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1-5-10 12:39 编辑
老何是我母亲的堂妹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六十岁时才和我堂姨结婚的。堂姨没有儿女，退休不久老伴就去世了。同事可怜她生病时递口热水的人都没有，一心要替她找个老伴来。 物色中的老伴就是老何，一个“摘帽右派”。他在一家工厂当主办会计，单身住在单位里，再过一年就要退休了。同事原来打算在自己家里让双方认识一下，老何说，不就是见个面嘛！又不是小年轻找对象。于是随便找了个碰面的地方。 那天堂姨她们去的时候，老何已等在那里。同事将双方介绍完毕，老何先开口道：“我一无钱二无房，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了。你觉得好就谈，不好拉倒。”说完道个别，头也不回地走了。 堂姨一直到家也没回过神来。天底下竟有这样来相亲的男人，还没等自己说句话就拔脚跑了。但直觉上这个人实在，独身一人倒也干净。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老家还有什么人？性格脾气合不合得来？这一切总得要经过接触才能了解，也不可能让同事天天来回传话吧！她想了半天，想出个自以为很大胆的主意：不如亲自上门去问个明白。 到了星期天，堂姨来到老何的工厂，门卫领她走进食堂。工厂的食堂一般兼作会场，一头搭有舞台，台上有架木梯上去是个小房间，通常是放置音响、灯光等杂物的。门卫抬头喊：“老何，有人找！”里面有人应了一声，门开了，伸出个头来朝下看，一见到堂姨便怔住了：“是你！你……你怎么到这里来？”堂姨随口应道：“怎么，不欢迎？”见堂姨正朝木梯上走，老何这才醒悟过来，赶紧下来扶。 走近房门，迎面窜出一股呛人的臭气，烟草味、酒精味、霉烂味、尿骚味扑鼻而来，几欲令人作呕。逼仄的房间里有个小小的窗，挂着一盏昏黄的灯；墙边有张木板搭成的床，脏兮兮的被褥缩成一堆；靠床边是张小方桌，一个食堂用的八两饭罐当作烟灰缸，数不清的烟蒂在上面堆成了宝塔型；还有个煤油炉子，这是在食堂停火时备用的；半碟咸菜和几口剩饭摊在桌上，看来主人正在吃早饭；地板上斜叠着几个厚纸箱，应该是放被褥衣物的。一切正像老何自己说的那样，除了身上穿的，再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老何在屋里手足无措，口里说请坐请坐，可屋子里连把凳子都没有。阿姨看他窘成这个样子，不觉暗暗好笑。说我可不可以坐床上呀？老何听了赶紧将被褥推在一边说“真不好意思呀，让你见笑了。”堂姨坐定后掩着鼻子说，你这儿味有点重。老何又赶快去打开小窗，端起地上的尿罐向楼下跑去。 开了窗户搬去了尿罐，屋内的空气好了许多。堂姨正对着满屋的灰尘发呆，脚下“咣当”一声，像碰倒了什么东西，她俯身朝床底望去，一看吃了一惊，原来床下满地都是空酒瓶，歪七竖八的数都数不过来。她心里不由涌上一阵酸楚的怜悯之情，这就是一个独身男人的生活啊！ 老何背了把椅子，提着个热水瓶回来了。 就在这个黑洞洞、臭哄哄的屋子里，两颗孤寂的心似乎找到了倾诉的对象，堂姨拭着泪听老何讲述起自己那段痛彻心扉的往事…… 老何是扬州人，五十年代初就读于浙江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本市一个工业机关工作。几年后，和当地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后来又有了孩子。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每天早上吻别了可爱的女儿，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下班后买了菜按时赶回家来。小日子本来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不料，时间到了1957年6月，平地里响起了霹雳，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把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全打乱了。到了运动后期，全国划了几百万右派分子，这些人中，除了一部分本单位监督和解押原籍外，其他人大都被押送农场或监狱进行劳动改造。右派分子的人数本来是按单位的比例来额定的，但各级领导大都超比例作为自己的政绩，任意进行扩大和层层加码。 一天夜里，老何的单位召集了有关领导的紧急会议，要求当夜确定右派分子的名单。经过一番酝酿讨论，人员名单已基本通过。其中有“引蛇出洞”时写大字报向党提意见的；有在群众中散布对现实不满言论的；也有对抗领导，不服从工作安排的，剩下最后一个名额还没落实，这是单位领导根据当时形势临时增加的。 这时，时间已过半夜，在座的人大都打起了呵欠，大家煞费苦心，可再也提不出还有谁能够得上右派分子条件了。大领导启发道：大家再仔细查一查各自的部门，是否还隐藏着对运动有不同看法，甚至有对抗情绪的人，这种人是很危险的。一个小领导听了突然脑洞大开，说我部门有个年轻人平时工作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在一次讨论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只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运动不运动和我们有什么搭界？”当时附和的人还不少。这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呢？ 