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全册连载

大乌珠

                                                                            海 宁 下 乡 记

     周祖德

                                                                                  退学下乡

       1957年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根据部署，浙江省委开展反右派斗争。1957年 9月，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源时奉命到杭州一中作整风动员报告。

此时，杭州一中57届的唐寅，在观看赵丹和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之后贴出一张大字报：毕业=失业。我的一位邻居积极声援，写大字报说：“阶级路线”乃歧视人。同样，我班同学陈怀源也支持唐寅。而我当时的观点是：新旧社会本质不同，故“毕业≠失业”。

       就在辩论“毕业是否等于失业”时，我以“和尚”为笔名写了章回小说《沙和尚游记》，想学历史老师咸信那样，远离政治。然而，我还是被卷进政治旋涡。在学校举行元旦文艺汇演前，爱好话剧的我，把“毕业是否等于失业”这场辩论写成剧本，想真实地反映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杭州一中学生的状况。后来，审查节目的学生会干事告诉我：团委书记不同意演出。当我问这位团委书记“剧本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时，他避而不答。

       1957年底，浙江团省委到杭州一中搞整风试点。班级团支部加大了对有“错误言论”学生的批判力度。第一天，班里对陈怀源批判时，我说了一句：“当时劝你，你就是不听。”第二天，有一同学向我发难，说我对陈怀源讲话是“劝告为假，支持为真”。他还说：你曾说过失学青年25斤粮票不够吃的问题，实质就是反对统购统销。幸好剧本一事，知晓人不出声，就没成为批判的重磅炮弹。这样，直到1958年2月初学期结束，我始终是团支部批判的对象。

       此时，好朋友张海鹏、俞育龙、贺百年等对批判我保持沉默，沈加宁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胆地与我接触。在那么寒冷的冬天，我们俩在小北门旧城墙上，在六公园西湖边的长凳上，侃侃长谈，难舍难分，探究“前途”……在无奈的环境下，我们俩决定：退学支农。

       我为什么要“退学支农”呢？一是新学期里，我的减免费和助学金全部取消，家里无钱供我读完高三下学期；二是我在高二年级考试中十四门课有十一门五分、三门四分，又是班干部，一天内就被批得名誉扫地，实在无脸抬头；三是3月初拿到的成绩报告单上，操行评定“丙等”给了我当头一棒；四是读大学已无望，那么高中毕业与否，也无关紧要了。

       恰好，担任居民区主任的母亲，正在动员1956年下乡返杭的闲散人员重回农村。我的三舅于1956年去海宁县许村区沈墅乡荣丰高级农业社务农，母亲就把我和大弟秉德委托给三舅。这样，我和秉德就一起到街道办事处报名下乡。

       鉴于居民区主任的儿子支农在街道有影响，街道办事处领导一定要我介绍“先进思想”。真正的想法怎么能说呢？我硬着头皮唱高调，说自己是“向杭州一中57届陈寅同学学习”。1957年10月，陈寅高考落榜，到半山石桥乡插队落户，杭州一中老校长金亮曾紧急集合全校学生，亲自主持欢送会。他说：陈寅是一中的光荣和骄傲，是有知识的青年人的学习榜样。

       1958年3月初，我和大弟秉德到教导处提出退学。一位老师问清情况后，沉重地拿起钢笔，十分惋惜地写上“支援农业生产”，贴上照片，盖好公章，交给我们两张退学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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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埋钉螺

       1958年3月24日下午，我和秉德乘车从杭州到许村站。下车后，我俩轮流挑着行李往许村镇走去。镇上离车站有三里地，我们边挑边走边歇，向着沈墅乡荣丰高级农业生产社前进。

       快到荣丰社地界时，一位穿着旧军装的干部从后面赶上来，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说：“到荣丰高级农业社三大队十五小队去。”一听是同路，他主动帮我们挑行李。在路上，他说自己是志愿军，名叫屠天倚，到这里搞血吸虫病防治，还拿出志愿军军功章给我们看。跟着他抄近路，我们很快到了癞狮坝。

       癞狮坝在报国村北，是上下河交汇处，凡是上河的船到下河去，或者下河船要到上河去，都在此过坝。我三舅住在坝北，我们到家后，向他介绍了屠天倚，当晚请他留下来吃饭。

       荣丰高级农业社在解放初属报国小乡，后为报国村。社办公室处在整个农业社的中心位置，它原是一地主的房屋，没收后作办公室和蚕种场。农业社社长是莫家塘的叶有兴，四十五六岁，身材魁梧，待人热情，办事认真；党支部书记是庙前的张兆根，五十多岁，身材矮小；副书记也是庙前的，叫康柏清，四十五六岁，是区供销社下放干部。当时，办公室旁边的蚕种场被当成治疗血吸虫病的临时病房。

