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宁波知青上山下乡 · 黄德荣

觉民

口述者：黄德荣

整理者：虞佳莉

时间：2017年3月17日

地点：海曙区柳庄巷

　　黄德荣，1935年5月出生，1950年10月正式工作成为印刷厂学徒。1956年任甬江印刷厂支部办公室文书。1958年调为耐火器材厂团委书记。1962年因压缩城市人口需要成为压缩城镇人口办公室工作人员。1964年带领宁波知识青年的典型先进人物到白米湾插队。1967年带领知识青年北上新疆等地支边。1969年成为知青领导小组的一员，197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上山下乡办公室任政策处理组副组长。1983年知青返城任务基本结束，调回劳动局，任宁波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至1995年退休。

　　一、“知青办”的前身“精简办”

　　1953年，我在印刷厂做学徒出师，那时候正在搞“一化三改50”，私营企业要培训公方代表，我就到省里去培训了，那时候我只有二十来岁，接受培训后回来就到公司企业做公方经理。但是印刷厂应该是一个宣传先进文化的地方，不能做私营，就并给了甬江印刷厂。我调到那里因为表现比较积极，就让我在党支部里做文书。1958年开始要大炼钢铁了，当时全国有141个项目要建设，推荐我到大型企业去，结果中苏关系突然断掉，大型企业就没有去成，本来是要派我到大西北的大型企业去的。后来印刷厂的一个书记大炼钢铁去了，就把我调到耐火器材厂去做团委书记了。我做了一年还不到，重工局要一个人事干部，就又把我调过去，让我做人事调配的工作。一年左右，因为三面红旗，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过热了，就要压缩要调整，所以那些因为大炼钢铁到城市里来的人怎么办呢，于是就成立了安置办。

　　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动员很多人上来到钢铁厂工作，结果两三年以后要压缩，一个是因为和苏联的关系紧张，大型工程拉掉了，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办的过头了要压制。这次也是组织上给我调的，市委组织部把我调到了精简办公室，那个时候名称还是安置办，我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多出来的人安置到外面去。那个时候不仅是来的人要走，宁波市一些年纪大的闲散人员，比如踩三轮的或者社会上的那些人，也要压缩。压缩人口的时候，凡是农村来的都要回去，哪里来回哪里去，因为人太多了。像钢铁厂、纺织厂，那些人有好几千呐，全部要动员下去。因为当时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铁要炼了，城市根本负担不起，所以都要回去。

　　那时候大炼钢铁，没有那么多铁原料，就把家里含铁的东西都拆下来，拿去炼，不拿去炼就是对党不满。现在来说这是劳民伤财，国家的损伤不堪设想。当时设想十五年赶超英国，我们中国要变强，钢材要达到一千八百万吨，还提出来“只要能想到就能够达到”，事实上真的能做到吗？那时候甚至还提出稻要一万斤以上，但是到现在也就两千多一点。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小孩子坐在一万斤以上的稻穗上面，后来发现是弄虚作假的，把稻穗摆好后让小孩子坐在上面的。那个时候头脑是真的发热，没有科学依据，但是谁都不敢说，你说了就是右倾，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

　　“精简办”的时候我们最多能有一百多个工作人员，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要下去，包括社会上的一些闲散的人，“精简办”的压力也比较大，到后来工作基本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只留下了十五个人。这十五个人就组成了“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

去精简办公室的时候任务是明确的，就是去动员，但是我不是直接去动员的，是属于布置任务的。我们布置任务给街道、企业，等到具体要压缩多少人的数字出来后，就让他们自己去动员。有时候有的学校会请我去，我就会直接去动员，去讲讲课，比如我去过黑龙江，就讲讲黑龙江是怎么样的情况，去宣传动员一下，不过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我直接去的。那些工人要骂都是骂不到我的。1964年的时候，居民会街道动员好的人是要叫农村里的大队长来接手的，规划好这几个人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情。这个我要去批，写上同意支农，签上本人姓名。我作为知青办代表批准同意，这样一来手续才算是完整了。实际上，这些人是否情愿，就很难说了。

