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姐妹【转帖】

嘉友（加友）

爸爸妈妈1952年1月奉组织调动，到浙江麻纺织厂工作。这时我和哥哥朱昌田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让我们受到良好的教育，爸妈把我们送进了将军路上的浙江省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小学。

上学第一天，妈妈给我和哥哥换上了最好看的衣服，可我们刚从义乌来杭州不久，浑身上下还透着“乡巴佬”的气息：哥哥剪了一个很土气的头型，却硬生生梳出了个小分头；我呢，脸上居然还挂着鼻涕……到教室门口，满屋子穿着漂亮校服的同学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有的还发出了窃窃笑声，我抓住教室的门框不敢进去。还是老师走过来把我们领进教室，生活老师给我们拿来校服。就这样，我和哥哥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父母，过上了住校的集体生活。

每到周末，同学中间不少孩子有小汽车来接。我和哥哥是离家比较远的，回一趟家要花两小时。从将军路到拱宸桥没有直达的公交，我和哥哥先步行走到武林门，坐上开往拱宸桥西的1路车，然后翻越拱宸桥，再走上二三里路才能回到浙麻厂的家里。明显的落差让我们生出一丝淡淡的自卑。再说班里很多同学都是从同一个保育院直升上来的，互相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很少把我们这两个“乡巴佬”放在眼里。

渐渐地，哥哥的聪明和霸气显露出来。三年级，有一次自由活动，几个人正在玩足球，哥哥也想上去踢，可他们不让。哥哥瞅准机会，一下子把球踢出去老远，然后以比对手更快的速度去抢球。那几个同学被惹恼了，一起向哥哥扑过去。但哥哥没有退缩，朝这个一脚，挥那个一拳，和他们扭打起来。我在一旁见状，也赶快过去给哥哥助阵：逮着机会上去咬人家一口，或是掐别人一把……也不知我使的阴招有没有帮上哥哥的忙，反正等老师把一伙人拉开时，哥哥脸上露出的是胜利者的笑容！

真应了那句“不打不相识”，自那以后，我和哥哥在班里的地位有了明显提升，再没有人嘲笑我们是“乡巴佬”了，大家也愿意和我们一起玩了，哥哥甚至成了运动场上的主力。

可惜，四年级时，学校搬离了将军路，改名成保俶塔小学，住校也随之取消了。我们离家太远，只能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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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到浙麻厂后，带我们住厂内的丙种宿舍。宿舍一幢幢整齐划一地排列着，有点像兵营。每一幢都是十几间20平方米不到的平房紧挨着，中间是公共盥洗室。

我的二弟弟朱武林挺招人喜欢，是远近闻名的“小胖子”。可他从小怕热，一到夏天头上就会长疖子。1956年暑假特别炎热，全家七口人挤在两间屋里，门口放着做饭用的煤球炉。唯一的降温措施是往水泥地上浇水，再拿把扇子纳凉。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兄妹几个浑身长满了痱子。武林更惨，圆圆的脑袋上长了十几个疖子，有几个还冒出了脓头。妈妈很心疼，去医务室配了药，其中一种是高锰酸钾，专门给武林洗疖子用的。

一天晚饭后，爸妈去浙麻大礼堂看电影，妈妈让我给弟弟们搽痱子水、服药。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姑娘，加上天生大大咧咧，没听清妈妈的吩咐，就一口应承下来。吃完饭，我先用药棉给武林全身搽了痱子水，还给他服了几颗六神丸，最后只剩下那暗红色的晶体——高锰酸钾了。

这时，我也搞不清这药是干吗用的了，就问武林：“这是吃的吗？”四岁的弟弟迷茫地望着我，轻轻地点了点那圆圆的脑袋。于是，我用调羹舀了小半勺的高锰酸钾，还在前面加了点白糖。武林伸出舌头舔了舔，甜甜的，就更迫不及待地想吃了。我就一下子把夹杂着白糖的高锰酸钾，全部倒进他的口中。

过了不到两分钟，武林就大声哭起来，同时还有暗红色的液体从他的嘴角流下来。我吓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武林的哭声惊动了隔壁邻居，一位叔叔跑过来，二话不说就把武林倒背在肩上朝厂医务室奔去。几乎与此同时，浙麻大礼堂内的广播里喊着：“朱恒卿、吴蕙茵同志家中有急事，赶紧去医务室！”

后来我才知道，爸妈赶到时，厂医务室的医生正在给武林洗胃、催吐。医生说，高锰酸钾是一种很强的氧化剂，在高浓度的情况下有很强的刺激和腐蚀作用。幸亏武林是在吃饱饭的情况下服用的，加上送医及时，并且途中是倒背着让他吐出了一些。如果是在空腹状态下服用，那胃肠道就会被腐蚀甚至被烧坏，后果不堪设想。

六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那一幕我还在后怕。如果那天不是邻居叔叔及时赶到，如果不是医务人员迅速抢救，万一武林的身体留下什么伤害，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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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后，我和哥哥到了紫荆街小学（大关小学的前身）。六年级时，我们家也从浙麻厂里的丙种宿舍搬到了湖州路的浙麻职工家属宿舍。