       杭嘉湖地区是全国血吸虫病重灾区。1957年底和1958年初，荣丰高级农业社作为治疗血吸虫病的试点，从嘉兴地区（包括湖州市地域）调来医生和防疫人员治疗病人，又动员农民深埋钉螺。而屠天倚则是海宁县防疫站的员工，此时恰好在癞狮坝，组织农民采取土法埋灭钉螺。

       填埋钉螺在血防工作中非常重要。血吸虫是人畜互通的寄生虫，主要传染源为病人和患病耕牛、受感染的羊、猪、狗、马、鼠类等。血吸虫通过钉螺传播血吸虫病，从而形成原发性疫源地。

       农民把钉螺集中后放入深沟用厚土填埋，效果较好。荣丰农业社的领导高度重视血防工作，积极配合地区防疫站要求，放下田里的活，用补贴工分的办法，把生产小队的劳动力都调过来，采用五氯酚钠、血防-67糊剂、石灰氮等药物进行喷洒，让疫情得到一定的控制。

       血防工作除了深埋钉螺外，就是安排生血吸虫病的人住院治疗。我们到达荣丰社后，看到许多病人住在生产社蚕种场里治疗，一切费用都由国家承担。患病的人往往有头重脚轻之感，不能随意下地和外出。家属中传言，如果不小心摔倒，病人就有死亡的危险。听说在江西新余县就有过这事。

       完成这里的血防任务后，屠天倚就回县防疫站去了。再见他时，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中的1962年。他到杭州看我，一见面就说我瘦了，要增加营养，愿意帮助我买便宜的鸡蛋，并说用军功章作为抵押。出于对“最可爱的人”的敬重，我在负担小弟读书的艰难条件下，拿出买饭票的五元钱给他，并送他到城站上车。此一去，就真的杳无消息了。直到文革后期，秉德告诉我：屠天倚已患癌症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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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学农活

       到达癞狮坝的第二天，生产小队决定挖三舅家的地脚泥做肥料。于是我和秉德参加挑土，先把挖出的泥挑到指定地点，再从其它地里把不肥沃的土挑回来。就这样整整挑了一天下来，我们肩膀肿了，腿乏了，腰酸了，人也困了，真希望早一点休息。

可是晚上小队里要讨论我和秉德的工分问题。开会时，年长的农民吸着旱烟，叭嗒叭嗒，悠闲自在，一个个都不急于吭声。但从表情看得出，他们不欢迎我们的到来。因为，我们来要“抢”他们的“工分”，让他们受损。后来在屠天倚的干涉下，小队里定下我的一天工分为六分，秉德为四分。这时我们才脱身回家，连脚都没洗就睡了。

       当时一个正劳力一天的工分为十分，一个工分只值一分六厘钱。如果一个月全勤的话，不含按户口可分到的口粮、菜油和燃料等外，我只能拿到二元八角八分钱，秉德只能拿一元九角二分钱。

       荣丰农业社是一个粮食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作物区。此时正值春光明媚，田里长着大小麦、油菜，旱地上长着桑树，种着洋灰萝卜（即胡萝卜）和蔬菜。四月的一天，参加的劳动是挖洋灰萝卜。大家拿一张小凳，一把挖刀，边挖边谈，在挖掘的速度上，我们两兄弟与大妈、大嫂和姑娘们是无法比的。到休息时，她们用挖刀把洋灰萝卜表面的泥刮干净后，就放在嘴里吃起来。我们也学她们的样，吃得津津有味。

       四月底五月初，络麻露出两片叶子，旁边杂草丛生，我们跟着妇女，每人带一把刮子，到络麻地除草；有时也用刮子削路边草，用火烧焦泥灰——土制钾肥。有时到水稻田里拔早稻秧苗，到水稻田耘田；休息时则在坝东的上河里，看青壮年农民捻河泥。五月下旬，成片的油菜花开，美不胜收，让人心旷神怡。六月带着大镰刀，开始收割油菜和大小麦。天热了，一到傍晚，男男女女到上河洗澡。大妈、大嫂们和我们男人一样，赤膊上阵，这是嘉兴地区的旧风俗之一。

       在荣丰社的旱地上，到处生长着绿色的桑叶，在一些田里还种着嫁接的广禾——桑树幼苗。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对农民而言，春季产茧量约占全年的40%，所以夺取春蚕丰收非常重要。这一年，我和秉德亲眼看到了癞狮坝的大妈、大嫂们养育春蚕且喜获丰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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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中执教

