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大乌珠

《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全册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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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4 09:58:11 | 显示全部楼层
       到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在城市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至此,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1980年5月8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1976年到1979年仍然有27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落户地死亡有近两万人,其中一半多是非正常死亡。全国发生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案件两万多件,其中处理数一万五千多件。入党人数为32.6万人,入团人数为72.5万人。提干者1976年为32.6万人,占4%;1977年为24.7万人,占近3%;1978年为14.3万人,占2.2%;1979年为3.8万人,占1.5%。离开农村者,招生离开的有126万人,占8.5%;征兵离开的86万人,占5.8%;招工离开的912万人,约占61%;提干的有近6万人,占0.4%;转制的有6.5万人,占 0.5%;其他的有353万人,约占23.7%。
       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共1776万余人;至1979年12月20日,陆续脱离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1490万余人。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方针政策。1978年12月,杭州市对凡只有两个子女的,父母双亡的,归侨学生,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均不列为动员下乡对象;因病残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和家庭确有特殊困难的,可以照顾留城。同时,对下乡知青的安置补助费提高到人均580元。即使这样,还是有杭州知青在1977年 4月9日赴临安石瑞公社蒲村大队,9月15日赴浙江建德县麻车公社,1978年 4月10日赴临安东天目公社农林场。
       1978年12月开始,以浙江兵团一师战友为代表的知青请愿队伍向浙江省革委会要求返城,持续十个月依然未果,终于爆发了1979年9月8日至10月10日历时33天的请愿,知青们上访、绝食要求返城的行动,最后取得了成功,为浙江兵团历史乃至整个知青运动画下了一个永远的句号。正如天津知青文学作家杜鸿林所说:当时全国各地的知青上访请愿发生了许多起,知青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主要是中国已经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进入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人才流动的大潮到来了,知青运动走向寿终正寝是一个必然。
       1979年1月,杭州市贯彻“调整政策、缩小范围、广开门路、妥善解决”的方针,明确今后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不再搞知青下乡了。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加快知青就业安置进度。随后,杭州市停止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并对下乡的城镇知青采取就地或回城镇安排工作;对支边插队的知青给予“病退”“困退”、“特殊照顾”等方式处理。其中对1972年前下乡的老知青优先安排就业。同时,又对跨省、跨地区插队的未婚知青,采取“困退”方式回杭,对一户有三个子女支农支边的,在招工中以“三招一”办法安排回杭。1980年,抓紧做好农婚知青的安置工作,使其有固定的收入,并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吃商品粮。大批知青按政策回城安置就业,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
       1955年至1960年,杭州市共安排知青5万余人。1961年至1963年,安置到本省各县的下乡、回乡人员5万余人。1964年至1966年下乡回乡的城镇知青2万余人,插队农村的有8700余人,安置在国营农、林、渔、牧场的有9000余人。从1964年至1978年,杭州地区共有超过13万名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去向方面,到杭州七县农村插队的近7万人,到本省其它地区或回原籍插队的有1.1万人,到本省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的3万多人,到宁夏和黑龙江省支边插队的有8300余人,到新疆、内蒙古、黑龙江、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的有近1.7万人。

                                                      (经中央党史办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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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5 09:34:38 | 显示全部楼层
· 一个人的史诗

岁月如歌——我的知青生活
   殷辛龙(杭州吴山中学知青)

【报   名】

        我六岁上学,八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毛主席的红小兵。停课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怎么革命就怎么革命。但做梦也没想到两年后,也就是到了1968年底,伟大领袖大手一挥,我们这些人转眼间改变了命运。
       12月22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毛泽东的指示拉开中国文革史上另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知青下乡运动的序幕。紧跟着报刊、学校、街道居民区纷纷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等,舆论铺天盖地。从小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又能有什么选择余地呢?
