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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经历的岁月 · 孙永琴 王世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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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9 17:26: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口述者:孙永琴  王世霞
采访者:周兴华
整理者:陈诗洁
间:2017年8月4日
点:黑龙江省虎林市孙永琴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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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永琴,1954年3月出生,1972年1月毕业于虎林二中,1972年8月在虎林县东风林场上山下乡,1975年7月调虎林二中任语文教师,1983年3月调虎林县教育局从事成人教育工作。1991年3月任虎林县教委秘书,1996年9月任虎林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1999年10月任虎林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督学,2005年11月办理离岗休养手续,2006年9月到2008年8月在虎林市一私立学校任校长,2009年退休。
图片2.png
  王世霞,1954年3月出生,1972年1月毕业于虎林二中,1972年8月在虎林县东风林场上山下乡,1975年7月调虎林二中任语文教师,1977年参加高考,被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录取。1982年1月毕业分配到牡丹江医学院马列教研室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校编辑部主任、校宣传部副部长。2014年退休后返聘任学校教学督导员。        


  一、初识宁波知青
  我们所在的虎林县东风林场在离县城不远的西北边。林场有本地知青、宝清县知青和宁波知青。本地知青是虎林一中、虎林二中71届高中毕业生,20来个人,年龄18到20岁左右,是按照当时上山下乡政策分配到林场的。宝清知青比我们大一些,大概是文革前老初二或者老初三的样子,有3、4个人。宁波知青比我们小,十六七岁,初中毕业。林场知青总共有30多个人。
  当年,虎林境内有六大国营农场(当时叫生产建设兵团)和两大国营林业局。有来自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的知青,还有为数不少的杭州知青到虎林县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是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特别是68、69那两年来的知青,可以说是藏龙卧虎。他们来自大城市,好些人出身高干家庭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文化层次高,气质、谈吐、着装和当地人不一样。听说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女儿就在离县城不远的庆丰农场。
  我们是1972年8月初分配到东风林场,心理落差很大。我们小学中学就有同学家是东风林场的,那里和农村没什么两样。不过听说林场来了一批宁波知青,心里还是有少许的安慰。就猜测他们也是来自大城市,和上海、北京的那些青年一样。到林场一看,我们都愣了,哪里是我们经常见过知青的样子,全是一群还没长大的小孩儿!比我们还小,文化水平肯定不会比我们高。交谈中得知,他们不是大城市人,而是宁波所辖鄞县的一个乡镇中学的毕业生。彼此逐渐熟悉后,得知他们只上过一年初中,就被上山下乡的浪潮裹挟到北大荒东北边陲小镇,当了一名林业工人。
  时间不长,我们熟悉了其中的几个人。林伟大,细细的个头,一副豆芽菜样子,小刺头儿,人不大,脾气不小,精力有些过剩。如果有人和知青们发生矛盾,他准是第一个冲上前去理论。徐百放,脸白白的,有点深沉,带有书生气,还有点小锋芒。像个小秀才,一开口就知道他看过不少的书,这点在那个年代是很难得的。开始他还对我们这些本地青年有些不屑一顾,后来慢慢的融洽了。听说他父亲文革期间被关押批斗,来北大荒之前,父亲就去世了。赵茂华更叫人乐,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庞,爱笑,笑起来两个眼睛,弯弯的,就是一个小娃娃,挺招人喜欢的,我们都管他叫小孩儿。左凯彬,比林伟大和徐百放个子稍高一些,普通话说得极差。不久我们发现他是这十几个宁波知青的主心骨,如果有宁波知青被人欺负了,都会去找他。其实他和这些宁波知青都是同龄人,只是长得老相一些,处事成熟一些罢了。徐建人,唯一的高个子,人长得白白净净,只是脾气有点酸,用当地人的话说,好赖叽。女青年徐国芬人瘦瘦的,不漂亮,说起话来又急又快。家里五姐妹,她最小,但一点也不娇气,干活很卖力,不比我们当地青年差。一次探家回来,带来一把小提琴,说是要学拉小提琴,像模像样的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像。想想双手成天握着铁锹镐头和树木打交道,再好的拉提琴的手也废了。不过可以看出,她是一个追求生活品味,兴趣爱好广泛的人。
