挑到食堂去了。现在想想真是亏待了这些人，但当时的情况是不喝这个水明天食堂就要停餐。现在城市里的人都很讲究，但是当你处在那个环境当中还会管卫生吗？交通中断了，电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候只能先用这个地方的水救急了，也不管水里面有没有什么大肠杆菌，只能喝啊。现在说起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愧疚，那些工人不容易啊，我后来也向他们赔礼道歉，虽然他们也表示理解我，但这件事始终在我心头难以忘却。
　　恶劣的生活环境确实造就了一批人。在当时那个环境有只干了半年多就得矽肺病死亡的，因为吸入了太多粉尘，堆积在肺里，肺的功能就慢慢退化，最后是一口血憋死的。有一个人才参加工作半年就得了这个病，他家里很贫穷，每天只吃烧饼、稀饭、咸菜，肉不肯吃，蛋不肯吃，酒也不肯喝。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家人身上，自己却垮了，这样的人并不是个例。在当时那个工作环境中待过的人多多少少会有点肺病，我去年回河南去的时候还有人问我现在喘不喘，我说我现在还有一点点，他说他还挺喘的，我就跟他说庆幸的是我们都还活着。  
　　国家开始搞企业改革之后，秦岭那个地方也开始了承包制生产，我那时候已经是一个中层干部了。这时候要一个人去井下搞采矿，承包经营工作，没人愿意去，那里太艰苦了。我当时已经有了离开金矿的想法，我结婚的时候曾经和秦岭金矿有一个协议，我跟我老婆结婚三个月她调动工作，分居两地，我在这里服务八年。我看时间也快要到了，就跟矿里说：“我可以去，但是我完成承包期之后要放我走。”矿里答应了，我就这样从井上调到井下采矿工作。矿山的工作就是四块石头夹一块肉，矿洞炸开来高度只有一米，人像狗一样在里面爬。我的承包企业干得很成功，当时他们要提我当经营矿长，按照行政级别来说是副团级。即便如此，我也认为自己该离开矿山了，我想要调到我太太的单位，和家人团聚。
　　在秦岭金矿这几年我所用的方式方法，是东北文化和河南文化融合。秦岭金矿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变时期，我非常荣幸地完成了从普通工人到干部的身份转变。

觉民

　　六、河南二纺器材厂：经历了几次转型
　　85年的4月份我调到了河南第二纺织器材厂。到了我太太的单位之后，我又进入了低谷期。我以前一个月有150多块钱的工资，到了新单位之后，我的工资变成了六十一块一毛九了，我太太的工资也只有四十块，家庭收入一下子就低下来了。
　　河南第二纺织器材厂是66年从上海内迁到三门峡的，属于部级企业。我在原来单位是干部，到了这里只能在经营计划处做总调度室里的一个小办事员。当办事员是经常要值班的，我值班的时候门岗就来问我是不是有后门，本来从外面调来的人是不能到办公大楼上班的，应该到车间当工人。我原来管着千把人，现在到了这里被别人管，感情上是十分失落的。到那个单位时我三十五岁，常常想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当一个小办事员吗？我内心还是很想当管理层管点人的。我原来学的地质学、测量学和采矿工程在这里用不着了，因为河南二纺器材厂是做机械加工的，当时产量非常大，对这方面的业务我还不熟悉。
　　我就跟自己说先稳定几个月吧。我先对厂里的人员进行了分析。这里三分之一是上海人，三分之二是河南当地人，它和金矿不同，金矿是以农村人为主，而二纺器材厂以城市人为主。把人员分析完以后，我就决定先把这个厂需要用的技术学会。我开始学习《机械制图》、《力学》、还有《电镀化学》等等知识。我还学习了高中数学，当时我在中南财经学院也学习过两年半，因为我是半天上班半天学习，去学校的钱是厂里出的。之后我又管厂月度生产进度，因为一个女同志要调到郑州去，她是统计员，为了不扣工资她让我帮她做报表，我答应了她。这样一来整个厂各个车间的生产的所有报表都要报到我这里，这为我的下一步又做了准备。我又抓紧看这方面的书，这样我很快就适应了河南二纺器材厂的生产环境。我做过月度生产计划、季度作业计划和水电气的供应，后来我又当了生产处处长。