那时湖州路一带没通公交，我们上学要走四五里路，先到拱宸桥，然后沿着长长的紫荆街（现在的丽水路）一直走到学校。

紫荆街一侧是正在热火朝天建设的杭丝联厂，另一侧紧贴着运河，河里常有成排的木头、毛竹等建筑材料排列着。那毛竹是一根根扎成人字形，一长溜地浮在水面上，每当河里泛起波浪，浮在水面上的毛竹便随之晃动。

紫荆街小学的校门正对着运河。天一热，我们放学后就蹿过马路，赤脚下到运河里，爬上那毛竹堆，把身上背着的书包和手上提着的鞋子放在竹排中央，然后光脚踩着凹凸不平的毛竹，享受波浪起伏的快感。

快放暑假了，我和哥哥还有同学周永江又和往常一样，爬上停在运河边上的毛竹堆。一有船只驶过，那毛竹堆的边沿，晃动就越厉害，也越刺激。我远远看见一艘小火轮开了过来，心想又可以美美享受一下了，就往毛竹堆的边沿移动。

说时迟，那时快，我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入水中。在毛竹堆旁落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挣扎的方式不对，头卡在两根毛竹之间不能挣脱，那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幸亏我的脑子还算清醒，赶紧用手臂牢牢挽住边上的几根毛竹，不让自己沉下去。后来，哥哥和周永江等人使出吃奶的力气，七手八脚才把我拽了上来。

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回到家妈妈肯定骂我们，搞不好还会打我们一顿。怎么办？哥哥帮我拿书包，我脱下了连衣裙，只穿着鞋子和短裤，双手将连衣裙举过了头顶。

大热天，太阳还没下山，我们一路走着快到家时，裙子也基本晾干了。我重新把裙子穿上，背上书包，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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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一点的中国人对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都有抹不去的记忆。那时全国物资匮乏，城里的情况比农村好些，但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是十分紧张，买什么都要凭票。

我们兄妹五人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光靠定量肯定不够。更何况当时奶奶和外婆都在义乌老家，农村的亲戚时不时也要接济一下。为了渡过难关，妈妈顶着非议，领着我们在小河边开荒，种点地瓜和花生。但规模很小，产量也很低。

那段岁月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是：家里煮饭不是用锅煮，而是严格按照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用不同大小的碗或茶缸，一碗碗蒸出来的。爸妈说，只有这样才不会“寅吃卯粮”，到月底才能保证我家不会断炊。

1962年春节，爸爸妈妈带着弟弟们回义乌过年，把我和哥哥留在杭州。临走前，妈妈蒸了一钵头霉干菜猪头肉，然后把爸爸的副食品供应卡和一点零钱交给我。爸妈的义乌之行去了一个多星期。那一星期，包括年三十晚上，我和哥哥吃的菜都没有变过：荤菜就是霉干菜蒸猪头肉，素菜就是用副食品供应卡买的卷心菜。

哥哥吃了几天就腻了，冲我发牢骚。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好在肚子一饿，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那时，爸妈工资加起来每月一百六七十元，要养九口人，还要供我们读书，还要接济乡下的亲戚，家里从来没有宽裕过。从小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爸妈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深。我想，妈妈临走前把这家交给我，那我就得精打细算，每天的饭还是按老规矩用碗蒸，一粒米我都不敢多放；那卷心菜外面的老皮我也一张都舍不得丢。一星期下来，我居然攒下了三四颗嫩嫩的卷心菜芯子。

几天后，爸爸妈妈带着弟弟们回来了，一进门就看见几颗卷心菜芯子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桌上。那一刻，妈妈的双眼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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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兄弟姐妹中，我和哥哥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他只比我大一岁多，我们一起背着书包进入小学、初中，还都是同校、同班。

直到初二，爸妈也许是觉得哥哥有天赋，应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也许是想让他过过集体生活，收收桀骜不驯的脾性；又或者是想减少他欺负弟弟妹妹（那时他经常用拳头和弟妹“交流”）的机会，就托人把哥哥转入了当时杭州最好的中学——杭一中。

到了1961年初升高，我凭自己的努力，也考入了杭一中！这样，兄妹俩分开不到两年，又聚在一起，只不过这回是同校不同班了：我在四班，哥哥在这一届唯一的“和尚班”——五班。

在杭一中，我俩都住校，离开了父母的呵护，兄妹间的互相照应更加重要了。那时每月伙食费是8.5元钱，爸妈每月给我们每人9元，多出来的5角钱是每周回家的交通费，还有买肥皂、牙膏等生活用品的零花钱。

我们没有乱花钱的习惯，这些钱已经够用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食堂饭票严格按定量发放，而我们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加上哥哥迷上了足球，每天运动量不小，饭量更大，如果让他放开吃，一天的定量，他一顿肯定扫光！