大领导听了精神一振，敲着桌子厉声喝道：“大家听听，这算什么话！这不是典型的对抗运动的反动言论？业务再好，没有政治挂帅能行吗？假如每个人都这样认识，运动能搞得起来吗？这种人不是右派分子是什么！”此番话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大家听了面面相觑，瞌睡全无。会议到此结束。 过了几天，上头通知老何准备好自己的日常衣物用品，准备集中去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临行时，那位举报他的小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年纪轻，下去锻炼一段时间也有好处。放心吧！你的位置我会给你留着的。”大概他以为过不了一年半载，就可以回来上班了。 可哪里知道，物转星移，人世沧桑。这一走整整过了22年！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回来时已成为两鬓苍苍，行将退休的老人。 第二年，他在劳改农场接到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他老婆见他回来无望，带着孩子离开了令她伤心的地方，改嫁到外地去了。 从此，老何的人生跌入了苦难的深渊。也是从那时开始，人们就不敢讲真话了，许多人至今对讲真话仍余悸在心，这种现象其根源都可追溯到1957年。 我还记得老何第一次上我家的情形。矮胖的身材，灰褐色的圆脸，岁月的风霜深深地刻在额头的皱褶上。他想表示出礼节性的微笑，但似乎笑不出来，眼神里流露对周围的淡漠和不屑。他不多说话，拿出烟来一根接一根地抽。 吃饭了，我打开一瓶白酒，在他前面放上个小酒杯，他看了说太小，我换上个大杯，他还是说小了，我又拿了个玻璃茶杯，这回他没说话了。 我们都不会喝酒，他自已把茶杯倒满了喝上一口，我看到杯子里的酒一下子几乎浅了一半。他微闭着眼睛让酒在口中停留了好一会，然后徐徐咽下，脸上显出舒畅的神色，自言自语道：“唔，这酒不错。”接着挟了一颗花生米放在嘴里细细地咀嚼着。酒很快喝完，菜却几乎没动。问他还要不？他说平时一天也就喝半瓶的，今天已经超了。吃完饭又埋头抽烟，一根接着一根。 老何和堂姨结婚以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堂姨循循劝导和无休止的絮叨下，他戒了烟。接着又下了戒白酒令，但不限葡萄酒。喝了几天，老何说葡萄酒不过瘾，喝了等于没喝，喝多了还涨肚子，干脆连葡萄酒也不喝了。堂姨替他置办了好几套新衣裳，人看起来精神多了，走上街头，像个有相当级别的离休干部。 堂姨说老何在生活上其实是个很细致男人。结婚后房间被他弄得窗明几净，地板每天两扫一拖，进出还要换鞋；被褥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就像军营里一样；阳台里的杂物都被扔了，换上了花盆、假山和金鱼缸；电视机换成了大屏幕，又添了台播放机，老两口喜欢听邓丽君；在以后的日子里还添置过笔记本电脑，他要玩游戏，还用QQ跟远方的亲朋聊天。 我赞叹堂姨家的生活环境现在变好了许多。不料她听了却抱怨道：“好什么好，三天两头吵架着呢！”我听了大惑不解。 “你不知道他是个多么固执的人，认准的事一根牛筋到底，从来不晓得通融变化，我随意说句话，他就板着脸来一通大道理，这样的人到哪里都吃亏。我做任何事他都不放心，他说我烧的菜没一样好吃，气得我厨房都懒得去了。我上同事家他也跟着，像是怕我跑了似的。唉，我现在好比是‘四类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听了一头雾水，弄不清她究竟说老何好呢还是不好。 那一次堂姨动手术住院，又听她在病床上发火：“我再三再四跟他说，这里是我的老单位，吃了几十年的食堂，用不着你一日三餐担菜送饭。可他偏不听，还跟我吵，说他烧的菜有营养，比食堂好吃，难道我连这个也不懂？这么热的天每天来回六趟，一趟一身汗，也不想想自己多大年纪了，要是累病了怎么办？谁来照顾你？真是越老越糊涂，气死我了！” 这次我听出来了，应该不是坏话。 有一年，老何不知从那里得到个消息，说是上面有文件，“摘帽右派”可以发点生活补助。在他们理解中，这是国家对他们所受冤屈的一种赔偿，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所得。尽管数目少得可怜，可他们奔走相告，把这件事都看得非常重大。 就因为这件事，使他逐渐平复的精神创伤再次受到沉重的一击！ 那天老何到了有关部门，接待人员在相关的名册里翻了半天，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只好关照他过几天再来，他们需要去查阅老何的原始档案。 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答复。接待人员告诉他：经查，你原来定性的是“右派边缘”。换言之，你不是右派，所以也不是摘帽右派。按照文件精神，也不属于补助范围。老何惊呆了，怒不可遏地大声责问：“那无缘无故的关押我22年算作什么？”接待人员向他摊摊手：“这个我们可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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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0 12: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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