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夜话·袁敏

月湖

大乌珠

                           

                                                                           三

       我始终没有想明白，一个人高马大,据说当年在兴隆公社东风二队干农活时，是老乡和知青都公认的一把好手，一直稳坐“打头的”位置的男人，为什么被大家叫做“寡妇”?寡妇的形象，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好像应该是柔弱的，低眉垂眼，寻求靠傍的，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偏偏有这么一个绰号?

       我在与一些和寡妇相熟、或走得比较近的知青中求证这个问题时，大多数人都莫衷一是，就连他夫人好像也不知所以。最终还是猴子的说法似乎靠谱些，猴子说:寡妇读中学那会儿，成绩就是班上拔尖的，他太聪明了，读书就像玩儿似的，一点也不费劲。从来不用功，考试却回回前三名没跑。正因为聪明成绩好，遇到什么事儿，大家总愿意听听他的意见，而他也从不推让。他读书多，见识广，发表意见时总是摇头晃脑的,开言第一句肯定是:寡人以为.....或者就是:寡人觉得....久而久之，“寡人”可能就成了他的代名词。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叫他“寡人”，而叫成了“寡妇”，是不是因为他爱掉眼泪,像女的呀?我当兵离开东风时，知青们送我，好家伙,寡妇哭了一路。

       就是这样一位爱掉眼泪的寡妇，却曾经是位列全国高校前三甲的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学术上颇有建树，当年在教学上也深受学生喜爱,很年轻的时候就被评上了教授,曾多次获过国家级的科技大奖，也曾荣膺“国家教育部首批跨世纪人才”的光荣称号，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前不久还刚刚获得一项级别很高的科技进步奖。

       在从兴隆公社走出来的知青中,寡妇显然是一位成功的佼佼者。

       猴子说，寡妇当年也是“东风夜话”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行业内的翘楚,领军人物。你别看他是搞业务的，专业很前沿，但他的目光从来不是仅仅盯着行业内的那片天地，对国家大事和重要的政治事件，他的观点一般不会缺席,从来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你写兴隆公社,不要总盯着知青曾经遭受的苦难，更应该看到知青经过社会最底层苦难的磨砺才有可能奠定的、日后能够承受种种压力的一种人生基石。猴子的话，在我心上重重地撞击了一下。当我根据猴子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上寡妇，提出要采访他，尤其是想请他详细谈一谈，当年“东风夜话”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所产生的影响时，寡妇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浙江大学的新校园坐落在千顷西溪之畔的紫金港,那是杭州眼下最金贵的地块。正值金秋,校园里树木郁郁葱葱，多条溪流湖汊交汇。这里没有传统的校园围墙和栏杆，四周只有依西溪水而引的护城河流,成为学校的天然屏障，与校园中央一个被茵茵绿草包围的巨大人工湖遥相呼应。

       都说浙大新校区有水乡校园之称,看来还真不是夸张的美誉。漫步校园,桂子清香和书香共沁心脾;西溪水声与书声同人胸怀，真有点走进桃花源捧读书本的感觉。

       在这样美丽的地方做学问，真是惬意啊!寡妇虽然已经从浙大常务副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的办公室依然宽敞，一面墙的书柜里,满满登登的全是专业书籍。显然，在学术业务上,教授的科学研究并没有退休这一说，寡妇在专业领域里的学术地位，让他依旧无法潇洒地转身去过自己梦想的周游世界的生活。

       我把猴子对他的评价告诉了他，并以此为由头，直截了当地问寡妇:你们东风二队的知青都是干部子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都对政治抱有一种天生的热情? 你们组织“东风夜话”的学习和讨论，是不是潜意识里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没想到寡妇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寡妇:你别听猴子瞎说，我确实喜欢读书，喜欢学习，但我其实无心从政，或者说并无太大政治抱负。

       我从小调皮，不守规矩。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不爱上课，不怎么听老师讲。人坐在教室里，心却不在课堂上。可你别看我不听讲,每次考试成绩却都不错，老师拿我也没辙!后来进了杭一中，开学典礼上,校长在台上做报告，我在下面说话做小动作。校长很生气，会上就点了我的名，说我是“流氓的后代,阿飞的接班人”。