       当时的我还不到十七岁,是一个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多初中的女孩,面对着头上的政治压力、身后大潮涌动、耳边工宣队的鼓动(说我们是到黑龙江中苏边境去当亦兵亦农的武装基干民兵)和自身脆弱的心灵,在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复杂心理下报了名去黑龙江农村。报完名后我就回家与我母亲说明我的志向,并极力拉拢我哥让他把关系转到我校,与我一块去黑龙江虎林县。当时每个学校去的地方是不同的,兄妹在一起总要好些。经过我母亲的反复权衡,让我哥去浙江境内的建设兵团。在那个年代谁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在社会和学校的统一安排下,纷纷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家家户户都有下乡的人,即使有一些坚决不去的人,他们后来的日子也是够煎熬的,不是被居民区叫去办学习班,就是父母在单位或居民区挨批挨整。留在城市里只能天天夹着尾巴做人,居民区里只要有个大事小情就会去找他们。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觉得要走就走的远些,好像这样更革命、更听毛主席的话,不仅如此,我还帮工宣队领路到同学家去做动员工作,甚至于把我最要好的同学都劝到了去黑龙江的行列。以至于她的母亲在多少年后,每见到我母亲就说:“是你的女儿把我的女儿劝到黑龙江去的”。报完名后,经过上级批准,我们就开始迁户口,领服装被褥。记得当时发了一套颜色不正、做工也不地道的黄军棉衣和一条同样颜色的棉被。多么光荣啊,发的是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基干民兵嘛,而且还是武装的就心满意足了。能获得上级批准,我感到很庆幸,有的同学因为政审不合格还不让去呢!
       多么天真的一代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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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5 09:38:45 | 显示全部楼层
【离   别】

       家里抓紧时间给我们准备远征的东西,一时间母亲既要送走女儿到边疆,又要送走儿子到农村,那心情会是怎样呢?我的家庭因为历史的原因,是个单亲家庭,我母亲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痛苦,如果不是处在那个年代肯定是承受不住的。
       那时的黑龙江是个什么地方,是个自古以来犯人流放的地方。可当时我完全着了魔,执意要去,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理所当然嘛。
       通知下来了要我们一月份走。后来电台里传来黑龙江珍宝岛在打仗的消息。珍宝岛离我们要去的虎林县很近,它就属虎林县管辖。上面下来通知说等战争形势稳一稳再走。这样我们又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在等待出发的这些日子里,我也想象着黑龙江的情况,冷啊、苦啊、远啊、干什么活啊、扛枪是什么滋味啊等等。终于通知下来了,可以走了。我们是杭州市第一批到东北的下乡知青,约有四千多人,分三天走,我们到虎林县的是第一天走。
       3月8号出发那天,我们在杭四中门口集合,敲锣打鼓一派壮士出征的气概。当时有的家长问在哪个火车站上车,工宣队说保密,怕送行的人太多不好维持秩序,汽车把我们一行人拉到了那个临时上车点好像是在南星桥的什么地方——一个连个站台都没有的铁路边。我们看到已有一辆列车停在那里,有许多解放军手拉着手挡在车厢的警戒线前,车上已有很多别的学校的知青。铁轨两边站满了人,有送行的、有告别的、有维持秩序的。我跟着别人上了车,列车两边的窗口上全都重重叠叠趴满了往外张望的人,双眼扫视站台上杂乱的人群,寻找着来给自己送行的亲人。我因为个头小根本没有可能挤到窗子边上,只是默默地淌着眼泪,忽然有同学看到了我的家人,家人在车下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同学们赶紧把我叫到窗户边,让开一条缝隙让我挤进去,我看到了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姨妈姨父、表妹表弟,好像在杭州的所有亲戚都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打听到我们上车的地方的,又是怎样赶过来的。我大声地哭喊着,亲人们也都在流泪,不时地送过来几句关照的话。整个车上车下哭声连成一片,此时连老天爷也被感动的下起了绵绵细雨,车下的人都全然不顾被雨飘湿了头发衣服,他们和车上的人都共同地在经历着一场灾难,这点雨算什么。生离死别的感觉在那一刻体会得淋漓尽致。突然火车汽笛长鸣一声,轰隆一下徐徐地开动了,这一刹那,大家这才意识到了要与亲人分别,与自己诞生和成长的城市分别了,又好像突然明白了怎么回事,大家都大声地哭喊了起来,有几个胆大的欲跳窗逃下去,可是又怎么可能呢?车下送行的人们全都追随着列车往前走着跑着,好像这样能使列车开得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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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6 09:23:45 | 显示全部楼层
【在途中】

       列车飞快地开着,哭泣声伴随着列车的轰鸣声一直到了南京才慢慢地止住。列车整整地开了一星期。八千里路啊!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而我们才十七八岁呀!
