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大乌珠

月雅湖

★ 61、知青群体对城乡联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城乡联系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城乡联系的特点和范围进行了阐释。大都认为城乡联系包括城乡间的人口、物质、技术与观念的联系。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汪和建对“城乡联系”定义为:在特定的体制条件下，依据一定的方式使稀缺的经济社会资源在不同区位得以配置和流转的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体制或行政管理上的原因，使得作为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中心的城市，对广大农村的发展没能很好地实现其辐射功能。而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却打破了城乡相互独立和自我循环的系统，使城乡之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

月雅湖

  一、城乡联系“隔离”的表现

    1.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的出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化，我国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国家的经济工作重点也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我国建立了以城市重工业为主体的国家工业化体系及国防现代化基础，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由此开始导致城乡联系一步步表现出非均衡状态。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工业建设投资的主要来源只有农业。因此，为了城市的利益，为工业快速发展，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作出关于统购、统销的决议。这一决议是为通过对农村农业的行政干预来为发展城市工业打开方便之门。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用计划取代市场，割断农民同市场的联系，阻碍城乡商品经济的开展，也使城乡联系受到严重阻碍。逐步形成“城市偏向”型的城乡关系，造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同时，票证制度(即实行副食品和日用品凭票凭证供应的制度)也是统购统销时期城乡联系受阻的表现之一。在此基础上，城乡联系“隔离”表现在物质产品的流通不畅，技术、资源无法共享等方面。

    2.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的确立

       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又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这一制度除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户籍、人口管理的职能外，还在升学、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与户籍制度挂钩，并且按两类户口的规定作区别对待，因此，具有很强的政治导向。这就使城乡联系在制度上将城市与农村分离开来，并辅之以一系列其他措施构造出两个在空间上分离、在地位上相差悬殊的社

区：农村与城市。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城乡户口管理部门严格户籍管理，并协同相关部门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找工作。1958年1月9日，我国第一个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颁布。《条例》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依照条例的规定履行以户为单位的户口登记。户口登记簿和户口簿登记的事项，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并对常住户口登记、暂住户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徙登记、变更登记，以及法律责任等户籍管理的基本内容作出详细规定。《条例》中还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子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中请办理迁出手续。这表明，户籍管理首次纳入法律轨道，正式确立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首次以法规形式限制农村人口迁往城镇。政府限制农民进城的二元户籍制度开始以立法形式正式确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人口流动受阻，并且严重影响城乡文化和思想等意识方面的了解和交流。也进一步导致城乡之间的联系一度处于“隔离”状态。

月雅湖

二、知青下乡对城乡联系的积极影响

    1.物质产品上互相流转

      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商品统购统销，使得资源无法微观有效分配，直接导致严重的供需矛盾，使一些地方供大于求，而又有许多地方供应不能满足需要。例如，在农村，受购买力和实用主义的影响，许多商品摆在供销社里无人问津，造成商品的积压浪费。相反，在人口集中的城市，需要凭票限量供应，无法满足城市人口的需求。

    知青下乡无形地开辟了一条城乡物品流转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乡二元经济的隔离情况。知青在来往城乡之间过程中，总会把城市有而在农村难得一见的东西带到农村去，也会把在城市只能凭票购买的一些商品，或是农村的土特产品带回城市里面去。例如，回城探亲时，都会带一些蘑菇、木耳、黄花菜、核桃、豆子、粮食、豆油、松子、葵花籽、锻树蜜、鱼干等农副产品回城;还有的知青因家庭需要还会买一些鹿茸、黄茂、五味子、麝香、牛黄等中草药。而知青返回农村时，通常会帮村民捎带一些生活用品，像香烟、糖果、雪花膏、牙膏、副食品、手摇鼓风机、手表、口琴、电炉子、半导体收音机等。这些初步满足了部分城乡居民的日常需要，同时，拓宽了农副产品的流通。

    总之，知青所做的城乡物质产品交流功不可没。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下乡的北京知青潘朗说:“由于东北当时粮食相对比较充裕，所以知青回家都少不了要带些粮食，这对于粮食定量的城市居民和子女较多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东西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的关系。

2.技术、物资上的大力支援

      重工业本身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工业化进程不仅无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产业转移，还直接导致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为缓和城市就业问题，有些农村顶着巨大压力，在本身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对下乡知青进行妥善安置。在10年时间里共接收了1700多万的下乡知青，有力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而在城乡联系中，知青群体充分发挥自身作为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不仅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了解，还使城市对农村现状的了解加强，更为城市支援农业发展开了先河。正是有了城市的大力支援，才使农村开始了机械化生产;而农村的机械化生产又极大地辅助了城市工业的发展。在城乡工农业相互借力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实现了困难时期的平稳过渡。

