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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派的支延干部 “个顶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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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8 14:12: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周总理派的支延干部 “个顶个”丁淑敏 知青问题研究


2023-03-18 09:07



发表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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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初,近2.8万名北京知青到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周总理在北京召开延安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会后,周总理指示北京市委动员抽调支延干部队伍,支援延安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协助做好知青安置、管理和教育工作。同年5月,1200名北京支延干部来到延安,与北京知青、延安人民一起,共同战天斗地,同甘共苦,结下深厚的黄土情缘。 微信图片_20230318125406.png
     我是1969年1月赴黄陵县隆坊公社强村插队的,曾参加两期整顿农村组织工作队,72年底招干,成为黄陵县干部队伍中的一员,在阿党公社工作7年。在插队及工作中,我先后接触到黄陵的一些北京支延干部,他们为许多知青的人生给予了必要的教诲、帮助与支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黄陵的北京支延干部有111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北京政法系统,另一部分由北京朝阳区选派。隆坊公社的支延干部属于政法系统。强村是隆坊公社各村知青人数较多的一个知青点,也自然成为北京支延干部驻队集中的村子,先后有5名北京支延干部,在强村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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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7月初,田春和来到强村常驻。他中等身材,成熟方正的脸庞,一身正气,说话快人快语,对人总是笑脸相迎,待人真挚、宽容,特别善解人意。老田的到来,带给知青情绪上的稳定,心里的依靠,极大地缓解了思乡之情。知青们的劳动、生活也也增加了许多管理的内容,如:每十天集中学习半天;北京干部不定时参加公社及县一级会议,传达一些时事内容等。知青在生产、生活中遇到难处,也主动与老田商谈,寻求化解。强村知青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村中的劳动与建设中,有的担任村中的赤脚医生,小队妇女队长,有的负责仓库的保管,有的学着种菜、种瓜等劳动技术;知青们还开始养猪、喂鸡,丰富集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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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个月,支延干部费国强、贾长友、赵明、王景廉也陆续来到强村。除了老王年纪接近50岁,其他都与老田年纪相仿,三十六七岁的样子。老费的爱人邹以新也是支延干部,据说两人是大学同学,都在隆坊公社。老费白皙的面庞,身材修长,自带文人气质,说话显得慢条斯理,平易近人中透着些许幽默。赵明身材高大,人如其名,开朗平和。他在村中时间不是很长,很快就去了郑家河水库,因为擅长厨艺,在由知青组成的五七连伙房执掌。强村的几位男知青也在伙房帮厨,与赵明相处融洽,还学到做饭的技能。贾长友个子稍矮,待人宽厚,朴实诚恳。王景廉身材中等,非常有学识,研究政治,关心时事,说得最多的是:要好好学习哲学,人的一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非常重要;学好哲学,会有利于你们处理遇到的各种难题。在后来的人生中,我每每遇到问题,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老王的教悔,也愈发感激当年北京干部的苦口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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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干部虽然在村中吃的是派饭,但在生活上主动照顾我们,经常帮助我们绞水,承担重体力活,有时间也与我们一同下地劳作。强村知青老照片中有一张经典的照片,就是赵明、贾长友与知青赵新平在村中绞水的留影:老贾手握辘轳把用力绞水,赵新平手拽井绳,赵明担着桶,准备挑水。当年,陕北塬上的井有100多米深,绞水需要两三个人才能合力完成。北京干部对知青的成长进步非常关心,鼓励知青在政治上高要求,积极入团、入党。插队的第二年,强村就有四五名知青加入了共青团;第四年,我提交了入党申请,请费国强做入党介绍人,经村支部大会通过,公社党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外,老田与老费每次回京探亲,都抽出时间,对知青进行家访。在北京知青大规模招工后,支延干部也分两批返回北京,大部分三年,少部分五年。老田因家庭原因,不到三年就调回北京,老费两口子却坚持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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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在外地工作了多年的北京知青陆续返回北京,强村的知青又与老田、老费联系相聚在京城。老费已经转入外企部门任职,对知青一如既往的关爱,并帮一名男知青调入外企,从事技术工作。老费退休后与人合办了一个小公司,将40多岁就内退的一位女知青招来帮忙,解决了她再就业的难题。老费77岁那年初春,突发疾病去世,当年清明,强村的多名知青前往家中祭奠吊念。老田家就在呼家楼中学对面,强村的大多知青就毕业于这所学校。2013年强村知青在神路街聚会,近20名知青为老田庆贺80岁寿辰。老田回北京后,在一个国企的保卫科任职,后来老田家拆迁搬至左家庄地区,强村知青多次前去探望,还田加入强村知青微信群,加强联系。如今,老田已是年逾九旬,发来照片精神依旧,恭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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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留在黄陵工作多年,我还接触到隆坊公社以外的一些北京支延干部。其中原县代表(支延北京干部负责人)崔文瑞及继任的杨庭椿给知青留下深刻印象。崔文瑞赴黄陵前在朝阳区农机局任职,50多岁的年纪,体恤民情,和蔼可亲,在支延干部中享有较高声望。他关注黄陵的建设,回京后还多次帮助黄陵配置机械设备,支援老区的发展。杨庭椿更是知青的贴心人,平易近人,作风朴实,古道热肠,凡是知青的事,他都记挂在心,给予尽力帮助。老杨来延安前在北京朝阳区法院工作,返回北京后,历任朝阳法院、北京一中院院长职务。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在外地工作多年的北京知青按政策重返北京,在联系接收单位时遇到困难,凡找到老杨的知青,他都热心帮助安置,还联系一些原北京干部伸出援手。有人很不理解,说这是你们什么人,费这么大劲帮忙。老杨说,这是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我们看着他们成长,都很正直向上,具有实际工作能力。后来这些知青都很踏实努力,在岗位上做出成绩,老杨及北京干部也很是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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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北京支延干部,还有太贤公社的丁万民,人很朴实,对黄陵的方言与歇后语很感兴趣,还认真地收集记录;太贤公社还有一位女干部宿瑞琴,微胖的中等身材,白皙的笑脸,非常热心助人,后来朝阳区的北京干部在京聚会时,她都是热心的召集人之一;有一位年纪稍长的扈之榘,个头不高,精神十足,在知青重返黄陵祭祖时,要求随队参加,考虑到已近80岁的高龄,就婉言谢绝了。后来,老扈叫自己的姑娘陪着去了黄陵,了却思念之情;龙首公社的姚福,年纪也在50岁左右,原来在朝阳区服务行业工作,性情耿直热情;桥山公社的耿宗昌,回北京后,在朝阳区城建部门任职;同在朝阳区任职的刘各伯相对年轻,去延安之前刚结婚不久,为了安心工作,5年后回到北京,才有了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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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连续几年与几位知青参加了朝阳区北京支延干部联谊活动,与这些干部有了更多的接触,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薪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大多刚上小学,有的还在上幼儿园。他们抛家舍业,远离京城,把家庭的担子留给爱人与老人,自己听从党的安排,在陕北贫瘠土地,生活极度困苦的农村,克服巨大的城乡差别,语言与生活习惯的各种不适,努力承担管理知青与支援延安建设的重任。这对于人到中年的北京支延干部,该有多么不容易,这些干部在特殊年代中,做出了巨大的奉献。

在北京知青的成长中,永远留有北京干部的一席之地;在延安人民的记忆中,也永远怀有对北京支延干部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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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淑敏,1969年1月北京赴陕西黄陵县隆坊公社强村插队;1973年4月担任黄陵县阿党公社妇联主任、革委会副主任;本文来源于《中华魂网》。)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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