       一路上总算平安无事。火车已进入牡丹江地区了,吃晚饭的时间,火车在牡丹江的某一个小站停了下来,知青们都下车去领盖浇饭吃,我们吃完了饭,等了很久火车还不开,大家觉得奇怪,有几个年纪较大些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上来说:下面正在闹事,好像是某个护送的工宣队员说漏了嘴,说我们一行人到黑龙江虎林县不是去当什么武装基干民兵,不是亦兵亦农,而是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有人感觉是受骗了,不愿去了,于是就和护送的杭州市革委会领导发生了争执,据说还打伤了人。火车上的人都下来了,火车没法开了,怎么办呢?三月份的黑龙江还是冰天雪地的时节,天色已黑下来,冻坏了人怎么办,一群南方来的伢儿,从没经过这么冷的天。这时又是解放军起了作用,开来了一辆辆军用大卡车,把我们这批人一车车拉到一个什么党校。里面正在办学习班,有的是大通铺睡觉的地方,学习班成员统统让铺位给我们。而我们也正好成了他们的教育对象。
       拉我们的列车在第二天下午,在停了整整二十二小时后,拉着我们的一车皮行李开到虎林县去了。火车不能再等我们了,因为当时据说列车如果停运超过二十四小时就要上报国务院,杭州市革委会担不起这个责任呀。我们这帮人在学习班成员的教育帮助开导疏通下,一批一批陆陆续续都到了虎林县。到此,负责护送的杭州市革委会成员和工宣队成员完成了使命,交了差回去了。县革委在县城的一个礼堂开欢迎会,记得一个好像独眼龙的革委会领导把我们狠狠地批了一顿,然后各公社各大队的马车就把我们一车车地拉走了,拉到了白雪皑皑、人烟罕见的北大荒农村。到了此时我们这帮人完全像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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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6 09:28:13 | 显示全部楼层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校的四十八名知青被分配到新乐公社兴隆大队,我们四男四女八个人被安排在第五生产队。每个队都是男女均等的,既然是扎根,就得男女均等,多么人性化呀。
       我们五队的八个人由队长领着,两人一伙到农户家吃饭,坐在炕上,趴在小炕桌上。农民倒是很热情,也很好奇,从没见过来自这么远的城里人。屋里没有电灯,炕桌上点着煤油灯,桌上没有菜,只有一小碟豆瓣酱和一大盘黄灿灿的苞米面大饼子,房东端上来一碗碗玉米碴子粥。大饼子黄得象杭州的蛋糕,我们经过这么多日子的折腾已是又累又饿了,拿起大饼子就吃,因为心里想的是蛋糕,所以就专挑大的拿,可是一吃到嘴里就咽不下去了,粗粗拉拉地好像吃了一嘴泥沙,只好强咽了下去,倒是玉米碴子粥还好喝点。手上的大饼子攥在手中假装拿回去吃,到了没人的地方就扔掉了。因为是第一顿饭,所以印象很深。以后的许多日子,我们都只是喝粥,常常饿得眼发黑。吃完饭,我们回到队上给腾出的一座一共三间屋的房子里,四男四女分各居一间屋,中间一间是烧饭用的。
       从此,我们开始了漫长的插队落户生涯。
       我们每天清晨四点来钟就要起床,饭都顾不上吃就匆匆跟着队员去地里干活,庄稼地离村庄有十多里路,扛着锄头走十几里路已是一身汗,肚子瘪瘪的,一干就是一上午,中午在地头吃中午饭,休息一会就开始再干,一直干到太阳快落山才回家,回去又是十几里路。黑龙江的地大,地垄长的一望无边,常常一天干不到头。我们因为从没干过农活,费的力气不少却干的又慢又差,别人已经在休息了,在吃饭了,已下班往回走了,我们还在干,因为分到的活是一样多的,必须当天完成。起初是没有人来帮忙的。常常干完了回到家天已漆黑,还得挑水做饭。屋里冷冷的、炕凉凉的、人累累的、肚子空空的、心凄凄的,那个滋味呀!