　　“精简办”、“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知青办”有个演变过程。那个时候毛主席的指示还没有来，还没有动员，那就十五个人正常工作。等毛主席一号召，事情又变化了，要大规模动员了，全党动员，上下都要参与。不过我们只是作为指导，具体的事学校会去做。学校里面搞分配，搞分配的老师是最大的，可以说去兵团还是去农村，但是也是最容易招骂的。一个文件来了，名称就变掉了，职能也有变化。“精简办”的时候我们的人是要落实下去的，比如你到纺织系统，你到冶炼系统去，后来是领导小组了，指导别人就行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作为工作组人员也去过我弟弟上学的一中，大会发言，做报告都是我做的。后来有人说这个工作组是刘少奇派来的，是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个时候就说不清了。过了两三个月，还贴了大字报，写着“赶走黄德荣”。那个时候学校进工宣队，工厂进军宣队，部队的人到工厂里，他们来管工厂的事，工人到学校里，他们去管学校的事。说实话你们都无法想象那个年代人的思想。后来我们管不住了，就自动走出来了。再后来是红卫兵串联了，不过我们没有被红卫兵抓到，不然就要吃苦头了。

觉民

　　二、早期的知青下乡
　　“知青办”是由“精简办”、“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延伸过来的，我们宁波知青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于1969年2月20日，有市政府【69007】号文件为证。之前宁波市电视台邀请我做一个节目的嘉宾，这是我从档案里摘出来的，不然不可能记得那么牢。我们过去是叫领导小组，当时的领导小组下设上山下乡办公室，后来正式成立办公室是1973年9月18日，这是两个正式的机构，从开始的领导小组到后来正式的知青办，组织形式是这样来的。
　　正式动员上山下乡，我们宁波市是1964年开始的。1964年以附近农村插队为主，大动员是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论断后全方位开始的。我们宁波市包括地区大致是去了十万人左右，正式的宁波市是四万多一点，还有六七个县是以农村插队为主，也可以到边疆去，总体是这样一个情况。
　　最早的农村插队是1964年开始的。比如金佩佩是1964年分配到白米湾插队的，她是作为知识青年的典型先进人物过去的，那个时候还不是全面大动员，是输送一些知识青年力量到农村。有做文书的，有做会计的，有做赤脚医生的，人人都可以有点事情做的，锻炼几年。大队里面一共去了十二个人，是我带去的，我也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当时的意思是要这十二个人人尽其才，都要有事情干。大队里面是商量好的，这个小青年去做什么，那个小青年去做什么，要在大队里面都有作用，作为全市先进单位在办。我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回来了，因为反正他们已经在那里了，先进典型介绍好了，照片也拍好了，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虽然那个时候的形势是三年后回来，但是后来毛主席提出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一辈子干革命，就有变化了。因为开始的时候算是锻炼锻炼，而且1964年的时候还算比较松动的，也不是强制性要求你去，只是动员一下，你们家里人多，农村有需要，你们就过去。而且那个时候高中生去全国先进农场锻炼两年的人蛮多的，去的人还挺高兴的。后来毛主席下发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总动员，要一辈子干革命，不能回来了。毛主席提出政策的时候一下子就都变了。这就变成一种全国大形势，一种规定了。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回来了。

