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一、关于研究视角问题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是在共和国的特殊时期和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
       这一历史进程毫无疑义地表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开展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
       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贯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历史这一基本史实出发，我们又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党和国家推进实施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我们正确研究、客观评价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基本依托。
       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历史的评价问题，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有定论，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这一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辉煌成就和经历曲折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我们承认，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包括在“文革”中受到过重大挫折，但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主流和本质，也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

       我们同时也承认，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来就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且有些还十分突出，但是这些都不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党所领导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大众结合”的本质特征，其核心内容就是广大知识青年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直接参加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伟大实践，经受了锻炼，发挥了作用，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道路中作出了无私奉献。就是在“文革”期间，尽管知青上山下乡一度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也出现了更多一些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都仍然不会改变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思想的基本内涵，也不会超越中国共产党延绵不断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当然，也不会丝毫动摇和改变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同样会证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与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主流和本质，紧密联系在一起。

       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把它放在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起码的要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去考察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就会从史实出发，尊重历史真实，就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会实事求是地恢复和展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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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历史分期问题

       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学术理论界早有研究。无论是“三段论”还是“两段论”，以至大阶段中又有小阶段等划分，这些都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及主观判断。这里，我不去评价这些分期的优劣利弊，只想就上山下乡历史分期的内在关系谈点认识。

       我把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我认为，“文革”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知青上山下乡是紧密相连而又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全过程。同时认为，这三个阶段的知青上山下乡在一些方面有着重大区别甚至是根本的区别，特别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一度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有些地方实行“一刀切”“一锅端”等作法，这是区别于“文革”前和“文革”后的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表现。
       但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只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是它的全部。很显然，那种认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的结论，是错误的；那种认为“文革”已被全盘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要全盘否定的认识，也是错误的。这种认识和结论的根源，说得轻一点主要是有的人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不了解或知之不多，说得重一点就是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从整体上割裂开来，用割裂历史的方法，或以历史上出现某些曲折的状况，来达到全面否定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目的。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阶段都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一个整体，而都不会孤立地存在某一个阶段。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上，如果只强调不同阶段的联系而否认其区别，或者只强调不同阶段的区别而否认其联系；如果只看到某一个阶段而看不到其它阶段，或者以某一个阶段的片断来看待其整个阶段，乃至来评判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这都有可能出现认识上的偏差，甚至结论上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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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历史评价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在对其评价的问题上，见解不同，观点各异，是正常的，这也正是知青问题成为当今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热点问题的重要原因和魅力所在。但问题是，在当今社会对知青历史的评价中，却存在着一些片面的或者模糊的认识，以至还泛起一些值得警惕的错误观点。

      （一）近些年来，在对知青历史的评价研究中，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片面认识：一是以片断的经历来评判全部历史；二是以个人的感受来评说整个过程；三是以现在的认识来评论过去的历史。这些思想倾向有的出自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且现在仍对知青问题表示关切的人之口。

       由于不同阶段上山下乡的知青在理想、追求以及心态上有所差异，也由于他们各自所受教育程度、家庭熏陶和社会影响等有所不同，还由于他们下乡后的安置方式、劳动环境、生活基础、经济条件以及下乡时间、自身状况有所区别等，他们对各自曾有过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会有着不同的感受，也会就此产生不同的认识，这都在情理之中。但是，有的人一谈及到农村就是“诉苦”、就是“声讨”，甚至带着极端的情绪或异常的愤怒，对持不同意见者视为“异己”，加以“排斥”，这就有点出格了。

       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恩怨立场和个人得失角度，必须跳出个人局限、超越片断经历，站在国家全局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观察认识问题，方可能获得事物的真谛与本质。如果自己曾经受过几天苦，甚至在某个时段、某个问题上受过一些委屈，就以个人的某种好恶感受去断言和评价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优劣，就显得有点浅薄了。

      不能以个人片断的经历和感受去评判全部上山下乡历史的优与劣，也不能以现在的某些观点来评断历史事实和进程的对与错。如现在有的人用“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是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化趋势”的观点，去评断持续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说“这是历史的倒退”、是对历史的“反动”。要知道，在整个国民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农村贫穷落后面貌需要改变的状况下，又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社会动乱、就业狭窄、升学受阻的特殊状况下，党和国家决策动员组织大规模城镇知青到农村去，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培养锻炼青年、加快农村建设等，无疑是无可厚非和指责的。作出这样的决策，是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适应的。历史已经证明，它不仅缓解了当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防诸多方面的压力和矛盾，而且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如果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社会状况，而用现在的观点去套用这段历史进程、去评价这段历史是非，就会走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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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近些年来，在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需要作一些澄清。

