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共里被遗忘的中国知青

月雅湖

缅共里被遗忘的中国知青2023-02-03 09:07·盛丰颐养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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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末，一批知青越过国境线奔赴缅甸参加革命。缅共的失败让他们的梦想成空，无所归依，而这段历史在故国也被尘封。

支援世界革命

“1970年5月19日。这一天是我永远纪念的日子！我第一次踏过了国境，来到缅甸，参加了缅甸人民军，投入了光荣的国际主义的战斗行列。”王曦在日记中写道。

在去缅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插队的一个知青。他在生产队表现最好、出工最勤，曾被公社推荐参加当地先进知青大会，后因审查成分不好，取消资格。

他早已听说缅共招收中国知青，曾有几次冲动想要参军，都忍住了。这一次，他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我对革命陌生得很，在昆明21中读书时就文绉绉的，枪都不敢动，不是当兵的料，谁知21中第一个去参加缅共的就是我。我对支援世界革命完全没有概念，知道是去打仗，实在是被迫。”

那个时候，支援世界革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辞令，“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在官方媒体上，也不时可见对缅共的舆论声援。王曦带着缅共必胜的信念走向陌生的邻邦。一年多前，康国华已踏上异域武装革命的征程。

毛泽东思想指引缅共人民军

康国华的家庭出身与王曦类似。父亲是“大资本家”，同样是“黑五类”，文革中被遣送乡下。“我在那里只待了几天，觉得在国内没有任何前途。”

他毅然奔赴缅甸，因为他觉得在革命中出身不再重要。康国华说，到缅甸后，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图片，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毛选。

至于前来参军的中国知青人数，康国华曾从缅共司令部征兵站的花名册上获悉，正式登记在案者不下3000人。他们大部分是像康国华这样的“黑五类”后代。

随着对缅甸的深入了解，王曦发现，人家过的是小康生活，进屋还要换拖鞋，“我们是穿着补丁裤来解放他们的，真有些可笑。”

失去母体

在康国华和王曦看来，1971年林彪的出逃，是一个关键节点，这之后，中国政府明显疏远了缅共，开始逐步减少支援。

其实，中国政府外交策略的调整之前即已开始。1971年6月16日，缅甸联邦革委会主席兼总理奈温接见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陈肇源，7月31日，奈温夫妇还受邀对中国进行“友好和非正式的访问”。

图为1974年8月，派赴中国军校学习的缅共参谋干事班学员合影

一直与奈温政府作战的缅共，很自然地失去了支援。康国华说，顾问团最先撤走，知青从1973年开始也大批退伍，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我感觉茫然了，觉得国际共运和缅共的前景都有问题。我该怎么办？最后的结论是，只有更好地干，和缅共共存亡。”

1973年6月前后，国内曾问他是否愿意回国，将给予正连级待遇，但前提是他父亲回哪里他必须去哪里。他想争取去昆明荣军医院工作，未被允许。康国华因此谢绝，也错过了这唯一的一次机会。“如果回去，连级残疾军人，当时会有每月八十多元的待遇，现在好几千。”

“到1987年，（缅共）北方军区根据地，90%都已丢失。”两年后，他回昆明安置妻女，打算再返回缅甸，“可我1989年3月回国，缅共马上就发生政变。我就没回去。”1984年，王曦已带着妻儿回到云南落户，他厌倦了战争。