　　三门峡市变成了地级市，洛阳地区撤销的时候，有人要调我去三门峡市工商局工作，但是厂领导不放。厂领导觉得我本来就是当领导的，现在既不让我升上去，也不让我调走，他们非常过意不去，就让我当处长了。当时我们有个车间，叫三车间，很乱，有将近三百个职工。车间主任实在干不下去辞职了。这个车间已经乱得结党成派，每天晚上喝完酒都去主任家喝茶一直闹到晚上十一二点。那天厂长叫我去当三车间主任，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下去之后看到这个车间的质量差的一塌糊涂，一喝酒就闹事，而且男同志打牌就把女同志锁在柜子里，把她们吓得半死才放出来。针对这些问题，我开始了三个月的家访，每家我都跑遍了，有些职工家长生怕我把他们的孩子换下来，我告诉他们不用害怕被撤换下来，原来是干什么的，现在继续干什么。大家都是一张白纸，可以重新画。但是有一点，你们必须听我的，你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向我汇报，不向我汇报的我一样收拾你们。
　　家访之后，我们开始给职工上课了，生产主任、工会主席、支部书记，每个人十五分钟讲生产，接下来一个小时由我来讲，生产我是不谈的，留给其他干部讲。我讲的题目跟别人不一样，我讲《自己的老婆好还是别人的老婆好》、《防止后院起火》、《月亮和地球的引力》。我不用给他们谈笼统的东西，就每天给他们讲生理课。我发现闹事男职工的表现是喝酒就喜欢打人，而女职工闹事的表现基本上都是吵架，并且是有周期性的。我让妇女主任把全车间女职工的例假时间统计出来交给我，人的生理周期是逃脱不了28天的，女职工比男职工明显。我那天就把生产停了下来，专门给他们讲《月亮和地球的引力》这个课，讲了足足有三个小时，我讲完的头一天就马上起了效果。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被他们堵住了，跟我说要请我喝酒，今天我给他们讲的他们还没完全明白哩，晚上酒桌上再让我跟他们解释解释。
　　到了三车间后，看到一个叫严大文的工人操作水平很高，我就在厂大会里吹牛了，我说这个车间准备总结“严大文操作法”，同样的一副模具，他比别人的产量多。厂长一看觉得很对，马上叫来了厂里的工会主席，让他派人来总结这种操作法。最后把这个人推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这样一推之后车间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就提高了，我的方法是好的树典型，捣蛋的我会分化他们再各个击破。这样就是抓两头，人群里中间人好管理，主要的生产骨干要着重管理，捣蛋的也要管理，他们不管理好是干不成事情的。干这些是需要钱的，钱的来源就需要胆量了。上一任将三车间交给我的时候只有两千多块钱，但是我看到车间里有很多报废产品可以卖掉，而且库存里还有材料，国有企业半成品库存材料这些是要算成本的，我就跟我们厂的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合作，把这些卖给他，赚来的钱是给车间的，这一下我们有了很多很多的钱。这样我们就有钱支付工人的加班费，以及分配给各个党支部团支部民兵连半年的活动资金。
　　我认为当干部要内方外圆，外面的事情要办的圆滑，但是里面自己要守住防线，还有一条是内清外浊，自己一定要清，不要贪，外面要混一点。外面太清了，清水不养鱼，团结不了人办不成事情。外面要混一点，能办成事情。管事情的时候我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钱不能花在我自己身上，放在自己兜里很容易出事。我们河南二纺器材厂的厂长因此也找过我，说：“小陈啊，你不要给职工办那么多的好事，办了也不落好的。”但只要是我管事，我就要给我管辖的人办点事情。
　　职工子弟学校需要一个一把手，当时厂领导很矛盾，本来他看中了一个总工程师，还看上了一个宣传部部长，但是那两个人跟老师不善于打交道，所以最后叫我去了。学校有五十个教职员工，三分之一是本科，三分之一是大专，还有三分之一是中专生。那天一开完会，领导就找到我，让我去学校当一把手，把学校课给开起来。这个职工子弟学校分为小学部和初中部，那里的老师有不少都是厂领导的亲戚，矛盾很大。我第一次给教职员工的讲话做了一些准备，老师们都是有文凭有知识的人，跟他们讲大话没有用，我那天的开场白是这样讲的：在场的老师一定会好奇，新来的书记兼校长有什么文凭吧？我很直白地告诉大家，我有两个文凭，一个是中国社会劳动大学硕士毕业生，另一个是中南财经学院。有老师问我哪有社会劳动大学，我告诉他们我当知青下乡过8年，也算是硕士毕业了吧。讲完这个，我开始谈我们的学校怎么办，第一个要解决的是拔苗助长，老师总认为自己的孩子聪明，5岁的孩子就要提前送到学校里来，造成职工的孩子进不来。另一点要解决的是智力有缺陷的孩子不能进学校的问题，有的老师的孩子是有智力缺陷的，这样的孩子进来造成了名额浪费。在学校我还是会给教职员工上课，因为学校主要是女老师，所以我讲的主要还是《月亮和地球的引力》，我讲生理知识那帮老师没有我了解，讲了之后几个老师私下里就想来找我聊聊，我说行的。她说你讲这个我们还是能接受的，如果你讲数理化我们的水平肯定是比你高的。通过这样上课的形式再加上我对老师们人格的尊重，我最后成功地跟这些老师打成一片。
