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全册连载

大乌珠

      1968年12月21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发出，杭州市决定不在“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中招工，动员他们到边疆或农村。杭州许多高干子女红卫兵也与普通平民子女一样，积极响应号召，掀起了知青下乡新高潮。

       杭州在文化大革命中有133600余名城镇青年“上山下乡”。主要去向包括两个大类、三个大项。两个大类是外省和省内。外省，主要是黑龙江、宁夏和内蒙；省内，主要是杭州地区农村、农场和兵团。三个大项是指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和农村插队，其中，单黑龙江而言，密山和辉崔，就隶属于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军垦；鹤立河，隶属于国营农场，属于农垦；虎林，包括抚远、同江、宝清、富锦、依兰、饶河等县，多为农村插队。

       对个别确实有特殊情况安排在城市的人员，需经群众讨论，报市统一分配。半年多时间，全市有41000余名知青下乡，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大史无前例。1970年，国家虽然恢复了企业招工政策，但知青下乡仍保持增长势头，当年达34000名。

       1970年11月25日，杭州市革委会曾召开杭州地区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其间总结交流了知青下乡经验。1973年12月22—26日，杭州地区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表彰先进，参观了《知青下乡先进事迹展览》。

       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广阔天地经风雨、见世面”的号召下，杭二中“红旗狂”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把志同道合的兄弟学校同学、老师都吸引过来了。1968年9月6日，以张硕年为队长、周艺强为政委、由“67个兄弟姐妹”(包括杭一中老师龙彼德、杭二中老师毛湘笙、张柏桢等6人)组成的红旗六盘山小分队，高擎红队旗，高唱《红旗狂战歌》，从杭州开拔，奔赴宁夏六盘山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什字公社（现什字乡），杭州师生被分到三个大队、十七个小队插队落户。1970年冬，部分杭州知青被招工、提拔为公社干部、参军当兵，少数杭州知青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

       1968年12月23日，首批杭州知青奔赴黑龙江抚远县海青公社支边。12月30日，又有130人登上北上火车来到这里。1969年3月6日、1970年3月27日分两批到黑龙江抚远县插队落户的杭州知青共1381名。这些知青，当时大多是十六、七岁的初中学生，在当地学着种地、砍柴、打渔、补鱼网、收割小麦……多数知青在那儿一干就是数年，在那片黑土地上用热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曲青春之歌。

       1969年 3月 6日，杭一中、杭女中等校1046支边知识青年奔赴黑龙江抚远县县直有关单位和浓江、通江公社，分配到同江县三村公社三村大队的杭州知青有146人。

       1969年3月8日，一辆满载着杭五中、杭九中、杭十中、杭十一中、艮山中学、吴山初中、人民中学、之江工读和萧山中学等校1067名老三届杭州知青的火车，从杭州闸口站出发，驶向祖国边陲黑龙江虎林县。3月14日到达虎林县虎头区的许多杭州知青争先恐后，于第二天就为中苏边境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伤员们献血。

       1969年3月9日，1018名来自杭一中、杭二中、杭十四中、杭大附中的知青赴黑龙江富锦市插队落户。1969年 4月 8日，杭州数百知青赴黑龙江省依兰县平原公社等处插队落户。1969年 4月11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绥滨县忠仁公社插队落户。1969年4月14日，来自杭十中、十二中、求是初中、钱江中学等中学的1000多位知青奔赴黑龙江汤原县香兰农场。

       1969年 4月20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铁力兵团独立二团，1969年 4月20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兵团二师十七团及独立二团，1969年 4月26日，杭六中等校学生赴黑龙江兵团嘉荫独立一团。1969年 5月14日，杭州求是中学等上百名知青赴黑龙江饶河插队。1969年 5月24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鹤立沙农场三分场、九分场等地支农，1969年 5月30日杭州知青再到黑龙江嘉荫独立一团，1969年6月18日，杭州知青去黑龙江省集贤县二九一农场(三师二十八团)；1969年6月18日，杭州知青有170多的杭州知青到黑龙江饶河兵团3师（后改为6师24团）。杭州求是初中等校则去了宝清兵团，在闸口白塔岭，因驻校工宣队支左时曾迫害过部分教师，从而发生了支边知青拳打杭州供电局驻校工宣队负责人的事件，虽经市教育局革委会调查，最后因缺乏证据，且负责人受伤不重而不了了之。1969年 6月27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鹤立农场。1969年7月1日，杭州市笕桥中学的13名69届、70届初中生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团。1969年10月17日，杭州又一批知青赴黑龙江鹤立河农场。