　　三、大批下乡的情况
　　支边去的最早一批是1966年去新疆的。到新疆去的一共去了1083个人。到黑龙江插队，去萝北的那一批是1969年4月21日，这是最早的。最迟的是到吉林，因为吉林是作为全国上山下乡安置模范省份，是最好的。到吉林长岭等地区去的人不多，黑龙江的去了好几批，有插队的、有去林场的，还有到大兴安岭、兵团、农场这些地方的。
　　知青的分配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家庭经济条件好，子女多而且没有人支边支农的，原则上要先去插队，如果有两个的话一个去插队一个照顾你去兵团农场。当时插队相对困难，到农场兵团还有二三十块钱可以拿，生活还有一点保障，还有探亲假，来回火车票还能报销。当时插队的知青对去兵团和农场的很羡慕，家长也更加放心。当时我希望两个弟弟能安排到兵团去，都没有同意，那时候想要让上面照顾一下都比较难。
　　知青北上带一点强制性，打个比方说，你明年要毕业了，家里没有支边支农的人，那你就要带头北上，如果你不去，就每天来动员，还要让你爸爸停职，做你爸爸妈妈的思想工作，一直到你想通为止，你就是不通也得通。内部也有一个文件，比如确定了你是支农的你就是支农的，如果你不去那就一辈子不给你安排工作，临时工也不给你做，后来的政策有变化，73年之后，毛主席说不搞分散插队了，就是一个企业组织起来，企业领导带队。带队、管理各个方面和以前都大不一样了。因为原来的经验教训已经反映出很大的问题，73年之后动员还是在动员，但是条件完全不同了，有人管理，而且经济上也有企业单位帮助，有点对口的感觉了。比如庄桥的工作是变压器厂动员的，那就是由变压器厂带队到农村里的，待遇什么的和以前不一样。那个时候知识青年的待遇、条件、情况都有所好转了，等粉碎四人帮之后，情况又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是这个情况。
　　当然也有一批知识青年出于一份热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觉得领导说的总是没错的，那边是大有作为的地方，那么多人都去了，为什么我不能去闯一闯，有这种想法的人也是有的。不过绝大多数的人是出于无奈的情况。有的是家里出身不好，那时候有二十二种人[51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骨干、保长、镇长、警长、宪兵、反动会道门、劳改释放人员、劳动教养释放人员、劳改就业人员、劳教就业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51，如果你是这二十二种人的子女，那你就抬不起头，这样的人很多。
　　上山下乡的先进人物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我过去要先介绍一批先进给当地，当地也需要先进典型。在黑龙江有一个女知青，她是宁波天封街道一个支部书记的女儿，支边去到兵团里，后来被查出来患了癌症，她说，我的病是不能好了，但是我死也要死在边疆，安葬也要安葬在边疆，一辈子都要在边疆。这样子的人也是有的。我们家楼上的是萝北插队的支边青年，现在提拔到萝北电热局当局长，到现在还在那里。像从新疆建设兵团回来的人现在在江北区做人大负责人，也是一位先进人物。那些知青也都是积极响应号召的，到了那边也是积极工作的，表现很好。
　　我们家是四兄弟，我1950年早早地就参加工作了，一个弟弟参军，第二个弟弟去支边，第三个弟弟就是去慈东公社支农，一点都没有照顾的。我那两个支边支农的弟弟是一中的，是老三届里的初中生，最小的一批。当时在学校里面，我弟弟去支边这件事情还解决了好大一批人的问题，我弟弟去了，好多人也跟着去了。我弟弟去的是萝北肈兴公社，不过那边发生的太平沟事件我并不是很了解，因为我刚刚好在别的地方。太平沟这个地方，路是最难走的，车子都要翻下来的，而且还要爬过山沟。肇兴公社是老公社还算好的。当时我也想我弟弟能够去农场、兵团，这样生活费就可以有所保障，不过我当时是知青办干部，我弟弟怎么可以到农场兵团去呢，肯定是先去插队的，而且当时我人在黑龙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弟弟自己去报的名插队了。插队以后，我在长春知道我弟弟是坐这部车子来的，就在长春上车见了我弟弟一面。那个时候我的工资是三十五元，因为我也知道那里蛮困难的，我就把一个月的工资塞给我弟弟了。把其他知青送到之后，我也去了弟弟那里一趟，下了火车要坐汽车，下了汽车到县城，县城之后再坐马车到公社，到了之后还要走路走进去，是一件很费时间的事情。

