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问题研究》200篇文章连载

月雅湖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戍边垦荒发展生产的历史选择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人口出生率猛增，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保证全体人民的粮食需求，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开荒3868万亩的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农村和一些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去完成。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55年8月9日，杨华、李秉衡等60名北京青年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屯垦戍边的申请，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边疆垦荒的热潮。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16个大中城市的2000多名青年先后来到北大荒，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同年，河南省郏县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主席获知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非常赞赏，指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上山下乡是新中国青年学生的历史创举，是改变建国初期一穷二白面貌的时代选择，党中央顺应了历史潮流，将青年意愿上升为国家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知识青年自觉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的满腔热情，他们立志“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一些知识青年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有的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宣誓，有的不顾父母劝阻从家里偷出户口办理迁移手续。涌现出了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知青典型代表。记得前两年到云南西双版纳旅游，当地的导游和村民主动向我们提起知青，是知青给他们带来了文化知识和边疆安宁、种下了郁郁葱葱的橡胶林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其感激与怀念之情溢于言表。知识青年为开垦荒山、稳定边疆、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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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备战备荒应对美苏战争威胁的战略布署

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背离了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党中央、毛主席同苏联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开展了中苏大论战。苏军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于此同时，国际局势动荡，战争因素急剧增长，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台湾蒋邦在美帝支持下制造台海紧张局势，疯狂叫嚣反攻大陆。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加快了大三线建设步阀。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的知青亦农亦兵，劳武结合，平战结合，扛起枪杆能打战、拿起锄头能生产，极大增强了国防后备力量。与此同时，中央加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力度，把广大的知识青年作为国家的宝贵财富分散到农村，充实和加强农村基干民兵组织，提高农村民兵的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提升了“全民皆兵”的综合水平。可以说，六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面对核战争危机等复杂国际环境下保护“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知识青年、调整全民皆兵战时布局的重大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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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教育革命与工农相结合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需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毛主席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推进教育革命和消灭城乡差别的一次重要变革。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的教育体制还没能根本改变，读书做官论的封建思想还很有市场，城市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农村进城读书的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现象逐渐增多，学校培养出的是高分低能的书呆子，没有任何社会实践经验，在思想上、感情上同工农群众逐步拉远距离，这样的教育体制是不能培育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为此，毛主席站在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全面推行教育革命，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根本上废除了科举取士的封建制度残余，延缓了新贵族、新八旗子弟的重现，从理论到实践培养了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又实践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主席当年的决策既有群众基础、实践经验，也有社会调查、理论创新，是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既是一次彻底的文化革命，也是的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更是一次广泛的社会革命。知识青年在农村这所劳动大学通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通过劳动锻炼，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懂得了劳动的价值，理解了劳动人民，学会了战胜各种困难，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拉近了距离，促进了城乡融合、增进了社会和谐。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同时，也给农村带来了科学和文化，促进了农村文明建设。很多知青成了农村中小学教师、赤脚医生、农科所技术员和社队企业骨干，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的研发和运用以及社队企业的发展和效益，大幅度改变了农村的面貌，逐步缩小了城乡差别，巩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与当时“五七道路”基本同步的，走的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目的就是反修防修、反贪腐防变质、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避免重蹈苏修的覆辙。广大知青在农村的生产实践中更好地学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学懂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时经历过“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验”三大实践的知青在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劳动技能、社会经验、理想信念等各方面绝大部分都远远优秀于现在的大学本科生，他们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这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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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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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我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提出和阐发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建国以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文革期间达到高潮。70年代末，随着知识青年大返城宣告结束。但这段史事无论对于知识青年个人来说，还是对于整个共和国来说，都是一段抹不去的历史。之后，大量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籍、文章、文艺作品公开问世，至今方兴未艾。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有差别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笔者作为知识青年的曾经一员，也就此简要谈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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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要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和视野中加以认识

       客观地讲，许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遭遇的磨难和痛苦是极其严重的。笔者虽有磨难，但和他们甚至和同一集体户的一些同学相比小得多得多。看到许多知识青年痛苦的回忆，确实值得同情。但是否因为个人的这种遭遇就根本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身？唐代诗人王之焕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思是说，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我认为，看待知青运动就应该站到更高的历史视野上加以认识。

       大家知道，人类经历从无阶级社会到有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了阶级对立的社会之后，脑体劳动的分工和对立越来越明显，且逐步固定化，并形成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因此绝大多数主要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不仅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剥削、受压迫，且还受到各种上层人物包括知识阶层的极端轻视、鄙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极其突出。尽管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国家的最底层群体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且也提出不同的口号批判之，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时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均田免赋”、“均贫富”等，但不可能根本改变劳力者受治于人的现象。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源泉、动力是物质生产活动，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就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以往劳动者之所以受剥削、受压迫、受鄙视，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上的私有制、政治上没有权力、观念上英雄史观占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做出了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批判。但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旧社会遗留的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且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反作用，导致相当多的共产党人腐化堕落和知识分子脱离工农大众的严重倾向。