       1970年3月27日，杭州知青1050多人乘坐知青专列赴黑龙江抚远县。3月30日下午，火车到达福利屯，再坐10多个小时汽车，才到达抚远县海清公社别拉洪队。1970年 4月29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省依兰县（又称“三江口” ）团山子，太平等公社插队落户。1970年 5月20日，杭州知青赴黑龙江兵团四师三十九团（五九七农场——现在39团已改为虎林市云山农场），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市长王子达到临平车站送行。

       1970年6月9日，来自杭州湖滨、横河、清泰、小塔街道等处的知青四五百人奔赴黑龙江，主要到宝清、七星泡、密山、虎林等地插队。其中杭四中和外语学校几位女知青到虎林县虎头区黄泥河村插队落户。当时村里只有八户人家，47口人，加上知青户7个女生，全队劳力还不到20人。村里有耕地700亩，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全靠人耕、马犁、牛拉车。1970年10月14日，杭州吴山中学、先峰中学、杭二中、杭六中、反修中学、杭钢五七学校六所学校赴大兴安岭新林区的碧洲、塔尔根、大乌苏、塔源、新林、前进林场。1970年10月25日，1962人（含萧山知青99人）赴黑龙江大兴安岭新林区塔源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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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乌珠 发表于 2021-1-25 09:21
1968年12月21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发出，杭州市决定不在“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中招工 ...

      ”1969年3月8日，一辆满载着杭五中、杭九中、杭十中、杭十一中、艮山中学、吴山初中、人民中学、之江工读和萧山中学等校1067名老三届杭州知青的火车，从杭州闸口站出发，驶向祖国边陲黑龙江虎林县。“


