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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领导交心的结果与打抱不平的下场 1954年12月，我因身体原因从部队转业到了广东佛山机械厂，被分配做技术设计工作。这对于只读过七年书的我来讲无疑是个重大的挑战，于是就拜工人为师，向内行人学习。 1957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我实际工作能力已达到四级技术员的水平。但我仍深感基础知识不足。为了能更好地工作，我萌发出读大学的想法，并按组织原则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厂党总支书记作了思想汇报。不料这位书记不但不鼓励，反而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指出我想上大学是名利思想，是个人主义，这也成了日后定右派的罪名之一。 同年，我忍受着关节炎的痛苦，积极响应党发出支援春耕的号召，放弃了报考大学的念头，是全厂第一个报名参加支援春耕的人。在出发前一天，我写了一份书面意见托当时的工资股长转交给党总支书记，信中向书记提了三点意见：一、主观主义；二、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三、没有做好人的政治工作，并指出这样下去会变成一个脱离群众，在沙漠里大喊大叫的“光杆司令”；同时也以此表明和驳斥加在自己头上的所谓“个人主义”。 当支援春耕结束回厂时，有同事悄悄地告诉我：你那封信市委书记看了，很恼火，想把你“从农村拉回厂斗争”。这成了我被定右派的罪证之二——反对党的领导。 1958年反右转入整风阶段，我听到宿舍隔壁有男人的哭声，同事说是徒工叶某因在厂里偷窃价值60元的铜材料判刑半年回厂后被开除一事。我联想自己受压，心情十分的激动，彻夜末眠，连夜赶写大字报“不能让他绝望！！！”在第二天贴出。大字报中指出厂领导违反“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棍子”打死的错误政策。此后我受到了近半年的围攻并成为定右派的罪证之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我为了证明自己，把参加革命以来写的三本日记交给市委审查，同时向省委反映，可杳无音讯。当时我感到极度的失望，加上厂领导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的批斗，使我萌生了自动离职并准备向中央申诉的念头。 1958年5月，我准备好自动退职回杭州原籍，在自己睡的床板上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八个大字。当晚，我就被揪到厂食堂边的草棚房内批斗，逼迫我承认是右派，可我竭力申辨死不承认。16日晚上，厂书记以我要“逃跑”为由，打电话请示，并叫来公安局人员给我戴上手铐。同年9月，我被定为极右份子，同时开除公职和党籍，送广东三水农场劳动教养三年零八个月。 1960年，我在广东三水县宝月墟劳教农场“劳教”，主要是繁重的农业生产劳作（种稻、种甘蔗、有时到场外河浜湖滩采割茜草喂猪当青饲料）。 那年，蒋介石大肆叫嚷着要“反攻大陆”，我场突然宣布一批劳教人员要到粤北昭关深山老林去砍伐毛竹。由于我自1958年被错划右派两年来一直没有把真情告诉千里之外在杭州福华丝织厂打工的母亲，她托人写了封信给党中央，此信七转八转转到了三水劳教农场，我于是被加上“不服教养”的危险分子，送往广东省的“西伯利亚”粤北山区。当时我还是个能吃上“营养品”——米糠——的浮肿病号哩！现在的年轻人能相信吗？喂鸡鸭，喂猪狗的米糠成了“营养品”？ 现在到山区、农村去“漂流”当作休闲养生，我们那时的漂流是怎样一个恶劣环境？恐怕到过大兴安岭的伐木知青都能知道此项工作的艰难和险恶。我们伐竹的上游和下游落差很大，垂直距离上百米，如山溪的长度愈短则角度愈大，放竹排人的生命危险也越大。他要先在上游用大姆指粗的树藤把用毛竹扎得紧紧实实的竹排筏放到溪中，然后一个人站在竹排筏上顺急流而下，急流中的高低不平山石阻挡快速前进的竹筏，如果放筏人不眼明手快避开水中的山石，就会筏翻人仰，小则皮肉之苦，大则筏散架人骨折。3月的粤北山区还是很冷的，气温接近零度，当时我上身穿抗美援朝时在部队发的棉军衣，下身就穿一条运动短裤，而双脚因为浮肿病连新买的套鞋都穿不进，因此只好赤脚放筏。谁知就在那天这双套鞋也不翼而飞，让比我更穷的山民“借”去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咬牙坚持了一天又一天…… 但人的体力毕竟是有限的，超过了极限就会病倒。我终于生病高烧不退，并在左大腿内侧长出了一串水泡，茶饭不思，奄奄一息。好在有一位劳教右派医生，竭力让一位好心的管教队长派四名身强力壮的教养员，把我连夜抬到相隔60里的县城用60万单位的青霉素（当时市场很紧缺）挂瓶了好儿天，才从鬼门关拉回了人世间，但至今左腿内侧还留下120x40mm伤疤没有植皮，新生肌肉高低不平。我当时没有打麻醉针就让医生动手术，护士看了都害怕。我想起三国关云长刀括毒箭伤的故事，就把着医生手中的手术刀，自己动手一刀刀的“修理”了起来，两旁的病友和护理人员都闭上了眼睛。我只有一个心愿——不能死，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绝不能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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