  他们来的时候才十六、七岁,心智还不成熟,跟学校里的中学生没什么两样。5个女的经常分成两帮,男知青之间也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时不时的就吵起来,宁波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不过没见过相互动手打架,顶多吵得时间长一些,有人在中间一说和就拉到了。在他们几年的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走歪门邪道的,有些人虽然平时看起来有些调皮捣蛋,这也都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习以为常的。尤其没有品质恶劣的人,只有一个愿意打小报告的,在宁波知青的群体中很被孤立。总体来说他们都很朴实,都很正直,虽然不时的有些不成熟表现,但是都在慢慢地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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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9 17:31: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1-1-29 17:36 编辑

  二、一起经历过的生活
  我们和宁波知青到的林场的时间正好差俩月,他们是6月5日到林场,我们是8月5日到林场。宁波知青千里迢迢来到北大荒,听说在林业局的主持下林场举行比较隆重的欢迎仪式。我们去的时候,林场只是召开了一个简单欢迎会,找一个代表上去讲话,表表决心。中午,全场人聚餐。聚餐时,几个女知青都哭了。我们俩那天情绪也不好,因为理想和现实反差太大了。在学校的时候总是会幻想着以后参加工作的样子,可是真没想到现实会是这样,落差很大。第二天我们每人领到一把铁锹,繁重的劳动生活就这么开始了。宁波知青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听他们说刚到的几天还有大米饭和馒头吃,新鲜劲一过,大饼子、大馇子[52 大馇子:用粗颗粒方法磨制的玉米。]52就是他们每天的主食了。那时,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吃粮店供应的粮食,总量四十多斤。大概每人每月十斤白面、一斤大米、半斤豆油,剩下的就是玉米面和大馇子。尤其是玉米面,不是捂了[53 捂:发霉的意思。]53就是连皮一起加工,吃到嘴里一股霉味,非常难吃。蔬菜主要是白菜、萝卜、土豆。记得那时,食堂二十多人吃饭,一个人做饭,菜基本就是白菜汤、萝卜汤为主。另外每人每月半斤猪肉,豆腐定量凭票供应,吃不了几顿。这些从小吃惯了大米饭的南方人,粗糙的大饼子、大馇子,清汤寡水的菜汤实在难以下咽。每到吃饭时,几个女的总是眼泪不断。不光吃的不好,住的条件也不好。宁波知青住的宿舍是很老旧的土坯房,单层门窗。夏天还好,冬天可就难过了,门窗透风漏雪。一铺大炕睡好几个人,晚上收工回来还要自己烧炕。烧多了,睡炕头的人热得受不了,烧少了,炕梢的人冻得慌。记得有一次,一个睡在炕梢的女知青烧炕烧得多了,半夜里,睡在炕头的女知青的褥子[54 褥子:指铺的垫被。]54着了火,幸亏发现及时。现在想想也真是难为他们了,在这艰苦的环境中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相比我们本地青年就比他们好过多了,我们吃住在自己家,虽然也是粗粮,但是家里做的总比食堂做得精细一些,口味要好得多。即使现在,他们一提当年的吃、住来还是很感慨,留下了太深的烙印。
  对于他们的生活境况,我们本地知青对他们还是很同情,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给予照顾。记得到林场的第二年,领导安排我(孙永琴)在食堂给做饭。我想白面就这么点儿,总吃馒头也吃不了几顿,就给他们做两合面的发糕。发糕松软,口感比大饼子好,不难下咽。那时,食堂就餐凭餐票打饭。月底,食堂管理员结账时,发现粮票收得多,钱收得少了。当时的环境只能这样,没有什么能供应的。直到两年后,国家政策宽松了些,可以拿粮票到附近农场和农村换白面大米,宁波知青的生活才有所改善。