       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时期更是如此。他所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是从根本上改变脑体脱离现象，改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措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前进方向。但任何变革现实的运动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且参与这项运动的人也必然要遭遇许许多多的困苦、磨难，甚至生命的牺牲。革命战争更为典型。大家非常熟悉的红军长征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只是站在个人遭遇的狭隘的角度认识红军长征，需要控诉和揭露的客观事实太多太多了，自然也就对红军长征给予全盘否定。我想长征过来的人尽管也在揭示长征途中多么艰难困苦，但他们不是站在个人遭遇的角度去批判，而是站在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揭示其革命的艰巨性，是非常引以自豪的人生经历。

       同理，对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存在这样一种立场、视野和角度。以单纯个人生存和发展认识问题实质是井蛙观天式的眼光短浅方法。我2007年曾到过新疆，目睹过千里戈壁滩的荒凉和建设兵团的巨大成就，也能够想象到赴新疆兵团做开拓者的艰难困苦，而我们这些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和他们受到的磨难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而由衷地钦佩兵团战士的伟大。我清楚地记得，天津市一知识青年在其主编的知青纪念文集的序言结尾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老红军以万里长征为自豪，老八路以八年抗战为自豪，老解放以解放战争为自豪，志愿军以抗美援朝为自豪，我们—知识青年以上山下乡为自豪。我读后特别激动，觉得这个结尾道出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识青年的真实感受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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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主流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而所有现象中有直接表现本质的现象，也有间接甚至从反面表现本质的现象，甚至有歪曲事物本质的假象；有主流现象，也有支流、枝节现象。辩证法要求认识事物要有客观性，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停留在现象上，不能看假象、支流、枝节。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一文中第一条中就指出，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枝节，而是自在之物本身。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如此。

       但是，笔者遗憾地看到，文革后大量有关上山下乡的文章、著作、文学作品中却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支流，不看主流；只看假象，不看真象。以偏盖全，以个别否定一般的认识方法比比皆是。例如相当多的反映知青的文学作品中，大量描写知青运动的消极面，把个别现象当作本质大肆宣扬。

       如《孽债》及许多电视剧中，把知识青年婚姻恋爱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导致的后果竭力夸大，并以此为主线描绘知青及其后代的曲折人生。一是暗示知青队伍中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二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本身就是上山下乡运动。这显然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歪曲和污蔑。客观说，知青婚姻恋爱中确实存在这些问题，笔者下乡中也略知一些。但这类现象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群体都存在，且都有其普遍和特殊的原因。今天社会中“孽债”现象要比知青队伍多得多，怎能把这种现象单纯归结为上山下乡运动呢。我所接触的许多知青都对这种歪曲和丑化知青的文艺作品表示极大的愤慨。

       梁晓声编写的《知青》电视剧应该说，较好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的精神面貌，但个别地方也有歪曲、夸大之嫌。如作品中作为极“左”的知青代表人物吴敏极端自私，且满嘴革命大道理，甚至违纪导致知青住房被烧，偷他人东西，大闹考场，给上级写诬告信。然而却让这种人依靠后门上大学，而被大家推荐的其他优秀知青全没有能够上学，且造成一人精神失常。给人自觉不自觉的造成文革中能够上大学的所谓“工农兵学员”似乎都是“吴敏”类型的人。这显然是对作为“工农兵学员”主体的知青的又一歪曲和污蔑。

       再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发生过几名女知青黑龙江沉船溺亡的悲剧事件，固然造成这种事故都有具体的客观原因和有关人员的责任，但人类任何生产实践活动中都有臆想不到的事故发生。文革后原战友到其牺牲之地祭奠亡者，都是值得敬佩的。但笔者看到有关这个事件的回忆文章中却把事故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意思说，如果这些花季女青年不到黑龙江去，就不会有如此悲剧发生。

       文革期间的知青队伍中确实出现了许多典型的代表人物，如上海知青的金训华为抢救电线杆子而牺牲，天津知青张勇为集体羊群而被洪水冲走。他们是知青中的佼佼者和知青学习的榜样，那个历史时期报刊杂志做了大量有关报道。但文革后，却有相当多的人否定他们的英雄行为，说他们为国家和集体财产牺牲得不偿失，是文革期间“丧失人性”的表现。