　　后来我又被国有企业改革第二次的抛弃了。1993年国有体制改革，从部级企业变成省级企业，后来又从省级企业变成市级企业。1.8亿的资产最后以1000万卖给了别人。有大批的工人干部下岗，一下子原来所有的奋斗都没有了。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个比喻，我们是边角废料，而且还是正规工厂生产的边角废料。不过我相信我们还是有用的，我就自办企业了。当时厂里领导问我需要什么政策，一切都给我开绿灯。我就在河南成立了华林物资公司，就是搞材料的。光搞材料也不行，我又搞了一个欣荣钢丝厂，这个厂是福利企业。我当时养了七个残疾人。2004年，我把那边的厂关掉来到无锡和同事合伙，搞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现在还在。在这个公司我还有专利和知识产权。在搞自主创业的时候我又学了很多知识，养活了一家人，创造了很多财富。
　　回想自己从一个普通人到创办工厂的经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不断地提升自己，向社会学习，精益求精。为什么我们现在说日本人德国人的产品好，因为中国人能做到一个产品好，但是日本人德国人可以保证整批产品都是同样的水平。中国人的产品往往开始很好，后面就不好了。这主要是人家有精益求精的态度，我把这个干好，不是为老板干的而是为我自己干的。我认为人想要得到就应该付出，只有付出才会有得到。这是我一辈子奉行的原则。我现在还在赞助孩子，我有计划的一年一万块钱赞助孩子，远至青海，近在江苏。但是我的赞助是不会通过慈善基金会，我要亲眼见到这个孩子才赞助。

觉民

　　七、男人的责任：家庭与后代
　　我一直觉得自己要有稳定的收入才能成家。在宁波的时候我尝试过找对象，别人也给我介绍过。但我之前的收入都不能算稳定，我希望我自己能拿出钱而不需要爸爸妈妈出一分钱。其实我在宁波家具什么的都弄好了，那个时候叫四十八条腿，家具都是我自己挣钱做的，没有依靠我的父母亲。但是我因为没有稳定工作所以一直没有考虑结婚。
　　我找女朋友有几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条件，我喜欢爱读书的女孩子，我想改变我们家的“基因”。我爸爸他们那一代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我们家兄弟姐妹三个——我、我妹妹和我哥哥是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的。第二个是要孝顺，对两方的父母都要好。第三是要有工作，我特别注重的是第一条。我在河南慢慢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收入很稳定，这时候有一个女孩进入了我的视线，长得很一般，个子也不高。交谈当中发现她特别爱看书，爱读小说和古文。我们在朦朦胧胧的恋爱，然后结了婚，我跟我太太是1979年3月8号办的结婚证，那天正好是妇女节，还给我发了一张奖状。我们买了火车票回宁波，一路上先到了武汉东湖看看，再到南京长江大桥看看，到了上海之后非常巧，我太太的姨夫在文革期间被收上去的房子和钱财都退回来了，姨夫说我们今天是三喜临门，房子收回来了钱也拿到了，外甥女也带着新郎官回来了。于是就请我们到南京东路吃了一顿饭，回到宁波之后我俩也没有办酒席。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当时的选择，我太太的内在素质非常高，她会写四种字体的毛笔字还会画油画和水彩画，会扬琴和手风琴，她当时去秦岭金矿是特招进去的。