       “文革”后，考大学取消了，生产不搞了，积压了三四届的中学毕业生既不能考大学，又没有就业单位可以分配，怎么办?珍宝岛事件后，很想去中苏边境打仗，保家卫国。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第一拨杭州知青赴边疆的了，抚远，黑瞎子岛，对面就是苏联。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也想去边疆。可是，父母被打倒了，我们是黑帮子女，去不了边境一线。

       后来跟着第二拨知青到了黑龙江富锦，以为也是去边疆，还挺高兴。哪知道边疆还有一线二线之分啊!

       北大荒那个冷啊!气温最低时,脸上的肌肉都僵掉了，嘴巴讲不出话来，眼睛被泪水冻住，睁不开。四十三码的脚，要买四十六码的棉靴,缝个布袋子装上鹅绒，先把脚包起来再穿进棉靴,否则，脚冻得受不了。

       记得刚到那会儿，老乡说，你们在室外千万不能舔镰刀斧头，猴子不相信，拿起一把斧头跑到室外，伸出舌头就舔，结果舌头被冻在斧头上面了。你这时候要是硬扯，舌头就掉了，只好回到屋里，等冰冻慢慢化了，舌头才从斧头上揭下来。

       我说这些，你恐怕都不一定信吧?要不是亲历，我也会以为这是编故事哩!

       在农村时，知青们都追求进步，争先恐后地要求入团入党。我那会儿连团员都不是，大伙儿也帮劝我人团，可我连申请书都没有写。

       别人问我，你脑子里想什么哪?也不要求进步！

       我也奇怪，自己为什么对年轻人当时都热情追求的入团入党这种事情，就是提不起半点兴致?

       你问我想什么?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吃饭、睡觉。你别以为我是说笑话，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们去时是早春，杭州这时候柳树都绿了，可在北大荒还是一片白茫茫。冬天储存的菜吃完了，萝卜糠了，土豆发芽了，根本不能吃;烧炕没经验，常常把被子烧着了。

大乌珠

       所以，我真的不想入团入党那些发飘的事儿，我想的就是，烧炕应该怎么加柴火才烧得旺、又安全，粮食蔬菜怎么储存才能长久保鲜?还想的是，铲地、种地、收割庄稼,我担心天气，担心收成。这种心情，不是过来人,真的没法理解。

       我当时最大的兴趣，就是学习农村的各种劳动技能，琢磨怎样科学种田，农具如何革新，粮食品种如何改良才能既高产又好吃。北大荒不是盛产苞米么?我还学习了苞米杂交技术，种了双交种试验田，我还制做过一个培养箱，培养赤霉素(一种植物生长激素)，虽然没成功，但那应该算是我后来走上科研道路的最初起步。

       我们到的那年秋天，碰上早霜，那是老乡们最害怕的一种自然灾害。刚刚灌了浆的苞米还没长熟啊!一夜霜打全蔫了，怎么办?苞米都是瘪的，那可是老百姓一年的口粮和钱袋子啊!说没就没了。农民眼看没收入，都不干活了，想各种法子干别的营生找活路。你能埋怨他们不顾集体?你能批评他们自私自利?

       一开始我也觉得农民不像话，哪能撂下集体的活，去打猎砍木头抓黄皮子卖钱，搞投机倒把呢!这样的贫下中农能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吗?