       1.有的用割裂历史的方法来否定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进程。本来，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于60年代初期，高潮于60年代末期，调整于70年代后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基本贯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历史。如前所述，有的人全然看不到这一全过程，却有意无意地将“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从整体上割裂开来，并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进而得出“文革”已被全盘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要全盘否定的认识，很显然，这是错误的。

       2.有的抓住知青上山下乡的某些突出问题而以偏概全、一概否定，有的把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无限夸大、随意拔高，混淆这段历史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党和国家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制极左思潮的影响，纠正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作出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是决不能回避的。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肯定这段历史的本质特征和主流方向，正确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更好的历史借鉴。

       3.有的牵强附会或者张冠李戴。如有的把“在青春年华耽误学业”归罪于知青上山下乡，认为是上山下乡才使得这批正处于青春年华的青年失去了继续在校受教育的机会。要知道，“文革”开始后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大学已宣布停招两年多时间、中学也早已“停课闹革命”，大批中学毕业生处于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状况。从这一史实出发，可得知，“文革”运动是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而不是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才掀起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对这一个史实，就连有的权威著作也将“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归结为上山下乡带来的结果，这就有点偏颇了。

       4.有的不顾史实，颠倒主次甚至是非。如粉碎“四人帮”后，在知青上山下乡战线拨乱反正进程中，党和国家决策“不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对在乡知青进行统筹安排的工作部署，有的人把这些说成是后来才愈益蔓延的云南农场知青“静坐”“绝食”换来的。事实上，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即1978年12月10日结束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就正式提出了全面调整政策，改进传统作法，把动员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逐步转移到妥善安排知青回城就业的重点上来；决定在两年内优先解决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知青，并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正是主要依靠党的自身力量，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才作出了这一解决知青上山下乡根本性问题的正确决策，开拓出“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新征程。当时，一些地方发生的知青上访请愿活动等，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更加重视、推进了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进程，但这些并不是根本解决整个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基本原由和推动力。这里说到的“整个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不单包括农场知青的问题，而更大量的还包括插队知青的问题，因为解决插队知青的问题中央已有了明确的方略和步骤。

       5.有的引伸话语、借题发挥。最典型的是有人爱引述“四不满意”（即城市、农村、家长和知青本人）来论及对知青问题的总体评价。其实，这一说法是有前提的，当时中央领导人都强调要安定团结，强调继续搞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做法要改变，不然，就会“四不满意”。在这里，有领导人说“四不满意”，是针对上山下乡的老办法和具体作法而言的，是针对“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一些极左作法而言的，而不是针对持续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整个工作而言的，何况在当时的语境中，也绝无全面评价整个知青上山下乡的议题与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紧接其后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也就是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对知青上山下乡作出了全面评价。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成绩是主要的。很显然，这是对持续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总体评价。这一结论及其阐述，是迄今为止，见到的中共中央正式文献对此问题作出的最后一份全面评价。在此前或此后的诸多个人发言和评价，如没有转化为决策，就只能是个人的见解和看法而已。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没有对知青上山下乡作出任何评价，而只是在阐释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六大独创性理论贡献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等思想，充分肯定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认为“至今仍有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当今研究和评价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应当理解和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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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较为突出地在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评价中泛起，值得警惕和重视。

如有的以全盘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来达到全盘否定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共青运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

       又如有的以批判“知青上山下乡”为名，来批判党和国家这一段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进而抹黑和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第一代中央领导人。

再如有的从清算“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走到“清算”社会主义道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轨迹，等等。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结束以来，特别是在“伤痕”文学的影响下，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持全面否定的文学影视作品、研究文章等比比皆是。此后，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与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化。在这期间，各种观点、见解的碰撞以至冲突，与思想文化领域里问题的复杂性、利益的多元性、矛盾的尖锐性等紧密相连。我们承认有些作品和成果，对于研究历史、反思“文革”、解放思想，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只要冷静地思考、辩证地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确实不乏为数不少的片面的以至错误的结论。现在有的人把知青上山下乡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把这些都归罪于毛泽东的错误，如果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图。