　　我们成家之后在80年有了孩子，我的儿子出生在宁波，出生47天之后我又把他带回河南。初中的时候送回来在宁波八中读的书。我跟我太太说我们两个是两国人的婚姻，我是越国的，宁波古代属越国，她是嘉善的，古属吴国。在培养孩子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孩子要健康，在健康的基础之下什么都会成功的。我太太后来去上学，学的是幼儿师范，小学之前的教育都是我太太负责的。在我儿子小学的时候我又在学校工作，我认为教育孩子不要拔苗助长，孩子的智力都是差不多的，没有聪明愚蠢之分。我还认为应该有快半拍的学习，并不是孩子成绩不好了再去辅导。而是孩子还没有上课的时候提前进行辅导，我儿子初中开始，我就给他找了一对一的辅导。我对孩子有一个要求是门门课要上去三到五分。另外我考虑的是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亲，我认为一个合格的父亲第一要刚强，第二要说话算数。答应孩子的事一定要做到，我和她妈妈负责上班挣钱，放假了我们就一块出去消费，每个人都尽自己该尽的责任。除此之外父亲还要有知识面，而且还要有水平地向孩子传达知识。有一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里正能量太少了，诸如现在物价真高，现在的社会不合理等等。在我们家从来都不谈这个，我们家谈的都是一个伟人小时候吃过多少苦最后才能成功。另外一个合格的父亲还要会挣钱，有着强大的人脉系统，后面两点还是很重要的。孩子的成功一方面靠的是他自己的学习能力，但是父亲的经济支付能力以及父亲的交际能力对孩子的成功也至关重要。
　　我还跟孩子说不要原地跟别人竞争，是要踩在父亲的肩膀上跟别人去竞争。我太太以前每天晚上会给儿子讲一到两个小时的故事，我儿子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在宁波上学，我太太都是陪读的。我儿子一考上高中，我就给他买了联想486，这是当时最好的电脑。我儿子本身的机遇也很好，我们采用的是避开激烈竞争的方法。我儿子上吉林大学是我给的建议，我说北大清大浙大你是竞争不上的，你就干脆去远一点的吉林大学。吉林大学的化学系和北京大学的化学系在中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在这两家学校的物理化学报上登出来是有含金量的。去那边读书一呆就是十年，本来他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帮他找好了工作，从上海寄给他工作登记表，但是他告诉我他想读书，我同意了，不供孩子读书的父母要么是脑子有毛病要么是残废。我每个月给儿子的钱里还有让他请女同学吃饭的费用。我的钱是一年一给的，一年的钱都一次性打给他了。我还会让我儿子多帮助人，跟别人一起吃饭要敢于买单。男孩子不能畏畏缩缩，现在的女孩子也会买单的，但是作为男孩子，更加应该买单。在学校里遇到同学有什么反常行为要看看他是不是碰到了什么困难，如果是的话要给他塞点钱，你给他钱的时候不要当着别人的面给，也永远不要提起这件事情来。要默默地给别人，不要让别人尴尬，人家会在心里感谢你的。
　　爱的包容我认为一方面是丈夫对太太的包容，太太对丈夫的包容，还有夫妻两个对孩子的包容以及孩子对父母的包容。这些包容都是相辅相成的。我儿子送我的礼物是一份优秀博士论文，输到国家数据库里的。我的儿子在家也很孝顺，家里吃饭第一碗饭都是给我的。我跟我儿子说：“你只要肯读书，砸锅卖铁也供你读”。我比较过我们一家三代人的两岁，我的两岁吃个糖块都很高兴，儿子的两岁我已经供得起牛奶了，孙子的两岁要喝高档的进口的奶粉。

　　八、反思与感悟：对两代人说的话
　　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现在众说纷纭，而我有着自己的见解。我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职责和义务。共产党1949年执政之后，作出最大牺牲的其实是军人。他们辛辛苦苦打出了一片天下，可是部队养不起他们，于是就地转业了，这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农场形成的原因。他们相对于我们来说更加可怜，没读过书也没吃饱过饭，而我们至少还有一点文化。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已经管不住了，红卫兵五大领袖[ 指 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还跟毛主席较起了劲。毛主席出于政治需要只好让这帮人暂时脱离他所在的生活环境，把这帮人下放到农村，让工厂复工，农民种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帮什么都敢干的学生也确确实实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作。