  他们来的时候是1972年,相比文革初期,人们阶级斗争的弦已经不是绷得那么紧了,对人的家庭出身也不是那么看重。当时青年人入党很难,最大的愿望就是入团。林场的团组织对要求入团的青年重点看工作表现,对政治上和家庭出身没有格外的要求。在跟宁波知青接触过程中,我们不在意他们的家庭出身,他们也不在意我们的家庭出身。只记得徐百放的父亲是文化人,在学校工作,出身好像有点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我们也不去打听。其他人家庭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说实话,他们也算不上真正的城市知青,他们的父亲大多在乡镇工作。母亲基本都是农村人,有工作的也不是很多。总的来说他们的父母亲都是普通人,没有门路把他们留城或者调回去。只有一个叫谢勇的,父亲在物资部门工作,三个月后把儿子调回了宁波。
  那时对他们外在的感觉,是他们的衣服样式和本地人不一样,裤子腿儿瘦瘦的,紧绷在腿上。发给他们工作服,自己动手把裤腿改瘦。本地女生梳的辫子是使劲拧的麻花辫儿,而她们的头发用削发的小刀修理得蓬蓬松松的,看起来妩媚一些。在和他们接触过程中,我们也慢慢的改变自己的打扮,把裤腿改得瘦一些,辫子也弄得蓬松一些,让他们在探家时给代买衣服。第二年春天宁波知青探家回来,我们当地女青年每人都有一件格呢外套和印花的确良衬衫,这在当时虎林够时尚的了。闲暇时,我们也会听他们讲述南方的风土人情,了解外面所不知道的世界。
  接触时间长了,我们与一些性格和爱好相近的宁波知青走得越来越近,毕竟都是年轻人,彼此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和爱好,再说林场又是一个文化氛围很淡薄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我(孙永琴)从家里拿来一本书--《简.爱》,上山劳动休息的时候躲在树底下偷偷看。在当时,这本书属于禁书,没有封面,每一页都不知被谁撕成两截,需要一页一页对起来看,格外费劲,而且还是繁体字。我正看入迷的时候被徐百放发现了,他就追着跟我借。我怕被别人发现说是看黄色小说,就拒绝借给他。那天,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一口一个好大姐叫着,实在让他磨得没办法了,只好借给他。还书时,他告诉我,那几天除了上班吃饭外就是躲在被窝里看小说,好在知青们里没人去告发他。我倒是不知被谁反映到领导那儿,挨了一顿批评。
  以前总听别人说南方人小气、抠门,但在他们身上看不到这点,每当家里寄来包裹,都会分给我们品尝。我们就吃过徐国芬、林伟大、徐百放给我们的泥鳅干、奶糖、年糕、紫菜等北方见不到的食品。有一次,林伟大和徐一鸣去我(孙永琴)家,看到院子里放着一些做家具后剩的木板,主动提出给我们家做板凳。我妈看他们人那么小,不像会做木工活的样子。等他们把四个大板凳和两个小板凳拿来的时候,可把我妈高兴坏了,做工精致,样子新颖,虎林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样式。后来被一家木器厂看中,拿去做了样品。从此以后,这种样式的板凳在虎林流行开来。几十年过去了,我妈还一直保留着这几个木凳。徐一鸣的木工手艺也被林场的老木匠们认可,后来,徐一鸣调到木工班,再也不用和大家一起早出晚归上山了,相比较木工班的工作还是轻松一些。
  在虎林附近上山下乡的宁波知青除了这批初中毕业生外,还有许多宁波来的社会青年,这些人年龄大一些,林业局就把他们安排到杨岗、七虎林、虎头、小木河这些边远的林场。东风林场的宁波知青是从学校走出来的,林业局特地把他们安排在离县城最近的东风林场,条件相比较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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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9 17:37: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1-1-29 17:40 编辑

  三、共同经受身心磨炼
  我们刚分到林场的时候还在想怎么到这么个地方来了,说农村比农村好点,就是每月开工资,每天定点上下班,其他说不上好在哪里。到了林场,看到一个个比我们还小的宁波知青,就觉得这些工作他们肯定是干不了。但是真正到了干活儿的时候,发现他们和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工作中谁都不偷懒耍滑,都是能使一分劲儿就使一分劲儿,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差。也有娇气的,但没多长时间就都磨练出来了。
  林场工作分卯子工和计件工两种。卯子工是不太好量化的工作,干一天记一天工,开基本工资。春天栽树,夏天抚育,苗圃地育苗,以及场里的各种零活都属于卯子工。林场春、夏、秋这三个季节的活儿,都是宁波知青和我们这些一起到林场的本地青年干。老工人基本不上山,他们大多在场里的木工班、铁匠铺干活儿。说是老工人,其实年龄并不大,顶多三十多岁。