       1958年4月初，荣丰高级农业社叶有兴社长、张兆根和康柏清书记与新胜高级农业社陈昌泉社长协商，决定在报国完小创建早读班的报国农中，请我担任教师。

       报国完小在解放前的骆阳庙位置，庙前有一座石板桥，桥北有一棵古香樟树，树东北向就是小学所在地。进庙的南门有一个戏台。原来的东西厢房已成为教室，原来供菩萨的厅堂则是全校聚会的地方。厅堂东面有三间小房间，作为教师办公室和教师寝室。厅堂西边有一男女共用的厕所，北面有一过道，过道东侧是老师的厨房和杂物间（后来变成女教师寝室）。从厅堂东北门出去有一个池塘，是教师淘米洗衣之地。此外还有一个篮球场，学生打球和做操的场所。

       4月17日恰好是我18周岁农历生日。我和张财兴一起坐船到长安镇，带回木头、书、黑板和粉笔。他摇橹，我背纤，整整背了十多里塘路。尽管张财兴为我准备了肩垫，从未背过纤的我还是把肩磨破了，回去用碘酒消毒时真是疼痛难言。这一天，恰遇荣丰社选举人民代表，回到三舅家，他告诉我已替我代投票，选举叶有兴为人民代表。选叶有兴，我完全同意，但没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有想法的，这毕竟是我第一次行使公民权呀！

       回校后，农业社领导请来老木匠制作课桌与板凳。先到锯木厂把木头锯成板，然后再运回到学校，就在戏台上锯木板、刨木板，用木屑烧饭。整个过程中，我只能做下手活。就这样，一直忙到五一节前几天，课桌椅做好，农业中学立即开学。

       第一次上课，我以为算术的加法和减法是太容易了，一开口就兴致勃勃地从加法一直讲到乘法，正当我还想讲下去时，抬头一看，许多学生脸上显出茫然的表情。我戛然而止，无奈地宣布下课。

       贪多不消化，得放慢教学进度。第二天，我老老实实重新开始，慢慢地讲加法。由于我缺乏教学经验，一个月下来，流生逐增，社里的一些干部工作太忙，在听不懂的情况下，不来了；但也有少数与我年纪相当的青年坚持下来，令我感动。

       1958年4月底，我接到乡中心小学通知，晚上到沈墅镇参加全乡教师会，部署开展扫盲运动事宜。

       很快，全国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县文化站事先编了顺口溜的识字读本，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负责三大队一片的扫盲工作，每天晚上到汤家门、癞狮坝、陈家门和莫家塘巡回辅导，不管天晴还是下雨，天天从七时辅导到十一时。

       协助我扫盲的是从简师回乡的骆月娟，她比我小三岁。我们在扫盲中配合默契，谈话投机，总有说不完的话。经过十多天的相处，两人间慢慢有了好感。有一天扫盲结束后，骆月娟盛情邀请我到她家吃番薯豆角。她爸爸是乡干部，在外地工作，此时不在家；弟弟在读小学高年级，已经睡了。到家后见到她妈妈，对我非常热情，那种慈爱的目光一直定格在我脑海里。一个月后，乡扫盲领导小组到癞狮坝验收，顺利通过。随后，骆月娟回校继续学习，1959年毕业后留在外地教书。文革期间，她与庙前生产队转业军人、公社干部张炳水结婚，回报国完小教书直至退休。

       扫盲结束后，我预支到第一个月工资：20元人民币。随后向学校和社里请假，第一次回杭州看望母亲和弟妹们。回到家里，我给母亲十元钱，自己留十元钱生活，其中二元给秉德零用。因为第一个月工资只给三舅六元生活费，他十分恼火。结果，在下乡两个月时，舅甥大吵一场，我们被他赶出癞狮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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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交心

       1958年，海宁县教育局通知，暑假里要求全县教师参加整风交心运动。在报到前，必须带双抢劳动鉴定。我到庙前生产小队参加双抢，住在康柏清书记家里。

      双抢期间的劳动，一般是凌晨四点多起床，妇女劳动力先到秧田里拔秧苗，正劳力在大田里耕好田。随后，妇女回家做早饭，男劳力把女劳力拔好的秧苗撒在大田里，随后回家吃早饭。早饭后，六时半，大家都到田里插秧。十时半至十一时，回家吃中饭。午睡一小时后，妇女割稻，男劳力打稻，挑稻谷回晒场晒干，下午五时半，吃点心。再开工时，男劳力用牛耕田、平田，妇女则耘田，一直做到晚上十点钟收工。我是被当妇女劳动力对待的，即使这样，一天做下来，全身上下腰酸背痛，开始几天连走路迈腿都十分困难。