       面对形形色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的思潮和作法，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澄清模糊认识，抵制错误作法，敢于正本清源，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审视、观察、思考和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这应当成为我们这些知青经历者、见证人的历史责任和自觉意识，这也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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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孙成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于1969年至1978年上山下乡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插队落户。本文转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5期，原标题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视阈下的知青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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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浅解伟大的知青运动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伟大创举，大批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具有无以伦比崇高威望的人民领袖的号召下奔赴农村，和广大农民生活战斗在一起。这里面所蕴含的丰厚意义实在难以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与论述，尽管有关的文章与著述多如汗牛充栋，对此的结论也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但归根到底也难以涵盖其在主客观上所具有的深刻本质和深远持久的历史意义。

       只有在新中国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只有在把自己的政府服务指向定格在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历史上才可能产生如此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非凡举措。谁都知道，城乡之间的差别，知识与劳动实践之间的差别，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别，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一直客观存在着的恒定思想意识与地域间业已固化的差别。向往城市化的生活，向往劳心者治人式的生活，几乎是再名正言顺不过的普遍阶级意识。统治者认为这是金科玉律般不可变更的天条，被统治者也从未对此产生过多少怀疑甚至他们自己也在不断地努力挣扎着希图自己有一天也能走进城市、走进统治者的行列。

       在中国，一个以四书五经为蓝本的科举制度就把学而优则仕的教条牢牢扎根在人们心中，富家子弟书香门第的孩子竞相努力以便鱼跃龙门，穷家子弟如《儒林外史》里范进那样家无隔夜之粮的人，也有几乎把一生的希望都维系在科举考试上的。因为谁都知道，一旦金榜题名，名誉地位钱财就会滚滚而来。被统治者就会一夜之间咸鱼大翻身，被人艳羡地走进食人者的行列。因此幼教诗歌《神童诗》中也就有了这样的句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而这些话谁都明白它根本上是不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它更多属于原本就是统治阶级队伍里的那些子子孙孙们。

       至于贫贱如范进者能有金榜题名喜极而疯机会的，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里侥幸金榜题名的十万进士中，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的。至于司马迁在《陈涉世家》里借陈涉之口说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虽然不乏激励后人勿信天命凡事当为的积极意义，可说到底，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又有谁去启蒙他们或者由他们内心自悟出这样的道理呢?

       倘若一个时代有百八十人有此觉悟水平的话，历代统治者也不可能恪守着家天下的道统不加变革就可以悠然自得地君临天下的。科举选人自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所在，但一千多年只有十万人入列的残酷事实，金榜题名之荣几乎对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都是可望不可即的神马浮云，至于连衣食都难以自给的广大穷苦之家，文盲是他们的本色，识字对他们来说是近乎于难以企及的奢侈。不识字就读不了圣贤之书，读不了圣贤之书，又上哪里去金榜题名?在失去了经济基础之后，就同样失去了文化基础，失去了文化基础，基层贫民就只能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认天命顺天道归天理了。这里的“天”当然指的就是封建的统治秩序，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差别。

       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崭新时代。在这个国度里，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一切旧有的传统都被无情翻转过来，一切旧有的秩序都被彻底打乱。政府成了人民的政府，政府各机构成了人民的办事机构，政府大小官员与职员都无一例外地成了人民勤务员。几千年来被抬高得无上荣耀的知识分子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尊贵，全都成了和普通人一样的人民大众。尽管他们依然因为饱读诗书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可完全没有了高高在上的优渥身份与特权，并且要他们从思想上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以期望有一天能真正把自己融化到人民大众中去，成为他们中的普通一员。

       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大知识分子，他深知改造知识分子并使他们能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难度与风险。因为传承历史并秉笔书写历史的人物非知识分子莫属。历代统治者，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与需要，不得已之下得罪过少数知识分子，但大多数封建帝王们都知道如何卖通知识分子，以便他们在自己身后不用刀笔损毁自己。历史上最典型的两个皇帝就因为得罪了知识分子，原本并不很坏的形象一直以来都被猥琐狭隘的知识分子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这就是秦始皇和雍正皇帝。