       当年我本人就是乘坐此趟知青专列去虎林支边的，但此文中少写还有杭州四中，杭州外语学校的知青。至今杭四中还有一位女知青嫁给本地村民生活在下乡地叫独木河的一个小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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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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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11月22日早8点，在人民广场，一个盛大的欢送会在这里举行，主席台上“知青上山下乡欢送会”的巨大横幅分外醒目，杭州市委、市政府以及各部门的领导依次就座，拱宸中学、杭三中、长征中学、延安中学、浙麻子弟小学初中班和桐庐的1000多名知青胸戴红花，整装待发。这批杭州知青分配到大兴安岭地区苍山农场、桥梁大队和大兴安岭苍山林场、塔源林场。老知青富永祖回忆：“我们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雄心壮志，手挥语录本、戴大红花，高唱语录歌，乘上北上火车离开了家乡杭州，当年我才16岁。六天六夜后，列车到达大兴安岭呼中火车站。整个车站中有一间平房，这是呼中区唯一的砖瓦结构的房子。当天气温是零下30多度。” 1970年12月25日，杭州知青到大兴安岭呼中区林场筑路一处二处，其中，拱墅区加郊区135名知青分到呼中区筑路二处四连。此时，萧山的第三批知青奔赴大兴安岭呼中区呼源林场。
       1971年10月16日，杭一中、人民中学、浙麻中学、杭棉中学、学军中学总共有400名知青赴黑龙江笔架山农场（原公安部五七干校）。1971年10月17日，483名杭州知青赴黑龙江鹤立河农场，杭州知青分在一分场，萧山99名知青在五分场。1971年11月5日，50名杭州知青赴黑龙江呼中区碧水林场，11月 5日又有杭州知青到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林业局苍山林场。1972年6月5日数百杭州知青赴黑龙江牡丹江地区绥芬河、东宁、绥阳、海林等林业局。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于1969年5月7日，隶属北京军区，兵团总部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1969—1971年共接收浙江知青9127人。1971年 9月 7日，杭州知青赴内蒙古兵团印刷厂，1971年9月12日，杭州一批71届初中生奔赴内蒙古河套平原，三天三夜后到达目的地——二顺，分到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二团四连的“杭州兵”有59人。1971年 9月22日，来自杭州上城区各校69、70两届的628名初中毕业生赴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二、十三、十六团，屯垦戎边，开始走上社会的人生历练。在这莽茫的内蒙盐碱地，他们体验了人生的艰难困苦，尝到了生活的辛酸苦辣，感受了人间的真善美和假恶丑。1971年 9月27日，杭州69、70两届生知青赴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二、十三、十六团。
       1975年6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万知青转交地方。
       1970年5月7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杭州正式成立（简称“浙江兵团”）。受浙江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双重领导，浙江兵团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和直辖第十三、第十七团，以及工业第一、第二、第三团。兵团部先驻杭州华家池、后驻萧山。1970年9月1日，萧山红垦农场、钱江农场、红旗农场、五七农场、棉麻试验场、乔司农场和新安江开发公司划归浙江兵团管辖。
       1970年8月, 浙江兵团征兵办公室在杭州城站红楼饭店成立。10月1日，杭城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盛大游行，刚刚成立不久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了游行庆典。一支穿着军装，不戴领章、不戴帽徽的“军人们”，扛着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大牌，缓缓走出红太阳广场（武林广场），途经延安路、解放路、城站，向人们召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两个月后，兵团迎来了浩浩荡荡的“战士”队伍。
       浙江兵团一师一团、三团在乔司农场，二团在乔司、头蓬、四团在余杭；二师五团在红垦农场，六团在红山农场、七团在钱江农场、八团在新湾；三师九团在安吉林场，十团在长兴李家巷镇，十一团在嘉兴运河农场，十二团在长兴和平镇；工业一团在余杭闲林埠消防设备厂、钱江水泥厂，工业二团在余杭临平镇的省武林机械厂，工业三团在余杭临平镇的省建新工具厂，兵团编制的十三团在淳安、十七团在温岭。连队及以上干部均为现役军人。
       1968年12月，杭州江滨中学三届生首批知青落户平山农场。1969年1至3月，杭八中、红旗中学185人落户平山农场。1970年4月，平山农场易名为浙江兵团一师四团一营。1970年9至12月，杭州两届生知青368人前往落户，同年10月16日，杭四中一批两届初中生赴浙江兵团一师四团一营。
       1969年1月，杭四中、铁中、开元中学等三届知青311人来到南湖农场。1970年5月，改编为浙江兵团一师四团四营、五营，下设11个连队，以安置杭州、温州知青和退伍军人为主。1970年9月、10月，安置杭州知青879人，富阳知青63人。1973年12月，从一师一团（原乔司农场）调入兵团战士300人，大多数系杭州知识青年。
       1970年5月15日至11月5日，杭州有十批知青到达浙江兵团三师十一团（嘉兴运河农场）。具体日期分别为5月15日、5月26日、6月10日、6月20日、7月2日、7月29日、9月17日、9月28日、10月26日和11月5日。1970年5月16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一师一团（乔司农场 ）；6月1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一师一团；9月23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三师九团（安吉林场）。
       1970年10月12日，杭州灯塔中学初中毕业生数百人赴本省长兴三矿（浙江兵团三师十二团二营）；10月27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三师十团二营八连；10月28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三师十一团（嘉兴运河农场），另一批知青赴浙江兵团三师十团一营（长兴县李家巷）。