农民的孩子和我们干的是一样活,可他们有家,有父母的呵护,有热饭热炕头,他们土生土长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我们真正是在脱胎换骨,这个苦呀。
       国家每年拨给每个知青六百斤玉米,粮食是够吃的,可是没有菜吃。在黑龙江只有到秋季收获时才能吃到菜,种类也就是土豆、芸豆几种,别的时间就是吃自己做的豆酱、酸菜、秋季晒干的芸豆干。起初我们在农民家吃饭还能吃到这些东西,后来我们自己做饭连这些东西都吃不到了,只好在粥里放点粗盐和酱油,有时在粥里放点从杭州寄来的猪油,就很香了。偶然也能吃到从杭州寄来的咸带鱼,那是农民们从没见过的东西,就更奢侈了。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慢地我们学会了农活,干得不错了,感情上也和农民接近了,日子似乎有了点意思,干活时要好的农民姐妹有时也会过来帮一把,吃饭时她们也会分一点咸菜给我们吃,逢年过节有人会给我们送几个煮好的鸡蛋来,或叫我们到他家吃顿饭。能吃上一顿有菜的饭,真让我终生难忘。这以后礼尚往来,我们就把家人从杭州寄来的东西,如霉干菜、炒米粉、围巾之类的送给他们。慢慢地我们也有了农民朋友。这些朋友至今我们还有来往。
       由于我被社员们认为干活肯卖力气、出勤多、不娇气、为人朴实,虽然人小力单但是干活麻利,质量也好,所以评工分时总是要比别的女知青高出零点五分,一年下来我能分到一百几十块钱,要比别的知青多几块。也因此,我曾经有幸被队长赏识派去喂猪、放猪、做豆腐、卖豆腐、夜里看场院,这些活似乎比下大田要轻松些。我学着老农的样子手中拿着树枝做的鞭子,嘴里喊着喽喽的声音赶着猪在地里跑,很像那回事的。做豆腐每天两三点起床,磨豆浆、烧火,做好了豆腐就和老保管拉着爬犁到村庄里去卖,吆吆喝喝地很有一种自豪感。一般是上午做豆腐,下午挑水,我一个人要挑二三十担呢!东北的井很深,有三四十米深,打一桶水很费劲,有时把水桶放到井里,水怎么也进不到桶里。两个盛水的大木桶直径足有一米,高度和我差不多。只有在农忙时节才做豆腐卖,平时谁舍得吃啊,即使有豆腐卖,很多人家也是舍不得买了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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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6 09:29:57 | 显示全部楼层
       说起看场院,还真是创了个先例。秋收打场的时候,场院里全是粮食,我们的队长是个很精明的人,他知道如果用农民看场少不了有瓜田李下的疑心,用知青不会往家拿,而且用男知青浪费劳力,不如用女知青合算,于是就让我来看场院。场院一般都是在村庄外边的,从日落打场的人收工,到第二天早上天亮来人干活,这整个的夜晚就我一个人在场院里,既要警惕有人来偷,又要担心自身的安全,有狼,有坏人呀。记得那天,队长试探地问我敢不敢干?我是个要强的人,又比较单纯,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我不知道用女孩看场院在当时完全没有先例。记得有一次夜里下起了滂沱大雨,又是闪电又是打雷,我没处躲藏,只好爬到停在场院里的一辆拖拉机里躲着,真是害怕呀!我为了壮胆,大声地唱着革命样板戏。打更时晚上不能睡觉,偷了粮食可不行,再说露天地里怎么睡呀?我想了个办法,在麦秸垛底下挖了个能藏进半截身子的洞,上半身钻进去,下半身用挖出的麦秸盖住,这样既可休息又能御寒,来坏人还不容易发现我。记得有一次队长指导员来查岗都找不到我。总算在我值夜期间没有丢失什么。后来听说别的大队也效仿起我队来,用女知青看场院了。以后想想真是后怕。村子里谁家会让自己家的女孩去干看场院的活呢?那个队长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去干的,他应该知道那是有危险的。农忙过去了,我们就干些别的活,修路、挖沟、盖房子。挖沟修路是要用大力气的,我的棉衣常常被汗水弄得里面湿湿的,外面是一层硬硬冰壳,甚至棉胶鞋里都能倒出冰雪来,可能是冷热交替产生的。给公社盖房子,派我去当小工,在脚手架上,运灰浆、搬砖头、打下手,干得蛮起劲。我恐高,但必须克服。