  春天栽树、夏天抚育算是比较轻快的活儿,只是每天往返几十里山路,走得很辛苦。栽树时俩人一组,一个挖坑一个栽树苗。开始场里给我们的定额每人每天400棵树苗,我们半个上午就干完了。没几天又增加到700棵,那也用不了一上午,后来又增加到1100棵,照样半天的功夫就干完了。有的老工人很生气,说:卯子工,稀拉送,磨磨蹭蹭一天工。埋怨我们连累他们出力了,我们不理睬他们怨气,毕竟有半天的时间属于我们自己的。
  夏天上山抚育,就是用镰刀把新树苗周围的野草割掉。活儿虽然不重,但很艰苦。晴天烈日当头,我们在密不透风的树棵、草丛中,仔细寻找着一棵棵小树苗,还得提防着不时出没的毛毛虫和蛇。无风的阴天,蚊子小咬劈头盖脸,赶也赶不开,经常被叮得鼻青脸肿。
  秋季,林场的活儿是清林扩穴。就是把生长不好的次生林成片的砍倒,再把砍下的树拖出去,然后在空地上挖出一个个坑,为来年春天植树做准备。挖坑扩穴是计件工资,当时我们和宁波知青的月工资大概是32块元钱,再加5块钱补助,平均每天是1.42元。每天我们要挖142个坑,平均每个坑1分钱。刚开始时,没有经验,加上力气不足,要完成定额还挺吃力的,宁波知青也和我们一样。后来有了经验,每天142个坑的任务完成起来还是挺轻松的。有一天,全场在会议室开会布置上山工作。外面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雪。看到这情景,知青们呼的一下都站了起来,神情紧张的看着外面,叽里咕噜的说着听不懂的宁波话,几个女知青捂着脸哭了起来,他们心里明白更艰苦的生活还在后面呢。第二天,雪还没化,我们就和宁波知青扛着铁锹上山挖坑去。徐国芬带着一顶斗笠从宿舍里出来,一阵大风刮来,把头上的斗笠吹跑了。山上,我们踩着积雪挖坑,不一会儿帆布胶鞋就湿得透透的,双脚钻心的凉。中午,我们和他们一样吃着冰冷饭菜,照样完成每天的定额。
  第二年,场里给我们的挖坑任务几乎翻了一倍,每人每天270个。我们觉得这个指标太高了,一个坑才5厘钱,于是怠起工来,一个星期都没有干活。我们本以为能给我们减定额,谁知领导一点儿不松口,定额一个不减,还要把一个星期的工作量补上,不然就扣工资,没办法我们只好屈从了。那时,宁波知青和我们这一拨本地青年在场里是最没话语权的人。为了不扣工资,我们只好拼命的干。徐国芬最多的一天挖一千多个,热得把外衣和衬裤脱下来挂在树枝上。后来幸亏遇到一片撂荒地救了驾,把以前亏空的补了回来。
  在这三个季节里,我们和宁波知青每天早出晚归,奔波几十里地,风吹日晒,蚊虫叮咬,还经常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浇成落汤鸡。后来我们本地青年买了自行车,有了自行车,每天上下班自然轻松多了。宁波知青仍旧是每天扛着铁锹和镐头,迈着两条腿,丈量着林场到山里的每一条路。
  林场工作最艰苦的就是冬季上山伐木。那年冬天上山前,虎林地区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记得,我们几个人坐着拉行李的马车上山,林伟大也在车上,他前几天患感冒正发烧。看着他烧得通红的脸,和我们一起到林场的姜连君悄悄的跟我说:看他病得那个样子,要是他的父母知道了,还不知怎么伤心呢?到了山上他在帐篷里躺了几天病也不见好,场里只好把他送下山住进了医院。
在山上我们住的是棉帐篷,两边是用木杆搭起的几十公分高的大通铺,铺上树枝,再铺上一层厚厚的草。通铺中间用席子隔开,男女分住在两边,中间是通道,晚上睡觉时互相都能看得到,很不方便,但也无奈。帐篷里有三个大柴油桶改成的炉子,烧柞木拌子取暖。炉子烧起来,帐篷上面热烘烘的。而床铺下面寒风嗖嗖灌进来,脱下鞋子就得赶紧上床,不然脚冻得受不了。本地人大多从家里带来狍皮、狗皮、羊皮、鸭毛垫子铺在褥子下面防寒,而宁波青年就没有这些防寒品。直到现在他们还常说,晚上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钻被窝,冰凉冰凉的,嘴里丝丝呵呵的,只能靠自身的体温把被窝焐热。第二年上山,徐国芬跟我(孙永琴)说:她的被窝太冷了,怎么也睡不热,我就让她和我睡一个被窝。
  山上的雪很深,没到大腿根。我们穿的棉胶鞋比平时大两到三号,套上羊毛毡袜子,打上绑腿,穿上棉工作服,戴上皮帽子。那时正热映京剧《林海雪原》电影,我们就笑称自己是从威虎山下来的。每天早上,我们踏着没大腿根的积雪上山。到了伐木点,先用脚把树根部的雪踩平,再把树锯倒,用斧子打去枝丫,再按照要求锯成两米、三米、四米的木杆,这几道工序一般由男工来完成。最后我们女的把锯好的木杆扛到山下方便通车的地方,工序上叫归楞。不一会儿我们每个人都是满身大汗,稍微歇一歇,凛冽的山风就会把棉衣打透,冻得人透心凉,我们只有不停的干活才能让身体保持热量。外面是雪,里面是汗水,等晚上收工时,每个人的棉裤都冻成直筒了,走路腿打不过弯,两条腿一碰咔嚓咔嚓直响。回到帐篷吃过晚饭,就得赶紧把棉裤和棉胶鞋吊到帐篷顶上烤干。第一年上山时,我(孙永琴)和林伟大、徐一鸣、徐国芬一个班,我是副班长,另一个老工人是班长。徐一鸣和另外两个老工人负责伐树,林伟大负责打枝杈,我和徐国芬等三、四个女工负责归楞。我(王世霞)和徐建人、左凯彬一个班。工作中,这些宁波知青都非常自觉,从来不用班组长督促,也很少有偷懒耍滑的,也不去计较谁干得多谁干得少。