每到月末，哥哥经常问我：“还有饭票吗？”我摸摸口袋，哪有什么多的饭票，可我也不能看着哥哥挨饿呀。于是，我每天都不敢吃饱，把饭票省下来给哥哥攒着。最夸张的几天，我每天只给自己留下二两饭票！不知是不是营养不够，我比别的女孩子发育晚，直到高二那年才长成真正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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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对我也挺好的。有一年夏天，下午课上完后，哥哥实在忍不住，就去买了两支冰棍。他嘴里吸吮着一支，手上拿着一支，满世界地找我。等他把冰棍交到我手上时，一大半已经化掉了。

哥哥的聪明在学校里也是小有名气的，他的数理化成绩很突出，那些老师都喜欢他。教物理的段琪老师不止一次和我说：“别看你哥哥在课堂上听得不是很认真，解题的方式也不是很规范，但他的答案总是对的。”

哥哥体育也不错，尤其田径和足球是他的强项。有段时间，哥哥对乐器突然产生了兴趣，居然弄来了学校乐器间的钥匙，并在里面自己学会了弹琴。

可哥哥又是个极有争议的学生，因为不喜欢上外语课，他在老师的教案夹里放上硕大的蚯蚓，把那位上海籍女教师气得直哭。学校开大会，到了饭点，校长还在台上讲话，他居然在台下把饭盆敲得震天响。至于父母要求他积极靠拢团组织的嘱咐，他更是不屑一顾……

也许就是这些格格不入的行为大大拉低了他的德育分，1964年高考时，学校没有推荐哥哥去报考第一类的军事院校，反倒是推荐成绩不如他的我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据说哈军工的录取分数线是和清华平起平坐的。

哥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耿耿于怀，还想让我去和老师说说，把我的这个机会让给他。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他在学校的政治表现，能推荐他去报考二类军事院校，已经得益于我们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是很不错的结果了。

最后的结果在意料之中：我没被哈军工录取，而是上了另一所重点大学——上海的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为东华大学），哥哥则考上了二类军事院校——南京炮兵工程学院（现为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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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哥哥金榜题名引起的轰动还历历在目——

60年代，大学录取率很低，兄妹俩能于同一年考取大学，这天大的喜事，瞬间就传遍了整个湖州路浙麻家属宿舍。

那也是爸妈最开心的日子。妈妈在我和哥哥的合影照两侧写下两行隽秀的字：“田儿64年8月20日赴南京军大”，“苏儿64年8月29日赴华纺学院”，字里行间透着喜气。

在我和哥哥临行前的家宴上，爸妈说了一句让我们无法忘怀的话：“只要你们努力，我们哪怕吃糠咽菜，也要把你们一个个都培养到大学毕业！”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

和所有人一样，我们的人生起伏和国家、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连。

让我告诉你我们兄妹后来的故事：我那才华横溢的哥哥，在改革开放以后，从山东莒县的一个小农机厂辗转到了义乌，先后被两家大公司聘用，历任工程师、总工程师。在这期间，哥哥先后获得了20多项技术专利！他叹息地说：“我的工作只有在这几年才算是对了路，对我的人生来说，可惜来得有点晚。”

至于我，1969年9月被分配到安徽当涂的一个部队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后来阴差阳错从事了与所学专业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新闻工作。大弟邑生从浙江绿城电子工程有限公司退休。二弟武林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去了杭州炼油厂，后来担任副厂长。小弟幼飞从杭州清河中学退休。

我们都老了。

老了，就格外喜欢回忆儿时，那时一家人虽不富有，但非常快乐——父母是尽责的，努力让每个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兄弟姐妹之间是团结友爱的，五个人都是彼此的依靠和牵挂。

岁月的磨砺难免让人丢掉一些年少时的纯洁和真诚，但我想说，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纯真，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才是世间最可贵的。

      文：朱建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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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稿人语：手足情

曾几何时，“兄弟姐妹”这个词退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从放开“二胎”生育开始，一个家庭里的手足氛围又慢慢回来了。并且可以预见的是，这样儿女成行的家庭格局在未来会逐渐恢复到常态。

对这一历史性回归，最通俗的讲法是社会要对抗老龄化危机，需要新的生产力来推动经济前行。无论如何，这一代孩子不再是独宠的“小皇帝”，而要慢慢适应和手足同胞相处。成长对他们既是互相陪伴，也有隐形竞争，说到底都是非常宝贵的人生体验。

就像本文描绘的五兄妹——“那时一家人虽不富有，但非常快乐——父母是尽责的，努力让每个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兄弟姐妹之间是团结友爱的，五个人都是彼此的依靠和牵挂。”这种血浓于水的手足情在晚年来临时更加显得珍贵，从小到大陪你走过一生的人，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一个家庭的开枝散叶，是靠兄弟姐妹合力完成的。他们是手足，更是家人。


     来源：杭州日报倾听人生     文章：朱建苏   记者：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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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报倾听人生副刊，是读者较为喜欢的栏目，原来已退休的主版编辑，也是知青叫莫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