       1970年11月5日，杭八中初中生数百人分赴湖州基山（三师十团一营）、长兴县和平镇（十团二营）和长兴县李家巷（十团团部、直属连等）支农；11月20日，杭五中初中生赴浙江兵团三师十团；12月3日，杭州五七中学（原杭女中）知青赴安吉浙江兵团三师九团二十六连；12月5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三师十一团（嘉兴运河农场）；12月10日，杭州江城中学知青赴浙北安吉县浙江兵团三师九团五营支农，开始长达七、八年的兵团、农场艰苦岁月；12月18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二师七团（钱江农场）支农；12月26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三师九团（安吉林场）支农。12月26日，杭州知青赴余杭县下沙棉麻场支农。1971年8月8日、12月5日，杭州两批知青到达三师十一团（嘉兴运河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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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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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积极投入到浙江兵团的生产建设、武装训练之中。他们参加抢险队，修治水利工程；参加海塘建设，在围垦中不怕艰辛，磨练自己；一位当年的知青撰文回顾了当时的场景：“天寒地冻的，兵团主要是负责大坝的加固（灌浆）工作，即在大坝上深挖一条沟，用水注入再用泥填进去，然后用人在上面踩，直到踏出水来成为泥浆。一边挖、一边浇、一边填、一边踩，搞了个浑身稀湿，冻入心扉。另外有的人帮着农民朝大坝外抛大片（石头），而我们则在大坝内侧挖土装入草袋背上大坝，填入被江水卷走泥土的大坝缺口，惊心动魄紧张不已，又饿又累疲惫不堪。”他们在田间地头耕地，在钻研技术修理电机，她们在棉花田里劳动，笑逐颜开喜迎丰收；他们刻苦学习射击和格斗技术，站岗放哨准备保卫祖国。
       这些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还以个人特长投入到浙江兵团的文娱体育活动，参加文宣队，为兵团战士和农村群众进行演出；要求进步，积极到革命圣地南湖参加党团活动、聆听重要新闻的广播。这些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是有心人，把在浙江兵团工作证、通行证、慰问信、发票、嘉奖证件、移交清单、生活物品等保留至今，留作纪念。
       1973年3月，浙江日报86岁记者徐永辉记者去东浦农场采访杭州知青，她就是浙江兵团直属十七团薛幸中及其家庭。这是记者跟踪采访“共和国十户家庭五十年”的行动计划中的一位知青家庭。老徐和省建设兵团十七团领导交谈时，领导说薛幸中工作出色，群众关系很好，组织上正在考验她……
       1973年9月，十名地方干部联名上诉中央成功，浙江兵团三师十一团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李先念副主席批示：“这是一个烂掉的单位，速派工作组下去解决问题”。于是浙江省革委会铁瑛主任为组长的“中央联合调查组”，来到了三师十一团维护知青的权益。中央联合调查组初步查明：在1970至1973年两年多时间里，十一团被非法关押知青达56人，被害女知青达127人，从而惩治了犯罪、犯错误军干有42人。原浙江兵团三师十一团三营十四连周梅芳说：“兵团武装连曾经关押着场员，宋新德、王相来受尽迫害和凌辱。这些往事今天想起来，仍是那样的不寒而栗！”但兵团知青祝晓乐却说：极少数违法、堕落、“烂掉了”的军队干部决不代表十一团军队干部的主流。不管历史将如何评说，十一团知青群体，可能比兄弟师团战友多受一份青春之累、心灵之苦、精神创伤和政冶（派性）折腾，是不争的事实！
       1973年12月4日《杭州日报》发表据詹国遥提供的《青春闪光》一文,以五个小标题表彰了奋战在工业战线上的浙江兵团工业一团战士：《五下油池》抢救刀架,完成特殊任务的袁海苟、朱佐国；《一丝不苟》的仓库会计严惠兰；《勤俭节约》积极技术革新的高济凯；《敢于实践》的操作能手于小英、陆海瑞。上媒体，上报纸，曾激励过许多兵团战士。
       1974年8月18日深夜，十三号强台风夹着狂风暴雨肆虐着钱江大地，突然一阵紧急哨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只听浙江兵团二师七团九连连长大声喊着：紧急集合，大家赶紧到仓库去抢运稻谷。在连长的指挥下，经过近三、四个小时的抢搬，终于将仓库里十几万斤稻谷全部搬到了安全地带，此时天已渐渐亮起来了，门外的潮水也暂时退了下去。同样，这也让人深思：声势浩大的围垦海塗、江塗，这是严重违反科学规律的“壮举”。连续的大雨带来钱江潮咆哮，这是大自然的报复。浙江兵团二师六团驻地和萧山县党湾地区，溃堤、农田被淹、房屋倒塌，数千兵团战士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兵团部党委下令，大部分知青回家待命，当年被知青称为“逃难”。
       1974年8月，工业一团发生两派武斗，致伤几人，全团停产几个月。有一军队干部在武斗中扔了一束雷管，把自己炸成重伤；还有一个被以前打架斗殴时结下的仇家挑断脚筋、砸碎骨头，真是毛骨悚然。这次武斗导致全团停工停产。
       浙江兵团步履艰难，人心涣散。1975年6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撤销浙江兵团的指示。1975年9月2日，中共浙江省委下发省交接领导小组制订的《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移交地方的交接工作方案》，至此，浙江兵团的历史宣告结束。
       1966年，地方国营乔司农场原系劳改单位。“文革”开始之际，劳改人员迁往浙西山区，留下第五、六、七、八四个大队2万亩左右棉田。省市领导决定把知青安排到乔司农场，为此专门成立“杭州青年建设社会主义农场”。1966年8月，一批杭州知青入乔司农场，组建青建一、二两个分场。1966年11月25日，近1500名知青进入青建三、四两个分场。1967年春，每个连队进驻两名省军区的解放军，担任领导工作。1967年8月-9月，因二十军进驻杭州，乔司农场原省军区派驻的军队干部换成二十军的军队干部。1968年，杭州市革委会派出大批干部到青建农场，陈寅在列，筹建杭州市“五七”农场。1969年6月1日，农场召开成立大会，宣布“青建农场”正式更名为“杭州五七农场”。1969年12月19日，农场迎来第一批“老三届”知青。1970年4月，农场开始组建浙江兵团一师。兵团接管了原农场行政和生产指挥的全部权力，每个连队配备连长、指导员两名现役军人，营部也配备营长和教导员两名现役军人。团部机关全部由现役军人组成，连部和营部其他人员基本上由地方干部、复员退伍军人或知青担任。连队管理按部队的《内务条例》执行。1970年 5月16日和6月 1日，杭州知青赴浙江兵团一师一团。1970年年底，兵团新来一批两届生。1971年11月17日，萧山知青赴浙江兵团二师七团。1973年，兵团将一部分土地还给乔司农场，恢复劳改农场建制。1975年下半年，兵团现役军人干部陆续撤离农场。“浙江省五七农垦场”开始筹建（纳入省农垦局系统管理）。
       1968年10月20日，杭州知青赴建德县邓家公社插队。1968年12月29日，杭州知青赴临安县昌化镇新溪公社插队。1969年1月15日，杭州知青赴西湖区袁浦公社小江大队插队。1969年1月，杭女中数十名女生来到杭州郊县临安的藻溪公社插队。1969年1月8日，杭州知青赴淳安县夏峰公社红光大队插队。1969年1月12日，杭州知青赴桐庐县至南公社插队。1969年1月13日，杭一中首批357名初、高中老三届毕业生赴桐庐县插队落户，学生们被分到岭源、合村、怡合三个公社。1969年1月30日，杭州吴山初中90余名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奔赴建德县大同区上马、劳村、溪口等四个公社插队。1969年2月1日，杭十一中知青前往富阳县东园公社和环山公社插队落户。1969年2月5日，杭州知青赴萧山县宁围公社插队落户。1970年2月20日，杭州知青赴富阳大源公社插队落户。1970年3月18日，360多名知青赴武义县插队，杭州市中学生文宣队和杭二中篮球队先期到达。1970年4月6日，杭州知青赴缙云县壶镇左库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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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05