       可是时间一长，慢慢地我开始不那么想了。你别看我们的父母在“文革”中都被打倒了，但我们当时的思想还是很“左”的。通过农村基层的实践和现实中的教训，我们有了很多思考，我们认识到“左”的东西是行不通的。以前总用雷锋的标准去衡量农民，后来觉得好像不对，不对在哪里?一时也说不清楚。但农民有许多可爱的地方，慢慢地让我们对他们转变了看法。比如，生产队的牛群走到井边，老乡们会主动把井水一桶一桶打上来喂牛，直到把所有的牛都喂饱了,就好像是自家的牲口;谁家盖房子，全村的人都会来帮忙，烧一锅杀猪菜，就像一大家子办喜宴，不分彼此;知青刚下来的时候，女同学要上厕所，北大荒农村哪有厕所呀?地上挖个坑，坑上加两块木板子，那就是拉屎撒尿的地方了。女同学哪见过这个?在杭州，谁家里都是用惯抽水马桶的，一下子让她们上露天的土坑茅房，连个遮挡都没有，大姑娘家家的，你叫她们怎么上啊?还是老乡们抱来晒干的苞米秸秆，在土坑四周围上秸秆墙,搭上塑料布顶，解决了女生们上厕所的问题。

       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情,但却让我们觉得，农民们其实还是蛮可爱的。当你摒弃了“文革”带给我们的那种“极左”观念，当你的屁股和农民坐到一起，考虑他们的利益，站在他们的立场思考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重新来看待农民的自私、愚昧、落后、不关心集体，你或许会改变原来的看法，会有一种新的认识。

       你说的“东风夜话”，其实谁也没有人为地去组织，也不是我们东风二队的知青刻意地想要做出什么举动来哗众取宠,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政治热情。一切好像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下乡时确实每个人都带了书，少则七八本，多的一整箱。不仅仅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还有其他文史哲的书，也有的知青偷偷带了一些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全唐诗》《全宋词》等等，好像还有人带了俄罗斯作家的书，普希金、莱蒙托夫、肖洛霍夫等等。当然，也有的带了我们在中学读书时课本，数理化，甚至外语课本。噢，对了，还有人带了《新华字典》和《辞海》,这是最受欢迎的。好多不懂的，或者不清楚的，都可以到里面查找答案，书本就是我们的移动课堂。

       我们刚下乡那会儿，村子里没有通电，老百姓家里点的都是煤油灯。我们知青点连煤油灯都没有，只好拿小罐头瓶问老乡讨来煤油，在瓶盖上钻个洞，再从球鞋上解下一根鞋带，穿过洞眼浸在煤油里当灯芯，算是简易土制的煤油灯。

       一天劳动下来，再苦再累，大家仍然会围在煤油灯下读书，讨论问题。大家带来的书就变成了小型的流动图书馆，彼此不分你我，互相交换着看。书看得多看得杂,眼界就慢慢扩大，思想就比较活跃，思维方式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单线，会拐弯,会多问几个为什么。

       那时候，猴子可以说是我们这拨人的精神领袖，他读书多，理论水平高，想问题也比一般人透彻，他当时提出的很多思想对我影响都很大，大家都挺佩服他的。

       还有牛巴，他是一个很有脑子的人，话不多，冷静、理性，不轻易发表观点，更多是旁观。但他思考问题比一般人深，想的都是国家大事，见解也总是很独到。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要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蛮长的，我们都看过，对知青运动有自已与众不同的深刻反思，有机会你可以问他找来看看，对你了解我们这批人当年的思想脉络，或许会有帮助。

       你别看我们被扔在一片地老天荒的穷乡僻壤，但我们一点也不闭塞。读书当然是最重要的，它让我们的思想有一个和世界连接的通道。还有，我们当时虽然收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道，但我们可以收听到俄罗斯的电台，有时候还能收到日本的，他们有华语的广播。当然，只能偷偷地私下收听，若被发现，那可就是偷听敌台罪。好在天高皇帝远，北大荒没人管这些。

       噢,对了!“东风夜话”这个名称，当时好像就是牛巴最先提出来的。

       劳动一天回来，大家累得倒在炕上都不想动。可是,只要黑黢黢的屋子里炕桌上点亮一盏煤油灯,我们的精气神又来了，天上地下神聊，不聊种地吃饭，全是大胆议论时政。

       现在回想起那一幕，还会热血沸腾。说实话，“文革”后，脑子好像不是自己的，就是跟着最高指示转。等到下乡后，和底层的农民在一起，看到的农民生活，却是和我们以前从书本中电影里了解的截然不同。我们以前对农村的印象，几乎全部来自于《朝阳沟》、《艳阳天》、《金光大道》，可是现实中完全是另一幅画面，老百姓的生活生产方式，都处在最原始落后的状态。我们知青觉得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和最基本的日常用品，对农民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奢望。在我们眼里，他们的生活现状，那不是旧社会么?