    仅以北京和上海两个大城市在1974年支援黑龙江省农村为例:1974年3月2日，黑龙江省委知青办向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地区知青办下发了《关于分配北京市支援我省京吉普“212型”汽车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北京市支援黑龙江省京吉普“212型”汽车两台。经研究分配给北京插队青年较集中的阿荣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各一台。7月10日，黑龙江省委知青办向嫩江、大兴安岭、呼伦贝尔盟知青办下发了《关于分配北京市支援物资的通知》。决定将北京市无偿支援黑龙江省130型汽车1台，货运三轮摩托车5台分配给北京插队青年点。8月31日，黑龙江省知青办向呼伦贝尔盟知青办下发关于调整分配北京市无偿支援阿荣旗北京下乡知青物资的通知。9月26日，黑龙江省委知青办向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地区知青办、黑龙江省农场局下发《关于分配北京市支援我省130型汽车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将4台汽车分配给呼伦贝尔盟知青点2台，大兴安岭地区知青点1台，黑龙江省农场局的山河农场知青点1台。10月14日，黑龙江省委知青办向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地区知青办下发《关于分配北京市无偿援助我省台钻的通知》。通知中将5台台钻分配给莫旗知青点3台、阿荣旗知青点2台。11月15日，黑龙江省委知青办下发了《关于分配北京市支援我省物资的通知》。为鼓励知识青年坚持农村，发展生产，北京市决定无偿支援黑龙江省一批物资。这批物资将拨给北京知识青年先进点和北京青年较集中、生活条件比较困难的生产队或农场的连队。

  1974年6月3日，黑龙江省委知青办接收上海市革委会知青办的函件。函件中计划在当年再向黑龙江省提供拖拉机30台。7月9日，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局、黑龙江省委知青办联合向黑河、嫩江、伊春、大兴安岭、呼伦贝尔盟知青办、农业局下发了《关于上海市支援我省丰收35型拖拉机分配的通知》。通知中，确定支援黑龙江省丰收35型拖拉机30台，研究决定给上海青年较多、生产难度较大、过去没分配过拖拉机的生产队。11月28日，黑龙江省委知青办、省农业机械局下达《关于分配上海市支援我省拖拉机的通知》。上海市支援黑龙江省拖拉机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中发(1973)21号、30号文件精神，鼓励上海市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更好地发展生产的一项举措。上海市支援黑龙江省丰收35型拖拉机共计3台，手扶拖拉机共计18台。通知决定拨给黑河、嫩江、伊春、大兴安岭地区。

  城市对农村除了在生产工具上支援外，在医疗上也给子很大帮助。上海就曾多次派出医疗队来支援边疆地区。知青们也不断发挥自身的优势，从开始的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由老乡手把手教授传统的农业种植，到后来大搞科学实验田，主动自觉学习制作菌肥的经验，还通过改良农具、创新技术、推广农业科技来促进生产。有的知青还利用回城探亲的机会，从城里买来农业方面的书籍。这些促进了城乡在技术上的联系。

月雅湖

3.城乡人口的频繁往来

  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早已被历史的风沙所掩埋，但被历史车轮所碾压过的车辙却深深印在知青们的心里。下乡地就是知青的第二故乡。多少年过去了，知青仍对第二故乡魂牵梦萦。而且还有广大淳朴的农民，也让广大知青真正了解什么才是“真’“善’“美”。知青对于下乡地的村民来说，如同远方的亲人。

  知青与农民在互帮互助的过程中，彼此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一感情一直延续并影响着下一代。有的农民到城里办事、看病就住到知青家里，知青对待这些人就像对待亲人一样;有的农民子女进城上大学，也把知青的家当成自己的家。近些年来，知青回访第二故乡已蔚然成风。还有些知青怀着报效黑土地、为第二故乡再出力的愿望，对第二故乡直接投资、捐资或牵线搭桥。

  例如，北大荒知青现已成为黑龙江垦区特有的人力资源财富。2004年8月24-26日，170多名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知青代表，汇聚哈尔滨，参加以知青回访为主题的“北大荒集团经贸项目签约暨改革发展战略高层论坛”。此次与会的知青促成一大批经济技术与贸易合作项目，总签约额达5.94亿元，其中有16个项目与知青直接签约，6个项目经由知青牵线而顺利谈成。