  东风林场属于营林单位,所辖的山林是次生林,冬天所伐的都是直径不大的小杆木。不像其他几个林场,伐的都是成材的大木头。这个季节,老工人和我们一起上山伐木,实行的是计件评分制。检尺员按照集材手册检量每个班组采伐的木材量,按国家制定的木材价格算出每个班组的收入,财会人员再按每个人评分的高低计算出我们的工资。评分高的能挣得比基本工资高一些,评分稍低些能挣回基本工资,再低的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回来。扣除伙食费后所剩无几。班组长基本都是身强力壮老工人担任,他们没有太多的文化,处理问题比较简单。有的老工人很朴实很善良,处事也公道。在他们手下干活儿不会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吃亏,每个月能拿回比基本工资还多些的钱。而有的老工人就非常自私,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挺让人可恨的。在评分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牵扯到一些利益问题。比如一个班10个人,100块钱平均分的话是每人10块钱。如果班长评10分,其他9个人评8分,班长可以得到12块多钱,其他人能得到9块多钱,这样评还是比较公道的。如果评得再低,拿到手的就更少了。平时干活的时候老工人们并不使劲儿,也并不比我们多干多少,但是非要评出三六九等来。如果你不服气提出比试比试,他们会使出了全部的力气,证明他们比我们能干。
  赵茂华所在班组的班长给他和另一个女知青评了6分,是全场最低的。而他给自己评了12分,全场最高。赵茂华很生气,想想自己没少干,凭什么给我评这么低,连本地女青年都赶不上,也太没面子了。于是赵茂华和那个女知青找班长,让他划出一片林子让他俩来干,看他们能不能在一天之内干完。最后他们干完了,可是班长还是坚持给赵茂华6分。后来我们想,如果这事放在林伟大身上,他肯定会和那个班长闹起没完,只是赵茂华性格柔和能够忍耐就是了。再说了,那个班长也不敢惹林伟大,典型的欺软怕硬。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在乎评分,一是每人的家庭生活都不富裕,几十块钱对于每家都很重要。二是年轻人都争强好胜,互相之间比较,分评得低了,怕落下偷懒耍滑名声,不好听。由此可见,那时,无论宁波知青还是本地青年都是积极向上,有着强烈的上进心。就是这种上进心让我们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咬着牙坚持下来,也给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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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9 17:41:0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1-1-29 17:47 编辑

  四、与宁波知青的友谊
  我们和宁波知青走近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开始时,他们观察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人品,是不是趋炎附势,向领导打小报告,是不是瞧不起他们,欺负他们。经过秋冬两季的接触,他们渐渐的了解了我们,就在我们当中找能与他们合得来的人交朋友。我俩跟林伟大、徐百放、徐国芬等几个人合得来,觉得他们那么小就离开父母,来到这么边远的地方。我们比他们大,是他们的大姐,家在本地,理所当然的要照顾他们,给他们力所能及帮助。主要是家里做了好吃的给他们带一些,衣服破了,帮助他们补一补。闲暇时听他们述说心中的苦恼,帮他们排解对家乡的思念。特别是冬天上山前,我们会让家里多做几副棉手套和垫肩,等看到他们的棉手套磨得不像样子了,就拿出来给他们用。他们要回去探家了,帮买些当地的土特产品带回家。
  每年的春节前,虎林境内农场的知青都可以回家探家,而宁波知青却不能回去,因为冬天是林业部门生产的黄金季节。第一年春节,我们本地人都回家过节了,17个宁波知青留在了山上。节后上山时听说,一个留下来值班的副主任喝醉了酒,把其中一个知青给打了,我们听了都很气愤,在心里对知青的境遇更加同情了。第二年过春节时,我俩就邀请徐国芬、赵惠珠一起回家过节。吃完家里的团圆饭,领着她俩到朋友家去守夜。初一那天,听说林伟大和徐百放也下山回到林场,我俩从家里拿了白面、猪肉、白菜给他们几个人包饺子。当时,我们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只是逢年过节了能吃到好的。场里不光我俩和宁波知青建立了友谊,和我们一起到林场的车林白、宫慧民和宁波知青杨美秀、付文君、鲍亚未就很要好,也和我俩一样给他们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我们一起到林场的王威就像大哥一样关照着赵茂华、徐百放、林伟大、左凯彬等几个小兄弟。还有姜连君时常说起,看他们一个个小样子,真是从内心去关照他们。一年冬天,赵茂华和她分到一个班,俩人搭档抬木头,她总是先帮赵茂华把一头抬到肩上,然后再自己去抬另一头。和我们一起到林场的张志英在宁波知青中出名的好脾气大姐。第一年上山,徐国芬挨着她睡。想家了,心情不顺了,就找茬冲她发脾气,张志英总是笑呵呵地哄着她。有人说:厉害点,训她一顿!张志英说:别的,她那么小,能不想家吗?02年我(孙永琴)到上海时,徐国芬特地要我帮助她联系张志英,亲自在电话里向张志英道歉。