       “东风夜话”之所以议论时政，就是从怀疑当时的政治局势开始的。

大乌珠

待续之四

  

月湖

   

大乌珠

               

                                                            四

       原来“东风夜话”的始作俑者是牛巴。

       我对牛巴有印象，是因为当年在我姐姐的男同学中，牛巴是比较沉默寡言的一个，这和他俊朗帅气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牛巴后来被兴隆公社推荐为工农兵学员,1973年离开北大荒，就读于东北一所水利学校，毕业后默默无闻地在佳木斯水文站工作。恢复高考后，牛巴凭借自己实力,考上华东水利学院,后又赴大洋彼岸留学，学成后,成了一名出色的水利专家。

       去年，牛巴回杭州探望母亲，我得知消息后和他约在西湖边的一座茶楼见面。

       几十年过去了，牛巴外表变化不大，岁月的沧桑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我们聊了很久，他和其他知青一一样，说起自己在北大荒五年的插队生活，好像并无那种不堪回首的抱怨，反倒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怀念。

       一开始我很不理解，我问牛巴:你们东风的知青以前家境都很好，到了北大荒，住马厩的草棚，吃带蛆发芽的土豆，披星戴月地在地里干农活,累到趴下。想起从前的那种苦日子，你们为什么不抱怨，反而一个个都那么怀念过去的插队生活呢?

       牛巴说，正因为插过队，吃过那样的苦，在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什么困难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事儿。时代给我们带来苦难,但在苦难的境遇中,生活教会我们坚韧、隐忍和执著，有了苦难的历练,才使我们无所畏惧。

       其实,对于牛巴当时说的这番话，我内心并没有特别的信服，总觉得有一点儿隔膜。当我告诉牛巴,我正在收集和采访兴隆公社知青的真实材料,打算用非虚构写这一拨知青的人生命运时，牛巴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热情。我说，我听知青们讲过许多你的故事，你是一个善于思考、特立独行的人，我希望能写你。对此，牛巴更是很明确地表示:我不希望你写我个人，兴隆公社优秀的知青太多了，人人都有故事,够你写的。

       也许看出了我被拒绝的沮丧,牛巴心有不忍，等到我们分手时，他和我互加了微信，还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我很怀念知青岁月，但我还是无法对整个知青运动做出肯定，知青生涯让我们成熟，但对我们耽搁也是致命的。

       牛巴的话让我思索良久，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力量叩开他的心门，但门缝里溢出来的一丝苦涩，却似乎让我感觉到了。

       寡妇说，“东风夜话”最初是牛巴提出来的，可以看出，在“东风夜话”的这些成员中，牛巴说话的分量举足轻重。

       可是，牛巴和我在茶楼里的那次谈话，几乎都是在说别人,很少谈他自己。他的刻意回避，显然给“东风夜话”留下了一块空白。牛巴目前远在美国,关于“东风夜话”，我一时无法对他进行补充采访。但有了网络以后,世界变得很小，E-mail的便捷和微信的发达，都让通讯十分容易。

       我在微信中给牛巴留了语音，告诉他，我正在写《东风夜话》,当年“东风夜话”的主要成员都接受了我的采访，大家都提到了你，作为这个小群体的核心人物，希望你能聊聊“东风夜话”。

       这一次,牛巴没有推诿,他用微信给我发来一个文件包，文件包里是他回忆“东风夜话”的文字，内容如下：

关于“东风夜话”的一些话(一)

       当年在农村,我在劳动方面不算落后，但在思想方面却不先进。我是一个革命浪潮里的怀疑分子，对阴暗面看得较多，对当时“文革”中国家的政局也比较悲观，对我们这批因家庭政治问题而被送到北大荒来的知青命运更是忧心忡忡。所以在“东风夜话”成员中，我可能偏右倾一些吧。是“东风夜话”让我的心情和思想慢慢开始转变，大家在“东风夜话”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点起一支明烛。这句话最初是猴子说的，但后来却成为大家的信念。这句话感召了我，之后也影响了我几十年的人生。