更有知青在退体后，放弃城市的优越生活进行二次下乡，带领村民走致富之路。例如，在黑河市逊克县山河村插队下乡的北京知青贾爱春和上海知青徐桔桔就是其中的代表。2009年9月，北京知青贾爱春重访黑河市逊克县山河村时，见村民连活动室都没有，便积极联络其他知青捐款为村民建了一处活动室。在建活动室的过程中，老乡郭齐生向贾爱春提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要求:“我们致富缺个带头人，能不能找一个知青来当村官，带大家过好日子?”就为老乡这句话，北京知青贾爱春带头重返这个曾经插队的地方。贾爱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上海知青徐桔桔。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徐桔桔毅然辞掉上海外企的高薪返聘机会，带着自己的组织关系从上海只身奔赴山河村，担起村党支部书记重任。为搞清楚乡亲们的真实想法，贾爱春制作了100多张调查问卷，无记名调查大家是否支持知青到村里当支书。没想到的是，100多户村民都在问卷上选择了“支持”。可见，老乡们对知青是何等的信任。当然，二人也没有辜负老乡对他们的信任。用短短两年的时间就给山河村带来巨大的变化。山河村的村民吴福群指着被擦得干干净净的铝合金窗对笔者说:“我们原来用的都是木框窗，不美观，也不保暖。现在换成了铝合金窗，保暖多了。这都是徐姐从上级政府争取来的钱，我们一分钱都没花。并且，村里的道路也扩宽了，从原来的两三米小路扩为八米宽。路宽了，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也敞亮了。”两位老知青除了帮助山河村改造民居、拓宽道路以外，还成立了山河村种植合作社。山河村有了自己的经济产业支柱。二人还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调整种植结构，使入社农民的人均收入得到增加。城乡人口的频繁往来，不仅改变了农村的面貌，还使农村的经济得到发展，更为密切城乡联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月雅湖

4.思想观念上的相互影响

城乡居民在观念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城乡联系。由于城乡人口各自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不尽相同，导致城乡居民的生存观、发展观、价值观有较大差异。很多知青刚下乡时，所见到的农村景象与自己想象中的乡村差距甚大。贫穷落后的严酷现实，曾使大多数知青一度陷入迷茫和消极状态。但随着与农民不断接触，知青们逐渐被农民勤劳、善良和乐观的品格所感染。渐渐稳定了浮躁的情绪，开始立足现实，不仿徨、不抱怨。直到现在，知青们的身上还保留着勤劳、乐观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也让知青终身受益。哈尔滨知青贾宏图在《知识青年在黑龙江》一书的回忆录中写道:“在那里我们曾遭遇过暴风雪，曾流过血流过泪，我们的身上至今还有伤痕。可是我们时常思念那个地方，还要永远感谢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受了‘大烟儿炮’，以后对任何风雪我们都无动于衷;因为我们在那里流了太多的眼泪，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伤感了;因为我们在那里通读了人生这部大书，现在我们的字典里少了仿徨和困惑。”而农民看到城里来的“学生娃”们不仅有知识、有文化，而且好学、上进，有开阔的眼界。虽然当时的农民大都认为学习知识是必要的，但真正学习的人很少，尤其是对下一代的教育不太重视。而当年欢迎过后又依依相送过知青的农民、牧民、山民，永远都会牢记知青教师教过自己的子女，知青赤脚医生为自己治过病，或教会农民科学种植和养殖。这一点对农民的影响非常大。农民开始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开始重视下一代的教育。纷纷送子女上学，还有的送子女到城市里读大学。知青和农民在观念上的互相影响缩小了城乡差异，也直接影响到城乡在观念上的联系。

月雅湖

三、结语

美国经济学家利普顿认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穷人之所以总是穷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外国侵占了这些国家的利益，也不是由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没处理好，而是在于本国的城乡关系没有处理好。虽然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对城乡联系的促进并非有意而为之，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加强城乡联系的作用，并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一联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同时对协调城乡关系、消除城乡差别、推进城乡融合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月雅湖

       作者闫晶，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黑河学院知青研究所研究人员，硕士。本文刊于《黑河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月雅湖

★ 62、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始末

    四川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前后持续了27年时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基本同步。《四川党的建设》杂志刊发孙成民撰写的本文，记述这一重大事件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梗概。

第一篇  有计划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最初的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经历了一个由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山区、边疆，到组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再到有计划地在国营农林渔场安置城镇青年，又到较大规模地动员组织城镇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过程。

月雅湖

一、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

四川城镇青年到农村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首开先河的是由青年团组织的城市青年垦荒队奔赴山区、边疆。其历史背景，既有国家通过扩大耕地而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经济原因，又有受苏联青年奔赴边疆垦荒而激发的政治热情。

继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1955年8月底奔赴北大荒以后，重庆市团委承担起了组建四川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任务。1956年2月26日, 由300名青年组成的重庆青年志愿垦荒队正式出发前往若尔盖草原。尔后，四川其他地方如成都、江津、泸州、乐山等地，亦相继组织青年垦荒队奔赴山区。

除此而外，在这一时期与四川城镇青年到农村直接相关联的还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语，成为激励一批又一批城镇青年奔赴农村、边疆的精神动力。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这是党和国家第一次把知青上山下乡列入国家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