  虽然这些只是一桩桩一件件的小事,但也反映出宁波知青和我们本地青年由生疏到开始交往,再到相互融洽建立友谊的过程。我们这些本地青年与他们接触的时间并不很长,也就是3年左右的时间。1975年春天,我们本地青年大多抽调到学校当老师。人虽然不在一起了,但在艰苦环境下结下的友谊仍然在继续。他们有什么事情求助,我们都热心想办法帮助解决。比如徐百放要参加高考,我们就帮他借书,找辅导老师。他们探家时,我们还会让他们帮助买给带一些稀缺的物品,大到衣服鞋子,小到有机玻璃纽扣。后来,他们以顶替父母工作的方式陆陆续续回了宁波。走时,我们都会到车站送行,虽有满心的不舍,但是还是由衷的为他们高兴,终于回到父母的身边和家人团聚了。
  他们来的时候年龄太小了,还是未成年人,真的是单纯得很。在东北几年的成长过程中,融入了许多北方人的性格特质。他们处世方式的大方豪爽和北方人就很像,就连喝酒的样子也很像。他们十几个人平均在东北待了5、6年,最长的有8、9年.虽然他们很想家,时刻盼望着回到亲人的身边,但是只要没有离开林场,还是认认真真的工作,不自暴自弃,不自甘堕落。把想家的惆怅压在心底,不再像刚来的时候动不动哭鼻子。努力让自己适应环境,和林场的工人们搞好关系,同时也不放过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比如徐百放,无论是顶替还是调动工作,他都没有机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决定报考大学。在复习备考的那些天,他废寝忘食的看书,抄写讲义,背题,硬是凭着自己的聪慧和毅力,恶补了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的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考上了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回宁波当了一名高中语文教师。谁能相信他是只上了一年初中,名义上的初中毕业生呢。左凯彬是在林场待得最长的一个知青,别人都回去了,他没有任何门路。听说他迷上了象棋,研究棋谱,工作之余找高手下棋。每盘棋之后,他能一步不落的回顾两人走的每一步棋,按照象棋的行话叫复棋。现在想想挺让人心酸的,他是在用象棋排解有家不能回的愁闷。
  到了80年代初,宁波们知青陆陆续续的回了南方。他们当中有两人是来林场两年后当兵复员回宁波,算是运气比较好的。其他大多是顶替父母工作回去的,其中徐国芬和另外两人是顶替在上海工作的父亲回去的。徐百放是通过高考走的,是那批知青中的唯一一个。赵茂华、左凯彬没有任何回宁波的路子,家里只好通过曲线方式--回宁波插队继续当知青。俩人一个去了农场,一个去林场。不管怎样,总算是回家了。还有赵惠珠,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户口、工作、工资统统不要了,直接嫁到宁波农村去了,直到前几年才解决了户口。这十几个人中,只有极个别的是通过调动工作回宁波的。
  回到南方后,他们大多是工厂里的工人,或是商店售货员。他们都比较知足,满足于踏踏实实工作,安安稳稳生活的环境。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不断的提高自己,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一些。徐国芬顶替父亲到上海的一家文具店当店员,后来她上电大,学习财会专业,并考上了国家注册会计师。教她的老师从国外回来办企业,专门聘她做总会计师。赵茂华最初在农场当农工,领导看他工作踏实肯干,为人实在又头脑灵活,就逐渐提拔他委以重任。企业改制时,他抓住机会,盘下了工厂,一点点干大。他的企业年产值上亿元,这在宁波不算出名,但拿到虎林来绝对是拔得头筹。林伟大先后在制锁厂、仪表厂当工人、销售员、销售副厂长。后来自办工厂,做订单加工业务。徐百放教书三十多年,桃李满天下。他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我们想,第一与他们的出身有关,他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朴实中透着精明,没有尔虞我诈的歪心眼。第二他们在世界观形成时期来到东北,受北方人的影响,性格中又有豪爽大气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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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9 17:48: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觉民 于 2021-1-29 17:52 编辑