       可以说，“东风夜话”这群人的风采，就在这句话中。

       北大荒纬度高，夏日白天奇长。一天要干十七八个小时的累活。吃完晚饭，一倒在炕上，立刻几个小时的死睡。那种时刻，别提夜话，连梦话都来不及讲，又被喊醒，准备出工了。

       只有冬天，黑夜变得奇长，下午三点太阳就落了，收工早，晚饭也早。尽管黑夜里油灯暗淡如豆，仗着年轻， 眼睛好,还是能够在煤油灯下看得了一会儿书。

       时间一长，灯油不足，灯芯火苗燃烧得不充分，黑烟渐渐熏黑了灯罩，眼睛更觉累，只好弃书上炕。刚看完书，有些心得，兴奋劲儿未过，也就开聊了。黑灯瞎火中，人的思想更容易放纵，更容易敞开，无所顾忌，也更容易互相激励,彼此碰撞,进一步提升。

下乡之前，“文革”正酣，局势动荡混乱，我们这一伙父母被打倒的学生早已被边缘化,成了消遥派。

       年轻人求知欲强，反叛性也强,于是到处找书看。家里背景特殊点的，搜罗到的书也就更多些,其中有公开的马列经典原著，也有内部发行的读物，更有图书馆胡乱流出的外国经典文学作品。

       交换书本，则成了那个时代友情的象征。乱世读禁书,造成了一批人的怀疑和批判的精神。

       许多知青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刚下乡时的豪情壮志，真诚地想要改变农村，改造自已。那也许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共同的特征。与广大知青相比，我们的情况似乎又复杂了一点。我们这一拨人刚下乡时是被打入另册的，去不了边境地区，发配到最边远最贫困的兴隆公社，属于背负着原罪,更需要接受教育改造的。也许正因为压抑多了一点，思考也就深了一点。

当我们看到农村落后贫穷的状况时，比别人又多了一份怀疑。

       下乡第一年，尽管大家情绪很高，出工干活也很卖力，但是秋后早霜，天灾造成几乎绝收。知青秋后的口粮主要就是未成熟的苞米，夹杂着霉味，很难下咽。村里的社员更是人心涣散，几乎找不到出工的了。

       这种时刻，集体经济带来吃大锅饭的毛病就充分暴露出来了。我对阴暗面看的较多,对体制的怀疑也多，难免带来消极被动的情绪。

       环顾四周，大家的热情似乎也消退了不少。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东风二队的猴子奋起了，他提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理念，他说:我们不光要批判现实，更要改变现实，要从改变周边的面貌一步步做起。第二年春天，猴子登高一呼，振奋了很多人，也在青年点里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村子本来就小，知青的奋斗热情带动了社员的大多数。集体经济靠的就是向心力，队里的面貌由此起了很大变化。

       ......

大乌珠

  

       还有一点，也许和“东风夜话”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还是想特别说一下。

       那就是，我们的到来，给荒僻的农村带来城市的信息，给世代的愚昧带来现代文明的冲击。就连衣着举止，一时间，都成为当地青年的效仿。尤其是,农村的失学儿童,由此得到了起码的读书机会，有的甚至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从这一点来说，童话、祝新和晓白三位乡村女教师的付出,最有价值。

       所以，农村青年有个说法，上山下乡，对知青来说是磨难，对他们来说则是幸运。确实，知青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而我们自己，也从磨炼中认识了生活，认识了农村，认识了底层大多数人民的困苦。

       牛巴的文章虽然没有讲到多少和“东风夜话”相关的直接内容,但提供的间接信息还是延伸和拓展了“东风夜话”的意义。尤其是他文中提到的三位乡村女教师，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为“东风夜话”成员全部都是男生，没有一个女知青。我心里曾经也产生过疑惑,想问为什么没有女生参与进来，但几次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出于什么原因始终没问,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当牛巴应我的请求专门撰文讲述“东风夜话”时，文中特意提到了三位当了乡村教师的女知青，并说她们的付出“最有价值”，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中间有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差别呢?