       再如与金训华一同赴黑龙江的原上海知青和战友现黑龙江省逊克县职工的陈健当年被金训华事迹感染，许诺要守护金训华一辈子。在回城风中，本有机会回到上海，但他信守自己的诺言，仍然留在黑土地上，定期到金训华墓打扫和维护，已坚守37年。报纸、电视台和互联网上报道陈健的事迹，且在2006年2月9日被中央电视台评选出2005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但其后却在互联网和有关媒体上出现了对陈健行为的否定。他们认为，陈健的行为不是守墓，而是扫墓；金训华为抢救电线杆子牺牲不值得；陈健对金训华的感恩方式不值得提倡；陈健是糊弄中国而不是感动中国等等言论。笔者曾经组织大学生围绕这一真实人物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新型辩论会，要求大家运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方法和其它知识分析、认识、讨论、辩论之。绝大多数同学对陈健包括金训华的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阐明倡导这种精神的现实意义。

       另外，有许多被选调进工厂的知青工资微薄，后又下岗，生活更加拮据。一些人也把根源归结为上山下乡，这显然是主观主义地张冠李戴。那些根本没有上山下乡而分到企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和复原、转业到企业的原复原转退军人工资也非常之低，难道也是上山下乡造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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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做什么人的问题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笔者在多篇有关文章中说，文化作为根源于经济基础的一种社会现象表现为知识和一定的意识形式，其本质是化人，是一个时代塑造的人的标准。不同社会倡导的文化实质是那个社会塑造和倡导的做人的标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有许多不同点，但其核心思想就是人本性自私论。如中国古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这种自私论与封建社会倡导严格等级论的“权力至上”思想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由此又一定程度掩盖了其自私本质论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根本否定了封建社会的禁欲主义和不平等的社会等级观念，直接鼓吹系统的利己主义理论，但这种理论又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人本性自私论实质都是打着人性论的旗号，宣扬剥削阶级的自私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本性自私论思想赤裸裸地表现为拜金主义思潮。这两种文化本质上都是塑造只顾个人甚至用侵犯和牺牲他人利益实现个人利益的自私自利的人。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确立之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人的素质和能力。这种人的显著特征除过硬的专业素质、能力之外，就是过硬的人文素质即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以及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等。没有这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基本素质，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有可能丧失掉，特别是毛泽东发现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种种现象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出现，使毛泽东强烈意识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他认为他自己所走的道路就是与工农相结合，他对毛岸英的要求也是如此。他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正是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予以考虑的，而且实践证明，这是唯一一条正确的道路。

试想，一个根本不愿与最基层的人民群众接触，不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把自己的立足点和情感彻底转移到人民大众方面来，能够为大多数人服务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认识知青运动的极其重要的立场、视野和角度。如果站在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追逐名利的前途也就是从“人上人”的立场、角度，那就不可能做出客观的正确的评价来。那些根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其立场基本上都是从后者的角度去认识。有时他们也从所谓国家、社会的角度来认识，但这种所谓国家、社会的角度也只是用他们眼中的所谓“人才”毁灭来否定知青运动。如他们认为，上山下乡使老三届中大批的优秀学生不能到高校深造，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因此他们眼中的人才标准还是那种追求个人名利地位、脱离工农大众、脱离劳动的人上人的“人才”。这实质仍然是旧有文化而不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做人标准。

       近些年来，围绕上山下乡运动出版了大量有关文字材料，且各种形式的知青纪念活动也越来越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知青文化”。笔者同意这种称呼。但如果只是从个人的遭遇得失、个人的前途命运的受损、用个别枝节、现象根本否定知青运动，这种研究立场和结论绝不是“知青文化”的科学含义。既然“知青运动”是毛泽东号召发动起来的，那么必须把“知青文化”放在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中，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整体上加以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文化”的本质就是要求有知识的青年学生通过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真正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的、真正为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继承者。

       笔者高度评价毛泽东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并不是完全肯定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部措施、途径和方法。上山下乡运动实践过程中有许多简单化、绝对化、形式主义的不妥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挫伤了许多知青的积极性，也给安置知识青年的各个地方、村落带来一些负作用。这也应该深入研究引以为戒。但是不能以此根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近些年来，大批官员腐败和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工农大众的现象从反面证明了知青运动的真理性。

       下乡无悔，青春无悔—这就是我对知青运动的回答。

      （作者郝贵生，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1966届高中毕业，1968年9月到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牧区插队落户。本文摘自作者《认识劳动，认识农民，认识国情，认识知青》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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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知青上山下乡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的集体决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27年时间，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一项重大工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拟从引发并持续近30年之久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始动因入手，探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这一问题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