      过了中午到田里干活，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滚烫，冒着水气，割稻时冲上鼻子有窒息之感。浸在水里的手早已发白，像洗干净的凤爪；皮肤则晒得红里带黑，接着便开始隐隐发痛。但是，为了得到一份好鉴定，也便咬牙坚持下来。

      半个多月的双抢劳动让我终身难忘，最大的感受是理解了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此以后，每顿饭再也不留饭粒。

双抢劳动结束后，带着庙前生产小队给我的好鉴定，我前往海宁县城硖石报到。

       许村区的所有教师都来了。县委领导作了整风交心动员报告，要求大家诚实向党交心，自觉进行思想改造，更好为教育事业服务。许多教师参加过去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亲眼目睹讲了真心话，或讲了比较激烈批评的教师都被划为右派。因此，整风交心运动一开始，大家都谨小慎微。此时，许巷乡一积极分子带头“真诚”交心，讲述了自己手淫的问题。手淫，在当时属于非常隐私的事。我静观其一周时间，领导对他仍然非常信任。

      此时，我内心一直处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考虑要不要说出在杭州一中整风反右运动中的事。不说，就是不诚实，有悖家教；讲出来，领导会怎么看？内心万分矛盾。斗争了十几天后，实在太痛苦了，我作出最后决定：不管领导今后怎么看，还是一吐为快吧！

       我用大字报形式，诚实地讲述了父亲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因说不清楚问题而自杀之事；南京一中校团委在1956年1月20日批准我入团，而后来我从南京回到杭州，却不同意把我的团员关系转到杭州一中；在杭州一中整风过程中，我开始的态度以及突然受到批判的经过。大字报贴出以后，我一身轻松，晚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尽管大家非常认真地看了我写的大字报，但都没什么表示。只有沈墅乡小副校长刘海清坦率、公开地在大会上说：周祖德老师是诚实的。刘海清何许人也？原舟山部队战斗英雄，连级干部。他因爱上父亲被关押的定海陈美女，而不要前途，拒绝上级领导劝告，从舟山部队降职转业来沈墅乡任乡小副校长。几天后，所有整风交心运动积极分子会议就没我的份了。尽管我有点不悦，但从良心上解脱了。

       到八月下旬，全县教师在县大操场开公判大会，对长安镇中心小学一壮年炊事员和一青年教师强奸幼女进行宣判，当场执行枪决。看完被子弹打开的脑颅，这一天的晚餐吃豆腐，没有一个人想吃饭，那流在地上的脑髓，不就和豆腐那样……八月底前，大家离开硖石回家，准备新学期的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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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耕半读

       1958年9月，整风交心运动之后，许村镇教育系统干部大调整，20岁刚出头的盛幸甫从许巷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调任报国完小校长，徐世林继任教导主任。当时徐钟情于凌湖简师的同学范丽影，每月一封情信必不可少。此时有两位教师调出，又新来了四位：从海盐县屿城镇来的初中毕业生於巧爱，身材圆胖，性格外向；从许村镇桥南来的初中毕业生张月明，身材瘦长，内敛贤惠；从定海城关过来的初中毕业生陈秀娣，她是刘海清副校长的小姨子，身材苗条，明丽可人。还来了位高中毕业生蔡善金，硖石布店老板的小儿子，体圆人胖，眼睛眯眯，常爱说笑。他和徐世林教高段语文、数学和其他学科，三位女教师教二复式中低段语文和数学。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干劲冲天，和谐竞争，迎来报国完小的昌盛时期。我们这群人富有青春活力，上进心特别强，谁也不甘落后，天天在煤油灯下忙到深夜，钻研教材、批改作业、撰写教案、刻印试卷，也常常不顾天黑下雨去家访。

       此时，报国农业中学体制改由沈墅乡中心小学负责，行政上归属报国完小领导，学费归国家收进，教师工资也由国家开支。我在农中教语文和数学。农中的教室在骆阳庙的戏台上，实施半耕半读，上午读书，下午回家参加农业生产。生源有原报国完小的毕业生，还有报国农中早读班学员和许村小学毕业生。

       1958年11月下旬，沈墅人民公社诞生了。荣丰农业高级社和新胜农业高级社都变成了生产大队，故学校更名为杨渡农中。为了实现刘少奇主席提出的“半耕半读”，11月初，我到杨渡管理区办公室找徐仁品书记。他耐心听完我要耕地实行半耕半读的想法，说“我们研究研究”。我追问“什么时候研究”？他说等有空时研究，让我吃了个软钉子。