       2017年冬天再度赴北大荒采访时，我把这个疑惑作为第一个问题，放在采访的重中之重。

       兴隆长发岗现在的书记叫李小二，是七十年代初叶生人。知青在这里插队落户的时候，李小二还是一个穿着屁帘儿的两三岁的小娃娃，那些知青大哥哥大姐姐们都抱过他，他也像跟屁虫一样追着那些哥哥姐姐们和他一起玩。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些哥哥姐姐大多来自原本生活优渥的家庭，个个都读过很多的书，几乎人人都会给他讲故事、唱歌,教会他用牙膏刷牙,用肥皂洗手,拉粑粑后用手纸擦屁股。

       有一位当年村子里的土娃娃，如今已经是美国一所名校的学者。他的故事是曾经在富锦当过五年市长五年书记、现在佳木斯当领导的刘臣书记讲给我听的。

       知青来到北大荒以后，不仅仅给当地老乡带来了生活文明，更带来了文化知识。以前村里面的所谓学校，就是搭一间茅草土坯房,墙上支一块木板,树枝当笔,炭粉做墨,认识几个字儿的人拉出来就是教书先生，文化最高的不过小学三四年级。江南的知青来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村里人其实并不知道该教育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什么，他们都是初中生高中生，那可是真正的文化人,宝贝啊!于是，村里的小学校、公社的中学,都安排了知青当老师。

       村里的那些娃娃们以前屁股下像长了疔疮，坐不住。知青女老师来上课了,娃娃们的屁股像钉子钉在板凳上动都不动了。

       那时的宏胜叫东风岗，东风岗新来的知青女老师在土娃娃们眼里简直是仙女!细条个儿，瓜子脸儿，说话声音像小鸟儿,笑起来像草甸子里盛开的花儿。她给大家上课，娃娃们眼珠子都不带转的。老师给大家吟诵古诗,讲解古人如何用江南的杨柳形容女子的婀娜多姿。

       娃娃们百思不得其解，北大荒的杨柳枝杆粗壮，树皮龟裂,树桠全是向上长的,哪有老师讲的那种垂柳荡漾的美丽?

       那位美国高校的学者，当年是听这位知青女老师课的土娃娃中的一个，他和其他娃儿们一样不理解老师对杨柳的讲述。后来他考上了大学,暑假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老师的家乡杭州，跑到西湖边看杨柳。西湖的杨柳绿枝摇弋，柳丝拂面，轻盈婀娜，真正是美女的化身。他这才明白，那位美丽的知青女老师没有诳他，世界这么大，天地无限宽，就连杨柳也可以长出完全不同的模样。于是,这个北大荒土生土长的农民娃子大学毕业后又走出国门,到大洋彼岸留学，脚步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回头。

       李小二告诉我，知青带给北大荒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文明,更留下人间最珍贵的情感。他们人走了，心却没有离开北大荒。他带我去看了一座知青捐助建造的取名叫“嘉泉”的水房。水房虽然不大，外观也很简陋朴实，但“嘉泉”二字却镌刻在最醒目的地方。小二说，村里的人过去都是喝地表水或浅水井的水，知青当年在的时候，种地不用农药化肥,水源没有污染,那是可以的。几十年来，随着黑土层衰减,地力下降，加之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后，地表水和浅层水严重污染,继续食用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2005年,曾经在这里插队落户的知青大嘉回北大荒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萌生了给村里老乡打深水井的想法。深水井也称机井，是用电为动力，抽上深井里的水后再通过过滤装置将其变为净水。另外，水井是村民公用的,以前各家各户打上水井的水后还需要挑回家，不仅途中可能造成二度污染，更主要是冬天冰冻路滑，挑水走路十分危险。这座“嘉泉”水房就是兴隆公社知青大嘉捐资三十多万，专门为村里人建造的。