       干农活也是很有技巧的,一开始锄地时,锄头在手中一点也不听使唤,明明是要锄草,却不知咋的除掉青苗,队长看到是要骂的,于是赶紧把苗用土培好,当时还看不出来,等到队长检查质量时,苗已蔫了,我们没有少挨尅。于是我就边干边琢磨,终于琢磨出了点道道,既干得好又干得快了,锄地就成了一种乐趣,每干到地头回头看看自己锄的地,土块被锄得松松细细的、垄面平平的、苗直直的,和农民干的没有多大差别了,心里就美美的。割庄稼是要注意把茬子留得短短的,由于我们不会用劲,镰刀又不快,留的茬子很高,回头一看与别的地垄一比真是难看,不用别人说自己就已难受了,于是我们就跟老农学磨镰刀,学割地的技巧,农民们乐意教,我们乐意学,慢慢地活计干得好了,与农民的感情也接近了。我们身上的娇气越来越少,农民们就越来越看得起我们,在队里我曾两次被评为五好社员,也就是在队部墙上的红纸上有了我的名字,就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说明我已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认可。干活是要不怕脏的,不扑下身子去干,农民们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播种点粪时要用手抓着粪点,到吃午饭时没有水洗手,农民们用土搓搓手就吃起来,我们也学着用土搓搓手抓着饼子吃。渴了,农民们喝着地垄沟里的积水,我们也学着用手捧地垄沟里的水喝。不过有一次我们找水喝,找到了一个大坑,里面有水,水面上有很多孑孓,我们喝了几口,回去告诉也在找水喝的农民,他们过去一看,没喝,回来说那是一个坟坑,怪不得那水有点怪怪的味儿。现在想起来还有点不舒服呢!
       不是农忙的季节,有时收工也很早,我们也有我们的娱乐生活,收工早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搭伙到十八里路外的县城去看革命样板戏的电影,遇到没活儿的日子,有时也到县城去吃一顿,吃一碗水饺或吃一盘粉条炒肉。在等吃水饺的时间,我们大大咧咧地跑到人家的厨房里要给人家包水饺,一帮南方伢儿怎么会包饺子呢?吓得厨师直撵我们,在我们的缠磨下他们只好让我们包了,就是这样我学会了包水饺,它让我享用到现在。有时晚上,我们没事干就在一起唱歌,吹笛子,吹口琴。吹着、唱着,我们想起了什么,开始哭泣起来。哭声渐渐漫延,一会儿,哭声连成了一片,惊动了大队书记,结果挨了一顿批。
       由于卫生条件差,我们睡的炕上跳蚤虱子实在太多,常常被咬得半夜醒来,没有电灯,点上油灯也看不清捉不到,身上的疙瘩一批又一批像长了疥疮一样,被子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跳蚤屎和血迹。半年能洗上一个澡就不错了,用一口大破锅,用砖头把它放稳才行。除了的这些还有思乡之愁,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于是只要有空我们就给家里写信,信中不能尽诉生活劳动中的困难,但是流露出来的情绪家人是能体察到的,我母亲常常安慰我既来之则安之。有一次她终于对我的身体情况担起心来,写信告诉我,实在不行就回来吧!当初我离杭时,我母亲偷偷给了我两百元钱,告诉我实在呆不下去就逃回来。农忙时节请假,队上肯定不会同意,于是我就坚持了下来。就这样我在黑龙江干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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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亲】