       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首创郡县制度，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居功甚伟，可他却被把持舆论权力的知识分子们骂得体无完肤;雍正皇帝在位时励精图治，横扫前朝留下的诸多弊端，为康雍乾盛世立下了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之功，只因他过于铁面无私，直接触动妨碍了知识分子和豪门大户的利益，在他身后便遭到了恶人们狺狺不断的狂吠。

       毛泽东可能是历史上遭受无良知识分子诋毁谩骂诽谤罪严重的最高领导人了，在历次运动中不愿接受自己固有身份与思想观念改造的大批所谓的知识分子，一直对毛泽东提倡的知识分子要无条件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号召与行动耿耿于怀如骨鲠在喉，直至在他身后骂了几十年依然余怒未消。就连一些所谓的受人尊敬的大知识分子如巴金、杨绛、季羡林等，也难以抹去自己心中那份来自几千年封建尊贵观念的天然清高，把毛泽东改造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五七干校污蔑为迫害他们的“牛棚”。由此可见，要想扭转几千年来业已固化的封建尊卑意识是多么的不易，要想改造并根除人与人之间延续了几千年的等级思想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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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关于毛泽东发动这一声势浩大前无古人运动的动机，根据他一贯的思想来推断，一点也不用妄猜别的什么原因存在。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在著名的演讲词《青年运动的方向》里讲得十分明白，也做得十分彻底。对于初到延安的城市知识分子，毛泽东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引导与改造，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要这些来自城市里的革命知识青年，能够从国家民族和共产党立党宗旨的大义出发，自觉接受艰苦革命斗争生活的磨练，自觉改造掉自己思想里留存的封建劣质性东西，真心实意地把自己融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去，自觉自愿真心实意地同广大的基层劳动人民紧密结合起来，实实在在地逐步抛弃思想上成分不浅的小资情调、清高意识和自我优越感，完全彻底地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志存高远不计个人荣辱的真正革命者。只有这样，革命的知识青年才能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慢慢担负起驱逐日寇振兴中华建立崭新社会制度的革命重任。

       可以说，延安时期是共产党人得以锻炼成长并最终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彻底实践教育和政治组织储备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共产党人的一切努力都为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做好了雄厚的各种人力储备。新中国一经成立，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很快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并逐步取得一系列非凡重大的建设成就，这与延安时期的全方位深刻努力和打下的坚实基础一点也分不开。

       有人说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人才辈出群星闪耀的年代，一个是延安时期，另一个就是发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和文革运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行各业上处于政经一线的诸多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很多就是来自延安时期的知识青年们和当时的军队与地方行政工作人员。今天，在祖国领导和建设岗位上挑大梁的人员中，起领头雁作用的大多都是当年的下乡知青和文革经历者们。火热而有条理的实践斗争生活，使没文化知识的人既学得了丰富文化知识又积累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使有知识的人，在实际斗争生活中不但丰富发展了自己已有的文化理论知识，更使他们把所学知识同实际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验提高了自己的理论知识，进而完美地体现出了知识本身应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关于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其他动因，说法不一。有说是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工作压力的，有说是为了应对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疏散知识青年到乡下去以图核战突然爆发后保护人才需要的，也有说把城市知青下放到农村去是为了加速城乡结合，改变并提高农村落后生产技术水平的。总之，各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或许各种说法都涵盖于其中。笔者始终认为，知青下乡接受锻炼，更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使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毛泽东虽然自己是大知识分子，又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一生所系根在国家与人民，除此之外在他身上实在难寻出一己之私。他虽然出身农村，是天生的农民，可他又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优秀知识分子和坚定革命者。如果按照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完全可以凭借自身才华过上锦衣玉食的上等生活。他当年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若不是出于自己崇高革命理想的需要，就在那里一直发展，即便后来做不了万人之上的国民党党魁，起码也能跻身于极少数人才可能拥有的显赫高位。可是他忘却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把自己置身于革命斗争需要的山沟沟里点燃了红色革命武装斗争的烈火，当上了被国民党政权和国外反动势力一直叫骂的共匪头子。如果不从政，毛泽东拿起他的一支如椽巨笔，无论搞学术研究还是搞文学创作，那也一定是难得的一流高手，照样可以衣食无忧安享尊贵，照样可以青史留名。可他偏偏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些唾手可得的令许多人羡慕得双眼都滴血的美差，毅然走上了一条现身国家民族和人类崇高事业的不归路。他年轻时候在长沙读书的时候就和好友一起利用暑假走遍长沙附近许多县乡，零距离接触农村与农民，对他们的生活细心观察体验，了如指掌。他后来之所以被人誉为农民运动之王，当与他年轻时候的用心与付出是分不开的。唯其体验深透，才收获甚多，这是那些坐在书亭里凭空想象的空头革命家们永远也难以理解也难以企及的。