       离开村里几十年了，大嘉下海做生意也有一定年头，谈过的项目，与人的合作，涉及诸多行当，但他心心念念的却是改善北大荒村民们的生活。“嘉泉”水房建造以后，不仅深井在水房里面不受外界污染，而且把水管子接到各个村民家里，还给各家安装了水龙头，一打开，像城里人用的自来水就哗哗哗地流出来了。

       大嘉一开头，又有别的知青加人到给其他村子建造水房的队伍中来，如今由知青捐助建造的水房在富锦兴隆已经有十几座，感恩的村民们分别用捐款知青的姓名为水房命名:海泉、虎泉、江泉....一座座带有知青心意和体温的水房，像一汪汪清泉，飞落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李小二还带我去看了村里一条两旁长满白杨树的知青路，去的时候那块刻有“知青路”的大石头落满了雪花，但“知青路”三个字却依然清晰。这条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知青路，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但是它的平坦、开阔，却一目了然。那也是当年的一位兴隆知青为村里修建的。这条知青路从宏胜开始，到兴隆的东风岗结束，全长近三十公里。

       当年,这位知青和大队支部书记到县里面开会，去的时候还冻得很坚硬的沼泽地，回来时却已经开始冰消雪融,化了冻的沼泽地全是浑浊黏稠的泥浆水,高靴子踩下去陷在泥浆里，半天拔不起来。几十里的沼泽地，走半天也走不到头。这位知青问大队支部书记，村里为什么不修一条路呢?书记叹了一口气说，孩子,村里哪有钱修路呢?哪天你们长大了,成材了，等你们来修路吧!

       多少年后,这位知青为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了这条知青路。

大乌珠

待续之五

   

月湖

去边疆插队确实要比我们在浙江兵团的要苦，但再苦，只要大家能住在一起就要好多了。

大乌珠

               

                                                                            五

       关于“东风夜话”的定义，猴子的说法似乎是最明确、最直截了当的。他当时住在北京，而我在杭州，我们只好在微信里用语音聊。

       我说，你能否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东风夜话”?

       他连一句话都不用,简单明了四个字:妄议时政。

       我愣住了,这四个字分量太重了,我一时接不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那个年代，“妄议”那可都是死罪啊!

       猴子顿了一下，说，我再想一想，归纳梳理一下。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有些具体细节还是需要回忆一下。趁猴子回忆还没有回复我的空档，我又给大洋彼岸的牛巴发了一条微信:

       猴子对“东风夜话”的定位是“妄议时政”，这个“妄议”在我看来是对当时一些“极左”思潮和当权者的大胆质疑。无论对错，敢于冲破一个人的脑子想问题就属难能可贵。若让你用一句话评价“东风夜话”，你会怎么说?

       牛巴很快就回复了：猴子关于“东风夜话”“妄议时政”的定位很传神，似乎再找不到更般配准确的说法了。如果让我用一句话评价“东风夜话”，我记忆中的感觉就是:“暗空中刮起的头脑风暴,让思想冲破牢笼。”《国际歌》唱响了那么多年，而在我们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让思想冲破牢笼”何其难!

       回复之后,牛巴又发来一个文件包,继续谈“东风夜话”:

关于“东风夜话”的一些话(二)

       下乡前，整个一代青年头脑发热,因为响应号召，一直身不由己地陷在政治风暴中,最后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莫名其妙地成了犯错误的一代，都要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我们这一拨黑帮子弟，更是飘落到了天际。

脱离了革命漩涡中心，头脑倒是冷静下来了，但对政治的关注却依旧冷不下来。对时政的担忧更增添了一分，要想不议都难。因为当权者实在太远，贫下中农又不会来管，

       议论时，难免胆大妄为。后来又读了一点古今中外的书，受了点“东林党人”和“十二月党人”故事的影响，就有点“声声入耳，事事关心”的味道了。

       同在天涯，开始觉醒，开始探索，这样的夜话，不仅东风有，隆胜、新兴，其他队也有。

       比如说隆胜的熊,他就很有想法和思考，在“瞒产私分”这个问题上，他是最大胆坚决跳出来站在农民一边，公开和上面高指标征粮对着干的，为此，他还受到了处分。他不服，觉得国家不能不考虑种粮的农民的利益。他会到书中去找答案，也会走几十里地到东风来和我们讨论问题，有时候人来不了，就写信和我们探讨。