觉民

　　四、下乡之前打前站
　　当时黑龙江是我去考察了以后动员的，内蒙古我也是先去部队去了解的。我去动员的时候，坐着和他们讲新疆，说是周总理也去参观过了，新疆处处山岗内，兵团多么好。又说黑龙江是风景这边独好，九一八的时候歌曲唱的是多么好听，大豆高粱什么的。因为我知道当时知青过去是组织上有压力，也是没有别的办法，才走这条路的。我们应该要宣传得好一点，这也是实事求是。但是心里也担心那些青年能不能受得了。
　　我去黑龙江六次，新疆一次，内蒙古三次，是以多种形式去的，我的影响当时在宁波还是比较有名气的。最开始的时候知青办推荐我作为浙江省驻黑龙江的代表，权力还是蛮大的。因为黑龙江省是浙江省知青去的人最多的一个地方，当时为了了解黑龙江兵团农场的情况，派出一个五人小组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小组领导是省知青负责人，另外宁波市一个杭州市一个温州市一个，因为杭宁温三大城市是主要动员对象，那个时候待遇是好的，因为我们是作为省里面的代表去的，住的是省府招待所，到各个地方去了解兵团要去多少人，农场要去多少人，大致是什么时候去，因为我们就是去做计划和安置方案去的。第一次去黑龙江，我去了三个多月，专门搞调查研究，与黑龙江省具体协商怎么去，去多少人，他们可以接收多少人，所以第一手资料都是在我手上的。说起来那个时候真的很可怜，住的虽然是省府招待所，但是补贴只有四毛钱一天，每天只能买馒头就着水喝，去的时候我老伴给我弄了一罐头咸肉，煎了一点带鱼，就这样吃一点。
　　第一趟去了以后回来，要来宁波落实计划，开始动员了之后我又要到黑龙江省里面去，告诉他们我们宁波有多少人要去，你们打算怎么安置，就这样来来去去好几趟。等宁波知青发车了，比方说第一车去萝北，我预计还有几天到长春站了，就要在长春车站等着。那时候敲锣打鼓很热闹，意思是欢迎知识青年来。我就在长春上车，那时候列车有护送大队，人一到我就要分配，你们这些人到哪里，要做一些什么思想准备，会面对什么情况，要怎么办，都要和他们说好。然后我就乘着这辆车到达目的地，其实从长春到目的地还有一天的车程，不过我也要跟着。那些同学们看到我，说句玩笑话，就像是看到了菩萨一样，想要从我这里知道各种消息。护送大队看到我也很开心，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当地的情况，而且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作为代表去协商。
　　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黑龙江安置点的人也不知道我们南方人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总觉得你们南方人的生活比我们苦，像过去闯关东一样的人，没有吃才过去的，但其实我们的生活要比他们好很多，是组织上号召，不得已才过来的，不过那边的农民没有这种认识，觉得我们这边比较苦。结果一到目的地，他们一看，这条件不是挺好的，衣服款式比他们好，带来的东西也很漂亮。我记得我们宁波有一个青年北上带了七个箱子，爸妈是真的舍不得，一般的人家，像我们家的弟弟，就一个大木箱，但是那个女孩子带了七个箱子，当地人都傻眼了。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刻。