月雅湖

为知青留下历史资料。我们没花一分钱，却给了我们那么多的书，真是要谢谢杭州图书馆了！

大乌珠

月雅湖 发表于 2021-2-1 17:13
为知青留下历史资料。我们没花一分钱，却给了我们那么多的书，真是要谢谢杭州图书馆了！

还要感谢的是浙江省档案馆，为我们无偿编辑出版了《远行的青春》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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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到1976年，毛泽东同志已经感觉到知青上山下乡有问题了。毛泽东同志逝世时，知青问题被暂时搁置。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28日，华国锋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知青代表。1977年1月1日，出席会议的208名知青代表给华国锋和党中央写了一封致敬信，表示“一定要坚持走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
       1977年高考恢复，有不少在农村的知青刻苦复习功课，通过高考被大学录取。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
       1978年11月12日21点45分，云南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知青瞿林仙在生育过程中意外死亡。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成为引发知青大返城导火索，云南知青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们在《请愿书》中明确提出，“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的身边吧！”
       1978年11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出人意料地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意思是：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已到了非认真对待解决不可的地步。有些农场的知青就拿着这份报纸找干部们辩论，写联名信活动如火如荼。下乡知青的返城大潮波及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杭州、重庆、南昌等大中城市。上海市一些下乡青年回到市人民广场、中山公园和火车站贴出“拥护评论员文章”的标语，说“文章讲出了知青、家长的心里话”。这篇文章的作者、担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徐祝庆那时才35岁，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在评论部工作。这是报社主动写的，不是上边要求的，应该是写出了知青和家长的心里话。”
       如果说，1978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吹响了思想解放号角的话，那么《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文章，则是官方媒体第一次对知青下乡作出一个公正的评论，赢得了广大知青的拥护。
       胡耀邦对《中国青年报》的《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在1979年2月23日的共青团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他说：“国务院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没有完的时候，团报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可能有某些缺点，心是好的，但没有好好鼓舞大家一下。知青上山下乡对祖国作了很大贡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还要坚持下去，这方面的话说得太少。有些地方的知青就拿着这篇文章质问知青办，说《中国青年报》关心我们，你们不关心，给做具体工作的人增加了困难，我看，心是好的，基本观点也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至少鼓励绝大多数青年继续干下去，好好干，这个话讲得不够，这当然是个缺点，要引以为戒。”
       欠账总是要还的，谁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公正判决！到了1978年的时候，胡耀邦同志说得好：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例如《南京知青之歌》一案，歌曲作者任毅（又名任安国）系南京八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到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1969年5月下旬，任毅在一首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的知青歌曲基础上，重新填词，并对原曲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创作出一首表达知青思乡情绪的新歌《我的家乡》。这年8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他们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就这样把任毅推入了绝境。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开展对这首歌的口诛笔伐，定性其为“反动歌曲”。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所幸的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念其年轻，经历单纯，就转而批复：判处任毅十年徒刑。在那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这可算大幸了。任毅在狱中备尝苦难，1979年才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