       因此说到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因和意义，笔者认为起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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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它打破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传统，把知识直接变为为民所用的实践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所谓的文化知识一向是统治者统治人民奴役人民的工具。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劳动人民全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的一切文化知识都来源于祖辈的口传和现实生活里及少数读书人的言传。他们所获取的知识大都是经过统治者篡改之后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御用知识，而这些御用知识对于他们的生活又是丝毫不起作用的。实话说，学校越多越能使文化科技知识得以普及，越能提高全民的文化道德水平。可有一条谁都承认，知识的学习贵在使用。有谁敢说自己自小到大所学知识有百分之二十在生活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恐怕没有，除了极少数所学与所用有直接联系的特殊人员之外，许多人所学的许多知识既没化为生活工作的能力，也没有转化为为有效的生产力。

       毛泽东对此问题早已洞悉得入木三分，他对自己从苏联回来的长子毛岸英的谆谆教导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很不看好单纯无用的书本知识，他最看重的是工作实践。在他麾下的将帅星河里，许多人原本就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可在实际斗争生活中他们既学习打仗又学习文化知识，学以致用的实践，使这些原本不可能有所成就的人一个个出人意外地成了一流军事家乃至颇带文气的儒将。彭德怀的领兵打仗能力举世皆知，可他在《彭德怀自述》里表现出的不亚于打仗的出众文采也令不少人叹为观止;杨得志不过是一个不识字的修路工，由于参加了红军，一边学打仗一边学文化，他不仅成了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由他撰写的回忆录《横戈马上》所表现出来的出色文采也让人击节赞叹。

       知识只有与实践结合起来，才算是有用的知识。知青们由城市转而深入到农村，不仅人得到了锻炼，所学知识也自然转化成了生产力。谁敢说下乡到各地的知青带去的只是一群生龙活虎的热血青年而不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文化知识大普及?谁敢说下了乡的知青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体验不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有效城乡大融合?谁敢说有了知识的青年人把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之后不是为自己的人生积累了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吃了苦受了磨练的城市知青，不管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挫折，他们都会有自己该有的担当与责任，都会有自己无可战胜的信心与勇气，都会有自己不虚此生的感慨与庆幸，都会有自己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自豪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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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青运动加速了城乡之间的大融合，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历史鸿沟

       城里人与乡下人在中国这样封建秩序维系了几千年的古国里始终泾渭分明，始终难以愈合。知青运动使得成千上万的城市年轻人一下子涌进了乡间，不管在其后的日子里他们是如何艰难地适应农村适应农民，也不管农民们是如何艰难地适应他们，总之，带着昂扬的人生理念，这种有绝大多数人自觉自愿的行为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大交合直至大融合行为，都是一种崭新的人际融合行为，它带来的新鲜感和冲击波一定令进入者和接纳者既心存顾虑又惊喜不已。那时候人民领袖的至高威望和正确动议，不仅令血气方刚的知识青年亢奋不已并心悦诚服的接受，就连许多不识字的农民也丝毫不存疑惑之心。对知识青年们来说，伟大领袖既然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且告诉大家“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就义无反顾地响应，毫不动摇地执行。对于农民们来说，这些城里年轻人一个个都是金枝玉叶，都是一肚子文化知识，能来到咱这偏僻乡村，也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作为毛主席派来的客人，岂敢怠慢丝毫?陌生的距离感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相互关心学习，共同生活劳动，成了他们的主题。许多知青在劳动中得到锻炼与成长，他们先后被社员们推举为老师的，推举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推举上大学的。那时候的下乡知识青年，是时代的一道亮丽风景，侯隽、邢燕子等知名知青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在长期劳动实践中，不少下乡知识青年娶了农村姑娘作妻子或嫁给农村青年作妻子，城乡大融合的趋势在那个特定时期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迅速得以扩张弥散，有力促进了区域间、民族间的大团结大融合。这是谁也不能够抹杀的历史功勋，将永远留存在共和国乃至人类的发展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