       终于熬到可以回家探亲了。在黑龙江每年的11月份收完场到来年的3-4月份这段时间是没什么农活干的,冰天雪地的大家都在家里呆着,这期间我们是可以回家探亲的。大家在一块儿琢磨着怎么个走法。路有多远,花钱就有多多。有多少人挣了一年的工分钱能够买一张返乡的火车票呢?即使象我这类出勤较多挣够了车票钱的,又怎么舍得把来之不易的钱全部铺在铁路上呢?千难万难难不倒我们这帮昔日的红卫兵。于是我们想出了几种办法,我们用较少的钱买一张短途火车票上车,然后就在火车上和检票的列车员周旋,幸运的话就能混得多坐好长一段路,然后在某个被赶下来的地方再买一张短途火车票上车。
       按计划,一路上就这么混,从虎林县新乐车站上车,到牡丹江、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换车到上海、再从上海换车到杭州,一路上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时刻要警惕被人识破,一旦识破,就被赶下了车。我们坐的都是慢车,只有慢车才好混。我们常常在一个小站或某个临时停车点被赶下车,在小站被赶下来还好些,可以等后面的车再上,如果在临时停车点被赶下来就只有顺着铁轨往前走了,走到前面一个站再等车上。在那种偏僻地方火车的班次是很少的,有些返乡知青没办法只好爬上了运货列车,结果发生了好几起冻死人的事件。
       记得有一次在德州车站被赶了下来,并被关了几个小时,然后我们这帮穿黄军棉衣的青年引起了他们的警惕,怎么混都混不进站了,我们只好把棉衣翻过来穿,换换颜色,棉衣里子是白色的,结果更扎眼,于是我们只好徒步往前走了一站,到前面一个小站混上了车。火车的一站可是远啊!山东是老革命根据地,怪不得德州站的人原则性警惕性这么强呀。还记得有一次半夜里,我们被列车员赶下了车,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天又冷,我们顺着铁路走了一段,看到一个扳道工问了一下,说今晚不会再有火车经过了。看到远处有一点若隐若现的亮光,我们只好奔那亮光去了,走了好几里路终于走到了有亮光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农家客栈,于是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了,等第二天再走。
       还有一种办法也可以少花钱,那就是改车票日子,年纪大的人都见过那种用笔填写日期的火车票吧,那上面的日期是可以改的。我们一伙人商量好了分批走,先走的人一到杭州就把车票寄回,后面的人把车票一改就又可以用一次了。一路上要转好几次车,要查好几次票,多数人都能顺利混过,也不知是因为曾有知青冻死事件,上级有过什么指示列车员睁一眼闭一眼呢,还是我们改得逼真他们没看出来?这两种办法我都用过,有一次,一路平安到了杭州站,结果在出站口被一个中年女检票员识破,她准备检完票后把我送去处理,趁她不注意时,我从她身边溜到另一个出站口混了出去,然后飞也似的逃跑了。可是不幸是,在慌不择路时那年挣的钱,除了部分用在铁路上,剩余的全都跑到了小偷手里了,我变得一文不名,只好跟同学借了一点。我没告诉家人,怎能再让他们为我分担痛苦,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喜悦可以让他们分享。这件事我至今都没有对亲人们说起过。
       回杭州时,我拿着点东北特产:一点黄豆、一点小米、几支人参,黄豆是我劳动休息时从地垄沟里捡的,东北的黄豆圆圆的,粒大,我想我妈妈会喜欢的,小米在我看来也是稀罕物,我们的口粮只有玉米,只是偶尔在农民家喝到过几次,觉得好吃,就买了一点带了回来,人参是从农民手里买的,是他们自己种的。我记得那次到家后,大门开着,母亲在洗菜,我走了进去,母亲没想到我回来了,也没认出我来,我一副北方人的打扮,她居然问我找谁。从杭州返回东北时就带一点草纸(上厕所用的),带几块肥皂和一点吃的,因为旅途艰难,来回都不敢多带东西。这些东西在现在看来都简直是不屑一顾的,可在那个年代,那种处境,又有什么可带呢?
不要曲意求人重视,不怕忍受被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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