后来缅共一直靠贩卖毒品，“以毒养军”，内部斗志已失。1989年，缅共终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康国华和王曦失去了最初革命的母体，回到国内也得不到任何正式的承认，当年“革命者”的身份再无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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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葬身于缅甸的中国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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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1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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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被输送到云南的老知青，怀着切·格瓦拉一般的骄傲，加入了缅共，在缅甸的热带丛林中进行了15年的战争生涯。王曦就是他们中的一员。金三角搏命15年，能活着回来，他是荒唐岁月里“输出革命”的幸存者。还有数以千计的知青，葬身在缅甸冰冷的土壤中，留下面向东方的无名荒冢一堆。
  1968年1月1日，缅甸共产党借势而起，在中缅边境孟古建立了东北军区。自此，那个50年代初因革命失败而销声匿迹十多年的缅共，竟然又复活了。支援这支武装被我国认定为对“共产主义事业”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孟古河，中缅两山间夹着的一条小溪，宽不过10米，却还得脱鞋卷裤腿涉水而过，凡是投身缅共的中国志愿者都要在此偷偷涉过此河，因此被称为“裤脚兵”。
  1970年5月19日，王曦跋涉到了孟古河畔，随身行李只有《革命烈士诗抄》和艾芜的《南行记》两本书。这一天，恰好是他20岁的生日。第二天，又恰逢毛泽东著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5·20”声明发表。这一天，他穿上了绿军装，拿起了沉甸甸的M21半自动步枪，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写上了“革命干部”，彻底告别了自己压抑的过去。王曦这拨下乡知青，有的曾在边城畹町的山上“坐山观虎斗”，目睹了缅甸政府军与缅共游击队的大阵仗，有的则听说自己的“发小”已经加入战斗。于是，在经历了“红八月”的激情和“上山下乡”的迷惘后，他们开始憧憬成为“国际主义战士”。王曦，因为父亲头上那顶“国民党军统特务，中美合作所刽子手”的大帽子，早被收拾得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生存无计，似乎只有战死沙场，才能一雪前耻。
  新兵队里没有一个缅甸人，完全是知青世界，大家互报校名，立马打成一片。他这才知道，原来缅共不仅有个“知青旅”，而且每个营还各有特色。303特务营，老高三知青较多，都颇有书香子弟风度，被称为“秀钉子营”。3031营，华侨知青和昆明知青各半，昆明知青中又以在瑞丽下乡的知青为主，他们背倚瑞丽江，在自己家门口打仗，被称为“门坎猴”。3032营，大多数都是初一至初三的四川人，他们特别能喝酒，人人的性格都被熏陶得和60度的老包谷酒一样火爆刚烈，俗称“火枪营”。3033营的昆明知青常年累月钻山沟打游击，都是些不修边幅，神头二五的老兵油子，被称之为“痞子营”。娘子连的百十号小姑娘，最让王曦自叹弗如，她们要么抬着伤员，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高射机枪，和男人们一样冲锋在前。在缅共的历次战役中，都是知青连队打头阵，他们高大、勇猛、忠诚、狂热，牺牲前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创造了一个个“黄继光”般的英雄传奇。
  1968年中国出版了《格瓦拉日记》，不知有多少中国知青怀揣着它或是手抄本投身异国，用热血浸透了被弹片啃噬成齿状的纸页。到底有多少人跨过孟古河，奔赴了缅甸战场，王曦也说不清楚。有的说5000，有的说2000，无法统计。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游击队干部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1969年5至8月，越过国境参加游击队的中国知青达数千人之多。1970年12月底，中断了三年多的中缅两国外交开始有了恢复迹象。知青们尴尬的发现，阵前的奈温政府已被中国接纳。为此，缅共军区中方顾问组首长郭副政委，向部队作了内部报告，强调中国对缅共的支持不会改变。该报告还特别强调了国内对“中国人自愿参加缅共的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给予了“出生入死，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对祖国边疆的安全是有功劳”的说法，并说在1970年8月，中央军委下达文件，10月份传达到边五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参加缅共牺牲的同志，其家属与解放军待遇同等。为此，缅共还为每个献身者出具了一张类似“革命军人身份证”的证明文书。王曦将这张证明文书寄回家里，果然起了些作用，否则，父母将因为儿子“下落不明”或“叛国投敌嫌疑”而“罪上加罪”。
  林彪事件之后，国内的知青政策也开始松动，招工、招兵、上工农兵大学、走后门回城之风渐起，外五县知青开始寻找新的人生变革之路。滇缅路上，老知青们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冲在异国一侧小路上独行的王曦喊道：“喂！替别人当炮灰的同胞们，回头吧，我们有救了。”大部分知青战友已经丢盔弃甲，逃了回去。如果不是家庭背景太糟糕的话，王曦多半也会退回国内。当然，把他和百余坚定分子们留下的，还有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的人生价值。在雷门伏击战中，王曦这个从来没有打过炮的炮兵，凭借自己的果敢，荣立二等功。一年后，他火线加入缅甸共产党，并提了干部。这是一片炼狱，但他没有“碌碌无为的活着”，王曦决定留了下来，和部队一起转战到远离边界的萨尔温江以东。他隐隐感到，真正的流亡生涯开始了。
  在前线呆了15年，王曦竟然没受过伤。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戏称自己有嗅到危险的第六感。在缅共人民军，王曦历任4045部队炮连战士、营部文书、连指导员、缅共五旅政治处干事、五旅作战参谋、042部队政委、68师教导队主任、68师保卫处长等职务。官越做越大，但王曦对前程却越来越灰心。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前后，中国派往缅共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送行时，知青们的哭声响彻孟古河，从此，他们成了没有国籍的人。中国不再公开对缅共给予支援，而这些知青因为自愿输出革命，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当初，加入缅共时，还有人问：“革命关系能转到国内吗？”，现在都成了泡影。至于他们如何恢复国籍，归国安置，均无人提起。得不到祖国的认可，牺牲还有什么意义？有门路的知青都黯然回国，缅共中的知青越来越少。此时的缅共，更无可救药的堕落下去，盘踞金三角，走起了“以毒养兵”的道路。
  直到1980年，国内才开始正视这些缅共老兵的性质、身份和退伍回国问题，并且出台了一个并不尽如人意的接纳、回归政策。不过，见到这条政策时，王曦哭了，如同无人认领的孩子找到了亲娘。此后，为了办好手续，名正言顺的脱离缅共，王曦经历了耗时三年的漫长等待。一边等，一边打仗，好几次险些命丧黄泉。
  为了全身而退，他只好一走了之。1985年，在离开故土15年后，王曦抱着两岁的儿子来到了浊浪滔滔的缅甸楠佧江边，留影为证，开始了逃亡之旅。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流浪到了萨尔温江以西的九谷，又在中国边境畹町镇，花二十元钱买了个假通行证，最终偷渡回国，抱着儿子登上了开往昆明的长途客车。回国路上，他又一次跨过了孟古河。
  河畔景物依旧，但自己却从风华少年，变成了35岁的缅共逃兵、拖家带口的黑人黑户。遥想当年青春热血，回来的时候却这样连滚带爬、两袖清风，不免顿生苍凉。1985年5月，根据政策，王曦终于重新拥有了国籍、户口和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顾不上喘息，他便拖着35岁的战争残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开始了新一轮拼搏。他当了7年每天要在机床边站着忙碌8-16小时的机械工人，又下海到昆明某外贸公司，任边贸部经理，在人迹罕至的缅北野人山开山伐木，做木材生意。若干年后，企业改制、破产、倒闭，他沦为没了着落的社会边缘人。至今，他仍在社会底层艰难的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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