　　知青运动是一场人口大迁移，这并不是你自己想不想，而是国家决定你去。所以现在有很多知青说自己后悔当时的事情，其实是不用后悔的，当时的年代只能如此。形势并不是你想要怎样就怎样而是国家让你怎样你必须得怎样。我认为知青生活是对人的一种教育，但是是有点可悲的教育。我一直认为敢于付出的人更加容易得到，只想得到的人永远也不会得到。你不要总是考虑自己有什么利益，而是要考虑大家有什么利益。不要说知青生活毁了自己的人生，我认为是因为你没有付出所以才没有得到。我在知青时代不同的角色转换之中最大的收获是我没有把这段日子混过去。知青的这一段生活是我的积累时期，为我后面的人生奠定了基础。我在人生路上的经历不少，我一直走在崎岖不平、弯弯曲曲的路上，为此我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靠着自信自强、勤学好问、敢于冒险和乐于奉献的精神一直在往前走。
　　总结我这几十年来的人生经历，我认为人应该有以下几个精神。做人的前提，我认为是爱自己。然后再是爱家，爱家乡，爱祖国。第一必须要爱自己，不要自卑，要相信你行我更行，自己连自己都不爱，在社会上会被人看不起。其次是要爱自己的家，爱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还有就是要爱自己的家乡，我们有些人现在不太愿意谈自己的家乡，一个人要理直气壮地喊我的家乡美，我的家乡好。还要爱祖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太爱祖国了，如果国家不强大还是老百姓吃亏。我自己办过去美国和阿根廷的签证，这时候我就感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
　　对于家庭与事业的分配我有我的看法，我画了一个圆，在这个圆里，事业占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十二点五是家，这里面要安排男方家六点几，女方家六点几，同事百分之十五点几，不要摆满，留出一点空间，这样可以左右控制随时调配。社会本身是个大漩涡，有上旋和下旋，要让自己不要到下旋，下旋就会被淹死，上旋会因为离心作用甩出去。还要混一点的旋，不要清的旋，清水旋也没意思。混一点的旋既不会被抛出去也不会被淹死，这就成功了。此外，不管你当了哪一级干部都要外圆内方，外浊内清。社会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在不公平当中你在旋涡里旋得到你该得到的东西。我还认为人得有一个狼的精神，在看《动物世界》时我最钦佩的动物是狼。因为狼有两个精神很厉害，一个是它的独斗精神，二是它的团体精神，它既可以单独出战快狠准又可以群起围而攻之。一个人单打独斗是很吃亏的，但是一群人围着轮流做出攻击可以大大增加成功的概率。
　　在婚姻方面，你们以后都会有男朋友女朋友，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婚姻上最好找远一点的，虽然你们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有些不同，可能生活不会那么富裕，但是下一代的质量会好。找对象要以你所在的城市为中心画一个半径为五百公里的圆，要找这个圆以外的人，而且最好不要找独生子女。作为女孩子最好要贤惠一点，现在的女孩子太强势，女孩子太强势会比较吃亏的，强势之后要求会太高，日子就会不幸福。
　　最后你们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希望你们当中可以产生第二个莫言。莫言的作品特点是敢于陈述现实，希望你们以后也可以继承和发展这种精神。

大乌珠

此人的知青人生，似乎更比一般知青要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