  五、穿越时空的情谊
  宁波知青返城之后的前几年我们还都有书信往来,介绍彼此的生活工作情况。我(孙永琴)79年结婚的时候,林伟大用淘换[55 淘换:想尽办法搞到。]55到华侨劵到友谊商店买了一床织锦缎被面送给我,这在市面上根本看不到的。徐百放还在上学,他给我邮了一对枕套。徐国芬给我买了绣花桌布和有机玻璃发卡。再后来,大家都很忙。忙工作,忙学历,忙家庭,逐渐失去了联系。不过也时常会想起他们,想起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生活。有时在出差的火车上,我就想会不会和他们中的哪个人有一次邂逅。直到93年的一天,我在单位上班,说是有个找我的长途电话打进来,我第一个念头想肯定是林伟大。那时,虎林的长途电话得经过邮局交换台。他知道我在虎林教委工作,接线台那边听成了虎林纪委,电话就给挂到纪检委去了。纪检委和教委在一个楼层办公,接电话的人认识我,并知道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让交换台把电话转到我的办公室。我俩都很激动,聊了很多很多,林伟大把徐百放和徐国芬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那时候我在单位当秘书,有领导办公室的钥匙,领导出差了我就偷偷去办公室给他们打电话。再后来,有了私家电话,有了手机,联系得就更加频繁了。
  我与他们见面是2002年的深秋,这真是跨越了两个世纪。我向单位申请休年假,起身去看望久别的宁波朋友。原计划线路是济南、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最后一站宁波。走到苏州时心里急了起来,决定直接去宁波。约好那天下午三点到,林伟大就给我订了晚上五点的饭店,并点了饭菜。我人心粗,在寒山寺玩得忘了时间,晚上七点才到。他们又改订饭店,一直等我的到来。那几天,我享受了有生以来想象不到的礼遇。安排住五星级酒店,到宁波最高级的旋转餐厅就餐,一边就餐一边欣赏宁波的夜景,几个人开着私家车陪我游宁波的风景名胜。每次宴请,经济条件好的轮流做东,经济条件一般的作陪,能找来的人都找到,整得我很过意不去。在上海与徐国芬见面时,就像分别不久的老朋友,彼此非常熟悉。她家也不回,陪我住在宾馆。还是以前那样哇啦哇啦讲个没完,那一夜基本没合眼。
  2006年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又去了趟宁波,事先告诉他们可以报销差旅费。他们说,既然到了我们的地盘就由不得你了,还是不让我掏一分钱。
  我们和宁波知青虽然中间断了联系有20多年,但是联系重新接起来之后就没有断裂的感觉,没有生疏的感觉,互相接触很自然也挺频繁的。2015年秋天我(王世霞)俩去一起去上海徐国芬家住了10天,她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知道她有失眠症和洁癖,我俩要去住宾馆,她说什么也不让,非得让我俩住在家里。那种热情,我都做不到,她进屋就做饭,我们就想进屋帮忙,她说什么也不让我们插手,啥活都不让我们干。每天换着花样给我俩做好吃的。徐国芬二姐不放心这个小妹,经常过来看。后来她和我俩说:小妹性格挺特,我们也很少在她家吃饭。看到她和你们这么亲密无间,就知道她和你们之间的感情有多深了。我每次到上海看病或办事都住在她家,不然她就生气。这些人小时候世界观还没形成的时候来北方经过艰苦环境的历练,在他们的身上融入了许多北方人的东西。把别人领到家里来住对南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可是她这样款待我们,那种情义真是让我们感动。他们大方,有情有义,处事方式有着北方人的豪爽。
  今年4月我们几个同学结伴到南方旅游,宁波是最后一站。本不想先惊动他们,只想走之前与他们见见面就行了。当时徐百放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组宁波风景照片,我(孙永琴)写了一句评论:风景优美,不日造访。林伟大正在海南旅游,听说我们要来就马上改签机票,提前飞回宁波,让人特别感动。这些年来,只要有林场的人去宁波,林伟大、赵茂华就开车拉着他们去附近的景点玩,包括到杭州、普陀山、溪口、东钱湖等。知青们轮流安排就餐,今天你请明天他请,一连几天都这么招待。
  他们的热情也深深的感动着我们,所以他们来虎林时,我们也想方设法的让他们在第二故乡吃好、玩好。2012年6月上旬,他们集体回访时,我(王世霞)在牡丹江,家里有事脱不开身,没能去虎林与他们团聚。在他们回程路过牡丹江时,让我家先生安排他们一行人到镜泊湖尽兴地玩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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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9 17:53:04 | 显示全部楼层