　　五、下乡之后的关心慰问
　　当时来讲，知青到了一个安置点之后要相信当地，相信政府、大队会照顾好他们的。知青大概是68年69年去的，去了五六年之后差不多到了73年，发现问题了。比如有些人玩弄知青，有些人压缩知青干部的口粮等等，这些问题没有人管理，也有一些队因为顾也顾不好，就随便他们了，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困难的情况。那个时候有一个李庆霖写给中央一封信，写给毛主席一封信，反映知青情况，说明知青问题的严重性，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有八百万知青下去了，有的没的吃，口粮跟不上，有的待遇跟不上，很困难。毛主席就在李庆霖的信上批了字，意思就是看到了，并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这也是毛主席的一个态度，不然他也不会公开回信，回了也不会让我们知道，这是73年4月25日批示的。之后全党发放文件，要对知青工作重新进行一次部署落实。就是73年李庆霖一封信之后，全国各地重新检查知青落实情况，那个时候就定了几条规定。第一，动员单位要去慰问了解，有能力的要去帮助一下，包括我们宁波市。另外一条是动员单位要派人去做支队干部，哪个单位动员出去的就要派一个干部住在那里。第三条，那个地方确实是有粮食不够经费不够的问题的，要适当补贴解决问题。第四条，对于侮辱知青的人要从严处理，那个时候枪毙了一批人。黑龙江的某兵团团长也枪毙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情，那个之后情况又相对好一点。
　　那个时候也开始组织慰问队了，到各个安置点去慰问，去的时候带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会去一些戏班子，有越剧、甬剧演出，同时去帮忙解决一些问题，这样情况也好一点。另外我还到内蒙古去过，是省里组织的。浙江省还是富裕的，一车一车的东西送过去，内蒙古看到这些东西把我们当财主一样。当时知识青年都蛮羡慕我们的，一个是因为我们消息灵，一个是因为我们待遇好。但是反过来讲，骂我们的人也是有的，我到新疆去慰问的时候，新疆建设兵团也组织人列队欢迎，我们一边走过去，旁边骂我们的人也有的，骂我们是“刘少奇的徒子徒孙”，我们装作没听到。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也就是发发牢骚。
　　我到新疆去的时候，那些去了新疆的知青家属让我带信带东西，将近六七十个人，东西有这么一大包。我就说东西不要带了，带封信，带一件小衣服或者一双鞋子都是可以的。因为大家都是近亲邻舍，你托我到新疆看一看，其实也不单单是为了带封信，最好是能看到他的儿子或者女儿，碰过面后知道他（她）好不好，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后来，我就背了这么大一袋东西过去，到了一个队伍里面就要打电话，让他（她）过来拿，就这么一回事情。知青们和知青家属们对我感激的还是占多数的，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出于无奈，是工作上的关系，只要你对他们诚心一点他们也很理解的。像金佩佩他们四十周年还是五十周年的时候还邀请我到他们下乡的地方看看，因为我在他们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还是熟悉的，就叫我过去。还有一个人过了二三十年找到我，那个时候我已经退休了，他说，黄同志，过去你还没退休的时候我来找你不大好，现在你退休了，我聊表心意。就是说想要给我拿点东西过来，因为退休了也就没有关系了。