       “东风夜话”并不仅仅是东风二队几个男生议论国事，其他队的知青其实也都在私下里学习讨论，从这个角度看，说“东风夜话”是“兴隆夜话”，也不为过。你看我们“北大荒”群里面总是很热闹，直到今天，大家依旧忧国忧民。倘若把我们这批人再送到北大荒，相信仍然会夜话不止。

       牛巴发来微信的当天晚上，猴子又给我发来了一段较为详细的关于“东风夜话”说明：

      “东风夜话”是对我们依据初步学到的马克思基本理论，和知青来北大荒以后看到的农村现状，以及我们接触到的生活常识，对当时国家政治时局及政策提出的分析和看法的戏称，是借用了“文革”初期第一个被批判的“三家村”的《燕山夜话》而起名。回忆起来,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后来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1、对“文革”中的打倒大批老干部、全面展开“人民内战”不满。记得当时有一套《陈毅黑话集》，收集了许多陈毅语录供大批判用。而我读了这本黑话集，却认为陈毅的许多观点所言极是。

       2、对于“文革”中江青等“左派”的反感，我们对九大选举结果有困惑，有人质疑:“江青、叶群凭什么当上政治局委员?”

       3、对于中苏论战中的一些绝对化的理论的思考，比如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只有走暴力革命这一条路?

       4、对于九大后执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农村富裕的农民看成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提出不同看法。比如1970年，农村整党建设中，工作组进村,把东风大队大队长赵洪年看作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将赵洪年以三百元的低价,把自己的住房过让给知青居住，也说成是投机倒把。我们知青是绝对不能认同的。

       5、对当时农村政策提出不同意见。集中表现的就是反对1970年出现的高指标强行征购粮食的做法。我为此还和兴隆公社的赵忠良书记作过汇报，他很支持我们知青反对高指标强行征购粮食的意见(公社的其他大队对此也有强烈反映)。

       我们在“东风夜话”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点起一支明烛。

       这也说明我们对于当时的政治是不满的，但同时，我们并不消极，还是按照我们的理想努力做好自己，为建设新农村和我们的国家贡献了青春。

       猴子的这段微信对“东风夜话”的解析，我听来有很多盲点，这些盲点既是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根基的浅薄所致,也是我未有知青生活真切体验的必然。我想，理论上的补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必须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但涉及农村农民现实生活的具体实践，也许我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感性来体悟和思索的吧?

       于是我抓住东风大队赵洪年书记把自己家房子作价三百元转让给知青居住，却被批判为搞投机倒把，打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件事，以及1970年兴隆公社从上到下出现的对农民进行高指标强行征购粮食,造成农民瞒产私分的情况，又发微信给猴子，希望他能再详细讲述一下这两桩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猴子说，这两桩事情当时在东风夜话”里也引起过激烈的讨论，当时兴隆知青中间大家公认的理论家是老傅,我们都叫他“克思”，你只要听听这个称谓，就可以想见，他读过多少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他在农村时就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叫《工分论》,那是真正想探讨中国农村建设的理论问题。那时我们都不过是二十出头、刚刚离开校门不久的学生，又是被再教育的对象，头顶上还戴着父母的黑帮帽子。在那样的环境下，能脱离个人命运的悲悲戚戚，以马克思理论和农村生活常识为武器，去研究撰写农村长远建设的理论文章，这在我们这群地处偏远的北大荒知青身上，无论如何都体现了一种正能量。

       猴子建议我采访“克思”老傅，有可能的话,让他找出当年的那篇《工分论》认真仔细地读一读。猴子说，以我的直觉，你这个搞文学的看这样的文章可能会觉得枯燥，不一定读得下去，但你要写兴隆公社知青，写“东风夜话”，写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文章你还真得啃一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