       然而，徐仁品书记还是讲信用的，管理区决定拨庙前生产小队的八分田给农业中学做生产基地，学生下午就在田里参加劳动，我亦跟着学生一起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就在这块田里，我们种了油菜，期待着看菜花黄，收油菜籽。但后来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管理，庙前生产队就把土地收回了，半耕半读就此夭折。

       此时，在浙江省委出版的理论杂志《求是》上，发表了当时浙江省省长周建人的一篇文章：《博与专》。这是他用辩证唯物论观点阐述知识的一篇哲学文章。《博与专》一文，先说知识必须广博，没有广博的知识，无法做到知识的专深；而要使自己知识专深，必须建立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达到辩证的统一。我非常认真地拜读了这篇文章，掌握了辩证唯物论方法论。

       初中时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初步奠定了我的人生观，让我学会意志要顽强、毅力要磨练，不要怕困难，做人要做到：不碌碌无为，不虚度年华。就是这篇文章和这本书，给我一生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让我最终成为一名成果丰硕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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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时代

       1958年8月底，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议结束后，中央报刊相继发表“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等社论。这样，建立人民公社像钱塘江大潮一样发展起来。1958年开学后到国庆节前，海宁县组建人民公社，原则是一个区为一个公社，一个乡为一个管理区，一个农业高级社为一个生产大队，原来农业社的大队为一个生产队，并规定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相结合。推广公共食堂，同时筹备成立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缝纫组。公社设立了农业、林业、畜牧、工交、粮食、供销、卫生、武装保卫等若干部门，下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并实施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许村成立人民公社，沈墅乡为管理区。康柏清任沈墅管理区主任。报国农中师生在骆阳庙庆祝公社成立，并进入吃饭不要钱的时代。

       随着我的出走，秉德与三舅的矛盾加剧了。我找到康柏清，把秉德调到庙前生产队做统计。人民公社成立后，秉德便调到斗门生产队搞财务。

       在庆祝人民公社成立那天，整个报国生产大队举行文艺表演，报国完小和农中学生，用骆阳庙里念经的《拜香精调》填词，歌唱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原新胜社斗门生产队农民表演真刀真枪传统武术。农中教室搬到台下，大家围着戏台看表演，还有中午会餐。我们两兄弟不会喝白酒，把酒都送给别人喝了。

       早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年冬至次年春开展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可以说是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曲。到了大跃进形势逼人时期，中央提出国民经济争取十五年超过英国，不仅要求工业战绩，也竞相大放“高产卫星”，要求钢铁产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080吨。为了保证钢产量的实现，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土法上马，全民大炼钢铁。在许村镇政府附近建立了三个小高炉，我们全公社的教师轮流到这里炼钢铁。三日三夜，报国完小男教师守在高炉旁，轮班值日，女教师则搞后勤。我们炼钢的结果是好铁变废渣。

       1958年国庆节后，海宁县缩小人民公社和管理区范围，沈墅管理区变成人民公社，并分成杨渡、联盟和科同三个管理区。

       在大跃进的年代，浮夸风泛滥。报国生产大队报晚稻产量，把我叫到大队里，一起商量如何申报。我和会计朱祖兴、出纳鲁叙炳商量办法，于是决定，先用湿谷重量代替干谷重量，产量上升5%；后再把田埂、积河泥的小水塘面积去掉；产量就上升到原产量的110%。面对全国竞放农业“卫星”：湖北的水稻亩产上万斤，河南的小麦亩产8585斤，虚报浮夸，登峰造极。此时公社派人来查“瞒产虚报”，杨渡大队上报亩产为6000多斤，名列公社第一；而报国大队只报了4000余斤，在沈墅公社列最后一名。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公社食堂倡导吃饱饭不要钱，造成一定的浪费，听到苏北发生胀死人的事。11月，先掺10%—15%的洋灰萝卜和大米一起煮饭。12月，掺20%—30的洋灰萝卜和大米一起煮饭。1959年1月，变成50%的包心菜加大米一起煮饭。后来食堂解散，各自回家烧饭。就在1959年2月农历年底，由于大跃进时虚报产量，国家征购粮食开始了，上级按上报产量征购。这样一来，报国生产大队运气来了，少报就留得多，杨渡大队就留得少。在海宁县创卫星的永福公社农民，不得不晚上偷偷摸摸到报国的亲戚家借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