  六、他们忘不了第二故乡
  宁波知青们把虎林当作了第二故乡,不止一次的回林场旧地重游。2012年6月5日,是他们来北大荒40年纪念日。这天,虎林境内各林场都有知青回访,人数也只有三、五个。只有东风林场回来的最多,能联系到的,没有特殊情况都来了。共有9人,当年来林场的一半,比其他林场加起来总人数还多。那天,凡是在林场工作过的都到车站去迎接他们。拉了横幅,照了相。这次是林场官方出面接待,安排他们去虎林境内几个著名景点游玩。他们个人回访有的来的多一些,有的来得少。不管谁来都要到石青山周边,走走过去走过的山路,看看那一片片自己亲手栽下的小树长成了参天大树。到那些已经到耄耋之年的老工人家里坐坐,拉拉家常,说说往事。
  我们感觉这些宁波知青心底都非常善良,与人相处只记住了好的、善的一面。对那些或轻或重伤害过他们的人呢,都给予了原谅,请客时特地通知这些人到场,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林场的老主任,是个转业官兵,黑脸庞,人很倔。因小青年们调皮捣蛋的事没少训斥过他们。但训斥归训斥,关键时候还是护着。一次,林场附近农户的鸡丢了,找到老主任,说是知青们偷了。老主任说没证据别赖人,你们把自家的鸡鸭关好了,别跑到林场院子来。所以知青们非常感念老主任对他们的好,不管谁来都要带着礼物老主任家里看望。40年回访的那次,老主任已经去世了,他们特地买了祭品到老主任墓前祭拜。
  刚与他们恢复联系那年,春节前我(孙永琴)收到徐百放发来的一个大包裹,里面是虾仁、黄鱼干、鳗鱼干(徐百放亲自晒制的),嘱咐我送给高考时辅导过他的邵济扬老师、何长源老师。我把东西送给了两位老师,邵济扬老师是宁波人,还记得他。而何长源老师无论如何也记不来起,曾经还有过这样一个学生,但是也十分感动,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他。40年回访时,徐百放登门拜访了邵济扬老师,给老师深深的鞠了一个躬。那深情让我这个陪同者也差点掉泪了。他们每次来,时间、活动安排得很紧,林伟大、徐国芬都会抽时间看望我的老母亲,提起当年老母亲给他们补衣服,给他们做的棉手套和垫肩。这些我们早已忘记了的小事情,他们还都深深的记在心里。
  他们特别不能忘记的是谢日田谢二哥。谢二哥比我们大几岁,在林场安了家。人正直,有能力,办事公道,我们和宁波知青都愿意在他手下干活。那几年知青们没少到二哥家蹭饭,二嫂做了好吃的就让二哥喊他们来吃。不管谁来谢二哥都会做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们。宁波知青很怀念也很珍惜在虎林呆的那段时间,他们不光自己来,还带着子女来,让后代看看他们曾经生活的地方。07年春节,徐百放学校组织教职工到雪乡旅游。徐百放带着儿子提前几天先到虎林,下了火车带着儿子直奔二哥家,让儿子见识见识东北的大火炕。他们都把谢二哥家当作东风林场宁波知青的第二个家。1997年,赵茂华到黑龙江出差,特地来趟虎林。本来我们想尽地主之谊招待他,没想到吃饭前他把钱放在吧台。我们去宁波,他们更是尽心尽意地招待,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都这样。比如后期林业局有些跟他们不搭界的人到宁波,也去找他们,他们照样热情接待。虽然这些人也是林业系统的,但是彼此之间根本都不认识,没有如何交集,不接待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这些宁波知青们从来没有怨言。所以这些年他们接待虎林林业部门去的人挺多的。接待出资人主要是赵茂华、林伟大,在这方面支出很大,但是从来无怨无悔。我们去了两次都是这么热情,我们后来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感觉太给他们添麻烦了,因为我们也搞过接待,明白搞接待的不容易。
  如今回想我们与这些宁波知青的交往,那个时候年轻的我们把更年轻的他们当成了弟弟妹妹来照顾。他们从16、7岁来到北大荒,跟我们一起成长,心融入到了一起,这就是是我们之间情谊那么深的原因。而宁波知青把虎林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的,对这块土地,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对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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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9 20:39:22 | 显示全部楼层
她俩72年才中学毕业,那年我通过浙江知青办从虎林“特照”回杭了!
不要曲意求人重视,不怕忍受被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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