觉民

　　六、知青大返城
　　知识青年回城这个讲起来就有点复杂了，从正面上来讲只有表现好，教育好的能够优先上来，到后来由大队小队推荐，我们根本管不到。人在下面，有多少任务下去是以下面为主的。不过，我也是可以下去和大队长商量的，比方说，我有一个弟弟在你这里，你帮我推荐一下什么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回城这件事主要以下面推荐为主，我不能明确地让他去做，不过也可以和那边的人商量一下，是这样一回事情。直接下命令让某个人上来是不可以的。
　　家属来求我帮忙这个事情很多了，不过主要是搞病退的事情。他们知道，招生是学校做的，招工是企业来做的，但是招工的国营企业和我们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人事干部，这些人都是认识的。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刚刚被提拔，处理科我做负责人，专门负责病退、困退这个事情。很多人都希望能通过我来解决这项事情。那个时候我去内蒙古搞病退这件事，当时市委提出来内蒙古知青的人数安排，三分之一病退，三分之一复查，三分之一留下，我一看当时的大形势，北京天津的都已经回来了，我就大胆决定，同意他们都回来。当时队伍是公安、管粮食的、医生、我，我是负责人，有人说这样是不可以的，回去的人数是市委定下来的。我就说虽然是这样的规定，但是我会和内蒙古兵团说好，我同意你全部回来，但是你不能迁户粮，等我回到宁波之后向市领导汇报，同意我的意见才可以迁户粮。户粮就是户口和粮食关系，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户粮就要饿死的。知青他们走的时候就都把户口转到安置地了。之后内蒙古的人都早半年回来了，不然的话可能还需要半年，有的复查有的不同意。但是当时的情形是内蒙古已经不想接手这批知青了，北京天津已经在一步步回去，家长们在这边要求，青年们不安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回城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那个时候装病想要病退回来的人也很多，他们的一张病历单一个是11月3日，序号是07号，一个是10月几号，序号却是08号，号码都是乱的，可是病症都是一样的，因为当时病单在卫生院可以随便拿，他们拿回去前面的序号写在后面，后面的序号写在前面，五花八门的都有。后来我对知青说过，你们的这种做法，本事也不是很大，做假的东西我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但是我愿意相信是真的。过去的事情也就过去了。这也是我的态度，反正你们或迟或早一定都会回来的。当时有个规定，结了婚的就不能回来了，然后假离婚就开始了，再到后来假离婚真离婚什么的就不管了，能来的就都回来了。
　　随着绝大多数人回来之后，病退、困退也基本结束，我们基本上没有事情做了。到1982年1983年基本完成知青返城工作，知青办名存实亡，就和劳动局“两块牌子一个机构”了，所以我最后是从劳动局退休的。

　　七、记忆深刻的事
　　在知青办工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和别人吵过架。首先，吵架是要吃苦头的，另一点，不是我自夸，我还算是心地善良，人家来访什么的，我总觉得要对人家态度好一点，人家来一次也不容易。比如有人问我，黄同志我想问一下那边是什么样子，他的思想也是端正的，而且人家来找我一次，我就应该做到热忱。那个时候我家每天大概有十个左右的人来，我还告诉我的家属，凡是来的人都应该热情对待，我知道什么都尽量告诉人家，不应该让别人对你失去信心。这几十年里我待人的态度还是可以的。有时候人家会问，今天不知道是不是黄同志值班，黄同志值班的话，态度还算好的，诸如此类的。
　　但是不喜欢我的人也是有的，我记得还有人要拿榔头来砸我。那个时候是搞病退，不是我马上能批的，是要街道居民会协商的。那个人确实是生病了的，批确实是我批的，但是需要他们同意的。我记得很牢，是一个江东区的女的，报上来是精神分裂症，我们要发给居民会去敲章，结果那边说她没有毛病，是装出来的，我们也很难做，因为说是装出来的，就没有办法批了。后来我特地去了解了一下，她的病情确实是存在的。有人和她说，她不能病退是知青办的黄德荣不批，她就拿着一把榔头来我家准备从后面来敲我，因为她确实是脑子有毛病，动作比较迟钝，一看就看得出来，我就问她，你来做什么，她被我一吓就走掉了。
　　我觉得这也是蛮严重的事情，就向领导汇报了。我和他们说，我差点就被榔头砸到了，他们后来作出三条决定。第一条，如果是真的有精神疾病的就立即送精神病院。第二条，如果没有精神病的，再发生拿榔头砸人的事情，就当刑事违法处理。第三条，家庭马上要做出管理办法。后来我和领导说，刑事处分就算了，因为她的脑子确实是有点问题，送精神病医院的事情我要和家属商量一下，家里面的人是不是能管得住她，要是下次又来敲我了，那就太糟糕了。家属们也是比较感激的。后来这件事情我就去和居委会讲，事情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们再不同意怎么可以。因为这个女的确实是有毛病的，有哪一个人喜欢讲自己的女儿是一个神经病呢？装神经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说起来很难听，而且会被人说一辈子。现在说起来也是。如果当初真的被敲到了，也没有办法，平时在路上也要小心，因为毕竟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人会对我有意见，在路上等我。但是多数人是理解的。当时的知识青年还是比较单纯的，造假病历、装病的，我们也是一看就能看出来的，毕竟我们是社会上走过的，是知道的。甚至在一个省里，比如在内蒙古，他们基本都是些高血压之类的，因为其他办法也想不出来，就只能都写这个毛病，他们也都是出于无奈。
　　有一个家里儿子插队的人，家里是靠爸爸挑水的，爸爸已经六十多岁了，家里只有一个儿子。他儿子在插队的地方不是特别活泼，有点呆板。那个时候是搞病退，其实我也是很同情的，虽然他们和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每次他们来找我，我就觉得他们很可怜，这么大年纪了还来找我。不过因为那个儿子脑子不好使，在检查的时候检查不出毛病，我就说要不随便写一个神经忧郁症把他退回来就可以。后来要去招工的时候，招工单位一看这个毛病，就不要他，他就来骂我，说他不是神经忧郁症，是你和医生说的，你这是在害我。后来我也和厂子里说，虽然他人脑子是有点呆不好使，但是劳动力是有的，而且家里这么困难，你们就把他收了，反正多一个少一个也看不出来，就这样把他安排在厂里。
　　那个时候，在下面想要上来的时候毛病写的越严重越好，但是在招工的时候最好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这样一回事。我没有吃他一块糖，这样做就是想要对得起他。后来我们劳动局有些人因为贪污受贿什么的在运动中被整下去了，但是我还是好好的。那个时候抓一只鸡过来也要害怕，要退回去。有一个厂长，他儿子从内蒙古退回来，过来感谢我，托人拿过来四件东西，一块料子，一条丝巾，糖，还有一个东西我忘记了。我就说，厂长，这些东西你就不要送了，都拿回去吧。开始的时候他也没当回事，觉得就这么一点东西，没有什么关系的，后来我同他协商，丝巾是他们厂里的八毛一条，我就收着了，糖我也收着，其他东西我说甚么也要他拿回去。后来有人冒着我的名字拿东西，比方说他要病退，你认识我，托你来找我，后来他托你拿东西过来，我让你退回去，结果你反而拿回去了，这种事情也有。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送套房子给你，太显眼了就送张卡给你，那个时候干部谨慎地连一张纸都不敢拿的。

觉民

　　八、十多年就这么走一圈
　　知青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国家不满意”是粉碎四人帮，毛主席过世以后在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的时候说这句话的，当时谁都不敢说，毛主席老人家说的话，你能够说不满意吗？他的号召一句能顶过万句话，毛主席的话都是正确的，句句金言，你有什么不满意的？至于家长不满意，家长总是希望子女在身边，在城市，孩子走那么远的路过去，他们怎么会满意呢。就个人来讲，当时去新疆有一部分人是写血书的，但是写血书的人对新疆也不是很了解，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环境和想象中不一样，不是大有作为的地方，怎么会满意呢。所以现在讲得严重一点，上山下乡是做法不妥的，那段时间是倒退，对读书人来讲不是有用之地，造成了无用和损失。最好的青春期都被浪费了，损失掉了，虽然不能说是全部浪费，但是损失就是损失。那个时候有一句“造反无罪，革命有理”，革命的事情是没有罪的，出格的事情是可以做的，但是革命这件事情肯定是要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这才叫革命，有损于社会有损于人民的又怎么能叫革命呢？上山乡下确实是培养了一些人，但绝大多数人的青春期是被损失了。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从动员到解决一些问题再到他们上来，这十多年时间就做了这些事情。我在机关里做了四十多年，上山下乡搞了十多年，从动员到回来，就走了这么一圈。
　　现在的孩子是幸福的，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给你们读书求知，那个时候读大学是不能想象的，你们在这样一个大学校里读书，生活环境什么的都这么好，真的是不容易的，所以要珍惜时间，在求知的时间里，多学点东西，有益于今后工作上的发挥。

大乌珠

当年搞知青工作，确实也是不容易的。从另一个口述角度看知青运动。